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智生辉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一一毛泽东

贞观之治的出现，除了李世民居功至伟之外，簇拥在李世民周围的还有很多充满智慧的人才群体，正是有了这样一批人，再加上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共同合力促成了贞观盛世的出现，在这些人才群体中，荟萃着各式各样的人物，在前边我们介绍了很多武将，例如李靖、李世勣、尉迟敬德、秦琼、程知节等人，这些人为大唐帝国的建立和开疆拓土立下汗马功劳，但一个盛世的出现除了武功，还有文治。

建立武功需要武将，治理天下则需要文臣。

不可否认，贞观时代的文臣在历史上具有很高的人气，这是因为他们除了具备治世的才能外，更加具有不同的个性，而他们每个人不同的个性，间接地开创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贞观新风，接下来我们就深入的认识一下其中的部分人。

魏徵

自从李世民即位之初，与魏徵那番颇具玄机的对话之后，魏徵便得成为李世民的谋臣，而在不久后的那场“施政大讨论”后，魏徵从此更是得到了重用，大家都知道，魏徵在贞观时代，以敢犯颜直谏著称，纵观他为李世民效力的十七年间，基本上都在和李世民“唱反调”，可以说，他是贞观时代犯颜直谏的代表人物，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使魏徵成为一个勇于和皇帝“作斗争”的人呢？

李世民的开明固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在我看来，养成这种坦率、快人快语、不掩饰的性格，是和他幼年受到父亲的影响有关。

魏徵的家族本是河北的名门望族，曾祖父魏显义，文武双全，在中原一带很有威望，祖父魏彦士人出身，具有很高的文才，父亲魏长贤早年曾在河洛一带求学，准备入仕，但却因上疏讥讽当时北齐政府的荒淫无道，而遭到弃用，一个年轻人的远大前程就此断送，但是在魏长贤看来，这根本不算什么。

魏长贤并没有因为不能入仕，而刻意改变自己，他认为做一个正直的人远比拥有一个官位重要的多，在他的心中始终坚守着一个文人的操守，不能有损于“为子之道，事君之节”是他一生的理想。

魏长贤去世时，魏徵还很小，但在魏徵幼小的心灵中，已经深深打下了父亲那正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烙印，虽然在父亲去世后，魏家逐渐衰落，但是父亲的言传身教，魏徵始终没有忘记，他立志继承父亲的品行，做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魏徵年幼的经历再一次告诉我们：“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这句话是超级有道理的！

成为李世民的重臣后，魏徵继续发扬父亲的优良品行，在贞观时代实现自己的理想，仅在贞观初年就先后向李世民进谏二百多次，对当时朝廷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谏臣，而魏徵作为其中的首席代表人物，除了在国家大事上敢于直谏之外，就连李世民的个人生活和皇室的内部事务他也不放过。

再受重用的大臣，也是只是臣子。

魏徵你管的也太宽了吧？

没错！不仅要管，而且必须照我说的做！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长乐公主即将出嫁，长乐公主是李世民和长孙皇后所生的女儿，一直被李世民视为掌上明珠，公主出嫁是朝廷的大喜事，为此李世民赏赐很多珍贵的宝物给长乐公主作嫁妆，据史书记载，这次的赏赐超过了高祖当年给永嘉公主（李世民的妹妹）赏赐的一倍。

事实上，在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即使注意到了也没有人会提反对意见来，因为大臣们都明白，皇帝嫁女那是相当高兴的，多给些赏赐也是正常的，谁让人家是皇帝呢？

但是有一个人却在李世民最高兴的时候，泼了一盆冷水，这个人就是魏徵！

魏徵的理由很充分：天子的姐妹封为长公主，女儿封为公主，长公主比公主辈分高，而且地位更尊贵，即使陛下爱女之心可以理解，但是也不能坏了规矩，所以给长乐公主的赏赐不应该超过当年高祖给永嘉公主的。

这实在是太过于钻牛角尖，当时就连房玄龄、文彦博等人都说魏徵是小题大作，但魏徵却不这样认为。

其实魏徵所看重的，并不是赏赐有多少，他看重的是这次事件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乎国家生存的法则——礼法！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在奉行儒家传统文化的中国古代，对于礼法是相当看重的，而作为全国老百姓带头人的皇室成员，必须要为所有人作出表率，如果连领头人都坏了礼法，那这个国家将会逐渐的崩溃。

