烽火三国——魏文帝治国

魏文帝曹丕在雄才大略方面的确远逊其父，他接手的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摊子，开局也不错，但后来这几脚越踢越不怎么样了，在对孙吴方面反而让对方占了上风。

天下已成三分，一大两小，但大也有大的难处。仗打得实在太久了，官渡之战那时候出生的人，到黄初年间都早已娶妻生子了，战争对一切都产生了严重的破坏力，人口锐减，经济状况更是一塌糊涂，小户人家消耗不起，大户人家过起日子更难，曹魏占的地盘大，包袱也更重。

早在称帝后的第二年，曹丕下令改许县为许昌，立长安、谯县、许昌、邺县、洛阳为五都。对一个国家来说，同时有两个首都尚且诸多不便，五个首都同时存在，这在古今中外都是罕见的。有人认为曹魏真正的首都是洛阳，其他四个地方类似于“陪都”。的确，曹丕称帝后多次临幸谯县、许昌等地，但都是短暂居住或停留，大部分时间其实还在洛阳。

那么，洛阳之外设行宫即可，为什么特别明确“五都”呢？这在另一项诏令里或许可以找到答案。曹丕在明确“五都”的同时，还在另外五个地方立下了石表，分别是：西边的宜阳，北边的太行，东北边的阳平，南面的鲁阳，东面的郯县。这五个地方如果连接起来，刚好在曹魏的控制区里构成了一个核心区。

宜阳在弘农郡，位于洛阳以西今豫陕交界一带；太行即今太行山，古人认为此山居天下之中，秦汉时常以此山为地理坐标，有山南、山北、山东、山西之说；阳平不是汉中的阳平关，而是不久前刚刚设立的阳平郡，曹丕大概觉得邺县所在的魏郡太大了，就把该郡的东部分出设为阳平郡，治所在馆陶，即今河北省馆陶县，把西部分出设为广平郡，治所在曲梁，即今河北省邯郸市的东北；鲁阳是南阳郡的鲁阳县，袁术在南阳时长期以此为大本营；郯县在徐州刺史部，当年在此发生过著名的郯城保卫战。

曹丕下诏，该核心区称为“中都之地”，是朝廷建设和防卫的重点地区，核心区以外的人如果想内迁给予鼓励，各郡县都不得阻拦，该项政策为期五年，五年期满后又有增加。

这是一项收缩战略，原因是各地人口都在锐减，人力资源已经出现了严重短缺，摊子铺得太大不如集中起来。不过按照这个战略，宛县、襄阳、合肥等战略要点都不在核心区域内，曹魏的攻势有向守势转化的趋向。

洛阳是曹丕建设的重点，曹丕调新成立的阳平郡太守司马芝为河南尹，专门负责洛阳重建工作。

司马芝字子华，他也是河内郡温县人，但不在“司马八达”之列，跟司马懿虽同族，论起来却比司马懿长一辈。在曹魏官场上司马芝的资历也比司马懿老得多，他早年曾携母亲避难荆州，曹操平定荆州后发现他是个人才，就让他当了县令，他为人正直、难于碰硬、不畏强势，曹操在世时就担任了魏国大理正，负责司法方面的工作。

司马芝就任首都地区的行政长官，继续发扬他爱民、务实、耿直、廉洁的作风，抑制豪强、扶持贫弱，地方治理有一定起色。司马芝还不徇私情，他娶的是名臣董昭的侄女，宫里有人想找司马芝办事，听说他不好说话就托董昭帮忙，但董昭也不敢向司马芝开口。

然而，重建洛阳的困难远比想象的要大，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当时洛阳周边十室九空，堂堂曹魏的京城不能建在“无人区”吧？曹丕决定从冀州富庶之地先迁10万户到洛阳周围地区。

