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天下共主，九夷来宾”的中兴盛况

经过太康、中康、相三代半个多世纪的折腾，到相之子少康时期，夏王朝终于走上了繁荣发展的康庄大道，出现了“天下共主，九夷来宾”的中兴盛况。

“天下共主”，不必说，少康就是大家心目中的“天子”了。那么“九夷来宾”是怎么回事呢？夷，是中国古代对东方各族的泛称，“九”是极言其多。少康赶走的明明是夷族部落，可是连他们夷族“自己人”都来表示祝贺，一则说明寒浞父子的不得人心，同时也说明东夷地方对中央臣服的姿态。可以想见，东方各部族都前来表示祝贺，是不会空手而来的。《后汉书·东夷列传》曰：“自少康以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他们还带来了喜庆吉祥的歌舞表演！有地方特色的礼物自然也不会少——结合《史记·夏本纪》关于“禹贡”的陈述，那些地方在大禹当“天子”的时候会进贡盛在筐子里的用美丽的小贝壳连缀成的项链，会进贡橘、柚类的水果，那么在少康“登基”的时候这些东西肯定也会有。有轻盈曼妙的歌舞，有琳琅满目的礼物，有心情欢畅的各部族民众，此时的夏朝国都，一定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尤为可贵的是，所谓的“少康中兴”不只是简单恢复大禹一脉政治统治的问题，而更为主要的是夯实了这一王朝的统治基础，在治国方略上有一个较为彻底的回归——回归到勤俭立国、艰苦创业的正确轨道上来。

史书上都写道，从夏王朝的第三代国王太康时开始，之所以有“三世之难”（太康、中康、相），实在是咎由自取。启是一个了不起的君王，但是，大约到启的晚年，功成名就的启也已经有了追求享乐、不事进取的苗头，这一点有些史著已经指出了。到他的儿子太康时就变得很不像话了，“盘于游田，不恤民事，为羿所逐，不得反国”（《史记·夏本纪》集解）这个说法是贴切的，也是写实的。少康上台后，要真正站住脚，就要狠杀奢靡之风，使夏王国的立国基础回归到夏族重“朴”、重“俭”、重“实”的原点上来，回归到夏禹“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壑”的轨道上来。

少康这样做了没有呢？一定是做了的。

史书上说，少康复国后，做的头一件大事，就是“祀夏配天，不失旧物”。许多史家都疏忽了，没有考虑到他所说的“不失旧物”就是要把大禹乃至夏民族原本就具有的艰苦奋斗的“旧物”重新拾起来，用以实现中兴大业。

“苦身”奋斗是要从夏王这个“第一把手”做起的。少康在这方面做得不错。当时总的形势是北富南贫。“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这种状况一直到唐代都如此。可是，少康硬是把自己心爱的儿子送到最艰难困苦的越地去。这可是史有明文的。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少康之子，实宾南海，文身断发，鼋鳗与处，既守封禺，奉禹之祀。”这个少康之子名字叫无余，就是越王勾践的二十世祖。少康让儿子无余到那里去，是动了真格的。“实宾南海”，是要他到那里去创业，到那里去开发江南，造福后世。“文身断发”，是要他断绝思归之路，融入当地的风俗中，世代在那里扎根。“鼋鳗与处”，是要无余同普通百姓打成一片，一样的打鱼捉蟹，一样的吃苦耐劳。少康要儿子那样做，可以说是造就了刻苦勤劳的一代越人。后来越国历史上出了一个由于种种缘由失国后“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的越王勾践。太史公说，勾践的这种“卧薪尝胆”的精神，“盖有禹之遗烈焉！”

由此可见，少康时期进入了一个天下全面开发的大时代。中原地区当然是开发的首选，但边远地区也要开发。少康这个“天下共主”，当得实在，它给天下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好处。

《左传·哀公元年》有言“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夏族的最重大的“旧物”之一是治水精神，而在太康开始的“三世之乱”中，水利也大多被废弃了。说少康“不失旧物”，意味着要重整旧山河，重抓水利建设。夏王朝组织民众进一步治水，任用商侯冥治水，颇得时人称赞。据史料记载，冥是先商族的一员首领，少康时任夏王朝的水利官员，在治水过程中不小心落水身亡，以身殉职。治水的最高长官因治水而身亡，可见当时水患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要不是少康下了大决心治水，真不知“鸿水滔天”的危象是否会重现于天下呢！