魏徵正是以超越常人的敏感，时刻提醒着李世民，类似于这样的小事，还有很多多，可以说，魏徵为李世民效力的十七年间，做到了大事、小事，事事进谏。

他之所以这样做，除了性格因素之外，其实还与他追求的终极目标有关。

那就是：既要做忠臣，更要做良臣。

早在贞观元年就有人向李世民告发魏徵以权谋私，李世民让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证明并不属实，但文彦博却提醒李世民说，既然有人告发魏徵，说明魏徵言行肯定有不妥之处，于是李世民就让文彦博提醒魏徵让他注意自己的言行，凡事要少说多做。

正是李世民的这次提醒，魏徵很多天没有议论朝政。

魏徵的翻唱行为，让李世民觉得有些纳闷，所以没过多久，他主动和魏徵进行了一番长谈。

“爱卿最近没有之处朕的什么过错啊？”

魏徵答：“前几天皇上让文御史提醒臣注意自己的言行，臣认为这话似乎不对，君臣本为一体，没听说不在乎公道，只在乎言行的，如果整个国家都以此为准则，那国家未来是个什么状况，可就不好讲了啊！”

李世民：“朕和文彦博说完，也觉得有些不妥，爱卿不要介意，以后还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

魏徵：“臣明白！臣的已将自己交给了整个国家，今后一定会直言不讳，绝不隐瞒，但愿陛下让臣做个良臣，而不仅仅是做忠臣！”

“哦？忠臣和良臣有什么区别吗？

“有区别！所谓良臣，不仅仅使自己博得一个好名声，还要使君主博得好名声。而忠臣仅仅是自己博得美名，历史上的比干是忠臣，在历史上他的行为留下了美名，但却使君主落下骂名，而且最终页没能挽救国家，这样的臣子我魏徵坚决不做。”

千百年来，关于如何做臣子的问题，魏徵的分析堪称经典，仔细品味魏徵的话，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话具有双重含义，那就是要做良臣除了臣子自身的因素之外，君主也是重要的因素。

比干想做良臣，但商纣王不给他机会，所以比干只能是忠臣。

当然，魏徵说出这番话，是源于自身的经历，从效忠李建成，到效忠李世民，魏徵想博得忠臣的美名也不可能了，所以只能用“良臣”的概念来说服李世民。

不过魏徵这番关于“良臣和忠臣”的论述，直到今天为止，仍给人们以深刻的启发，正是凭借着这番论述，使魏徵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诤臣的代表人物。

魏徵的美名源于自身的努力，更源于贞观时期宽松的政治环境，设想魏徵如果在杨广的手下，恐怕早已经是人头落地。

魏徵的理想与李世民的现实需要可谓是一拍即合，正像我前边所说的，君臣二人的共同协作，在历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魏徵以其鲜明的个性，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诤臣的新面貌，那就是犯颜直谏，而这也是贞观时代独有的政治风貌，是贞观之治的重要标志。

自古以来，都是君明臣直，任何时代都不例外！

房谋杜断

所谓房谋杜断，是指房玄龄的“谋”和杜如晦的“断”。

房玄龄和杜如晦是李世民手下的老资格成员，甚至可以说是嫡系，除了很早就已经投靠李世民之外，两个人在玄武门事变中是首席功臣，所以想不得到李世民的重用，都很困难。

和魏徵相比，房玄龄和杜如晦是李世民智囊团中另一类人物，房玄龄擅长谋划，杜如晦擅长决断，有人说“房谋杜断”是专指李世民在夺取皇位的道路上，所展现出来的实际内容，我并不太赞同这个观点，事实上，两个人在贞观初年同为良相，国家的许多典章制度、政策措施、都是两个人牵头研究制定。

史书上将两个人比作管仲、鲍叔、子产、罕虎，可见两个人的配合是相当的默契。

两个人的团结协作，同时也赢得了李世民对他们的绝对信任，相对于两个人的才能，李世民更加看重臣子之间的团结，因为只有君臣一心，团结协作，才能使国家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转。

可以说，在所有的臣子中，李世民最放心的就是房玄龄和杜如晦之间的配合。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二月，房玄龄和杜如晦分别被任命为尚书左、右仆射，两个人同时撑起了李世民的宰相班子，上任之初，李世民就将选拔人才的重要事情交给了两个人，而且是绝对的信任，李世民对两个人说道：

“你们身为宰相，一定要广求贤良之士，依据个人的才能授予相应的官职，这是你们的职责。”并且下令：“尚书省所有的事情都听两个人的安排，有大事需要请示朕的，先请示两位仆射。”

