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所归

从面临死亡威胁，到其后摄政掌权，再最后篡位夺权，杨坚用极短的时间，完成了人生的多次跨越，以至于后世的李世民在读到这段历史时，都不禁酸溜溜的表示——杨坚光会欺负孤儿寡母，幸运已极，算何能耐？

但是，运气好还有另一个好听点的词——天命所归。

真正的强者，永远是能把握机会的人，杨坚便是如此。

国丈的力量

出藩，确实是自保的良策，然而，于杨坚而言，他所希求的又何尝只是自保呢？从小到大，从智仙神尼到术士赵昭、来和，几乎所有相面的术士，都说他有天命，然而，从宇文护时代到宇文赟时代，他却总是在担惊受怕中度过，天命又在何方呢？此次“出藩”，他还有机会去实现那个所谓的“天命”吗？

杨坚心乱如麻，然而，隐隐的，他觉得留在京城会有机会，正如他对宇文庆所说的那样，宇文赟“自剪羽翼”，“不能及远”。于是，杨坚决定冒最后一次险，他要在长安等一等，如果实在没有机会，再行出藩。

在被任命为扬州总管后，将要出发前，杨坚推说有足疾，不能马上起行。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实在是一次恰到好处的“足疾”。

五月十日，宇文赟一如平常，带着双倍量的仪仗队，前呼后拥的，前去天兴宫。不同平常的是，到了次日，宇文赟突然身染重疾，仅十天左右的功夫，居然就要不治，御医百般救治，居然毫无收效，病势发展之快，连他自己都毫无准备。

五月二十二日，宇文赟终于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赶忙下诏，令五位亲王（赵王宇文招、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逌）速速回京。

此时，宇文赟才如梦初醒，意识到儿子宇文阐年幼，没有宇文家族几位亲王的力量，可能要出大事，但是，可惜，晚了，太晚了，五位亲王的封国大多在原北齐境内，往返尚需时日，宇文赟已经等不到他们抵京了。

五月二十四日，宇文赟知道自己病体不支，可能等不到几位亲王了，只能征召两个宠臣刘昉和颜之仪入宫，草拟遗诏，交待后事。等到两位奉诏匆匆前来，宇文赟居然已经喉咙嘶哑，说不出话来了。

刘昉同志，平时靠着他的察言观色，在宇文赟面前颇是得宠，然而，眼看老大病势沉重，刘昉也不免担心起来——老大要是完了，他的后半辈子可怎么办呢？思来想去，刘昉认为，不能继续坐视了，得尽快动手——找张长期饭票啊。

于是，刘昉赶紧找了几位同党，包括郑译、柳裘、韦谟和皇甫绩几个，合计一下，值此生死存亡之际，如何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

此时，郑译脑海里立即闪过了一个名字——没错，当今的国丈，他的老同学，前几天还跟他一块喝酒求他办事请求出藩，如今却因“足疾”未能成行的杨坚！只有杨坚这样的身份——国丈；这样的政治根基——老爸是十二大将军之一，岳丈是八大柱国之一；这样的威严——深沉严重，虽至亲无敢狎也；才有可能摆得平局势；同样，也只有杨坚上位，他们几个才有机会继续执掌大权。

刘昉立即表示赞成，而其余几个，自然也无异议，于是立即派人去请杨坚。

此时的杨坚，对北周宫廷的剧变还一无所知，在宫内派人来请他时，他满腹狐疑，一头雾水，但机不可失，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宫里走。

走到宫内的永巷东门，杨坚偶然间碰到了他的老朋友——术士来和。杨坚就像碰到了救星一样，要来和帮他测一测，此去宫中是吉是凶。来和语调非常轻松，连声道喜：“公骨法气色相应，天命已有付属。”

