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盛清时代

1661年2月5日顺治皇帝福临因天花骤逝，年仅23岁。福临之前已亲政8年，但从来不是非常强势的君王。在他死后宫廷内接着掀起一场权力斗争：福临的遗体在可疑的情况下迅速火化，遗诏据说经过篡改，而他最宠爱的宦官则被处死。之所以选择顺治7岁的三子爱新觉罗·玄烨继位（即康熙皇帝），一个或许有些薄弱的理由是玄烨儿时患过这种让其父亲亡故的疾病并存活下来。由于清政权的巩固远未完成，这个朝代存续的可能性并不乐观。

然而清朝不仅渡过难关，还很快进入一个在中文历史著作中称之为“盛世”，而在西方名为HighQing的时代。其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整个“漫长的18世纪”（long eighteenth century）中，清朝幸运地拥有三位非常能干、勤奋且长寿（这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其中两位在位时间均超过60年）的君主，分别为康熙、雍正与乾隆。

康熙（1662—1722年在位）普遍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1669年康熙16岁时，毅然决然地对抗当初将他扶上皇位的辅政大臣们，详列罪状将为首的鳌拜等人逮捕入狱，不久鳌拜死于狱中。热爱满洲式狩猎的康熙皇帝亦是相当成功的军事统帅，除亲率大军平定三藩之乱与征服内亚之外，同时也是卓越、有创新精神的行政管理者。康熙拥有广博好学之心及缜密心思，热衷听讲各思想学派（包括从西方来的传教士）的演说与辩论。他公开演证科学与数学的原理，而且喜欢炫耀自己掌握要领、熟记细节的程度。借由支持耶稣会教士学者，他涉猎西方药学与解剖学。他也赞助出版《全唐诗》和其他大部头文选，并主导编纂《康熙字典》，作为中国语文的权威辞书。

图4 手持毛笔的康熙皇帝（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此之外，康熙也是个相当感性的人，思及自己的子民和养育60多名子女的苦与乐（然而他们似乎常常让他失望），以及自己的情绪皆使其感触良深。想到衰老与死亡，他写道：

不忍弃病笃老者于不顾。以钱资助为其医治，亦请故友与其话家常，无论垂老之忠臣、朕兄弟之奴才或在长城塞外受水肿之苦的耶稣会教士翟敬臣（Charles Dolzé）或是宫中年老公主。如朕之姑母、皇太极之女，固伦淑慧长公主，在京城年老垂死之际，朕经常去探望，打理一切所需。公主终以含笑而逝，安享天年。……吾等亦可馈送礼品讨老者欢心。过去每年固伦淑慧长公主进献太皇太后与朕油凝乳饼及羊腊，吾等则回赠貂皮袍褂、黑狐皮衣与绸缎。朕必择其所需，投其所好。倘若此礼为任意进奉，朕亦以等物回报，如此相互易物，实无意义。……孝亲乃人之常情，无须繁文缛节、刻意造访。

或许康熙最著名、影响最深远的政策来自他长久统治的晚年。1713年，康熙皇帝宣称帝国的经济生产已经恢复到明代时的高峰，而其朝臣进行多时的地籍清丈业已完成，政权的财政基础因此可以长久稳固。虽然新的土地还可能继续开发，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而这些土地也或许能适当地课税，然而康熙认为未来将永远没必要再提高田赋的基本税率。即使新的技术、作物选择与商业化可能会让这些田地的生产力大增，也永远不再加税。

康熙永不加税的宣告让他的后继者尽管面对膨胀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和一系列戏剧性的新挑战，也只能从国家的生产中，分配到日渐减少的财政收入来治理国家。他们将不得不找各种方法增加政府的收入，如在农业生产上加增许多杂税，或从其他产业经济课税。但孝道的原则让他们永远不能违抗康熙的誓约，只能维持1713年的基本田赋税制。于是到19世纪时，清朝中央政府才意识到自己一直陷于财政短绌的状态。

