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

一、实业救国思潮的勃兴

清末“实业”一词，实是经济的代名词。时人认为：“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实业救国”，就是要走发展农工商诸业经济以救亡图存的道路。这种思想大约产生于19世纪末，而在20世纪初则蔚为一股社会思潮。这是近代中国一部分先进人士谋求社会改良的一种进步的社会思潮。

清末实业救国思潮兴起的原因有三：

一是民族危机的刺激。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略下艰难地迈进近代的门槛的，近代中国始终笼罩着严重的民族危机，这是各种救国思潮产生的重要前提条件。实业救国思潮也不例外。著名的实业救国论者张謇在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时说：“年三四十以后，即愤中国之不振；四十后中东事（甲午战争——引者注）已，益愤而叹国人之无常识也。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谋新矣而不当，欲自为之而无力，反复推究，当自兴实业始。”正如张謇因愤于中国积弱不振而在甲午战后走上“兴实业”的道路，当时已有一部分先进人士萌发了实业救国的思想。庚子事变后，外患日亟，民族危机更趋严重，人们对实业救国的认识更进一步。时人以为：“今日救亡之术，固当以振兴实业，为惟一之先务。实业不兴，国家无向荣之望，人民无苏息之机，安能振曜精魄，出与列强相见，以少遏其滔天之势，保吾完全独立之国乎！”当然，如果绝对地看待这一点，也许这种认识有失偏颇；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实业救国论者有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真挚的爱国热忱。可以说，实业救国思潮的勃兴正是一部分进步人士对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回应。

二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而选择的一条道路。自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求向西方学习的道路。起初，他们看到的是西方的“船坚炮利”，以魏源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为先导，洋务派开展了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为主的洋务运动。中日甲午一战，中国的战败基本上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在战后的反思中，人们从中日向西方学习成效的差距中认识到振兴工商实业的重要意义。张謇在代湖广总督张之洞起草的“立国自强”奏疏中，专列“宜速讲商务”和“宜讲求工政”两条建策，提出了发展商务和振兴工艺的思想主张。他认为，日本因重视商务和工政而“国势自振”；中国则相反，故必须在各省设商务局和工政局，“加意讲求”，尤其是工艺，乃各国“富民强国之本”。“中国人数之多，甲于五洲；但能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忧贫之事哉！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不仅为御侮计，而御侮自在其中矣。”郑观应更明确地指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此后，“商战”、“振兴商务”、“振兴实业”等口号日渐流行，实业救国思潮于是兴起。当康梁维新派及其后的立宪派、革命派致力于政治改革与革命的时候，一部分进步人士在努力谋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社会改良事业。虽然各种改良与革命的方案为近代中国发展设计的道路不尽相同，甚至还有相互矛盾、冲突之处，但是，它们都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其救亡图存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可以说，正是各种救国方案纷呈，从而汇成近代中国的救亡大潮，同时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多元格局。

三是清政府新政改革的推动。庚子事变后，清政府实行新政改革，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发展工商实业的政策与措施，这对于实业救国思潮的兴起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梁启超曾经在论及清末“振兴实业”的情形时有一个概括性的说明：“全国人心营目注嚣嚣然言振兴实业者，亦既有年矣。上之则政府设立农工商部，设立劝业道，纷纷派员奔走各国考查实业，日不暇给，乃至悬重赏崇衔以奖励创办实业之人，即所派游学及学生试验，亦无不特重实业，其所以鼓舞而助长之者，可谓至极。下之则举办劝业会、共进会，各城镇乃至海外侨民悉立商会，各报馆亦极力鼓吹，而以抵制外货、挽回利权之目的创立公司者，所在多有，其呈部注册者，亦不下千家。”实业救国思潮的激荡固然离不开一些社会精英分子的鼓吹，但是，政府革新行为的推动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19世纪末，一些早期改良派人士和康梁维新派大都有实业救国的思想；20世纪初，实业救国论者则主要是立宪派人士，另外还有一部分革命派人士甚至开明官僚也在积极提倡“振兴实业”。其中郑观应、陈炽、张謇、汤寿潜、郑孝胥、曾铸、汪康年、李平书、陈黻宸等人为主要代表人物。