“天命已有付属”这样的话，杨坚听了无数次了，但从没有一次应验过，但是，病急乱投医的杨坚，此时也只好“宁可信其有”了。

到了宫内，此时焦急等待杨坚多时的郑译和刘昉等人立即迎上前来，将如今的局势和盘托出，并表达了他们的意向。

此时的杨坚的内心，自已是波涛起伏，“天命已有付属”这六个字，来来回回的在他的脑海里滚动，他明白，自己等了这么多年，苦熬了这么多年，机会终于他妈的来了！但是，杨坚毕竟定力过人，即便内心已经大喜过望，表面上看，依然是诚惶诚恐，接连表示推脱——这是中国政治人物的常态，欲拒还迎的路数。

杨坚有功夫演戏，但刘昉却没心思跟他干耗了，当即直接了断的挑明：“公若为，当速为之；公若不为，昉自为也。”（要干就干，要不我自己干了）一旁的柳裘也附和道：“时不可再，机不可失，今事已来，宜早定大计。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如更迁延，恐贻后悔。”（赶紧的，等黄花菜凉了，没有后悔药可以吃的）杨坚一看箭在弦上，也收起了那套假谦虚，立即拍板——说干，咱就干！

此时病入膏肓的宇文赟，已经无力阻止他的几个宠臣实施阴谋了，当天晚上，宇文赟便撒手人寰，一命归西，走完了他傲慢而又荒诞的一生。

局势紧急，郑译和刘昉立即采取非常手段——秘不发丧，然后矫诏令杨坚入宫辅政，任其为“总知中外兵马事”。

局势果然紧急，因为立即有人抗命。

刘昉草拟了遗诏后，去找了同受宇文赟征召的颜之仪，让他在遗诏上签字。颜之仪看了一眼遗诏，立即觉得不对，皇帝虽然当时已经说不出话，但以宇文家族的行事逻辑，顾命大臣的位置，决计不会交给外戚，从宇文泰到宇文邕，向来都只相信宇文氏的自家人——这个遗诏是假的！

颜之仪不愿意签字，还慷慨陈词，痛斥了矫诏的刘昉：“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赵王最长，以亲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备受朝恩，当思尽忠报国，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仪有死而已，不能诬罔先帝。”

（颜之仪认为，皇帝死了，顾命大臣的位置，应该是宗室亲王的，现在最有资格的，乃是最年长的赵王宇文招。你们这帮货，深受国恩，如今却要将国家拱手送给外人，本人死也就死了，但就是死也不能对不起先帝）

颜之仪不愿签字，怎么办？好办——代签！于是，刘昉立即模仿颜之仪的笔迹，在遗诏上签上了“颜之仪”三个字，并立即下发各部。

杨坚立即动手，以此遗诏为凭，控制了京畿各处的戍卫部队。

颜之仪知道自己晚了一步，但是，他不愿放弃，他一看情况不妙，立即跟宦官商量，火速征召大将军宇文仲入宫。然而，颜之仪终究还是孤掌难鸣，宫内已经完全被刘昉、郑译等人控制，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对手的监视之下，而郑译也果然提前得到了情报，并立即将此情况告诉了杨坚。

杨坚毫不手软，立即带着堂侄杨雄、刘昉、皇甫绩和柳裘赶来，在御座前逮捕了宇文仲。杨坚跟颜之仪索要玉玺，颜之仪不答应，杨坚大怒，当即准备诛杀，但颜之仪政声颇佳，杨坚不敢轻举妄动，以失民心，最后将其贬为西边郡守。

对付完了颜之仪，接下来，就是要排排坐，分蛋糕了。

刘昉和郑译抬出杨坚，当然不是为给他人做嫁衣，他们跟杨坚的关系，非常赤裸——相互利用。没有杨坚，刘昉和郑译没有把握摆平北周朝内的各路神仙，但是，有了杨坚，他们也不打算让其大权独揽。

当时，此二人商量，给杨坚安排了一个陷阱——他们准备让杨坚当大冢宰，郑译当大司马（掌控兵权），而刘昉则当小冢宰。一旦如愿，他们就对杨坚形成夹击之势，一旦局势大定，到时候是杨坚称雄还是二人坐大，可就在未定之天了。

