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孙中山的早期思想与革命活动

一、求学与上书

在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漫长历程中，有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就是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祖籍广东省东莞县（今东莞市），1866年11月12日（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孙家世代务农，“先人躬耕数代”，至乃父孙达成时更是以佃耕为生。出身“农家子”的孙中山，幼年时期饱受家境贫寒之苦，“早知稼穑之艰难”，因而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及其他下层民众始终深表同情，改善这些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便成为他毕生革命事业的一个基点。

1875年，9岁的孙中山开始入村塾读书，从《三字经》《千字文》等幼学读物入手，接受最基本的传统文化教育。1879年，13岁的孙中山背井离乡，随母亲到檀香山投靠兄长孙眉，“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一个崭新的世界开始展现在他的眼前，并引发他全新的理想追求。这是孙中山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孙眉已成为华侨资本家，有自己的商店和牧场。在孙眉的资助下，孙中山先后就读于火奴鲁鲁的英国教会学校意奥兰尼书院（IolaniCollege）和美国教会学校奥阿厚书院（OahuCollege），接受西式中学教育，学习英文，并初步接触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与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同时，檀香山华侨寄人篱下的生活境况，以及夏威夷正面临着美国殖民统治厄运的现状，促使孙中山开始密切关注现实社会政治，尤其是自己祖国的前途与命运。这段在檀香山学习与生活的经历，使孙中山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从而促使他思想意识的显著变化，开始萌生出“改良祖国”的社会理想。他日后自述说：“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

1883年，因欲受洗入基督教，遭到孙眉的反对，孙中山离开檀香山回到故乡翠亨。这时的孙中山已是一个具有新知识、新思想的新青年。居乡期间，孙中山以新奇的海外见闻给这个封闭的乡村注入了一丝新鲜空气。他不但放言高论，抨击清政府统治的黑暗腐败，而且脚踏实地，积极参与诸如教育、防盗、街灯、清道、防病等改良乡政活动。为了使村民们破除迷信，摆脱愚昧状态，孙中山与同村好友陆皓东（1868—1895）故意损坏村中北帝庙神像。村民舆论大哗，孙中山难以在村中立足，于是被迫离乡到香港读书。是年底，孙中山与陆皓东在香港受洗入基督教。

在香港求学初期，孙中山先后就读于拔萃书室（DiocesanHome）和中央书院（TheCentralSchool），继续接受西式中学教育。这期间发生了中法战争，中国战败的结果使孙中山颇受刺激。日后他说：“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也许此时孙中山已经有了革命的理想，但是，其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还有一个曲折的过程。

1886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中央书院，旋入广州博济医院（CantonHospital）学医。在此，他结识了同学郑士良（1863—1901）。郑士良为会党中人，孙、郑交谊，是为此后孙中山从事革命时积极联络会党的始因。次年，孙中山转入由著名改良主义思想家何启（1859—1914）创办的香港西医书院（TheCollegeofMedicineforChinese，HongKong），正式接受大学医科教育。那时与孙中山志同道合、交往最为亲密的主要有陈少白（1869—1934）、尤列（1866—1936）、杨鹤龄（1868—1934）三人，他们“常驻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时人目之为“四大寇”。尽管如此，当时的孙中山虽然已经怀抱着革命的理想，但并没有更进一步付诸具体的实践，至多还是表现在言论方面而已，“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恰是其此时心态与行为的写照。正如孙中山所自称，其大学时代只不过是“革命言论之时代”。