清末实业救国思潮的主要内容如下：

其一，关于发展实业的条件，主张政府改良弊政，采取保护实业发展的政策与措施。在分析中国实业不振的原因时，不少实业救国论者将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官府，他们认为主要是官府不重视实业，甚至压制与阻碍实业的发展。陈炽在《振兴商务条陈》中说：“中国官商情形隔膜，动以崇本抑末之说，视商人之盈亏成败，漠然不加喜戚于其心。持此以与泰西各国通商，如下驷驽骀追踪骐骥，必使中国盈天下无一富商，所有利权皆归彼族，上下交困，仰人鼻息以为生。”他主张政府减免厘金与捐税，以保护华商，认为“捐厘减一分，华商多一分之生气，即增一分之利源”，其结果是“明为恤商，暗实裕国”。郑观应更是明确地指出，“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他提出中央设商部兼辖南北洋通商事宜、南北洋分设商务局并由地方官公举局董、重订税则与厘正捐章、商务局中兼设商学、各府州县设商务公所并自举商董等改革措施，认为“如是，则兴废当，谋画周，上下之情通，官商之势合，利无不兴，害无不革，数十年后中国商务之利有不与欧西并驾者，吾不信也”。减免厘金与捐税，设立商部、商务局与商务公所，创办商会，制订经济法规，开办实业学堂等，这些是实业救国论者提出的保护实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对于清末实业的振兴有着重要的作用。

其二，关于发展实业的道路，主张在发展农、工、商三业的基础上走工业化道路。对于如何发展实业的问题，实业救国论者大致有“以商为本”和“以工为本”两种主张。甲午战争以后，人们逐渐挣脱传统的“农本”思想，转而认同于“以商为本”的重商思想。时人以为：“古之为治者，皆以农为富国之本，今之为治者，当以商为富国之资，非舍本而逐末也，古今之时势有不同也。”著名的商战论者郑观应认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于士、农、工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张謇则不以为然，他说：“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显然，他强调的是“以工为本”。当然，张謇虽然特别重视工业，但他并不忽视农业，也不偏废商业。他说：“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又说：“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完不张……其根本在先致力于农工商，必农工商奋兴，而后教育能普及，教育普及，而后民知爱国，练兵乃可得而言也。”事实上，他的著名的棉铁主义思想就是主张在发展农、工、商三业的基础上走工业化道路。这种思想主张在当时影响颇大，甚至被某些高层政府官员所接受，而影响清政府的决策。例如，张之洞在其著名的变法思想著作《劝学篇》中大讲农、工、商之学，认为：“工者，农、商之枢纽也。内兴农利，外增商业，皆非工不为功……大抵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相钩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瞽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国矣。”后来，张之洞又把《劝学篇》的思想写进《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对清末新政有着重要的影响。

其三，关于发展实业的意义，主张实业为救国与立国之本。对此，张謇有一个颇为形象的比喻，他说：“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若鹜（骛）其花与果之灿烂甘美而忘其本，不知花与果将何附而何自生？”这一点是实业救国论者所特别强调的。其具体主张有二：一方面，认为发展实业可以使国富民强，社会安定。时人认为：20世纪为“实业竞争之世界”，“实业盛则国势盛，实业完则国势完；实业有进步，则国势有进步；实业甲全球，则国势甲全球”，甚至以为“实业兴替关于一切之兴替”；“实业者，国民资赖以生之物，而国家之血液营养也。实业之盛衰，原为国民生计之舒惨所系，亦为国政隆污之所系，且即国命延促之所系。”在实业救国论者看来，实业是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另一方面，认为发展实业可以抵御外侮，收回利权。郑观应的商战论与张謇的设厂自救论，都明显具有与外人争利的意味。商人张振勋则明确提倡“以商战收回利权”。他说：“商务兴则农、工、路、矿无不兴，农、工、路、矿兴则人力可以尽，地利可以辟，物产可以丰，不特出口货物可以旺，内地财力可以纾，而且国家赋税可以增，百姓生计可以足。数十年外溢之利权可以挽，富强之基实系于此。战胜之道，亦在于此。”时论《论实业所以救亡》更是认为“实业之兴衰，关于国势之存亡”，“果使一国之民皆能振兴实业，举所谓农、工、商、矿诸事者开拓经营，不致货弃于地，则彼外人者虽有攘夺之心，更无著手之处，亦只可为临渊之羡耳”。希望以发展民族经济抵御列强的经济侵略，这是实业救国论者的良苦用心。