之前鼓励大家向核心区迁移，前提是自愿，强制迁移的政策一般很少使用，离乡背井、前途充满未知，即使白给首都户口也没有什么吸引力，政策颁布后果然没多少人愿意来。

曹丕下令强制执行，各有关部门都认为不可，因为这样容易引起民变。曹丕不听，仍然强令推行，侍中辛毗觉得此事很严重，跑过来劝谏。曹丕知道他的来意，故意拉个脸，想让他张不开嘴。

辛毗不管，问曹丕：“只说陛下要大批迁移人口，不知道是怎么考虑的？”曹丕反问道：“先生认为此事不妥吗？”辛毗说：“确实不妥。”曹丕不想跟这个老官僚纠缠：“这个嘛，我不想跟你说。”辛毗不干：“陛下如果认为臣无能，可以把这件事交给有关部门，让大家都来议议。臣所言非私事，是为社稷考虑，怎能迁怒于我？”

曹丕说不过他，站起来就走。想溜？那不行，辛毗跟着就过去了，一把拽住了曹丕的衣服，曹丕气乐了：“佐治，你把我抓得也太紧了吧？”佐治是辛毗的字，辛毗说：“怕你跑了，强制迁移人口有失民心，望陛下收回成命！”争来争去，最后君臣各让一步，迁10万户改为5万户。

除了人口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也有重大举措，曹丕称帝不久即下诏在曹魏统治区内实行实物货币制。

之前说过，汉代通行的货币五铢钱曾被董卓废除，其后天下大乱，分裂割据，货币体系也难以统一，刘备到成都后马上发行了“直百五铢”这样的“大面额”货币，一枚铜钱相当于原来的100枚五铢钱，孙权更有甚之，后来发行了“大泉当千”“大泉五千”，一枚铜钱相当于1000枚和5000枚五铢钱。

曹魏没有参与这场“货币战争”，曹丕称帝之初曾下令恢复五铢钱，但后来发现国家的经济、金融想回到汉末大乱前的水平实在太困难，尤其蜀、吴两国竞相推出“大钱”，以五铢钱为基础的金融体系越来越难以支撑，于是又废除了五铢钱，用谷和帛两种生活必需物资作为临时货币。

实物货币是货币发展的倒退，选用谷和帛作货币还有明显的弊端，有不法商人把谷子浸上水增加重量，把绢帛里的丝抽出一些让它更薄，通过这种手段牟取暴利，朝廷发现后虽立即严厉打击，但仍无法禁绝。

曹丕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洛阳处理朝政，在他称帝前洛阳的名字其实不叫洛阳，而叫雒阳，是他下令改回来的。

刘秀建立的东汉王朝定都洛阳，在五行中汉属火德，忌水，所以刘秀把“洛”字去“水”而加“佳”，改称雒阳。曹魏定五德，认为自己是土德，尚黄色，在水与土的关系上，水有土的依托才能流动，土因为有水才会更加柔和，所以曹丕又把“雒阳”改回为“洛阳”。

曹丕称帝当年即开始营造洛阳宫，汉代的洛阳南、北二宫破坏殆尽，恢复重建是一项特别浩大的工程，这项工作只能慢慢来，曹丕平时居住在北宫，汉朝南宫的崇德殿早已废弃，曹丕就在父亲生前修建的建始殿里接见群臣，人们所熟知的曹魏太极、昭阳诸殿，都是后来魏明帝修的。

建始殿除了处理军国大事还有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在此祭祀已故的武皇帝。天子与百姓家祀不同，天子祭祀先祖在郊庙，普通百姓无庙，祭祀就在家里。像曹丕这样的情况，父亲生前不是天子，自己是天子，祭祀父亲也用天子的礼仪，曹丕在建始殿祭祀父亲，实属无奈。

被恢复的还有推举孝廉的制度，这是汉代实行的一项最重要的选官制度，由于战乱这项制度也变得支离破碎，曹魏承汉制，仍实行这项制度，曹丕诏令人口满10万的郡国每年都可以推举1名孝廉，对于特别优秀的人才也可不限制于名额。

