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士人集团的形成与党锢之禁

东汉时期的官员选任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地方官员选拔人才送往朝廷任用（察举），二是朝廷官署征调地方上的人才（征辟），三是在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策试人才任官（考试）。而衡量人才的标准主要是两条：道德品行（孝廉）和儒学修养（明经）。所以东汉时期的士人都非常重视这两方面，期望通过累积声名引起朝廷和地方官员的注意，从而走上仕宦之路。明帝、章帝、和帝时代，皇帝重视吏治，那些品行卓著、精通经义的士人被选任为官员的途径较为畅通，但是从安帝开始，外戚、宦官轮流专权，正常的仕宦之途已被堵塞。权贵们不断提拔亲信为官，这些亲信大多是趋炎附势、不学无术的小人，之所以能够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主要是依靠与权贵的私人关系，甚至是通过行贿的方式谋取官位。这些人充斥于朝廷，阻塞了士人的进阶之路。面对外戚、宦官独断官员任免的做法，士人们自发团结起来，共同抵制，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久而久之，士人们结成与权贵阶层相对抗的政治集团。外戚、宦官掌控的宫廷与士人占据的外朝之间的政治对立，形成了东汉末年国家政治的特点。

和帝去世以后，邓太后操纵皇帝的选立，以维持外戚邓氏的特权，其做法引起朝臣的不满。司空周章想效仿西汉时代的周勃，通过发动宫廷政变铲除邓氏，迎立皇长子刘胜为帝，但计划暴露，周章被迫自杀。周章反对外戚专权的做法赢得士人们的普遍同情。此后又有很多朝臣不顾安危上书，请求安帝亲政。安帝初年，朝臣们反对邓氏专权的行为大多出于自发，还没有出现结盟的局面，但却是后来士人集团崛起的先声。

永宁二年（121），安帝与宦官联合发动宫廷政变，铲除邓氏，继之而起的却是宦官专权。宦官们公然索贿，把行贿之人和亲信提拔为官员，这种做法损害了士人的利益，招致士人的强烈反对。朝臣杨震成为士人阶层抵制宦官专权的代表。杨震是关西望族，精通儒学经义，诸儒誉之为“关西孔子”，后被大将军邓骘征召为官。杨震为人清廉公正，从来不收受贿赂。在出任太常时，将不称职的博士罢黜，提拔有才学的人，受到儒士们的称赞。安帝亲政时，杨震位至三公，宦官们常常授意杨震征召自己的亲信为官，均遭到拒绝。杨震还多次上书，力陈宦官专权之弊，请求限制宦官。杨震的做法，维护了士人的利益，士人把以杨震为代表的官吏称为“清流”，而把依附宦官的官员称为“浊流”。这种官场上的清浊之分，表明士人自发地与权贵阶层划清界限，是士人集团出现的征兆。

顺帝在位期间，宦官权势极盛。宦官们直接干预中央、地方官员的任免，令士人非常厌恶。身为处士的李固直接上书顺帝，要求杜绝宦官参与官员任免。李固表达了士人的心声，其大胆直言的做法也深受士人赏识。顺帝见李固声名鹊起，征召他入宫为议郎。宦官们对李固恨之入骨，对其谣言中伤，外戚梁商为了对抗宦官集团而有意拉拢士人，出面营救李固，才使其免于牢狱之灾。顺帝在位末年，李固官至大司农，当时顺帝派出八位使者巡查天下州郡，选取地方人才。使者们为了讨好宦官，举荐宦官亲属为官，当即遭到李固强烈反对。顺帝迫于压力只能把使者推举的人全部废免，同时下令各州刺史清查不称职的官吏。李固又一次捍卫了士人的权益，成为士人阶层的精神领袖。

制车轮画像石（东汉，山东嘉祥县洪山采集）。这是东汉手工业生产的真实写照。

本初元年（146），大将军梁冀毒死质帝，打算立十五岁的蠡吾侯刘志为帝。李固坚决反对，主张立清河王刘蒜为帝。梁冀强行把刘志推上帝位，随后开始对士人进行打击报复。建和元年（147），清河官民拥立刘蒜为帝的密谋败露，梁冀借机大搞冤狱，将李固投入监狱。消息传出，数十位地方士人赴京请愿，梁太后见状只能宣布赦免李固。当赦免的消息传出后，洛阳吏民奔走相告。但梁冀却不顾满朝官员的反对，将李固全家诛灭。梁冀残酷的做法尽失人心。民间有谚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延熹二年（159），桓帝联合宦官发动政变，梁冀被迫自杀，死讯传出，洛阳官民走上街头，相互庆贺。在梁冀与李固的对抗中，出现了地方士人与朝廷士人联合的趋势，另外还有朝臣杜乔、张纲等士人与李固共同抵制梁氏专权。这些现象表明，一个影响遍及全国的士人集团已经形成。