毋庸讳言，实业救国思潮强调发展实业是救亡图存的首要条件，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是不现实的，因为在外国列强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压迫的双重压力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得到正常的发展。但是，实业救国论者的爱国热情是不可否认的；而且，这种思潮的出现，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清末兴办实业热潮的高涨，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初年的初步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

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发展概况

20世纪初，在西方列强侵华造成的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形势下，由于实业救国思潮与收回利权运动的刺激，以及清政府实行新政改革的推动，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兴办实业的热潮，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初步发展。

首先看近代工业的发展情况。

据统计，1858—1911年的53年间所设立的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民用工矿企业有953家，创办资本总额为2亿多元；而1901—1911年的10年间就设立了650家，资本总额为1.4亿多元，各占总数的2/3强。也就是说，这10年是前43年的两倍多，其发展速度可见一斑。详情见下表。

1901—1911年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企业统计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清末最后10年，尤其是1905—1910年，出现了一个投资兴办工矿企业的高潮；就企业经营的性质而言，商办企业无论在家数上，还是在创办资本额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

具体就各工业部门来说，发展较快的主要有纺织业、缫丝业、面粉业、火柴业、水电业、机器业和矿冶业等部门。各业发展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1840—1911年7个主要近代工业部门统计表

从上表来看，纺织业方面，包括纺纱业、织染业、轧花业、织麻业、呢绒、丝织业及其他纺织业，1901—1911年共设厂82家，约是此前60年的3倍，创办资本总额1332.1万元，略多于此前60年的总和。

缫丝业方面，1901—1911年共设厂70家，是此前60年的1/2强，创办资本总额556.9万元，约是此前60年的1/2。

面粉业方面，1901—1911年共设厂53家，约是此前60年的5倍，创办资本总额786.8万元，是此前60年的7倍多。

火柴业方面，1901—1911年共设厂28家，是此前60年的3倍多，创办资本总额130万元，约是此前60年的3倍。

水电业方面，1901—1911年共设厂60家，是此前60年的30倍，创办资本总额3813.8万元，是此前60年的381倍多。

机器业方面，1901—1911年共设厂20家，是此前60年的2倍多，创办资本总额352.1万元，是此前60年的10倍多。

矿冶业方面，包括燃料等采掘业和金属采掘及冶炼，1901—1911年共设厂73家，比此前60年略多，创办资本总额2272.9万元，比此前60年略少。

另外，铁路与轮船航运业也有一定的发展。铁路是西方列强掠夺中国的重要工具，清末的中国铁路基本上被列强所控制。庚子事变后，民间要求收回利权、自办铁路的呼声渐起，清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由新设立的商部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将铁路修筑权向民间开放，允许华商集股修路。此后，各省纷纷创设铁路公司，掀起一个民营铁路建设的高潮。据统计，1903—1907年，全国各省共设立铁路公司16家；到1911年，各铁路公司共集股额近6000万元，约占预筹股额总数的30%，其中粤路、川路分别达到75.7%、78.4%，浙路则高达154.2%，总计各省铁路公司建成的铁路有422公里。这多少争回了一些民族利权。