1892年，孙中山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他先赴澳门行医，开设中西药局；后因受葡医排挤而转赴广州行医，开设东西药局。虽然孙中山医术高明，颇受民众欢迎，但从医并不是他的最终理想，因为这毕竟是无法从根本上实现他早年所期望的“改良祖国”的政治抱负的。因此，他不久即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至于如何“医国”，当时孙中山的思想基本上没有超出改良的路向。其时，恰值维新变法运动逐渐兴起的时候，康有为正在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孙中山本欲与康结交，却因康有为要求其“具门生帖拜师”而作罢。孙、康交谊失之交臂。1893年底，孙中山与好友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程璧光、程奎光、程耀宸、魏友琴等人在广州南园抗风轩聚会，试图成立反清团体，孙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虽众皆赞成，但结果并未成立正式组织。事实上，当时孙中山仍然没有放弃“改良”的道路，上书李鸿章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是当时清廷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因长期办理洋务而获有开明的声誉，“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是改良派寄望主持改革的显要人物。李鸿章又是香港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孙中山在西医书院读书时即已设想上书李鸿章。1894年初，孙中山抛开在广州所开药店的业务，回到故乡翠亨闭门起草上李鸿章书稿。在这篇《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四个方面，详细描述了一个改革教育与用人行政制度、发展工农业生产、振兴商务与交通事业使国家走向富强的经济现代化方案。他说：“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夫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洲其能匹哉！”这是一个系统的改良中国的理想蓝图。上书稿起草后，经好友陈少白稍加修改，孙中山即偕陆皓东转道上海，拜访郑观应等人，试图打通关节，寻找上书门径，然后北上投书。6月下旬，孙中山与陆皓东到达天津。他们拿着“港、沪友人介函”，通过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徐秋畦等投递上书。其时中日甲午战争迫在眉睫，李鸿章“借辞军务匆忙，拒绝延见”。上书没有结果。

孙中山满怀希望上书当道，“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结果未能如愿。于是他绝了改良的念头，“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孙中山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二、创办兴中会与乙未广州起义

1894年秋，孙中山再到檀香山，开始在华侨中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并谋求组织革命团体。11月，在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宅召开革命组织成立会议，孙中山与何宽、李昌、刘祥、邓荫南、宋居仁等20多人与会。会议由孙中山主持，他提议新组织定名“兴中会”，规定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并宣布他所起草的章程九条。众无异议，遂投票选举刘祥、何宽为檀埠本会正、副主席，黄华恢为管库，程尉南、许直臣为正、副文案，李昌、郑金等人为值理。随即，会员填写入会盟书，并举行宣誓仪式。兴中会正式成立。此后，孙眉等人陆续加入，会员总数达130人之多。《檀香山兴中会章程》第一条说明了建立兴中会的宗旨：“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这个章程并没有公开提出反清革命主张，表面上看来，兴中会只不过是一个温和的爱国救亡团体。但是，其会员入会誓词则明确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表明兴中会希望彻底推翻清王朝并建立一个美国式的共和政府的民主革命目的。如果说兴中会的宗旨在公开时的温和与秘密时的激进之间的矛盾是出于立会者策略方面的考虑，这一点事实上可以从该会成立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来印证，那么可以说兴中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即着手进行募捐筹饷与教练兵操的革命准备工作。由于当时的檀香山“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孙中山的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在募捐筹饷方面，兴中会会员交纳会费及集股所得仅有1300余元，加上邓荫南变卖全部家产和孙眉低价出售自己农场的部分牲畜所得，共筹得美金6000余元。在教练兵操方面，孙中山拟组织华侨兵操队，延请一个丹麦人为军事教练，参加者仅有兴中会会员20余人，旋即解体。正当孙中山在檀香山的革命活动陷于困境而希图转向美洲发展的时候，上海同志宋跃如（1866—1918）来信催促回国。当时中日甲午战争方酣，清兵屡败，清廷的腐败暴露无遗，人心愤激，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如此时局，正是举行起义的大好时机。于是，孙中山决定放弃美洲之行，与邓荫南、宋居仁等同志毅然回国。

1895年1月，孙中山等人到达香港。为了在香港筹建兴中会组织，他一面召集旧友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杨鹤龄等人商议，一面与辅仁文社的杨衢云（1861—1901）、谢缵泰（1872—1937）等人联络，得到了众人的积极支持。2月，香港兴中会成立，以香港地方议会议员商人黄咏商为临时会长，会务实际上是由孙中山负责。香港兴中会总部机关设在士丹顿街13号，对外挂着“乾亨行”的招牌，以为掩护。《香港兴中会章程》是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其宗旨为：“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章程虽仍然没有明确提出反清主张，但其言辞更趋激烈，对清政府的腐败统治的抨击不遗余力，认为“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乃以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得剥民刮地，暴过虎狼”，是中国积弱至极的根源。香港兴中会会员入会同样要宣誓，誓词与檀香山兴中会同。据统计，1894—1895年间，有名籍可稽的兴中会会员有178人，其中商人95人，工人40人，会党12人，其他如实业家、公务员、医生、教员、学生、职员、报人、传教士、水师官弁等31人。这些早期兴中会会员的职业身份表明，兴中会是一个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团体。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形成。

