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禹铸“九鼎”和王权建设

在远古时代，铸鼎是天子政权建设的重要环节。

鼎原是古代社会的一种炊具，又可作为盛熟食之器，多用陶土或青铜制成。圆鼎为两耳三足，方鼎为两耳四足。中国人信奉“民以食为天”，因此后来鼎就渐渐演化为一种宗庙的礼器和墓葬的明器。再后来，就演变为一种代表政权的神器了。

鼎作为一种传国的神器，有一个发展过程。

据传，在很古的时候，有个叫太昊的人统一了天下。天下的老百姓过着十分安康的生活，有感于此，太昊制作了一个神鼎。他之所以制作“一个”神鼎，意思是“一者一统也”，希望天下永远太平，永葆一统天下。

网格纹鼎（夏代晚期，河南二里头出土，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收藏）

这当然只是个美好的愿望，太昊帝死后，天下大乱。在大乱中“太昊鼎”也不知哪里去了。黄帝来到人世时，当时仍旧是诸侯间你打我、我打你，战事绵绵不绝。黄帝想：那不行，整天的战争最终不是苦了民众吗？于是，他一面以德喻天下，一面习用干戈，把那些“不享”的诸侯征服了，天下算是太平了。在一次封禅天地的祭祀活动中，他“获宝鼎”，也就是那久已失传的太昊鼎。他认为这是上天的启示，太昊宝鼎就是上天赐予他天下的明证。

受到这一启示，黄帝后来就制作了三只宝鼎，以象征自己能成为天下共主，是得到天、地、人三个方面的允诺的。

到了禹平定水土成功后，禹为了仿照太昊帝和黄帝故事，也开始筹备铸鼎。怎么铸？铸多少个鼎？对他来说是个难题。一时似乎没有好的方案。后来，他正式当上天下共主有几年了，因为各地都风调雨顺，所贡的物品渐渐丰赡起来，尤其是青铜，因为格外珍贵，各地多有贡献。禹的手下施黯便请示说：“现在九州所贡之金年年积多，作何用处呢？”禹正想效仿前人功成铸鼎，又不想完全承袭他们的做法。思来想去，决定召开“九牧会议”征求意见。一听说要像太昊、黄帝那样铸神鼎，所有的人都表示拥护。铸怎样的鼎呢？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太昊铸一只鼎象征统一，黄帝铸三只鼎象征天、地、人三者的和谐，那我们就要铸九只鼎象征九州天下一统。大家都说这个意思好。“九”者，“久”也。九鼎也含有国运恒久的意思。

有位州牧（州的行政长官）提出的意见也至关重要。他说：“我们铸的鼎也要把太昊帝的‘天下一统’和黄帝的‘天地人贯通’的精神融会进去，因此，这铸鼎的铜不能来自一地，应取九州产的铜，浇铸而成九鼎。”这位州牧的意见马上获得了一致的赞同。

天子禹最后总结说：“哪一州所贡之金（青铜），就拿来铸哪一州的鼎，将该州内的山川形势都铸在上面，让后世的人们懂得这江山如金属浇铸出来的一样永固。我从前治水时在那里所遇到的各种奇禽异兽、神仙魔怪等，也一一刻出。至于形象，我和伯益都有草图画出，现在一并铸在鼎上。将来鼎成之后，设法将图像拓出，昭示给九州百姓，使他们知道哪一种动物有益，哪一种动物有害。免得他们跑到山林、川泽里去劳作，遇到不好的东西，自己也不知道，受了魑魅魍魉的害，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懵里懵懂，不知利害。这样，岂不也是为百姓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吗？”

商代晚期子龙鼎（河南辉县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于是，“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史记·封禅书》）。这件夏代历史上也许是最伟大的事件就产生了。