杨坚会不会跳入这个陷阱呢？好在，杨坚为了这一天早就做足了准备，物色好了人才，在受诏的那一天，杨坚去找了个人——李德林。

这位李德林，本是北齐人士，在高纬时代，出任中书侍郎，这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我们看看宇文邕对他的评价吧。

在刚见到李德林的时候，宇文邕表示：“平齐之利，唯在于尔。”（平齐的唯一好处，就是能够得到你啊）然后，宇文邕让其入宫，令宇文昂对他详细询问北齐的风土人情，最后，李德林在宫内一连待了三天，宇文邕才让他回家。

后来，宇文邕曾经闲暇时跟文武百官说起李德林，他说：“我常日唯闻李德林名，复见其为齐朝作诏书移檄，正谓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

就在宇文邕感慨自己走了狗屎运居然能得到“天上人”李德林之时，旁边的纥豆陵毅应声道：“臣闻麒麟凤皇，为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麒麟凤皇，得之无用。岂如德林，为瑞且有用哉。”

这马屁拍得就相当有水准，一石二鸟——既附合了宇文邕对李德林的赞美（将李德林比作有用的祥瑞），又表示宇文邕得到李德林，乃是“天降祥瑞”，暗赞宇文邕是“王者”。这么牛逼的马屁术，值得后世的政场人物多学习。

宇文邕的反应当然就不出奇了——帝大笑曰：“诚如公言。”

通过以上种种，我们就可以对李德林下个论断了——能人。

然而，可惜的是，宇文邕如此器重的能人，在宇文赟时代，却实在过得不甚如意；以至于，当杨坚派杨雄去找李德林，表示要倾力合作时，李德林的回答竟然是——愿以死奉公。可见李德林在宇文赟时代是憋屈坏了，看到杨坚来找他，顿时生出了“士为知己者死”的豪情。

杨坚在找李德林的时候，一定认为他对自己有用，但是，杨坚一定想不到，李德林会对自己这么有用。在刘昉和郑译设陷阱的时候，杨坚私下去问了李德林：“欲何以见处？”李德林回答：“宜作大丞相、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不尔，无以压众心。”李德林如老辣的猎人一般，一眼识破了郑译和刘昉设置的陷阱，而杨坚自然也心领神会，于是，在发丧后，杨坚的正式职位便是——假黄钺、左大丞相，秦王贽为上柱国。百官总己以听于左丞相。

杨坚之所以当的只是“左丞相”，而不是“大丞相”，原因是，杨坚还用了个“右丞相”——以汉王赞为上柱国、右大丞相。（其他任命情况：尊阿史那太后（宇文赟嫡母）为太皇太后，李太后（宇文赟生母）为太帝太后，杨后为皇太后，硃后（宇文阐生母）为帝太后，其陈后、元后、尉迟后并为尼。）

这位汉王赞，是宇文赟的亲弟弟，之所以把他抬出来当个“右丞相”，原因自然是四个字——掩人耳目。杨坚这个国丈，虽然地位已经足够崇高，当个大丞相似乎也无不可，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宇文家族的习惯，向来是自家人优先，一如宇文泰托孤宇文护，宇文邕托孤宇文宪，因此，为了堵上惶惶之口，杨坚必须找个宇文家的人来挡一挡，他找的，就是宇文赞。

既然是找过来当摆设的，宇文赞自然是没什么权，无非是个傀儡。但是朋友们，这位宇文赞，也是个没有眼力见的白痴——用台湾人的用语说，这叫白目，他以为他这个“右丞相”真是名副其实的“右丞相”，居然就大摇大摆的每天进宫上班，跟宇文阐同帐而坐，把杨坚弄得好生尴尬。