清末的中国轮船航运业也是基本上由外国势力所垄断。中国自己的民族轮船航运业虽然只能在列强侵略势力的夹缝中艰难地生长，但在20世纪初也有一定的发展。据统计，中国开设的资本1万元以上的轮船公司，1860—1900年的40年间有74家，创办资本总额为273.9万元，1901—1911年的10年间有138家，创办资本总额为1450.7万元。在开设的家数方面，后者约是前者的2倍；在创办资本总额方面，后者是前者的5倍多。又据历次海关10年报告统计，1900年，中国有轮船517艘，总吨位18215吨，1911年增加到901艘和90169吨，分别增长74.3%和395%。虽然中国自办轮船航运业从根本上无法与外国在华轮船航运业相比，但其发展速度还是较快的。

再看商业与金融业的发展情况。

近代商业发展的主要表现有三：

一是国内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在对外贸易方面，据统计，1871—1873年进出口贸易额分别为1.06亿元、1.1亿元，1901—1903年为4.73亿元、3.11亿元，1909—1911年为7.02亿元、5.7亿元。如以1871—1873年的进、出口值为100%，1901—1903年的进、出口值分别增至446.2%、282.7%，1909—1911年又分别增至662.3%、518.2%。虽然入超现象严重，这是由于近代中国商业的半殖民地性质决定的。当时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廉价的农产品、手工制品及工业原料，而进口的则是价格较贵的机制工业品；但是，无论进口还是出口，其发展速度都是可观的。在国内贸易方面，据有人研究估计，19世纪90年代中国产品的国内流转额比19世纪80年代增长了63.9%，进入20世纪后，每10年的递增率更上升到70%以上。国内贸易的发展速度也不慢。

二是形成了一批近代商业中心城市。中国近代商业发展的基本方式，是以通商口岸为中心向周边地区辐射，逐渐形成网状的商品流通体系。“大约在1894年以后，我国传统的商品流通渠道即逐渐改变，形成一个以上海等通商都市为中心的、从通商都市到内地和农村的商业网。”20世纪初，在外国侵略势力的压力下，中国被迫进一步对外开放，通商口岸（含自开）从1894年的34个增加到1910年的82个。这些通商口岸便逐渐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其中尤以上海、广州、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江沿海城市发展较为迅速。据统计，1909—1911年，这5个港口城市的外贸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值的67.7%，其中上海占44.2%。上海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有人描述说，上海占住了长江口的有利地理位置，“独霸着这条大江沿岸两面各处地方的商业，和她有交易关系的中国人已有二万万之多，所以上海实在已经握着中国全部商业之一半了”。武汉三镇“占长江沿岸最枢要之地，商况之殷盛，亦冠于沿岸之诸港”。汉口更是长江中游的商业贸易中心，“舟楫之辐辏，货物之聚散，其盛不亚于上海，其余则尚未能比类也”。汉口成为当时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商贸港口，有“东洋芝加哥”之称。其他如天津、广州、大连等城市，也是各地区的商业贸易中心。

三是近代商业组织活动与设施建设发展迅速。首先是商会的设立。1903年，清廷设立商部，次年颁布《商会简明章程》，随后各地大量商会兴起，传统的商业行帮组织逐渐向近代资本主义式的商会转化。时人以为，“商会之立，其为中国商业史之第一纪元乎”。商会的设立，可谓中国商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其次是参与国际商品博览会与举办国内商品博览会。1905年，商部奏准《出洋赛会章程》，鼓励和劝导华商参加国际商品博览会，以扩大对外贸易，并观摩先进国家的产品，以促进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如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1906年意大利米兰博览会、1910年意大利都朗国际博览会等，都有中国商品参展，使中国商人大长见识。与此同时，清政府还鼓励在国内举办劝业会、劝工会、物产会、商品陈列所等各种类型的商品博览会，以推动工商业的发展。如1909年的武汉劝业奖进会在武昌举行，展期45天，“观者络绎不绝，途之为塞”。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在南京举办，全部陈列物品计分24部420类，展期6个月，前往观摩者达20多万人次，极一时之盛。再次是百货商店与公司的大量涌现。在一些重要的商业中心城市，商业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商业店铺林立，除了原有的经营粮、油、盐、木材、中药等传统农副产品的旧店铺以外，出现了大量经营机制棉纱布、针棉毛织品、五金、百货、化工颜料、西药、纸烟等近代工业产品的新式商店，还出现了综合性的大型百货公司，经营国内外各式工业制品、手工艺品以及农副特产。据调查统计，1909年左右，广州有各种商号27524家，汉口也有商店7000多家。这些商业中心城市的繁荣程度于此可见一斑。

