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千秋学人

有着两个孔夫子。

一是充分政治化了的孔夫子，即是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等级体制以及盛赞“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那个孔夫子；另一是充分学术化了的孔夫子，也就是坚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坚持“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矣”宗旨的那个孔夫子。当然，这里说的“两个孔夫子”只是代表了后世的人们对孔子的理解以至期盼，至于客观的、真实意义上的孔夫子当然只能是一个，那就是作为千秋学人的孔子。

众所周知，什么人都离不开政治，孔子也不例外。但是，人人需面对政治不等于说什么人都得成为“政治人”。“政治人”是以政治为轴心铺陈自己生活的人，俗称吃政治饭的人。孔子是政治人吗？不是。孔子自己也说不是。不能说孔子对政治毫无兴趣，有时，他在政治问题上还表现得兴致勃勃。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在政治问题上是讲求原则和知进退的。“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可”与“不可”的前提条件是“道”，“道”同，才谈得上“事君”，不然就不干。这话孔子说了不止一遍。“不仕无义”（《论语·微子》），对那些虐待老百姓的不义之君，孔子是决不合作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你肯用我，我就干一点事，不用，我就干我自己的，讲求的是一个“义”字，耍的还是读书人脾气。在其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吾不试，故艺”（《论语·子罕》）。大有庆幸之心态，认为还好一生没当什么官（不试），才牢固地掌握了“六艺”。孔子的个性、学识和志向使之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人。钱穆先生说得好：“孔子一生为人，即是悦于学而乐于教，即其自述的所谓‘学不厌、教不倦’。”

孔子是“学习”一词的发明人。在他之前，没有人讲过或用过“学习”这个词。在儒家经典《论语》的首篇、首章、首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把“学习”这一观念毫不含糊地推了出来。应该说，它就是整部《论语》的纲，也是提升人的精神生活水准的纲。

司马迁像

中国有许多重要的字眼之初始，都是比附于自然现象、生物现象的。“学习”一词亦然。孔子是在反复观摩了雏鹰飞向蓝天的历程以后，才形成“学习”的观念的。看，当雏鹰第一下扇动稚嫩的翅膀的时候，动作是那样的不协调，那样的不熟练，这就是所谓“学”吧。然后是翅膀的第二下，第三下、第四下扇动，不停地、反复地、无数次地扇动，那称之为“习”。在“学”与“习”的过程中，最后雏鹰成长为雄鹰，展翅高飞，终于成为蓝天的主人。

这是一种启示，生命和生命力的启示。

人不也是这样的吗？人一开始接触自然，接触人世，接触自我，接触每一个具体的感知领域，还有接触文化，都会感到陌生，这是“学”；然后，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接触，这是“习”，于是有了感觉，有了知识，有了成就。人的终其一生，不就是“学”而“习”，“习”而“学”的无终无始的循环吗？

雏鹰之翔，是一种伟大的学习。难道人生之翔，不是一种更为伟大的学习吗？作为雏鹰学飞过程的“学习”一词，首见于《礼记·月令》，孔子的贡献在于将“学习”一词转义为人认识事物的一种过程。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智者，他将“学而时习之”置于《论语》的首篇、首章、首句，是要告诉人们：该书谱写的就是“学习篇”，人生谱写的也该是“学习篇”。

董仲舒像

孔子不只是终身学习的倡导者，还是终身学习的践行者。他自小跟着母亲学文化，学礼仪，学交往。“十五而志于学”，到十五岁时已立下了一定要学出一些成就来的志向。到三十岁的时候，在学习上已经很有成就了，那就是所谓的“三十而立”。三十岁以后，他创立了儒家私学，一边是教学，一边是学习。他向社会学，甚至向老农、老圃学习。向身边的一切人学，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他是当老师的，他也向教育的对象学，有时还谦虚地说自己不如学生。他到处走动，周游鲁国国内，也周游列国，所到之处就是他学习之处。在多贤人的卫国，他与几十个贤人交谈，学习人家的长处。他不断拓展学习领域，五十岁的时候开始学《易》，把《易》书的韦编都翻断了三次。晚年，他的学习劲头更足，《诗》、《书》、《礼》、《乐》、《春秋》等经典都是在他的晚年整理出来的。

朱熹像

孔子有一句名言叫做“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他是提倡“学者为己”的。作为孔门后学的荀子解释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荀子·劝学》）重要的是，荀子点明了，所谓“古之学者”，孔子指的是“君子”；所谓“今之学者”，孔子指的是“小人”。君子的“为己之学”，就是学以“美其身”，说白了，就是把学习看作完美个人身心的必由之路，似乎与时下流行的素质教育有某种相似之处。荀子说得很是有趣，说只有“小人”才会把学习看成是可供吃喝的家禽牛犊呢，而君子是不会那样实惠、那样肤浅、那样近视、那样俗气、那样不得要领的。