要知道，房玄龄和杜如晦可是刚刚被任命，在宰相这个位置上，还没有做出任何成绩，而李世民对他们的信任就已经超过了对其他人的信任，我想除了他们是李世民的嫡系、除了两个人的才能之外，李世民看重的是两人良好的协作所产生的那股“合力”。

同年十二月，在房玄龄的主持下，制订了官员考核法，确定了以“四善”、“二十七最”等九个等级的考核办法，为贞观时期吏治清明做出了贡献。

虽然，杜如晦在贞观四年不幸病逝，但在我看来，“房谋杜断”的这种精神并没有瓦解，相反由于杜如晦的不幸早逝，让李世民更加坚定将“房谋杜断”的精神不断发扬，后来李世民选拔出来的很多知名的官员，都继承了这种精神，杜如晦病逝后，李世民悲痛不已，有一次忽然梦见和杜如晦探讨国事，而且杜如晦的形象和生前没有差别，醒来后，李世民都为之流涕，立即派人慰问杜如晦的妻小，并且宣布保留杜如晦生前的那些官佐。

对一名已经亡故的大臣，恩遇不变，千百年来还真是少见，相信也只有贞观时代才这样，同时这也是贞观时代君臣一体的真实写照。

此后，房玄龄继续一如既往的对李世民竭尽忠诚，一直到贞观二十二年逝世为止，期间制订《贞观律》，与褚遂良撰写《晋书》，阻谏李世民东征高丽，这一切都尽到了一个老臣的义务。

史书记载：玄龄明达政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唯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

当然，房玄龄优点很突出，同时性格上也有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决断力太差，总是顾忌太多，这就使他在某些时候总是处于一种尴尬的角色，魏徵可以犯颜直谏，长孙无忌凭借着自己外戚的身份，可以与李世民探讨一些敏感的问题，而房玄龄因为性格的原因，只充当一个办事员的角色，尽心尽力地完成李世民交给的任务，而不敢有丝毫的违逆。

房玄龄给人留下的印象总是很低调，干了不少事情，却好像不如魏徵那样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或许他知道太多李世民的秘密，所以为了自身考虑，不得不隐藏自己。

关于房玄龄我们在后边还会详细说道，这里暂且就说这么多。

不过总体来看，“房谋杜断”和魏徵的犯颜直谏一样，都是贞观时代的标志，同样，最终也形成一种风气，成为那段历史期的独有风貌。

布衣宰相

若论贞观时代的宰相谁出身最贫寒，马周绝对名列第一。

马周，字宾王，山东青河（今山东省茌平县茌平镇马庄）人，出身贫农。说他八辈儿贫农似乎也不冤枉。

作为一个贫困的落魄书生，最终能成为贞观时期宰相班子的成员，马周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虽然出身贫寒，但马周从小就很好学，尤其喜欢研究《诗》和《传》，胸藏济世之才，但在入仕之前，一直郁郁不得志，虽然曾经被补充为博州的助教（当地教育局后备干部），但因为工资太少，生活一直拮据。

贫困的生活让马周逐渐养成了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他整天饮酒、不干本职工作，为此遭到了顶头上司的严厉批评，但马周似乎不为所动，而且领导越批评，马周越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最后实在忍耐不下去了，干脆来个猪八戒下山——不伺候（猴）。

辞职后的马周，开始了四处游荡的生活，几年内他的足迹踏遍了曹州和汴州的大片土地，这期间马周的确增长了不少见闻，但不变的是每到一个地方依然会遭到别人的讥讽和嘲笑。

原因只有一个，它属于三无人员：无钱、无权、无背景。

难道我这一辈子就活的这么没有尊严吗？

不！我不甘心，我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给所有人看。

就算天再高，云再远，那又怎样？只要踮起脚尖，就会更加靠近阳光！

在众人的一片冷嘲热讽中，马周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向西走进了长安，他相信在长安一定会大展宏图。

有理想的人总是幸福的，但是实现理想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有时候还需要一点点运气。

马周最终能被李世民重用，其实还应该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常何。

在进入长安的不久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马周有幸进入常何的府上当了门客。当时李世民已经即位，常何因为在玄武门事变中有功，所以被封为右骁卫中郎将。

身为将军府上的门客，马周的地位一下子提升了不少，至少生活上有了保障，而且凭借着自身的才能，经常为常何献计献策，所以深得常何的常识。

但马周的心中对此并不满足，或许是他的抱负过于伟岸，或许是他的才能让他觉得自己不应该仅仅当个门客，所以他经常独自苦闷，他始终幻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像房玄龄、杜如晦那样，身为良相，为民造福。

