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外戚、宦官专权

和帝以后，新皇帝即位时都是未成年的孩童，没有能力掌控国家，只能由外戚代理国政，由此形成外戚操纵皇帝、独断朝纲的局面。而当皇帝成年，试图从外戚手中收夺权力，往往要依仗宦官。宦官的政治影响力由此大大提升，发展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到了东汉末期，宦官与外戚相互抗衡，呈现出宦官、外戚交替专断朝政的现象。双方甚至多次发动宫廷政变，以暴力手段打击对方。皇权的旁落与外戚、宦官的交替专权，成为东汉中后期朝廷政治的主线。在宫廷斗争的消耗下，皇权对国家的控制能力逐渐削弱，最终导致边疆和地方秩序的瓦解，东汉王朝由此走向没落。

元兴元年（105），和帝突然去世，年仅二十七岁。和帝有两子，长子刘胜、少子刘隆。和帝去世时，并未选定继承人，未来帝位的归属便取决于皇后邓氏。刘胜、刘隆皆非邓氏所生，邓氏最后选定出生仅百余日的刘隆为帝。尚是婴儿的刘隆无法执政，大权便直接操控在邓氏手中。邓太后任命兄长邓骘为车骑将军，其余兄弟也身居要职，邓氏一门牢牢地掌控朝政。

仅仅几个月，刘隆夭折。邓太后早已选定十三岁的清河王子刘祜为帝位继承人。刘隆一死，邓太后立刻召刘祜入宫即位，是为安帝。车骑将军邓骘领兵护卫宫廷，确保权力平稳交接。邓氏还效仿王莽对待平帝母族的做法，不许安帝的母亲耿氏留居洛阳，让耿氏一族留在清河国，这样就把外戚耿氏排除出权力核心。后来邓太后效仿吕后临朝称制，视安帝为傀儡。朝臣担心外戚乱政的历史重演，多次上书请求安帝亲政。邓太后则对上书的官员予以严惩。永初六年（112），刘祜已经成年，理应亲政。而邓太后称制如故，满朝文武丝毫没有办法。

对于邓氏的专权，安帝心怀不满。他的计划是效仿和帝，通过联合宦官来积蓄政治势力。永宁二年（121），邓太后去世，安帝亲政，立刻让宦官江京、李闰接管军权，还授意大臣检举邓氏的罪行。邓氏族人纷纷入狱，或死或流放。车骑将军邓骘被解职，勒令就国，随后又被改封到长沙郡。邓骘知道难逃一死，与儿子邓凤绝食而亡。邓氏外戚势力被彻底铲除。

安帝亲政后，开始重用母族耿氏和后族阎氏，耿氏、阎氏权势上升，帝舅耿宝、皇后兄弟阎显成为新的外戚权臣。不过，安帝在外戚专权下生活了十五年，对外戚势力有所防备。安帝的措施是提高宦官的政治地位，给予宦官更多实权，使宦官与外戚相互制衡。安帝分封江京、李闰为列侯，首开宦官封侯的制度，宦官得到了列侯爵位，政治地位大大提升。安帝还将宫廷中的部分职权交给宦官，宦官不再是服侍皇帝的奴仆，而拥有了领兵、起草诏书等权力，这为日后宦官专权埋下了伏笔。前人多抨击东汉末年宦官专权所引发的政治腐败，却忽视宦官集团的崛起正是安帝刻意为之的制度设计。其目的是制约外戚，使外戚势力威胁帝位的局面不再重现。

延光四年（125），亲政仅五年的安帝突然病逝于出巡途中。安帝生前也没有选立皇嗣，但因为皇子只有刘保一人，似乎帝位人选并无悬念。但是阎皇后觉得刘保并非亲生，立为皇帝将无法保护阎氏的地位。经过密谋，阎皇后与阎显秘不发丧，假称皇帝病重，迅速返回洛阳，然后选定济北王子刘懿为帝位继承人，是为少帝。刘懿是一个几岁的小孩，懵懵懂懂地当上了皇帝，成为外戚阎氏的傀儡。待政局稳定后，阎氏立刻对外戚耿氏和宦官动手，耿宝被迫自杀，受到安帝宠信的宦官也被流放，江京、李闰则选择与阎氏合作，以保住自己的地位。