治水与发展农业经济是连在一起的。据《国语·周语上》记载：“太康时废稷之官，不复务农。”说太康一定要刻意废除农官和农业，那也未必然，可能是在上层普遍腐败的情况下，没有谁认真地去抓农业了，那些农官也懒散而不管事了。《今本竹书纪年》云：“（少康）三年，复田稷。”“田稷”即田官。这里的“复田稷”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重新任命田官，而是对那些不管事的田官下通令，命令他们要尽职尽力把农事抓好。作为以农立国的夏王朝，农业抓好了，就什么都有了。

由此可见，所谓“少康中兴”，“兴”在大禹克勤克俭风气的回归，“兴”在天下南北大地的共同开发，“兴”在水利的重建，“兴”在农业的发展。由于相关史料的缺乏，还不能完整地勾勒出这次中兴的全景图来。但历史上的确存在过这样一次中兴。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所谓“少康中兴”不是一个“代”的概念，而是指一个长达六世七王的相对繁荣、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周一良、李学勤等著的《中国历史通览》也认为少康中兴是“一段较长时间的中兴稳定局面”，直到“十四世孔甲时这种局面才被打破”。从少康往后推，经历予、槐、芒、泄、不降、扃、廑，时间大约长达百年有余，其间的夏王都比较清明，出现了不少有为之君，这也许是夏王朝的黄金时段。

可能作为少康后继者的予统治时期，是比少康时期要更安宁富足的时期。他被称为帝予，或称为帝杼，在《古本竹书纪年》和《史记》中又有一个很特殊的名称，叫“帝宁”，或直称“宁”。一名之得，皆有缘由。看来，予那时的确是天下太平了，不然人们怎么会称之为“宁”呢？

予是协助少康重新建立夏朝的主要人员之一。寒浞的两个凶残的儿子率领的部队，是予带兵将他们消灭的。少康回归中原后，有史书说“杼作甲”（《墨子·非攻下》）、“杼作矛”（《世本》），说明他没有放松警惕，继续加强武装力量，在国防上保持着强盛态势，使夏的天下共主的地位更加巩固。予即位后，在与夷人的几度较量中一直处于主动位置。《国语·鲁语上》云：“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所谓“帅”，就是“循”。杼是能循着禹开辟的治国之道前进的人，因此他死后，夏人就以隆重的“报祭”礼仪纪念他。司马迁则称杼是“复禹绩”的大人物，其意是差不多的。

予的儿子槐，槐的儿子芒，芒的儿子泄，泄的儿子不降，不只继续着夏王朝的强国梦，还与夷族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对那些既安分守己，又勤于建设的夷人，还实行“加爵命”奖励呢！这当然也反映出中央政权的权威地位。

在“少康中兴”的六世七王时期，夷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给后人留下了美好的历史回忆。

《竹书纪年》记载：“少康即位，九夷来宾。”这说明夷人是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夏王朝的出现的。之后，“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九夷指的是居于东方的各种夷族人，他们趁少康孙子登夏王位的机会，集体来到中原祝贺。“后泄二十一年，加畎夷等爵命”。加爵命意味着提高夷人的政治地位，也说明夷夏间的关系进一步亲密化。

在汉人写的《后汉书》中，一篇《东夷列传》充满着感情的色彩。文中称：“夷者，柢也，言任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夷有九种。”这段话中可以说全是对夷人的赞誉。其一，“夷者，柢也。”柢，就是树根，是说夷人是有根有柢的人，不是飘忽不定、不负责任的人。其二，“言仁而好生”，是说夷人的品性，既有仁德，又热爱生命，与之相应的就有君子之国、不死之国。其三，“易以道御”，就是说容易在“道”这一点上与华夏人统一认识。这三点应当说是实事求是的，而这种美好的夷夏情感，正是“少康中兴”时打下的基础。该文还明确说，少康中兴以后，东夷这些地方都“世服王化”了。这虽然是一种“中原正统论”的眼光，换一个角度来看，其实不就是一种民族的融合吗？“化”不是武力的征服，不是强权的凌辱，而是春风化雨，潜移默化，是用文化的力量、礼仪的力量来使人心真正归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