图5 雍正皇帝，朝服像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爱新觉罗·胤禛，即雍正皇帝（1723—1735年在位），与他的父亲相当不同。在康熙可能继位的15个年纪较长的儿子中，排行第四的胤禛显然不是最受钟爱的。他无情地除去任何可能反对他继位的兄弟，忍受着夺权篡位的谣言。胤禛即位时将近45岁，他对父亲执政末期需要修正的问题已了然于胸。虽在位仅13年，但雍正利用这短暂时间在清帝国，乃至中国接下来的历史留下了不能抹灭的印记。据说他是位性情直率之人，没有父亲的逞强、好炫耀，或文雅学识与美学品位。在他身边的都是他从下层满洲贵族或从出身低微且常常是来自边疆地带的汉人中提拔上来的官员，都一样地坦率敢言。雍正经常在政策制定前邀集这些朝臣给予他谏言批评，以一种共议、务实的精神行事。

雍正年间的治国基本方针被形容为“严”。但他并不好斗，也非残忍无情。他在军事政策上绝对不冒险行事，对违法犯纪之徒的处置也能相当宽厚。此所谓之“严”其实是指无论代价高、反对者众，仍执意将官僚体制合理化、将帝国控制集中化的那种顽固意志。他决心让各县可以自给自足，以“火耗归公”使官吏可以收取耗羡，便是此种考虑的代表。还有将八旗官制度官僚化、取消部分士绅的税赋减免，以及“摊丁入亩”，将丁口税并入土地税的简化改革。他试图在帝国的每个县内建立育婴堂、养济院与县学。他也努力将一种标准化的白话中文（我们有时称作官话）推广为境内标准的口语，只是短暂推行且未见成效。

以平定教派争斗为由，雍正下令驱逐除北京之外的西方传教士。他通过常平仓制度，由中央控制地方储备存粮，是此宏伟计划的主要推手。在一些富有远见的政策中，如竭尽所能在具生产效益的耕作下利用更多土地，废除农奴与其他贱民阶级制度等，其背后都有他的身影。简言之，雍正皇帝是近代早期国家建构之首创者。

雍正于1735年驾崩后，继承皇位的是爱新觉罗·弘历，其作为乾隆皇帝成就了世人所认知的“中国”。弘历继位时年方26岁，既不像祖父继位时只是个男孩，也不像父亲即位时已是中年人。由于雍正顾念继承合法性受质疑的包袱，在乾隆少年时期就选定他为皇位继承人，并且细心调教他帝王治术。但一如他父亲20年前一样，年轻的弘历洞察其前任的缺点，而在登基后，他自己制定策略来矫正这些过当与错误的施政。他最早的行动之一是召回他幼时的导师、受人敬重的汉人大臣朱轼，在过渡时期来协助他。在雍正晚年，朱轼是那群对雍正严厉政策表达强烈不满的文臣之一。如今被刚登基的乾隆皇帝赋予重任，针对前任施政的缺失向新统治者提出忠告。

与他父亲的严厉相对比，乾隆朝宣告自由宽大的方针，在登基15年左右后，乾隆逆转了许多雍正时期的政策。他结束了前任皇帝对于农地开垦的狂热，且在1748年降低地方层级之国家谷仓的储备量。他重申帝国的财富是固定的，国家集结这些财富会与较受欢迎的“藏富于民”政策相冲突，把父亲“耗羡”与“摊丁入亩”这两项重要的财政改革，说成违逆仁政、不成体统的贪婪。低调地在通货膨胀时不调高各种杂税，借此让耗羡等名目逐渐萎缩。乾隆在他统治的早期进行一系列杂税的减免，包括减少地粮定额、屯田征额、田产买卖与登记的费用，以及数种地方杂税等，一直到他军事征服行动使军费节节上升，才让这些减免无法再实行。

1745年，为了庆祝登基10年，乾隆宣布一项大规模的田赋减免，减征了2800多万两银子。实际上，他结束了雍正未完成的实验，即创造一个财政可负担又能插手介入的国家机器。无论在当时的历史脉络中，这些政策转向之举明智与否，其遗绪将一直影响到19世纪末，此时清朝骤然被迫参与欧洲与东亚的民族国家竞争。