少帝即位后的政局发展，似乎预示阎氏将如同邓氏一样专断朝政，然而安帝设计的制衡机制开始发挥作用了。少帝即位以来，重病缠身，大家都知道帝位很快又要发生变化。对于皇子刘保，朝臣皆怀有同情，希望刘保能够继承帝位。宦官孙程看准时机，私下与刘保一方的官员沟通。在得到少帝病逝的消息后，孙程联合宫中掌握实权的十七个宦官一同发动宫廷政变，武装占据宫廷，召刘保入宫即位。阎皇后和阎显在获知政变的消息后，试图发动大臣反扑，但大臣们皆心向刘保，最后倒戈。阎显等人被捕，死于狱中，阎皇后则被幽禁，阎氏族人皆被流放。看似权势遮天的阎氏外戚，竟然在宦官打击下土崩瓦解，安帝利用宦官制衡外戚的机制收到了成效。

顺帝刘保即位后，将参与政变的十八个宦官全部分封为列侯，还允许宦官收养子继承侯位，首开宦官养子继承侯位的先河，甚至效仿汉高祖“白马之盟”，与孙程等人订立盟誓，承诺他们世代享受特权。宦官地位进一步上升，并且获得更多实权，影响力甚至延展至外朝，可以干预中央和地方的官员任免，一时逐末好利之徒纷纷勾结宦官，以谋得高官厚禄。

顺帝刚即位时，年仅十一岁，由于生母李氏早年被阎皇后杀害，所以没有母族外戚可以任用，朝廷大权控制在宦官手中。阳嘉元年（132），已经十七岁的顺帝选立梁氏为皇后，梁氏的父亲梁商按照旧制出任大将军，成为新的外戚势力。梁商吸取了邓氏、阎氏败亡的教训，身居要位后，并没有争权夺利，而是摆出恭谨的姿态，一面与宦官结交，维护与宦官集团的良好关系；一面与外朝士人结交，博取士人的支持。在梁商担任大将军的九年里，梁氏与宦官、士人关系较为融洽，朝廷政治出现难得的平和局面。然而这样的局面没有维持太久，永和六年（141），梁商病逝，其子梁冀袭位。梁冀是一个野心家，作风骄横恣暴。在成为大将军后，梁冀开始收夺权力，强化外戚势力在朝廷政治的主导地位。建康元年（144），年仅三十岁的顺帝病逝，梁皇后掌握着选立帝位继承人的权力，这是梁氏实现专断朝政的绝佳机会。经过密谋，梁氏选年仅二岁的刘炳为帝，梁冀则顺理成章地把持了朝廷大权。冲帝刘炳在位不到一年就病逝了，梁冀与梁皇后再度谋划，立八岁的勃海王子刘缵为帝，是为质帝。

质帝虽然年幼，但十分聪慧，对梁冀专权十分不满，曾经私下对人说梁冀是“跋扈将军”。梁冀闻讯，知道质帝成年后难以驾驭，命人把质帝毒死，首开东汉权臣弑君的先例。质帝死后，朝臣强烈要求选立成年的清河王刘蒜为帝，但梁冀和宦官们都希望选立未成年的小孩。最后梁氏与宦官达成协议，选立十五岁的蠡吾侯刘志为帝，是为桓帝，朝臣大失所望。

当上皇帝的刘志对梁冀感激涕零，即位后立刻加封梁氏，梁冀的兄弟全部封为列侯，梁冀的妹妹也被立为皇后。桓帝把所有政务都交给梁冀处理，梁冀独揽大权，对异己实施打击报复，当初反对梁冀的士人都受到清算，士人领袖李固、杜乔被处死，清河王刘蒜也被迫自杀。和平元年（150），梁太后去世，梁冀失去了约束，更加不可一世。梁冀利用手中的权势，抢占富户豪强的家产，掠夺平民为奴婢，还把国库视为己有，随意取用，用搜刮来的财富修建奢华的宅院，规模可与皇宫媲美。对于梁冀的作为，桓帝不但不予过问，还不断对梁冀加官进爵。梁氏一族的权势在东汉外戚集团中达到了顶峰。

梁冀根本没把桓帝放在眼里，视其如玩偶，随意摆布。其实桓帝内心对梁冀十分痛恨。延熹二年（159），梁皇后病逝，梁冀失去操控宫廷的权柄。桓帝认为时机成熟，召集掌握宫廷权力的五个宦官密谋，于当年八月发动宫廷政变。宦官具瑗领兵将梁冀府邸包围，逼迫梁冀自杀。梁氏一族被桓帝全部诛灭，外戚梁氏专权的时代宣告结束。

