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巫蛊案的思想背景

巫蛊案之所以闹得这么大，有两个背景，即一个是皇帝的权力膨胀所带来的问题，另一个则是西汉越来越强烈的感应观念。

感应观念源自阴阳五行，它们认为这个表面上看来众相纷纭的世界，背后应该有统一的系统逻辑。其中，阴阳是一种系统逻辑的假定，五行是另外的一种。在战国时期，这两种原本不同的系统逻辑交杂在一起，而让阴阳和五行连接起来的，就是感应。

五行将整个世界的所有事物分成金、木、水、火、土五大类，其中，属于同类的，就会互相吸引，聚在一起；不属于同类的，则按照循环的相生或相克产生关系。换句话说，在五行的系统逻辑里，所有的东西彼此都有关系，甚至一个物体之内的不同部分等，也都依循这五大类的不同性质进行互动。不管是物以类聚，还是物物相生相克，在五行的架构中，它们就都是靠着感应来进行的。

感应是一种远距离的变化原则，其思维模式至今仍然留在我们的民俗传统中。比如，相信吃脑补脑、吃肾补肾，这就是一种同类互相作用的广义的感应思想。再比如，刻板印象中的诅咒之术，即扎个小人，并在小人身上扎针，针扎在哪儿，小人所代表的那个真人身体的哪个地方，就会相应地疼痛或生病等。

即使是在独尊儒术之后，主宰西汉基本世界观的，也仍然是感应原则。甚至很吊诡地，独尊儒术非但没有压抑感应，还助长、普遍化了感应的效力。这源自董仲舒一手确立的“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董仲舒及当时的儒生，建构了一个高于皇帝的终极政治权威，因为要高于皇帝，所以这个权威就绝对不可能是具体的、现世的。这个权威叫作天，只有天才能监察、评断，甚至改变皇帝的作为。

这个天不是神，它不会直接干预人事，而是依循感应的逻辑，显示对人事是非好坏的评判。如果人间之事合理有序，那么这样的正面情况所产生的感应，就会使大自然风调雨顺，甚至如果人间有超乎寻常的好，那么感应相应就会在自然中刺激产生非常的祥瑞。反过来，如果人间之事混乱失序，那么感应下的自然也就会出现夏凉冬暖的现象，或干旱水涝的灾祸等。如果人间有伤天害理的事，感应到天，那么天就会降下不寻常的灾异等。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在价值本源上，是儒家的。意思是，他所主张天会嘉许的、会惩罚的统治行为标准，基本上是依循孔子、孟子的理想的。而且，以天压在皇帝之上，避免皇帝个人的独断专擅，这种做法很早就见于周人的王官学传统，特别是其中关于天命的概念。

但董仲舒所突显的中介机制——感应，绝对不是儒家的，而是从阴阳家那里借鉴的。这并不是说董仲舒就属于阴阳家或有阴阳家的背景，而是他受到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很自然地视感应为真理。然后，他又在将感应运用在最高层次的政治讨论过程中，巩固、提高了感应在社会上的地位。

因此，大家都相信感应，都觉得感应是贯通人与天的共同主宰力量，那么，宫廷里有绘声绘色的巫蛊传言，以致有巫蛊的做法，这也就不令人意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