香港兴中会成立后，即举起了反清武装起义的旗帜。1895年3月，孙中山与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等人到广州建立兴中会分会，以双门底王家祠云岗别墅为会所，对外发起一个公开团体——农学会，以掩护兴中会的秘密革命活动。为了策动广州起义，孙中山等人积极在广州及其周围地区联络会党、绿林、乡团、游勇、防营、水师等武装力量，杨衢云等人则在香港筹措经费，购买枪械。与此同时，他们还试图通过日本驻港领事中村恒次郎和香港两家英文报纸《德臣西报》（ChinaMail）与《士蔑西报》（HongKongTelegraph），争取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同情与支持。在进行多方面的准备工作之后，他们计划把发动广州起义的时间定在10月26日（农历九月初九日，重阳节），因为广东民间有重阳拜祖扫墓的习俗，届时起义队伍可以随着熙熙攘攘的乡民进入广州城内集结，而不至于引起当局的怀疑，以便及时发动起事。10月10日，起义迫在眉睫，兴中会内部孙中山与杨衢云两派势力因为选举会长问题发生争执，这个会长人选直接关系到起义以后成立的政府首脑——即所谓“伯理玺天德”（President，总统）人选的问题。谢缵泰推举杨衢云，陈少白、郑士良推举孙中山，双方相持不下，孙中山“不欲因此惹起党内纠纷，表示谦退，力诫士良、少白勿与竞争，结果此席为杨衢云所得”。随后，孙中山到广州准备部署起义工作。他们决定用陆皓东制作的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用旗，以“除暴安良”为口号，用红带缠臂为暗号。10月26日清晨，各路队伍大都如期到达广州，等候总机关发令。但是，杨衢云负责的香港一路队伍未能及时赶到，在香港购买的军械也没有运来；另外，还有汕头一路队伍不能来。孙中山在无奈之下，只好遣散已经集结在广州的各路队伍。所谓乙未广州起义未曾发动即告流产。尽管如此，兴中会广州密谋起事之举仍被清朝官方侦知，清兵四出搜查，广州兴中会机关被破坏，陆皓东等人被捕牺牲，成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流血的第一批烈士。乙未广州起义是革命党人密谋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三、从伦敦被难到庚子惠州起义

广州起义密谋失败后，孙中山遭到清政府的通缉和港督的驱逐，无法在内地和香港立足。1895年11月，孙中山偕陈少白、郑士良东渡日本。在横滨，孙中山组织侨商冯镜如、冯紫珊、谭发等人成立兴中会横滨分会，并刊印《扬州十日记》等书进行反清革命宣传。12月，孙中山正式剪辫易服，以示坚定的革命志向。随后，孙中山到檀香山与美国进行革命组织与宣传活动。1896年9月30日，孙中山到达英国伦敦。由于孙中山是清政府通缉的“钦犯”，因此，他的行踪受到清朝驻英公使馆人员的密切监视。10月11日，孙中山在伦敦街头被清朝驻英公使馆人员诱捕入使馆拘禁，此即“伦敦被难”。清使馆打算雇船把孙中山偷运回国处置。孙中山在使馆英籍女管家郝维太太（Mrs.Howe）和雇工柯尔（G.Cole）的帮助下，向他曾经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康德黎（JamesCantlie）和孟生（P.Manson）发出了求援信。康德黎和孟生得知消息后，立刻向伦敦警察总部报案，并采取紧急救援行动。他们一方面试图通过媒体披露此事，以取得舆论力量的同情；另一方面又请求英国外交部出面干预，以得到政府势力的支持。经过康德黎和孟生的多方活动，10月22日晚，英国外交部向清使馆发出最后通牒式的照会，施加外交压力，要求立即将孙中山释放；与此同时，《环球报》的晚报连夜刊印号外，正式披露孙中山被清使馆绑架的消息，伦敦舆论界一片哗然。23日下午，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英国外交部采取强硬的态度，迫使清使馆不得不无条件立即释放孙中山。伦敦被难事件之后，孙中山不仅借英国报刊发表了感谢英国政府、报界与人民的公开信，而且在英国出版了用英文写成的《伦敦被难记》一书，不失时机地向西方世界宣扬了中国革命；与此同时，国际舆论对此事也同样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英国与其他一些国家、地区有不少报刊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和评论，使西方世界对孙中山与中国革命有了更多的了解与认识。从此，孙中山开始逐渐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革命领袖人物。

