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风云——吕不韦为相

公元前251年，做了56年国君的秦昭王驾崩，时年53岁的太子安国君继承王位。此即秦孝文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国送子楚夫人赵氏和儿子回秦国。

不知是由于熬白了头才等到即位这一天，因而过于兴奋所致，还是因为长期耽于安乐，一旦临朝就被冗杂的政务所击倒，孝文王登基不过三天，就猝然而死，魂归西天。

吕不韦正处在为子楚被立为太子而洋洋自得的兴头里，没料想，更惊人的喜讯竟然又接踵而至。按秦国法律，太子子楚登基即位。这么多年来，吕不韦苦心经营的，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可他绝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般快，这般突然。

子楚即位，是为庄襄王。新君没有食言，登基后颁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专为吕不韦而发的：“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以蓝田（今陕西蓝田县西）十二个县为食邑。”（后改为食河南洛阳十万户。）

这道命令一下，秦国的文武大臣都惊呆了。因为，在当朝的百官中，没有一人有此殊荣。即使在秦国的历史上，既封丞相又封侯的也仅有两人，那就是魏冉和范雎。吕不韦一介布衣，既无武功，又无政绩，他有何德何能，竟如此青云直上，并集官、爵、封地于一身？

吕不韦心中自然一清二楚：这不过是多年前自己在邯郸所投之资的回报而已。

吕不韦当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赦罪人，奖赏先王功臣，以及对老百姓施行一些小恩小惠。虽说这是历代国王上台后的一套惯例，作为执政者，吕不韦因新君登基，必须例行这套老办法，但是，这对吕不韦来讲，却还别有一番用意，或者说，蕴含着深长的意味。

吕不韦深知，自己任丞相前，论政绩、武功，一无所有；论影响、地位，也无从谈起。因此，施行“德政”，用“德”“义”来感召和笼络臣民，就十分紧要。不仅如此，从吕不韦以后的所言、所行看，“德”“义”在他的思想意识中，还确实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从而，吕不韦给一贯倡导“严刑峻法”的秦国，带来了新的思想色彩；在统治手法上，也有所变化。

庄襄王只做了三年国君就死了，年仅13岁的太子政即位。吕不韦继续任相，并以“仲父”身份辅政。如此一直到王政九年，即公元前238年秦王政21岁亲政。在吕不韦担任秦国丞相长达12年的时间里，秦国的军政大权都操握在他的手中。

吕不韦当政期间，秦国在中原地区稳步扩展，并最终在战国后期的整个战局中，确立了主动与优势的地位。

首先，秦灭亡了在巩地（今河南巩县）苟延残喘的小国东周。东周及西周，是战国前期在周王室的领土内分裂出的两个小国。公元前256年，秦昭王灭西周，同年，周赧王死，从此挂名的周天子不存在了。但东周仍遗存着，它的统治者称周公。周公虽不称为“天子”，然而毕竟是周王室的残余，所以他的存在，被秦国统治者视为统一中国的一大障碍。可是无缘无故地去消灭他，会受到道义上的谴责。

公元前249年（庄襄王元年），东周竟不自量力地联合各诸侯国图谋进攻秦国。吕不韦瞅准时机，亲自率兵轻而易举地征服东周，将其领地并入秦国版图。吕不韦又下令：将周公迁往阳人（今河南临汝西），让他奉其祭祀，延续着有名无权的周人宗室。

这一措施，显示出吕不韦不同于往昔君王的政治眼光：消灭东周国的实体，却又不绝其宗祀，这正符合儒家“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理想。百余年来，秦国以武力征伐东方各国，在东方国家中留下极其恶劣的印象，人们常斥之以“虎狼之国”“仁义不施”“凶残暴虐”。吕不韦此举既铲除了走向统一的一个政治障碍，又为自己树起崇奉“礼”“义”，施行“兴灭”“继绝”善举的形象。这种形象，对于赢得天下士人的好感，吸引他们投奔秦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吕不韦可谓是出手不凡。

在灭东周的同一年，吕不韦又派将军蒙骜率军进攻韩国，韩桓惠王被迫将成皋和荥阳（均在今河南荥阳境内）一带割让秦国。秦在那里设立三川郡。成皋和荥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秦国取得它们，便控扼了关西通向关东各诸侯国的一条要道，也为秦国的东进开辟了牢固的前沿阵地。此时，秦国的东部边界已逼近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秦军的锋芒可由三川郡直指魏国的心脏。

次年，即公元前248年（庄襄王二年），吕不韦乘赵、魏进攻燕国、后方空虚的机会，派蒙骜率军向赵、魏两国进攻。很快，秦军就攻占了赵国的太原（今山西太原）、魏国的高都（今山西晋城北）与汲县（今河南汲县附近）。随后，秦军又在赵国西部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先后取得榆次（今山西榆次附近）、新城（今山西新城附近）、狼孟（今山西阳曲北）等37城。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三年），吕不韦令大将王贲进攻韩国的上党郡（今山西西北地区），将其全部占领，并重建上党郡。同时，又在赵国故地太原及附近一大块土地上，置太原郡。