乾隆远比他的父亲更能同情汉族士人，将他们视为统治的伙伴，而非中央集权的绊脚石。他恢复了许多在雍正期间废除的士人赋税优遇与刑罚豁免。对于朝臣的任用，更偏好有品位的文人雅士，而非雍正所喜爱的干练技术官僚。乾隆年间科举考试的题目，逐渐侧重于对散文与诗词文笔风格的掌握，以及对考据知识的精深熟练。对于基础的识字能力，乾隆放弃了普及教育的推行，特别是在边疆地带。他认为让不值得信任的少数族群获取识字的权益，是不智且浪费公帑之举。这些决定的背后是乾隆对其父亲热衷减低帝国内社会分化与文化多元化，并在其专制统治之下创造出相对高同构型子民之使命感表示憎恶。统治一个由各种阶级身份与不同族群所组成之帝国，乾隆很乐意在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没有比1728年的曾静案更代表两个皇帝对清朝统治观的差异的了。曾静是位名不见经传的塾师，他将故乡湖南严重的水灾诠释为上天对雍正统治不满的征兆与改朝换代的天谕。当曾静试着寻求川陕总督也就是守卫中国文化与民族独立之英雄守护者岳飞之后代的支持时，他谋反的计划被揭发。曾静对雍正的仇恨部分是因为雍正篡位之说，部分则是雍正个人行为不检的谣言。但大部分是反映了一种本质主义的传统，认为汉人天生就比外来异族优越，一定要誓死抵抗被满族这样劣等的民族统治。曾静明确地引用17世纪浙江学者吕留良作为这些想法的起源，但这些思想在曾静同乡王夫之的手稿中更是明显。这种湖南先天论者的潜流到清朝最后百年中将更有力地开展出来。

雍正发现曾静谋反计划的反应引人注目。他将吕留良开棺戮尸，却对忏悔的曾静施予皇恩，令其返家，在当地成为英雄人物。接着雍正编纂自己对此案的记录，其中花了相当大的篇幅驳斥那些让曾静蹈罪的理论，且将此书广为宣传。在这本《大义觉迷录》中，雍正解释“满洲”事实上如同北方、西方、南方等等只是出生地点的表示，并非种族的标志。确实，在此雍正已几乎要主张，种族的区分一般来说完全不是事实。

但对于雍正继任者乾隆，在其统合主义（corporatist）的统治概念下，此态度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在1736年1月，乾隆即位之初所做的几件事之一就是重新逮捕曾静，将他凌迟处死，接着开始搜查并销毁雍正这本离经叛道的小册。乾隆此举隐然赞同王夫之“种族间有本质上的差异”之说。然乾隆珍视自己的满洲传统，并急切努力地保存满洲的语言、骑射、狩猎等特色，以划清旗人之间的族群界限，追寻族人的发祥地与谱系源头并且下令创作民族史诗《盛京赋》。乾隆将塑造“满洲”成为一个国族团体作为一个伟大任务，断然终结雍正文化同质化的计划。

即使放弃了雍正的政策，乾隆也绝不会表现出自己违背父亲的旨意。如果这么做，就是不孝，而乾隆对外向来是以谨遵礼法自居。反而以若是父亲多活几年，必会赞同他以如此俭省的方式来呈现自己。然而事实上，乾隆是无与伦比的展示大师，是帝国无时无刻可见的“示范中心”，是出了名的工作辛勤，是清代盛世的稳定力量。他将自己从巩固边地到开疆辟土的诸多大小军事征战，恰好圆满地包装成后世子孙传颂的“十全武功”。他喜欢以不同装扮让人画像，例如装扮成菩萨讨好信仰喇嘛教的属民，又或者坐在马背上、身着欧式盔甲，由耶稣会教士、宫廷画家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作画。

位于长城外的承德避暑山庄中，乾隆建造了一个大型的“主题公园”，展现大清广袤疆土内的各式公共建筑：一座代表西藏的迷你布达拉宫、一座江南形式的中国南方寺庙等等。他乏味的父亲在任内避免进行形式上的巡访，乾隆却以“南巡”为乐，而且不惜重金，就是要让一切看起来合宜体面。富裕的商业城市扬州，大部分的区域在乾隆一次来访前整个重建，以符合皇帝心中对这个城市应有的想象。他还花钱举行登基10周年的盛大庆典。乾隆在其生涯中最盛大的演出，可能就是他在1795年的退位。在位60年之后，其于在位时间比祖父康熙少一天的时刻退位，以此最后的演出来表达对祖父的孝顺。

图6 乾隆戎装骑马图，郎世宁作（北京故宫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