伦敦被难的经历使孙中山更深刻地认识到反清革命的必要性。他认为：“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此后，孙中山继续逗留伦敦，进一步钻研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并实地考察英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经济生活，深入探索中国革命的理想道路。1897年7—8月，孙中山离开英国，途经加拿大，到达日本。在日本，孙中山结识了日本在野志士宫崎寅藏、宫崎弥藏、平山周、内田良平、萱野长知、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人，并得识日本政界要人犬养毅、大隈重信等。尽管这些人同情和支持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目的不一，或出于真诚，或出于私心，但正是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使孙中山能够较为顺利地在日本开展革命活动。

戊戌、庚子时期，维新变法运动旋起旋灭，紧接着是义和团运动勃兴与八国联军入侵，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孙中山在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人士谋求合作无效之后，发动了第二次反清武装起义——惠州起义。

1900年初，孙中山命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和《中国旬报》，作为宣传反清革命的舆论机关，并与杨衢云等人在报社设立筹划反清起义的总机关；同时，又派郑士良到惠州、潮州、嘉应等地联络会党与绿林，集结武装力量；孙中山自己则在海外积极活动，筹集起义所需粮饷与军械。正当兴中会筹划再次起义的准备工作紧张进行之际，由于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发展与八国联军的大肆入侵，北方局势一片混乱，清朝统治岌岌可危。在此背景下，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向陈少白献策，提出一个由港督卜力（Blake）出面促成兴中会与李鸿章合作实行广东独立的设想。孙中山得陈少白电告后“大喜”，表示“赞成”；港督卜力对此“极表同情”，极力从中斡旋；李鸿章也是“意颇为动”，只因清廷当时尚未陷于绝境而“迟疑观望，未有正当表示”，但他的幕僚刘学询、曾广铨则“极力从旁怂恿”，并积极活动。后来，因为李鸿章应清廷之召北上议和，此事遂告作罢。孙中山在谋求与李鸿章合作实行广东独立的举措失败后，继续加紧筹划起义工作。他与日本志士山田良政到台湾找日本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寻求援助。当时日本想利用孙中山及革命党人的力量，乘庚子事变之机独占福建，并将侵略势力渗透到东南沿海地区，因而表示“同情”中国革命，儿玉源太郎允诺接济孙中山。孙中山还与菲律宾独立军代表彭西商定，借用独立军买下的一批军械用于起义。10月6日，起义在惠州三洲田爆发，首战告捷。随后，郑士良率领起义军又多次击败清军，但因为得不到孙中山的接济，而很快就陷于枪械弹药告竭的困境。一方面，日本政府并不真正支持中国革命，致使孙中山幻想日本的援助以及原定由台湾接济军火的计划落空；另一方面，由于日本政客的贪污欺诈，菲律宾独立军在日本订购的军械全是废品，无法派上用场。缺乏军火接济的惠州起义军很快就被清军镇压下去，起义最终失败。郑士良等人逃到香港。随后，史坚如、邓荫南等人在广州谋炸广东巡抚署两广总督德寿，结果虽然炸塌了督署围墙，但并没有炸死德寿。史坚如被捕就义，成为继乙未广州起义时牺牲的陆皓东之后“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

庚子惠州起义是孙中山及兴中会发动的第二次反清武装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当时产生的震动与影响不可低估。它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孙中山革命领袖的地位，如时人所谓“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与革命思想的传播。正如孙中山所自述：“经此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的出现，人民群众的觉醒，革命思潮的萌发，预示着一个革命新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