从庄襄王死至秦王政亲政这段时间内，吕不韦仍然实施“近攻”的方略，即将韩、赵、魏作为主攻目标。公元前245年（秦王政二年），秦攻取魏国的卷（今河南原武城北），斩首三万。公元前244至前243年，秦军接连攻占韩国13个城邑及魏国的田易、有诡二邑。公元前242年，蒙骜率军大举征伐魏国，一连占领了酸枣、燕、虚、桃人（均在今河南延津、长垣一带）、长平（今河南西华北）、雍丘（今河南杞梁）、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东南）等20城，并在那里设立东郡。次年，秦攻占魏的朝歌（今河南淇县）。至此，韩、魏两国的绝大部分与赵国的西部，都归入秦的版图。

其间，秦国还灭了魏的附庸小国——卫（《史记·秦始皇本纪》：“六年，……拔卫。”而在其他一些记载中，卫已于数年前被魏消灭）。吕不韦将卫君角从濮阳迁至野王（今河南沁阳），让他在那里继续维持着有名无实的君位。这种处理方法，显然与对东周的处置方式有类似的地方，显示了一种“恩”“威”并施的统治策略，而与秦国过去一味以杀戮为能事的做法有所不同。不过，在对待卫君的态度上，似乎也多少表露出吕不韦对他故国的一种复杂情感。

公元前241年，为秦国东进的形势所迫，赵、楚、魏、韩、燕五国再一次联合起来，向秦国进攻。可是五国联军不堪一击，遭秦反击后，迅速瓦解。自此，东方诸国再也无力反击，只有等待着一个个被秦消灭。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秦军又向魏国发动多路进攻，占领了垣、蒲阳（均在今山西境内）、衍（今河南郑州北）。昔日兵强地广的魏国，此时只剩下残兵败将和大梁以东的小片地区。

如果说，吕不韦执政时期秦国在军事上赢得的胜利，是借助了以往几十年筑下的基础，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应归功于秦军将士的英勇善战，那么，在这同时，秦国在文治方面取得的成就，就紧紧地与吕不韦联系在一起了。吕不韦给秦国的思想文化，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写下了一段辉煌的篇章。可以说，假如没有吕不韦，秦国历史上就极有可能会缺少这么光彩的一页。

吕不韦注重文治，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治国为政方面，除主张严刑峻法的法治以外，还倡导加强礼义教化。由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有《上德》一篇，其中说道：“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意思是，以“德”和“义”来引导天下，可以收到不用“赏”“罚”手段而使民心归善、邪恶不生的功效。这种德、刑并用的思想，与秦国专任刑罚的传统有着很大的不同。反映到对东方六国兼并的策略上，也就形成了刚、柔相济的两手：如同对待东周和卫国一样，除使用武力彻底消灭，有时还加以笼络、安抚。

2.改变过去的文化封锁政策，大量地引进东方国家的文化，特别是他们的各色人才。秦国虽有任用外来人才的传统，但长期以来，为秦国所欢迎的，主要是持法家观点的人物。这使秦国的文化十分单一而贫弱。吕不韦任秦相后，广泛地从东方吸收、引进人才，诸子百家各派人物都欢迎。一时间，天下之士“斐然（原指五色相错的样子，这里形容一种盛况）争入事秦”。据说聚集在吕氏门下的宾客有3000之多，包括了儒、道、墨、阴阳、法、纵横、兵、农、名各家门徒。这些士人在吕不韦周围形成一个庞大的人才库，并担负着智囊团的作用。像后来为秦的统一和秦王朝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的李斯，最初就投在吕不韦的门下。

3.采撷诸子百家的精华，建立博采众长的理论体系。吕不韦执政时期，全国统一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朗，当时的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研究完成统一中国的军事和政治策略，以及统一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吕不韦也在思考。不过，他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方法，来构建他的理论体系。他以为，“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吕氏春秋·孟夏纪·用众》）吕不韦知道，人和物，都有其短与其长。只有善于吸取和利用别人之长以补己短者，才能成功，才会得天下。所以他组织手下的宾客，发挥各人的所学之长，著书立说，集百家为一家，编写出了先秦杂家的代表性著作《吕氏春秋》。

秦国早先地处岐山以西，为戎、狄杂居之地。由于地理和种族因素的影响，形成了迥别于中原的社会风习：民性强悍、崇尚武功。加上地处西陲，与其他国家交流较少，也就造成了思想文化上的落后状况。比如，战国诸子百家的著名人物，没有一个是在秦国的土壤上培植出来的。所以，吕不韦延揽各国人才，对各种学派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实在是秦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壮举，一件盛事。而反映战国末期各派思想互相渗透、百家合流特点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出现在秦国，更是为秦国的统一做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由于吕不韦在文化上进行的这项工作，使秦国可以毫无愧色地担当起统一的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