马周没有想到，在不久的将来，自己的愿望真的实现了。

而且是鲤鱼跃龙门！

命运之神终于垂青了这位胸怀大志的青年人。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六月，天降大旱，李世民召集文武百官商讨如何救济老白姓，并让每个人都说说自己近期的不妥之处。

在这次会议上，常何向李世民提了20条建议，说得不仅条条在理，而且逻辑清晰，这让李世民很是诧异，在李世民看来，常何是个粗人，本身并无学问，今天为什么一下子说得那么有水平，所以李世民认为这里边一定有文章。

在李世民的追问下，常何说出了实情，20条建议全都是门客马周代写的。

真是不听不要紧，一听吓一跳，李世民实在想不到常何的府上还有这么有才能的门客，而在此之前，他居然没有发现，以至于人才被埋没。

所以李世民急忙让常何将马周带上朝，与之对话，具体说了什么内容，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最终的结果是让马周在中书省值班侍奉。

马周就此进入了大唐帝国的中央行政机构——中书省。

从一个门客一下子进到了中央部门工作，这让马周有些始料未及，他曾经想到过会实现理想，但没有想到幸福会来的如此突然。

激动之余的马周，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由于有他的突出表现，贞观六年，被授任检察御使，不久后成功升至中书令。

至此，在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后，马周成为了宰相班子的成员。

由于出身平民，所以后人给了他一个称号：布衣宰相。

布衣出身的宰相马周比那些出身高贵的官员更能理解老百姓的疾苦，所以当了宰相后，他经常向李世民提出很多利国利民的建议，例如不要大封宗室、躬行节俭、减少徭役、严格考核地方官、减少征收赋税等，这一切都被李世民所采纳。

马周性格严谨，凭借着自己敏锐的观察、缜密的思维对制度方面的建设，也有突出的贡献。

例如，在官员服饰方面，一改先前只有黄、紫两种颜色，而改为黄、紫、红、绿、青五种颜色。一、二品为黄色；三品为紫色；四、五品为红色；六、七品为绿色；八、九品为青色。这样不仅使官员的品级从服装颜色上一目了然，而且使官员更加明白自己品级应承担的义务。

在马周之后，唐朝始终延续着这种服饰制度，一直到灭亡为止。

除此之外，马周对于驿传报警、收租、宿卫等方面，也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李世民曾经说过：“我于马周，暂不见则便思之。”

没错，对于这样一个考虑问题周到、做事认真细致的下属，哪个领导都会喜欢的。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马周在病重弥留之际，李世民亲自为其调药，并且让皇太子多次亲临问疾，马周临终前，将给皇帝提意见的奏章烧掉，然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管仲、晏婴揭露君主的过错，为求死后的名声，我不做这样的事。”

是的，人生在世，干好自己该干的事，至于死后是个什么情况，谁又能知道呢？

正所谓：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

马周是个好人，也是个好官员，从没有丢弃自己的理想，即使在他身居高位之后，依然如此。

李世民对他的评价是：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世良臣！

我相信，这是对马周最公正、最客观的评价。

马周以一介落魄书生，最终位极人臣，纵观其一生，其实是一段关于理想、关于希望的传奇故事。

他的运气确实不错，但前提必须是当时的政府不拘一格降人才。

不拘一格降人才，也是贞观新政的一个标志。

戴胄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阳人，隋末为门下省录事，在越王杨侗手下做过给事郎，王世充毒杀杨侗后，将他贬为郑州长史，李世民平定洛阳后，戴胄被引为秦王府士曹参军。

与马周的严谨相比，戴胄属于“冷峻无私”型。

李世民即位之初，大理寺少卿一职缺人，李世民认为大理寺事关人命所在，必须要挑选一个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人来担任这个职务，戴胄由于性格正直，通晓法典而最终当选。

事实证明：戴胄担任大理寺少卿后，确实展现出了“铁面法官”的风采。

贞观元年的一天，长孙无忌被召进宫，进宫之前忘了解下佩刀，在前边我们介绍尉迟敬德逼宫的时候说过，携带武器进宫属于滥入大内，是要判死刑的，这个事件发生后，尚书右仆射封德彝向李世民提议说：长孙无忌带刀进宫，宫门守卫没有阻拦，应该判死刑，而长孙无忌属于误入，也就是有过失，罪不当死，罚铜二十斤就可以了，得到了李世民的同意。