“学者为己”，就是为“美其身”。这个解释可以成立。

下面我们可以对“学者为己”作一点分析了。

其一，“学者为己”其旨在于“修己”。

有这样一段文字：“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修己，就是修养自己。孔子这里一连用了三个“修己”，强调了只有修己，才能养成恭敬谦逊的态度，才能安乐他人，才能使百姓安康。孔子还在多种场合说过，他的教育学生学诗、学礼、学乐，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让年轻人自我完善。“修己”是“为己”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二，“学者为己”其旨在于“洁己”。

其实，修己本身就兼有修养自己和修正自己的意思。在原有的正道上前行，是修养；一度走上歪道或邪道觉醒后重返正道，是修正。孔子在《论语》中给修正自己取了个很有色彩的名词，叫做“洁己”，即清洁自己，或者说是纯洁自己。孔子给弟子们讲了个故事：互乡（不知在何处）这个地方的孩子都十分的难弄，不少孩子由于缺乏应有的教育而走上邪道，人们也不愿与这个地方的孩子接触。可是，孔子却接见了这些孩子们，并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孔门弟子都感到大惑不解。针对这种情况，孔子说了一番十分有价值的话：“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论语·述而》）孔子的话的意思是：我们要赞扬（古文中的“与”有赞扬、赞同的意思）人家的进步，而不让他们往后退，何必做得太过分呢？如果他们自己洗干净自己身上的污浊要求进步，我们就要赞许他们，而不去追究其以往的污点。可以说，孔子为我们提供的是传统教育中最为经典的一个案例，也可作为“学者为己”的最佳注释。

其三，“学者为己”其旨还在于“律己”。

学习的目的还在于以种种道德规范和其他社会行为准则约束自己，达到“律己”的目的。孔子说过：“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约”，指的是约束，这是一种文化的要求，有了文化的约束，就会少犯过错。孔子的大徒弟颜渊说，老师要求于自己的就是“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这就告诉我们，不管是学文，还是学礼，都有约束自己的意思在里面。孔子在答颜渊问时，说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也是指律己而言的。

除了修己、洁己、律己外，孔子还常常要求弟子们正己、求己、保己，这些都是通过学习实现的，也就是都是“学者为己”的内涵。

卜商像

孔子坚决地反对“读书当官论”。孔子曾经对学生说：“吾不试，故艺。”（《论语·子罕》）朱熹对此是这样解释的：“试，用也。言由不为世用，故得以习于艺而通之。”孔子这话说得冷静、实在，也相当的入情入理。孔子是一个对世人（包括对学生）说实话的人。卜商（字子夏）是“孔门十哲”之一，以“文学”著称。孔子逝后，他到魏国西河进学，主张国君要学习《春秋》，吸取教训。以防止臣下篡权。提出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还主张做官要先取信于民，然后才能使其效劳。李俚、吴起都是他的弟子，魏文侯也尊以为师。相传《诗》、《春秋》等书，均是由他传授下来。

对士人之当官，孔子取十分辩证的观念。当时的学子也都很想当官，“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论语·泰伯》）读了点子书，就都想当个官儿，这样就有收入，就可以养家活口。对此，孔子一般并不反对，有时还鼓励学生去当官呢！“雍也可使南面。”（《论语·雍也》）“南面”是说可当大官。就连孔子自己也很愿意出仕为官。但，不管怎样，他始终守住了一条底线：“学者为己。”学习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素养和健全自己的人格，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论语·里仁》）意思是说，君子是不愁没有职位的，愁就愁在没有站稳脚跟的本领。因此，一旦在官场失利后，孔子就会心安理得地研究起学问来。

孔子的一生在官场中并不得意，这也许本身不是件好事。但是有一弊必有一利，孔子不当官，就少了许许多多的应酬，少了许多政界的烦心事，这样，学习的时间多了，学艺的时间也多了。孔子的“吾不试，故艺”一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说出来的。

孔子十分重视学习态度的端正，所谓“绝四”。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文字虽少，但其意蕴却是十分深刻的。

“意”，通“臆”，也就是主观猜想。这是孔子最为反对的。在孔子看来，不管是对人的了解，还是对社会和世界的认识，都必须通过自我的接触、观察才能达到。人的知识来自“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的苦学，而不在于带有很大随意性的苦思冥想。“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如果只是在那里主观臆想，最后仍然是疑惑不解。