外戚势力的倒台，使朝廷大权重新回到宦官手中。与桓帝结盟的五个宦官，同日受封为列侯，世谓“五侯”。宦官单超甚至被桓帝任命为车骑将军。东汉的车骑将军等同于西汉的大司马、大将军，是专授予辅政外戚的权职。现在宦官出任此职，可见桓帝对宦官集团的倚重。单超死后，其余四侯更加跋扈，较梁冀有过之而无不及。百姓分别称宦官左悺为“左回天”（意为势可回天），称具瑗为“具独坐”（意为骄贵独尊），称徐璜为“徐卧虎”（意为恶猛如虎），称唐衡为“唐两堕”（意为恣意欲为）。四侯不仅独霸朝政，还在家乡置产购地，提拔亲属为地方高官，四大家族都发展成地方一霸。

桓帝把朝权委任给宦官，自己醉心于贪图享乐。桓帝十分好色，在梁氏当权时，迫于梁太后、梁皇后和梁冀的压力，不敢放纵。铲除梁氏后，桓帝先后采进宫女五六千人，以供淫乐。皇后更是如同走马灯一样轮换，先是立邓氏为皇后，后又改立窦氏，再后来又想立田氏为皇后，但还未及实施就因纵欲过度而病逝，享年三十六岁。

力士图画像石（东汉，徐州市铜山县洪楼东汉画像石墓出土）。画面上刻有七个力士，表现了汉代人的尚武精神。

桓帝没有子嗣，侥幸成为皇太后的窦氏在与父亲窦武商量后，选立十二岁的解渎亭侯刘宏为皇帝，是为汉灵帝。这个孩皇帝的登基，可以使外戚和宦官继续专权，双方都乐于接受。但是新皇帝的即位，同样为窦氏的崛起提供了条件，这也让宦官集团极为警惕。果然，窦武成为车骑将军后，开始与士人集团结交。士人集团对宦官专断朝政早已心存不满，希望借助外戚势力将宦官集团铲除。建宁元年（168），窦武联合士人上书窦太后，请求诛杀宦官，窦太后犹豫不决。得到风声的宦官抢先下手，再度发动宫廷政变，劫持了窦太后和灵帝，随后发兵围捕窦氏。窦武被迫自杀，窦太后被幽禁，士人集团也受到严酷打击，引发第二次党锢之禁。建宁元年的宫廷政变，使新兴的外戚势力被剿灭，宦官集团得以继续把持朝政。

建宁元年以后，年幼的灵帝被宦官曹节、王甫牢牢把持。宦官集团的权势进一步提升，连诸侯王也畏惧宦官的权势。勃海王刘悝因为拒绝王甫索贿，被逼迫自杀，勃海国官员被投入监狱。曹节的弟弟手控军权，强抢属下之妻也无人敢过问。那些批评宦官专权的官员，无一例外遭到残酷迫害，满朝官员都慑服于宦官的淫威。

元和年间，王甫、曹节先后去世，皇帝又被宦官张让、赵忠把持。灵帝甚至说：“张（让）常侍是我公，赵（忠）常侍是我母。”在宦官调教下成长的灵帝，对政务毫无兴趣，完全痴迷于敛财和淫乐。灵帝创立了各种名目的税收，甚至还公开卖官，各种级别的官职都可买卖。有一个叫崔烈的人，出资五百万买到司徒之官，在拜见灵帝时，灵帝竟然说：“早知道这个官位那么值钱，我应该卖一千万。”这时东汉王朝的衰落已成定局，而宦官们仍然对专权乐此不疲，面对士人集团的猛烈抨击，宦官唆使皇帝建立鸿都门学，与太学相对抗。鸿都门学专门招收游乐之徒，然后授予官职，朝政被宦官们搞得乌烟瘴气。

中平六年（189），年仅三十四岁的灵帝病逝。他在位的二十一年里，朝廷政治被宦官牢牢把持，宦官与士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地方义军四起，边境民族内侵，东汉王朝对地方和周边民族政权的控制力大大削弱，灭亡已成定局。然而外戚和宦官们仍然不肯放弃对宫廷权力的争夺。灵帝死后，外戚与宦官再度展开激烈的斗争，此时影响天下局势发展的力量已非朝廷，而是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随着地方军阀向洛阳的挺进，外戚和宦官如同尘土一样灰飞烟灭，只剩下孤立无援的小皇帝来面对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