但这个处理意见却遭到了戴胄的坚决反对。在戴胄看来，这是明显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所以，他马上驳斥封德彝，说道：“校尉没有发觉与无忌带刀误入，同样都是失误，臣子侍奉皇上决不能有失误，依据刑律，供奉皇上饮食起居如果出现差错，都是死罪，陛下如果念及长孙无忌的功劳要从宽处理，那就不是司法部门所能所能判决的了，如果按照刑律依据处理，仅仅是罚铜，实在没有道理。”

听完戴胄的话，李世民颇为感慨，然后说道：“法律，是国家的，而不是某一个人的。怎么能因为长孙无忌的特殊身份而徇私枉法呢？”然后下令，重新审理此案。

戴胄明白，长孙无忌贵为皇亲国戚，因为误带武器入宫而被判死罪是不可能的，李世民之所以这样说，其用意在于让臣子说出一个两全齐美的处理意见，因为有些话皇帝是不好讲出口的。

所以，在看穿了李世民的心思后，戴胄接着说道：“守门校尉是因为长孙无忌才招来罪名的，依法应当从轻处理，如果从失误的角度来讲，那判决应该都是一样的，但封大人所说的一生一死，差别实在太大，所以请陛下重新慎重考虑一下。”

戴胄的意思很明显，长孙无忌死不了，守门校尉也不能死，决不能用守门校尉来做替罪羊，而彰显朝廷的公正。

他的决心最终打动了李世民，因为李世民明白，司法不公会导致国将不国，而司法界能有戴胄这样秉公执法的人，堪称国家之幸。

戴胄在贞观七年去逝，为李世民效力的七年间，先后担任过大理寺少卿、民部尚书、吏部尚书、尚书右丞之职，无论在哪个职位上，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和马周一样为李世民提出很多利国利民的建议，例如贞观之初，他向李世民提出了建置义仓的主张。

所谓义仓，是指在各地州县分别集中一些粮食，由当地官员管理，建置义仓的目的在于，在国家粮食歉收的时候，可以及时向老白姓发放救济粮，这对于百姓的生活、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社会的稳定有着重要意义，虽然在隋朝初年，隋文帝杨坚曾经建立过不少义仓，但经过隋末的动乱，这些义仓基本都被掏空。

所以，这个建议一提出，就得到了李世民的赞赏，特赐十万钱给他，可见这个建议对于当时政府的重要性。

除了秉公执法、深谋远虑之外，戴胄还经常大胆地匡正李世民的过失。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九月，李世民下令重新修缮仁寿宫，要求定期完工后改名为九城宫，而且还要修复洛阳宫。这对刚刚稳定五年的唐王朝来讲，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而这些开支无疑又会被摊派给老百姓，当时身为民部尚书的戴胄，从民生的角度，向李世民直言阻谏：

“乱离甫尔，百姓凋敝，帑藏空虚，若营造不已，公私劳费，殆不能堪！”

没错，自古以来，一个国家不论搞什么项目，建什么工程，民生是前提，老百姓吃不饱饭，一切都是白搭。

在民生问题上，戴胄从来都是忠直体国，知无不言！

戴胄最终官居宰相，但到逝世为止，家无余资，可谓两袖清风，死后竟因为房舍简陋而难以举行追悼会，让当时朝廷所有的人为之感叹。

李世民为了追思戴胄生前的功绩，下令废朝三日，并追赠尚书右仆射，封道国公，让工匠为其修建祭祀之所。

难得可贵的是，戴胄生前与宰相班子的其他成员，可谓是亲如一家，和房玄龄、魏徵等人关系很好，他们性格虽然不同，但却是志同道合的人。

在他们的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鞠躬尽瘁，兴我大唐！

对于戴胄，我想说，表面看起来，他是个冷血的人，但他的内心，其实是火热的，忠诚、无私、清正……，太多的词汇可以形容他。

见人三分笑的人，或许很容易接近，但并不一定是个堪当大任的人。

戴胄不拘言笑，却足以堪当大任！

后宫良佐

长孙皇后虽然不是文臣，如果从她的才能来评价，她跻身李世民智囊团并不屈才。

在古代，皇帝除了处理好朝政之外，还要处理好后宫事务，对于皇帝来讲，后宫事务是和朝政一样的大事，关系到国家兴衰（参看杨坚同志的事迹），而皇帝由于事务繁忙，不可能照顾全面，所以就需要一位贤明的皇后来替自己打理后宫的具体事务，是为“贤内助”。

