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士人”崛起和思想解放

春秋时期一个重大的文化现象是士人的崛起。一大批士人奔走呼号，引起了那个时代的思想大解放。

据传，“士”这个概念是古已有之的。从“士”的字形上看，它像是手执武器的人，因此它的初义很有可能为武人。不过，后来在长期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它的含义泛化了，人们把担任官职的人统称为“士”，如“诸士”、“士庶子”等。从当时的情况看，“士”都是受过相当程度的良好教育的，这种教育周王朝称为“造士”。士的素养不是天然生成的，是通过教育打造出来的。“立四教，诗、书、礼、乐以造士。”（《仪礼·王制》）所以一般而言，说他是“士”，总是与这人受过良好教育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西周统治集团中的一分子，士的言论、行为、思想方式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周王朝所制定的种种规范的约束。但是，一旦他们被解放出来，作为知识者，他们身上蕴藏的能量就会充分地发挥出来。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和“学术下移”，为这些士人的能量释放创造了用武之地。

学术下移和私学的兴起是相伴而行的。一般认为，孔子是中国古代私学的创始人。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属于春秋中晚期人。孔子、墨子、孙子、老子等私学大家培养出了大批的读书人，再与旧政权中分离出来的那一批文化人合流，汇集成了特有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士人队伍。也就是说，到春秋晚期，士阶层完全形成了。

这些新兴的士人在纷乱的春秋之世有何作为呢？韩非子在《显学》篇中作了很好的归纳，他说：“（士人）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这里可以说是比较全面地道出了士人所做的四件大事：

一是“藏书策”，也就是收藏历史典籍，分析列国史事，从中剖析利害得失。这十分重要。可以说，春秋时代，那些士人都是历史学家，孔子说自己“好古”，就是指历史的研究，在历史研究中重点是三代史，但也研究一些黄帝时代的远古史。

二是“习谈论”，也就是练习谈说之术。当时的权还是掌握在大小诸侯手中，士人是要通过谈说以达到“取合诸侯”的目的。士人的谈说艺术有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各家士人都十分重视谈说的艺术，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演讲术”。重谈说艺术，以墨家为尤。在实践过程中，墨家创造了“墨辩”，这是中国逻辑学的开创之篇，通过“明是非，审治乱，明同异，察名实，处利害，决嫌疑”达到说服对方的目的。列宁说：“逻辑学=关于真理的问题。” 中国的春秋时期是逻辑学生成并获得相当发展的时期。

三是“聚徒役”，也就是招收门徒，扩大队伍，实际上也就是办私学。这是一支十分庞大的队伍。像孔子、墨子这样一些大师级的士人，第一代门人大约都在千人以上，门徒又传门徒，就拿春秋之世来说，孔子的门徒和墨子的门徒都已传了三代到四代，代代相传，该有多少士人被私学培养出来。

四是“服文学而议说”，就是用文学书籍的典故来作为谈资，引经据典，以为说服人的资料。这里说的用以议论的“文学”指的是诗、书、礼、乐。这些是大家公认的先祖传下来的文学经典，引之是有说服力的。读一读《论语》和《墨子》，他们引诗、书、礼、乐之处多达数十处，为的是用这些公认的典籍说服人。

《韩非子·显学》有关“士人”的记载

士人们这样做有没有用呢？有用的。连韩非子也承认“世主必从而礼之”，不少作为诸侯的“世主”见他们讲得头头是道，也就照着他们说的做了。在春秋之世，士人实际上是起到了左右局势的作用，并且影响了世风世俗。据记载，晋国的执政赵襄子，听了相关士人的动人心弦的谈话以后，在一天之内就提拔了中牟县庶人出身的士中章、胥己两人为中大夫，从而使“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其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中牟地区有一半人是“随文学者”可能有些夸大，但士的兴起并被重用，那确是事实，也必然会吸引人们的眼球。可以说，士是私学发展的直接受益者。

士的崛起，引发了思想领域的大解放、大争鸣。这种思想大解放是全面的，从怎样看待天道，到怎样治理国家；从怎样关注民生，到怎样调动民力；从怎样培育人才，到怎样使用隽秀；从如何发展农耕，到如何利用农具；从如何理解礼治，到如何法礼兼治……墨子行走于列国之间，打出的旗帜是“一天下之和”，也就是一切要放在“和平”的前提下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孙子则主张战争不可避免，力主“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并写出了被世人称为“万世兵经”的《孙子》一书。他们都按照自己的观念去理解世界，也都提出了属于自己的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案。

在辩论过程中，少不了要引经据典。在对经典的理解上，士人们也是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解说。史家称之为“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汉书·艺文志》）。这实际上是一件大好事。那些经典，原是西周时期的教学用书，解释权在王家手里，容不得谁人说三道四的。现在不同了，由于王权的败落，就再也无人干预经典如何解读了。这就给了士人自由解读以服务于现实斗争的机会。比如以前对经典上说的禅让制度，大家都是拍手称好，现在思想解放了的士人会有种种看法，甚至认为三代时势原本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好，在三代时就有种种阴谋和残杀，实际上“禅让”云云只是人们心造的幻影。有人甚至认为“禅让”制即使有，也没有书上说的那么好，尤其到了尧舜时期，这种制度已进入了衰亡期。这样解读经典，在“学在官府”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在思想解放和学术自由的氛围中，人们的认识更接近于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