据说九鼎作为传国的重器，作为国家政权和帝位的象征，在夏王朝的王宫里安放了许久许久。

作为传国的重器，九鼎的归属也是无常的。后来，夏桀昏聩惑乱，九鼎变成了商的宝器。再后来纣王暴虐不堪，九鼎又成了周的宝器。有人说九鼎沉没在泗水彭城，秦始皇出巡泗水彭城时，曾派人潜水打捞，结果无功而返。

在《左传·宣公三年》中，有一则“楚子问鼎”的故事，讲的是：楚庄王时代，周王室已经十分的衰弱。楚庄王趁攻打戎人的机会，驻兵于洛水，在周王室的领地里耀武扬威地举行阅兵仪式。这时，宽厚而软弱的周定王还是派王孙满去慰劳楚国军队。而野心勃勃的楚庄王竟大声问周王的使者道：“不知禹制作的九鼎有多大有多重？”王孙满不客气地回答：“问题根本不在于鼎的轻重大小，而在于执政者是否有仁德。当年大禹是个有大德的君主，正因为有大德，远方的人们才会甘心情愿地把各种物品奉献给中央，九州的牧长也才会进贡贵重的青铜，大禹就把这些青铜铸成九鼎，让老百姓懂得何为善、何为恶，让老百姓懂得天下一统的重要性。后来夏桀不争气，鼎就流到了商，再后来又流到了周。现在，周王朝的仁德虽然在衰微，但是天命还没有改变，鼎的轻重难道是你可以随便问的吗？”在如此警告式的一席答话中，可见鼎不是一般的器物，岂能容忍楚子“问鼎”？楚庄王无言以对，只得红着脸退了下去。

写在《左传》这部史书上的王孙满的这段话，捍卫了“禹鼎”的庄严性，它的内涵是十分丰富和深刻的。王孙满所说的“在德不在鼎”说明了有仁德的人才能制作出这样的鼎来，也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得到“禹鼎”这样的传世重器。王孙满的说辞中还包孕着“革故鼎新”的社会发展变迁观。《易·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这是历史的必然。夏与商、商与周之间的不断“鼎迁”，正好说明了“革故鼎新”的历史发展常规。

对于这段历史故事，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有如下精到的论述：“其一，《左传·宣公三年》讲‘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这几句话，是直接讲青铜彝器上面的动物形的花纹的。各方的方国民众将当地特殊的物画成图像，然后铸在鼎上，正是说各地特殊的通天动物，都供王朝驱使，以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换言之，帝王不但掌握各地方国的自然资源，而且掌握各地方国的通天工具，就好像掌握着最多最有力的兵器一样，是掌有大势大力的象征。其二，《左传》里的‘贡金九牧’与《墨子》里的‘折金于山川’，正是讲到对各地自然资源里面的铜矿锡矿的掌握。‘铸鼎象物’是通天工具的制作，那么对铸鼎原料即铜锡矿的掌握，也便是从基本上对通天工具的掌握。所以九鼎不但是通天权力的象征，而且是制作通天工具的原料与技术的独占的象征。其三，九鼎的传说，自夏朝开始，亦即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开始，也是十分恰当的。王权的政治权力来自对九鼎的象征性的独占，也就是来自对中国古代艺术的独占。所以改朝换代之际，不但有政治权力的转移，而且有中国古代艺术品精华的转移。” 这一精辟的论述，把“夏铸九鼎”的初衷与发展脉络说清楚了。

西周大克鼎（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出土，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泗水捞鼎”汉画像砖。出土于河南新野。此砖现藏于新野县汉画砖博物馆。故事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

“禹铸九鼎”的说法已被当代考古学发掘的成就所证实，本身就改写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历史。史家认为：“在文献中，有夏代冶青铜的记载，如‘禹铸九鼎’和夏启命人在‘昆吾铸鼎’的说法，出土的铸造铜器的遗存可以为证。” 二里头遗址大量青铜器以及制作青铜器工场的发现，证明了“禹铸九鼎”的历史可能性。因为禹铸造九鼎，直到现在，“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还是人们常用的词汇。当然，禹所铸“九鼎”至今未见出土，仅见于史料记载，这不能不说是一桩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