长孙皇后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贤内助”！

文臣满腹经纶，多谋善断；武将勇猛善战、功勋卓著；他们都是皇帝的得力助手，而长孙皇后以“贤内助”的身份，成为李世民的女智囊，亦应载于青史。

都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会有个鼎立支持的女人，这句话用在李世民和长孙皇后这对夫妻身上，实在是很贴切，作为隋朝大将长孙晟的女儿，长孙皇后出身高贵，自幼用功读书，奉行礼法，自13岁嫁给李世民后，就一直默默地为自己的夫君奉献着，除了妻子应尽的义务之外，长孙皇后还经常和李世民讨论诗书、研讨古今，使李世民受益颇多。

可以说，两个人既是夫妻，也是朋友。写到这里，我到是建议现代的年轻夫妻们，可以向李世民和长孙皇后学一学婚姻的经营之道。

大家应该还记得，在玄武门事变之前，所有人都凝神等待时，她的出现，一个浅浅的笑容，一句“大家要注意安全”的温暖话语，激励了所有在场的人，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长孙皇后是一个心细之人，而且为了自己夫君事业的成功，即使让他一个妇道人家挺身而出，也在所不惜。

李世民即位后，长孙皇后助政之功尤其多，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七月，李世民进封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在这里我们不谈李世民当时内心深处真正的想法，单说长孙皇后，当她听到这个消息后，心中惴惴不安，多次向李世民建议撤掉自己哥哥的职位，按照常理，自己贵为皇后，哥哥身居要职，本应该高兴才是，为什么要极力建议撤掉自己哥哥的官职呢？

事实上，在长孙皇后的心中，一直防范着一件事。

这件事就是外戚专权！

自幼熟读诗书的长孙皇后对汉代诸吕和霍氏专权颇为熟悉，她明白，外戚如果权势过大，会引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甚至会引来杀身之祸，所以她对此类事情很警觉，极力避免因自己荣居后位而导致外戚专权。

长孙皇后无疑是很聪明的，因为她看透了人心，她明白，人的内心欲望是无止境的，国家政权本来是不属于她这个家族的，而外戚一旦执掌大权，由于内心欲望的不可遏止，很可能会导致乱政的出现，所以长孙皇后要把外戚专权的苗头扼杀在摇篮之中。

为此，她还专门写了一篇驳东汉明帝明德皇后的文稿，认为正是因为明德皇后不能抑退外戚，而导致外戚专权，最终成为乱政的祸源。

长孙无忌最终辞去仆射的职位，不能不说与长孙皇后的阻谏有关，在前边我们说过，李世民很有可能是在考验长孙无忌，或许长孙皇后早已猜透李世民的心思，除此之外，她也尽量不让自己的亲戚在朝中为官。

不论如何，长孙皇后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极力维护李唐皇室的长治久安，同时也是为了保障长孙家族的安全。

夫唯不争，天下莫与争！

长孙皇后的贤明还体现在对李世民情深意笃，李世民有一次得了重病，很长时间不见好转，她昼夜侍奉，而且自己准备了一包毒药，她的想法是，如果李世民一旦病故，自己也将追随夫君而去。

很多人看到这里，或许认为其中有作秀的成分，但是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相信这段史料记载。

在我看来，我们其实有太多情感内质的精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化，不是我们不曾拥有，而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丢失了太多我们本应拥有的很多东西，其中包括高贵的情感和道义的信念。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长孙皇后病危，太子李承乾想奏请李世民释放囚徒和召方士入宫为母亲做佛事，以祈求母亲尽快好起来，儿子的孝心，母亲当然能深刻的体会，但长孙皇后拒绝了，理由是生死由命，不是人力所能为，不可劳民伤财，让皇帝受百姓的指责。

弥留之际，长孙皇后取出了那包保存已久的毒药，然后告诉李世民说：臣妾以前随时将这包毒药带在身上，目的是如果皇上一旦有什么不测，臣妾将追随陛下而去，誓死不当吕后专权。

一句话，让李世民顿时感动的泪流满面。

同时，我们也能看出，长孙皇后临死都没有忘记防止外戚专权，因为她已经看透了所有事情。

花开花落，不过一瞬。

绚烂之极，终究归于平淡！

长孙皇后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贤明皇后之一，贞观十年六月去逝时年仅三十六岁，被尊为文德顺圣皇后，这个谥号对她来讲，实在是很合适的。

生前她撰写了一部作品，这部作品的名字叫《女则》。

《女则》共三十卷，其内容总结了历史上妇女的得失教训，作为后宫女子效法古贤，砥砺自己的励志之作，由于她自认为学识不够，所以生前并没有将这部著作呈现给李世民。

直到她去世很久后，后宫的司籍官员才把这部作品呈现给李世民，李世民阅览后，悲痛不已，说道：皇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