除了孝廉，曹丕还很重视各地上计吏的选拔，特别下诏：“现在的上计吏、孝廉，等于是古代各地方向朝廷进献的人才，一个只有10户人家的小城也会有忠贞诚实的人，如果限定年龄来选拔他们，年老如吕尚、年幼如周太子晋这样的人才都没有出头之日，所以特令各郡国推荐人才时不要受年龄大小的限制，儒生只要精通经学、办事人员只要熟悉文书法令都可以试用。”

曹丕还下诏继续尊崇孔子，下令在鲁郡重修孔子旧庙，设100户士家负责守卫，在孔庙附近还修建了许多屋舍供学者使用，朝廷封孔子的第21世孙孔羡为宗圣侯，食邑100户。

汉末以来时局动荡，朝廷倾危，许多礼制要么有名无实，要么连最基本的名都没有了，曹丕称帝后实行的一系列恢复礼法的措施，使朝廷秩序重新规范起来，这些制度大多是对前代制度的继承或照搬，包括之前讲到的官位设置，都大体与汉代相仿。

也有重大创新的地方，九品中正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这项制度主要由陈群提出的，主要内容是设立中正官品评人物，用以完善以察举为核心的选官制度。察举制选官靠推举，推荐权很容易被人为把控，即使须参考乡闾舆论，但这些又容易被门阀士族所操纵，最后被推荐上来的未必是品行才学最好的人了。

为克服这些弊端陈群提出了设置中正官的方案，所谓中正官，指的是掌管某一地区人物品评的负责人，也就是各地的推荐人，州设大中正官，郡国设小中正官，其人选一般由司徒举荐的现任中央官员兼任，他们直接向朝廷负责，旁人不得干预，为便于开展工作，他们手下还设有名为“访问”的助手。

也就是说中正官都是兼任的，而且在中央办公，担任哪一个州郡的中正官，一般由他们原籍所在地来决定。中正官的主要职责是品评人物，也就是向上面推荐人，推荐的对象是同籍士人，包括散居在其他州郡的本地人，推荐的程序主要有三步：第一步是查家世，确定候选人后，中正官首先要看他们的“户口本”，看看他们父、祖甚至再往上几辈人都是做什么的，有没有仕宦情况或封爵；第二步是看品行，审查一下这个人孝不孝、贤不贤，大家的评论怎么样；第三步是定品级，这是九品中正制最有创意的地方，也是它具备可操作性的原因，把人考查完了还要打分，通过量化进行比较，得的分不是百分制，而是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称为九品。

完成了这几步，中正官把评议结果上报司徒府进行复核，司徒府通过后转到尚书台，由尚书台负责人事工作的吏部尚书用来作为选官用官的依据。中正官报来的评议情况称“乡品”，“乡品”高者不仅当官的概率更大，而且更受人尊敬，称“起家官”；“乡品”差的也不是完全不能当官，但往往被视为“浊官”，被人看不起，日后升迁也慢。

这种品评也是动态的，一般三年重评一次，所以一个人的评价定品可能会升也可能会降，被品评者如果认为定品不公，也可以提出申诉，查证为中正官违法的，朝廷会追究中正官的责任。这项制度很厉害，不仅在于它确定了家世、品德、才能并重的选人用人标准，更在于它把“后备干部”的推荐权由州郡长官收归到了中央，而且还让各州郡无话可说，加强了朝廷的集权。

但这种方式也存在弊端，无论过去的州郡长官还是现在的中正官，手握大权总有寻租的可能，一开始评议人物还坚持家世、品德、才能三者并重，后来慢慢就有了私心，私相授受、互相推荐现象逐渐多了起来，担任中正官的通常都是世家大族，推荐的范围也就在世家大族的小圈子里，家世成为推荐的最重要标准，品才越来越被忽视，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魏晋门阀制度较前朝更为强化，与这项制度的推行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