顺帝、桓帝时期，太学是士人集团的重要阵营。当时太学有学生三千余人，都是选拔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士人。外戚、宦官垄断官员任免，阻断了太学生的仕途，因而太学生反抗权贵的情绪最为高涨。他们时刻关注着朝廷政治，拥戴那些维护士人权益的官员。而朝臣也注意到太学生的力量，他们往往利用在太学讲学的机会，向太学生宣传政治主张，发动太学生参与对抗权贵的政治斗争。永兴元年（153），朱穆出任冀州刺史，冀州籍的宦官们私下联系朱穆，请求照顾自己的亲属。朱穆赴任后，立刻清查宦官亲属，迫使四十余人解印逃脱。朱穆还严厉打击宦官家族为恶地方的行为。宦官决心反击，他们网织种种罪名诬告朱穆，最终使朱穆入狱。太学生一直把朱穆看作对抗宦官专权的榜样，获知朱穆入狱的消息，刘陶率数千太学生亲赴宫门请愿，请求释放朱穆。桓帝见到如此声势浩大的“学潮”，深感震动，不得不下令释放朱穆。太学生的政治诉求得到满足，这种以太学生为主体的集体抗议行动收到了成效。

延熹五年（162），洛阳爆发了第二次太学生请愿活动，这次活动是为了营救官员皇甫规。皇甫规出身名门，为人刚直不阿，早年因指斥梁冀专权而颇有声名。延熹五年，皇甫规平定羌乱有功，理应封侯，但是因为拒绝向宦官行贿，不但没有封侯，反被投入监狱。消息传出后，太学生张凤又联合同学三百余人前往宫门请愿，再度迫使朝廷让步，释放了皇甫规，太学生实现了自身的政治诉求。

太学生两次集体请愿活动的成功，使士人们意识到太学生已经成为一支影响政局发展的重要力量，加速了士人官员和太学生的合流。太学生们根据道德评判标准，选取士人官员的杰出代表作为精神领袖。敢于对抗宦官的李膺（字元礼）、范滂、郭泰、陈蕃（字仲举）、王畅（字叔茂）等人被推举为精神领袖。凡是被李膺接见的士人立刻身价倍增，被誉为“登龙门”。范滂在返回汝南郡老家时，地方士人前往迎接拜会的车子达数千辆。太学生们相互流传“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权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的评语，而批评宦官主导的官员选拔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在强大的舆论攻势下，宦官们不得不收敛行为。

面对士人集团的崛起，宦官决心效仿梁冀，对士人阶层的精神领袖下手，打击士人集团的士气。延熹九年（166），宦官指使人诬告李膺结党营私、诽谤朝廷。对于此前的两次“学潮”，桓帝也心存不安，得到举报，立刻下令逮捕党人。李膺等名士悉数入狱，此后牵涉入狱的人数不断增加，朝廷和地方遭逮捕者达到数千人。很多人借逮捕党人来打击政敌，一些宦官子弟也牵连入狱。见到事态扩大，宦官请求桓帝停止打击行动。永康元年，桓帝下诏赦免党人，但党人终身不得为官，这就是著名的“党锢之祸”。

出乎宦官意料的是，“党锢之祸”并没有打击士人集团的士气，反而使李膺等人赢得了更高的声誉。凡是被朝廷列入禁锢名单的官员立刻转变为士人榜样，士人们择取三十五位名士，标榜以“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的美名。这种品评名士的风气迅速扩散，山阳郡士人也择取当地二十四位名士，同样冠以“八俊”、“八顾”、“八及”之名，树立为地方士人榜样。党人虽然不能为官，却收获极高声誉，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反而大大提升。

永康元年十二月，桓帝病逝，窦太后与父亲窦武立十二岁的刘宏为帝。窦武为了压制宦官，选择联合士人集团。窦武任命陈蕃为太傅，教导皇帝。陈蕃的重新起用，意味着党禁已被打破，李膺等人纷纷复出为官。宦官集团对窦武的举动十分警惕，时刻关注着局势的走向。建宁元年（168）九月，宦官集团获知窦武正在与陈蕃密谋铲除宦官的计划，随即发动宫廷政变，窦武、陈蕃相继遇害，窦太后也被囚禁，整个宫廷被宦官掌控。宦官随后向士人集团反扑，他们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了极为残酷的法令，天下三十五名士和山阳二十四名士成为重点打击对象，李膺、范滂等人悉数遇害，党人亲属则被流放到边疆，先后有六七百位士人遇难。建宁四年，朝廷因改元而大赦天下，但明令党人不在赦免之列。熹平元年（172）五月，遭到幽禁的窦太后去世，有人在朱雀门书写抨击宦官的文字，随即引发宦官集团新一轮的残酷报复，作为士人集团重要阵营的太学遭到清洗，千余名反抗宦官的太学生惨遭杀害。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伸冤，又引发宦官集团对士人集团的第三轮报复。这次的政治清洗已不仅局限于京城，宦官下诏要求州郡彻查党人的故吏、门生和亲属。这次行动使得党锢之禁的打击范围大大扩大，几乎所有士人都受到波及。经过连续三轮的残酷打击，士人集团遭受重创，无法在朝廷发挥政治影响。而中央到地方的官员任免完全由宦官们把持，宦官府宅前每天都聚集着来自全国的求官者。全国各地的官员基本都是贪财好利之徒，没有任何政治才干。中平元年（184），波及全国的黄巾起义爆发，面对起义军的凌厉攻势，那些只知道敛财的官员手足无措，这时灵帝才想到起用士人，但为时已晚。面对天下的动荡局面，士人阶层已经无法挽回东汉王朝灭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