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这部作品并没有能够流传下来。

长孙皇后一生贤德的事迹和她所著的作品，似乎让我们现代人从中能够体悟出什么，当然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

一个女人其事迹足以垂范后世，确实是不容易的！

顺便说一句，就在长孙皇后去世的一年后，一个只有14岁的武姓女孩来到了李世民的身边，他就是武世彟的女儿，进宫后，被李世民封为才人，赐名“媚”，人称武媚娘。

所有的人都不会想到，50年后，这个女孩居然会爬上大唐帝国皇帝的宝座，而且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历史有时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氏族志》

贞观时代，李世民重修《氏族志》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除了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之外，同时《氏族志》的修成也是贞观人才们集体智慧的结晶。

氏族，所谓“官有世胄，谱有世官”，即“世族”，兴起于东汉末年，自从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来，官员的选举制度都被世家大族所控制，他们完全根据门望的高低来选拔官吏，说的通俗点就是，如果你的祖上是大官，那你肯定能做官，如果你祖上是个穷光蛋，即使你是个天才，对不起，也请你靠边站。

这种选拔官员的方式，在魏晋南北朝以降，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氏族”的局面，同时在婚姻方面，世家大族也是自命清高，从不与寒门通婚，可以说门第完全成为评判一个人的道德水准及婚配的标准，在这种局面下，谱牒之学应运而生，世家大族纷纷为自己编撰家谱、族谱，在各地评定门望等级，而且这种做法，得到了政府的保护。

当时各地逐渐形成了很多世族大姓，例如山东的“郡姓”，以王、崔、卢、李为首，江南的“侨姓”，以王、谢、袁、肖为首，吴越的“吴姓”，以朱、张、顾、陆为首等，其中山东的“郡姓”是所有世家大族的代表。

世家大族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二百多年的岁月后，到了隋朝，势力已经严重削弱，不复当年的风采，隋文帝杨坚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开创了科举考试制度，而且经历了隋末的动乱后，世族更是遭受了严重的打击，李唐皇族在开国的过程中，重用了很多寒门人士，所以在唐初，尤其是李世民继位后，世族更是分化瓦解，已经完全趋于衰落，在贞观时代，世族和寒门在官员中的比例基本上平分秋色。

可是，在当时来讲，门第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在评价人时，往往不自觉的就用门第来品评人，而且在婚姻方面门第观念的影响依然至深，并且同属于世家大族，但由于地区不同，也造成了高低之分，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很多矛盾，例如马周在为官期间，就因为出身贫寒，就造到了出身世家大族韦挺的白眼。

而且，李唐皇室出身关陇贵族，关陇贵族虽然也是世家大族，但由于李唐皇室混有鲜卑人的血统，因此身为汉族代表的山东世族自然从骨子里看不起关陇贵族，综合各种原因来看，重修《氏族志》，其实是李世民打破传统氏族门第观念的等级，提高李唐皇族门望的过程。

贞观六年，李世民和房玄龄曾经进行过一番长谈，在这次谈话中，提到了当时婚姻风俗的话题，认为氏族卖婚现象弊病突出，尤其是嫁女时，大肆索取聘礼，越多越好，就像做买卖一样，有损民风，同时他们意识到政府应该着手进行改革。

君臣二人的这番长谈，揭开了重修《氏族志》的序幕。

紧接着，李世民就做出了具体的指示：命令朝廷官员遍寻天下的氏族谱牒，依据现有史料的相关记载，考察其中的真伪，褒进忠贤，贬退奸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李世民重修《氏族志》的指导思想：

1、剔除一批不合格的氏族，增补当代的新贵。

2、以道德来衡量氏族身份的资格，达到甄别忠奸的目的。

3、保证氏族血统的纯正，防止世庶混杂。

这是个巨大的工程，随着皇帝的一声令下，李世民身边的人才的群体，开始积极行动起来，参加这次重修《氏族志》的有谏议大夫魏徵、尚书右仆射房玄龄、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著作郎虞世南、度支郎中崔仁师等人，以及一些没有记录下姓名的抄录官员。

这些朝廷官员一边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一边完成皇帝交给修书的任务，可以想象，在重修《氏族志》的过程中，他们大多数人放弃了很多娱乐和休息，甚至很多人因此而损害了身体健康，但是所有的人没有一句怨言，因为他们的心中有个共同的理想，按照后来杜甫的说法，那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经过六年的不懈努力，贞观十二年，《氏族志》终于修成颁行天下！