金融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民族资本自办银行的开办。据统计，1900年以前，创办资本在5万元以上的中国自办银行只有盛宣怀办的中国通商银行（1897）和中俄合办的华俄银行（1896）；1901—1911年，中国自办银行猛增29家，创办资本总额达2133.6万元。其中重要的官办与官商合办银行有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商办银行有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北京厚德商业银行、天津兴殖银行等。虽然这些银行无法同外国在华银行竞争，甚至比不过旧式的钱庄、票号。尤其是商办银行，其生存是相当艰难的，但是中国自办银行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新式金融资本的生长。

从上述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情况来看，可以发现20世纪初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是发展速度快，增长幅度大。这主要是因为起点低的缘故。如水电业在1900年以前只有2家，此后10年内增设60家，创办资本总额增长380倍之多。

二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各部门发展不平衡。主要集中在轻工业，尤其是纺织业与生活服务业方面，机器制造与钢铁工业不发达。据对前文所列7个主要工业部门的统计，在1901—1911年全国民族资本所设650家工矿企业中，纺织业、缫丝业、面粉业、火柴业、水电业5个部门共设厂293家，占45%强，而机器业与矿冶业共设厂93家，仅占14%多。

三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尤其是江浙、两湖和广东。据统计，1901—1911年全国民族资本所设的650家工矿企业，主要在沿江沿海省区，江苏（含上海）162家，湖北82家，广东54家，四川42家，直隶（含天津）37家，浙江36家，奉天30家，福建22家，安徽21家，山东20家，湖南11家，江西10家，共527家，占全国总数的81%强，其中江浙、两湖和广东共345家，占53%多。

四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无法同外国在华经济势力竞争。据有人研究估计，1913年外国在华产业资本共达123709.4万元，中国本国资本仅为30386.2万元，约为外国资本的1/4。

五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极小，尤其是工业化水平极低。据有人研究估算，1920年左右，中国近代工业总产值仅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4.87%，连同手工业在内，也只占10.8%。清末中国工业化水平之低可想而知。

总之，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然仍是力量弱小，但较之19世纪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使得民族资产阶级的队伍逐渐壮大起来。据有人对商会会员人数估算，1911年全国民族资产阶级总数达到5万余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为清末政治运动——无论是立宪还是革命——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来源不同于西欧，不是产生于城市市民等级，而主要是由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和买办转化而来。据有人对1872—1913年的棉纺、毛纺、缫丝、水电、面粉、水泥、榨油、卷烟、航运、煤矿等10个主要行业的产业资本家来源所作的统计，其中官僚地主占59.8%，买办占23.8%，商人占16.4%。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本国封建势力和国际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其自身具有明显的政治软弱性。如果说清末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是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那么，从民族资本主义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可以大致观察到清末政治运动发展的基本形势。一方面，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江浙、两湖和广东，因而这几个地区政治运动的发展特别引人注目；另一方面，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和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性，致使清末政治运动的发展呈艰难曲折之势。

