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风云——进入战国后秦国的发展

1、秦国的总体战略

按照钮先钟的《战略研究》一书所提及的理论，再加上个人的认知，战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等级，在书中自有详细解释，现简述如下：战略，主要是从比较高的层次、眼光着手，关心一场战争的胜负；大战略，与战略的区别在于所关心的问题相对长远，不仅限于战争胜负，还包括了战争之后的形势；总体战略，关心的是较长时间的整体方略，时间跨度相对比较长，其中可能包括了数场战争。

就秦国在建国以后的发展来看，非常具有连续性。虽然不一定有具体的文件对长期发展进行规划，但总体战略非常清楚，从其政治中心的迁移便可以看出。先是从天水一带迁到汧，后到眉县附近，又至平阳，再到雍城，之后是泾阳，然后是栎阳，最后是咸阳。整个过程除了最后一次以外，从地理上看都是在东迁，由此便可以勾画出秦国的总体战略——东向。最后一次从栎阳到咸阳的迁都虽然从地理上看是往西，但从实际意义上来说，还是在为其东向战略服务。

秦国历史最引人入胜的地方也在于此：自建国以后，其总体战略非常清楚，除非实力所限无力东出以外，历代君主无不是在寻求向东发展。其总体战略的连贯性，包括后来对商鞅之法的长期坚持，以及秦昭王晚期开始的寻求统一天下的目标。无一不显示出其超越常规之处。

我个人分析，秦国自从建国以后无意中形成的东向总体战略，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地缘政治所限。按照当时的看法中国是天下的中心，周围都是异族。当时的中国，仅仅包括黄河长江沿岸之间，西至黄土高原的地区，秦国正好处在西北角上，这样的形势，实际上类似于待在墙角，唯一的出路就是东向。这种地缘形势造成的总体战略上的连续性，与后来的英国比较相像，处于大陆上的国家，大多会为陆权与海权进行激烈的争论，以至于很难确定发展方向，即便确定，也不具备连续性。比如近代中国的陆防与海防之争，长期没有定论，结果到头来国家在战略上根本没有什么总体性，但是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根本用不着争论，因为岛国的唯一权力就是海权。秦国的情况大致如此，处在西北一角，向东是其唯一的发展方向。有人或许要问，他为什么不向北部或者西北部发展？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秦国统一前后以及后世中国的北部疆界，大致都在长城以南，而长城一线基本上与十五英寸等雨线相重合，秦国虽然长期与外族杂居，但其文明仍旧是以农业为主，一旦越过此线，受自然条件限制，将会很难耕作，所以东向才是其出路。

由于有长期同西北地区外族斗争的传统，所以秦国具有较强的军事意识，这使得任何命令的执行都会比较顺利，商鞅变法也正好遇上这一点。

2、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无疑是秦国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一座丰碑，但是正如我在另一篇名为“大秦帝国的毁灭”文中所述，这次变法其实也是后来秦国灭亡的原因之一。这次变法开始在战国开始一段时间以后，地主阶级夺权已成定势，并且有魏国变法成功的先例。此时的法家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各国君主纷纷希望借此富国强兵。

而变法在秦国的成功，也有其他原因。由于有长期同西北地区外族斗争的传统，所以秦国上下具有较强的军事意识，这使得任何命令的执行都会比较顺利。秦国民风强悍而质朴，这也是中原国家所没有的。商鞅变法正好遇上这些，这是为何其法律残酷但是却能执行的一大原因。

秦国是较早实行郡县制的国家，这种新国家体制相对于周的分封制度已然是一种进步，这表明秦国此前虽然不强，但还是紧跟着时代的步伐，没有落后，而这种政治制度也为商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另一方面，秦国建国较晚，加之久处西陲边缘，所以一开始受周王室的各种影响就很小，在变法中旧贵族反对势力相对较弱，变法也就相对容易一些。以上这些，再加上秦孝公为富国强兵，给予商鞅的极大支持与信任，使得变法虽有阻拦，最终仍旧顺利推行。

商鞅的变法，主要强调“耕战”，也就是关心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内基本生活与生产，二是对外军事扩张。这种体制能够在战国之时得以成功，在于它正好适合于在战争状态下实行，与后来的战时体制如出一辙，所关心的只是在战争状态下两个必需的方面。而之所以说这种体制导致秦国灭亡，在于它根本不适合和平发展时期的国家，因为统一后需要的首先是安民、发展，战争已不是首要关心目标。不过非常可惜，在平时与战时分别实行不同机制，是很晚才出现的。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秦国受西周制度影响小，得以顺利变法图强，可是由于受法家影响深远，结果倒在了统一后的国内发展时期。换过来说，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绝对首屈一指，但由于受此影响过大，以至于明代始有资本主义萌芽。可是西方国家受封建主义影响很小，很快就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

毫无疑问，商鞅开启了一条全民军事化的扩张道路，一切法令都为扩张、为战争而存在，在战争中，秦国只有可能越来越强。变法的成功，使得秦孝公得以继续执行国家的总体战略——东向！如果说秦孝公与商鞅的主要贡献在于变法的话，其次便是收复河西地区：秦国的东向战略又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