“必”，有人解为“期必”，有人解为“独断”，笔者认为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实际上，“必”是指肯定、断定、必定。《韩非子·显学》：“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为何“必”就“愚”呢？因为你认为事物的结论只能如何如何，但实际上不少事物的结论是多元的。“必”是把丰富多彩的客观世界简单化和标本化了。孔子深知这一点，你看，孔子在回答学生同一问题时，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的答案，因为情况不同，对象不同，答案也就会不同，这本身就是一种“毋必”。

“固”，是顽固、固执、不通脱。世界在变，世事在变，人也在变，可是有些人对此一概不看到，他固守于一点。朱子认为“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后”，应该说，有那么一点儿道理。“必”还有一定的定见，而“固”是守旧，是固执己见，是不思进取，实在不可救药的。

“我”，就是自我。孔子说的“毋我”内涵倒是十分丰富的。一、似乎是在说，学习虽然是极为自我的事，但学习过程的完成却离不开他人，离不开群体，甚至也离不开整个社会。“毋我”，反对的是独学无友。二、“毋我”还是在警示学子们，不要总以为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了，不要自以为是，不要排斥他人。三、也是不少学者已经指出了的，“毋我”还包含有不要把学问当作谋私、营私、利私的手段，那样做也实在是太“小人”了。

孔子说，一个人只有杜绝了上述四端以后，才能够谈论学习，才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君子儒”。而要做到“绝四”中的某一“绝”，也是很不容易的呵，读者诸君，您以为呢？

学习不只有观念问题，有态度问题，还有方法问题。孔子是“问题式学习”的积极倡导者。他强调“学”与“问”的有机结合。在孔子很年轻的时候，就注重于把“学”与“问”结合在一起。“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这事还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误会。孔子当时已以知礼远近闻名，有人看孔子问得那样起劲，而且“每事问”，就怀疑道：“谁说孔子知礼啊，看，他入太庙，什么都要问！”孔子当时回答得很巧妙，也很幽默，说：“每事问，那才是知礼的表示啊！”孔子这样回答，使持怀疑论的人们为之语塞。所谓“每事问”可能有三种情况：一是对有些事物的确是不知的，“不知则问”，这样的“问”，是一种老实的态度。二是知道一点，但对所知还有所怀疑的，问之为释疑。《论语正义》解释道：“云每事，容亦有所已知者，今犹复问于人，故为慎也。”这是一种认真的态度，负责的态度，谨慎细心的态度。三是知道一点，但还不知道更深层面的东西。事物之理是不能穷尽的，因此“问”也就没完没了了。

除了“每事问”，孔子还提倡“不耻下问”，实际上就是提倡“每人问”。比自己“下”的人可问，比自己“上”的人更可问了，这不就是“每人问”了吗？“不耻下问”这里也有三义：一是“问”于地位比自己低的人不为耻，孔子本身算是个士人，可是，他常向鄙人问鄙事，这有什么可耻的呢？因为鄙人们确是有许多比自己高明的地方。二是“问”于年岁比自己低的人不为耻，孔子常说的一句话是“后生可畏”，在后生小子身上的确有许多可贵的东西，为何不向他们学一学呢？三是“问”于知识水平比自己低的人不为耻。有些人总体知识水平比你低，并不等于说一切都比你低，可学的东西多着呢！

在学习上，孔子强调了“有恒”二字。

“有恒”，当然可以指生活的全部，其中也包括一个人的学习生活和文化生活。孔子常用一句南方俗语来教导学生：“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孔子对这句话的评价是“善夫”（《论语·子路》），意思是好得很。巫医是以祝祷为主兼用一些药物来为人消灾治病的人。他们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文化工作者，又是最善于和肯于学习的人。韩愈在《师说》中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可见，巫师是可列为学习者之首的。孔子拿上面这句话教育学生，是要他们好好地学习，做一个学习上的有恒者。

《易·恒》有言：“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这里将“恒”看作是一种高尚的道德，不然只能招致种种羞辱。对此，孔子也取赞同态度，并将“恒”这种德具体化了。“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论语·述而》）这里当然既是讲生活的全部，也指学习生活——也许更多的是指学习生活。孔子是在开导学生们：在知识上，如果明明没有而硬说有，明明不多而硬说很充盈，明明很贫乏而硬说很通达并显得很骄纵，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成为有恒者呢？

在学习上要“有恒”，思想上也要持之以恒，要有一辈子学习的准备。孔子最厌恶的是那种急于求成的人。他以为那种“欲速成者”，不可能是真正的“求益者”（《论语·宪问》）。他一再告诫弟子：“欲速则不达。”（《论语·子路》）有恒是学习者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