在诏令中，李世民和盘托出了重修《氏族志》是出于整肃人伦，维护礼教的思想动机，而且是直指卖婚丑陋现象的。

虽然后来李世民力图通过重修氏族来禁止卖婚，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我还是认为，在一千多年前，李世民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有这样的开明意识，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有人说，李世民重修《氏族志》是科举制度的倒退，他是出于私心，目的是为了提高出身关陇贵族的李唐皇室的地位，我认为这个评价并不客观，虽然他重修《氏族志》只是重新划分氏族阶层，有些换汤不换药的味道，但是作为一个封建帝王，毕竟曾经为了素朴民风，而做过努力，从他意图治理卖婚现象就可以看出，李世民重修《氏族志》还是有它进步意义的。

毕竟曾经努力过，是否成功，有时真的无法预料。

因为我们都有不可消除的局限性。

但是只要努力过，只要有进步的意识，我认为就是成功的，努力了，就不后悔！

《氏族志》不算一部伟大的著作，甚至根本就不能算是一部著作，他只是李世民和他的官员们修订的一个族谱，但就是这不起眼的族谱，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以李世民为首的贞观时代的人才群体为了那个盛世局面的不断延续而做出的努力。

《括地志》

与《氏族志》相比，《括地志》堪称一部伟大的著作，即使在今天既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千年以降，其韵不绝。

主编这部著作的人是魏王李泰。

李泰，是李世民和长孙皇后所生的次子，长子名叫李承乾，李世民即位后被立为太子，李泰被封为魏王，他们还有个同胞兄弟，名叫李治，被立为晋王。

在介绍后来哥仨那场储位争夺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李泰主编的这部著作《括地志》是唐代关于地理方面的大型著作，也叫《魏王泰坤元录》、《贞观地记》、《贞观地志》、《魏王地记》、《括地象》等名称，李泰之所以会想起要编纂一部这样的著作，其渊源是来自于当时唐朝政府在全国实行行政区划的一次改革。

贞观十二年初，唐朝政府将全国划分为10道358州（内含41个都督府）1551县，贞观十二年底，李泰在魏王府司马苏勗的建议下，上书朝廷请求修编《括地志》。

之所以要编纂一部地理著作，是因为李泰明白，没有人比皇帝老爸更加关心全国的地理和区划，作为儿子，有理由要为老爸分担解忧，这个表面看起来冠冕堂皇的理由，让李世民颇为高兴。

事实上，在李泰的心中，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个秘密我们以后再说。

李泰上书后，就开始着手准备修书，坦白的讲，李泰是十分有能力的，除了自己夜以继日的修书之外，还笼络了当时朝廷一大批文人学士，其中包括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功曹参军谢偃、记室参军蒋亚卿等人。

这些人为人正直，学识渊博，当然说他们超级写手也一点不为过。

从贞观十二年，一直到贞观十六年，以李泰为首的魏王府写手团队，充分发扬求真务实、埋头苦干的精神，历时四年有余，终于修成《括地志》。

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介绍一下这部著作。

《括地志》原书共550卷，序略5卷，李泰以贞观十二年的那次行政区划改革为纲，吸收了《汉书#地理志》、南朝顾野王《舆地志》的精髓特点，按当时的都督府区划和州县建置，博采经传地志，旁求故志旧闻，详载各政区建置沿革及山川、物产、古迹，风俗、人物、掌故等，可以说名为地理著作，实为百科全书。

《括地志》除了内容博大之外，还开创了一种新的地理书体裁， 那就是除了记叙之外，还兼有评论和抒情，后来唐宪宗时期的《元和郡县志》、宋太宗时期的《太平寰宇记》都继承了《括地志》的写作特点。

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南宋之后，《括地志》原书不幸失传，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一本书叫《括地志辑校》，全书共13万字，辑校书尚且13万字，大家可以想一想，原书该有多么的庞大。

《括地志》修成呈现给李世民时，李世民对这部著作的评价是：内殚九服，外极八荒。宪章之规，条目有序，戎夏之域，今古无遗。简而能周，博而尤要，足以度越前载，垂之不朽。

是的，如果抛开后来李泰所犯的错误，单凭这部书而言，李泰的确是让人尊敬的，《括地志》原书虽失传，但历时千年而弥久，清代的孙星衍评价这部书说道：其书称述经传，山川城冢，皆本古说，载六朝时地理书甚多，以此长于《元和郡县图志》而在其先。

在这部著作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前人的继承，以及对后世的开创。

当所有繁华落尽，一切归于黄沙尘土之后，唯有宝贵的著作和唯美的艺术作品，方显永久的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