三、商会与资产阶级组织形态的现代化

商会是在清末新政过程中适应中外商战形势而产生的资产阶级工商业社团。20世纪初，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以及清政府新政改革的推行，在社会上涌现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新式社团，除商会以外，还有自治会、教育会、研究会、学会、农会、工会、消防会、风俗改良会等，种类繁多，遍及政治、经济、学务、警务、市政、社会公益等各个领域。其中，在传统的行会组织基础上成立的近代商会是这些新式社团的“中枢组织”或“领袖团体”。以商会为中心的各种新式社团的形成，是资产阶级组织形态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1902年，盛宣怀饬令上海道台袁树勋会同著名商董严信厚等人，召集上海各业商董成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这是中国第一个商会组织。同年，广州和汉口也分别创设了商业会议公所和商会公所。1903年，天津绅商成立天津商务公所。1904年初，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谕令在全国各省各埠设立商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会垣、系城埠，宜设立商务总会；而于商务稍次之地，设立分会，仍就省分隶于商务总会。”在此前已经设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与天津商务公所相继改组为商务总会，同时各地陆续创办商务总会和分会。1906年，江苏锡金商会总理周廷弼禀请商部在各县下之乡镇设立“分会之分会”，得到商部批准，统一定名为“商务分所”，札文称：“嗣后各府、州、县中，如已设立商会而各村镇尚有续请设立者，即令定名为商务分所，与各该处总分会设法联络。”于是，清末的商会便形成总会、分会与分所的三级组织体制。据统计，1902—1912年，全国约有商务总会、分会900多个，连同商务分所共有2000个左右。全国除西藏等偏远地区外，基本上达到普及的程度。一般的情况是，省会与重要商埠设总会，府、厅、州、县设分会，乡镇设分所，分所隶属于分会，分会隶属于总会，层层统属，互为一体，逐渐形成以省会城市或重要商埠为中心的区域性社会整合。直到1912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实现了全国范围的整合。

商会的内部构造一般由各业行会和新式企业的代表组成，而尤以后者为主，并因此突显其现代性。例如，上海商务总会成立时第一届会员有171人，其中有茶业、木业、钱业、洋货业、花业、汇票业、典业、米业、珠宝业、质业、农业等传统行帮代表18人，占总数的10.5%，还有银行、轮船公司、工厂、商号、外商企业等新式企业代表153人，占总数的89.5%。尽管商会中一般还有不少传统的行帮代表，但在商会中居于领袖地位并能左右会务活动的主要还是那些新式企业代表，他们不仅在数量上占有绝对多数，而且在经济实力方面也居于压倒的优势。可以说，近代商会作为一种新式的工商业社团组织，是对传统的行会与行帮组织的超越。一方面，商会突破了行帮的地域界限，把同一城市之内来自不同地区的工商业者联为一体；另一方面，商会又突破了行会的行业界限，把同一城市中各个行业组织成为一个整体。更重要的是，商会在职能上突破了行帮、行会“联乡情”、“固行宜”的狭隘范围，而具备了调查商业、和协商情、研究商学、改良品物、发达营业等以振兴工商实业为主旨的广泛社会职能。“商会并不是行帮的简单的集合体，而是对后者的一种历史的否定。”从商会的产生、构成与职能等方面来看，中国近代的商会是由工商业界在联合起来共同振兴实业的目的认同下自愿组织发起，并依照政府的法定程序经由政府批准而设立的，又是自定章程、自选领袖、自筹经费、有自己固定的组织机构和职能部门，有广大的会员，有能够独立支配的经费和财产，有法定的权利、义务和活动范围。因此，中国近代的商会既不是官方的或半官方的组织机构，也不是官督商办社团，而基本上是一种“商办法人社团”。商会的现代性是非常明显的。

商会成立后，积极参加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在清末，商会的经济活动主要为联络工商、调查商情、兴商学、开商智、维持市面、受理商事纠纷、保护工商利益、参与制订经济法规、维护经济秩序、推动民族工业发展和寻求平等互利的中外经济合作等。商会的经济活动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资产阶级的力量得到明显增长。在进行各种经济活动的同时，商会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如：参加抵制美货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拥护预备立宪，参加国会请愿；筹办地方自治，推动立宪运动。甚至卷入革命行列，影响革命进程等。商会的创办与发展及其积极的政治参与，表明资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