好在刘昉对付这种人向来有手段。很快，刘昉就给宇文赞找来几个风姿绰约的美女，顿时把宇文赞哄得屁颠屁颠，然后，趁着宇文赞高兴，刘昉劝说道：“大王，先帝之弟，时望所归。孺子幼冲，岂堪大事！今先帝初崩，人情尚扰。王且归第，待事宁后，入为天子，此万全计也。”

（刘昉说，你是先帝的弟弟，天下人敬仰的对象，现在这皇帝乳臭未干，怎么能行？只是如今先帝刚去世，人多嘴杂，所以请你按捺片刻，先回家，等到事情平息，再出来当皇帝，一准儿搞定）

这个“劝”字其实不够恰当，换个字更恰当——“骗”。当然，骗术不是太高明，只是开了张空头支票，搁智商正常的人，绝对不会信，但是，好在宇文赞智商不够正常，他信了，然后，他就以后不再来宫里了。

朋友们，现在大家知道，宇文邕当年为什么明知道宇文赟不是个东西，却还要让宇文孝伯硬着头皮把这摊烂泥扶上墙了吧？因为，宇文赟虽然不是东西，但好歹智商还算正常，而这位次子宇文赞，连正常的智商都没有啊！

悲哉！一代雄主宇文邕！

好吧，再回到这个陷阱本身来。

这里有个很奇怪的事情，那就是，郑译和刘昉，居然很“轻易”的就退出了竞逐，让杨坚“轻易”的如愿掌了全权，何以会如此呢？

答案其实也不复杂，三个字就就能概括——杨丽华。

杨坚之所以能被郑译和刘昉看中，无非是因为他有个国丈的身份，这个国丈的身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皇后杨丽华，拥有关键时刻左右政局的政治能量。

《周书·宣帝杨皇后》记载：初，宣帝不豫，诏后父入禁中侍疾。及大惭，刘昉、郑译等因矫诏以后父受遗辅政。后初虽不预谋，然以嗣主冲幼，恐权在他族，不利于己，闻昉、译已行此诏，心甚悦之。

在整个矫诏的过程中，杨丽华似乎什么都没做，但是，她之所以什么都没做，是因为她当时没有必要做什么，该做的，已经有人帮她做了。然而，什么都不做，不代表杨丽华什么都做不了，当需要她做什么的时候，她自然就会出手。

对于此次杨坚顺利出任“左丞相”（实质上的“大丞相”），《隋书·天文下》只用了一句话：宣帝崩，杨后令其父为大丞相，总军国事。

杨丽华该出手时就出手，在分蛋糕的关键过程中，她拍板定案，决定了最终的结局，以此，杨坚后来回忆此事时，也感慨：“公主有大功于我。”

相互利用虽然是相互利用，但是，一边只是先帝的宠臣，一边却是现任皇太后的父亲，孰强孰弱，顿时便见分晓。郑译和刘昉自知自己力量不够，也就只能吞下这哑巴亏，暗认倒霉了。当然，杨坚也是个聪明人，知道自己还有求于人，不能做得太过，还是做出了补偿——任郑译为丞相府长史，刘昉为司马。

当然了，二位对付不了杨坚，至少还知道退而求其次，记恨李德林。

“宫内”的局势，基本得到了稳定，但是，万里长征，也只是走了第一步，接下来，杨坚要控制的，是“朝内”的局势，乃至“国内”的局势。

德政

朝内的局势，自然也是不容乐观。宇文赟死的太突然，而杨坚这大丞相当得也太突然，朝内的大佬们，自然是议论纷纷，惊疑不定。怎么办呢？

杨坚找了个人，叫卢贲，是个禁卫官，当时已被他收服。如今，杨坚出任大丞相，官邸是原先宇文阐的官邸——正阳宫，以摄政大臣自居，自然是要让大臣们去正阳宫朝见。然而，大臣们鉴于局势混乱，个个心怀疑惧，不知何去何从。于是，杨坚令卢贲召集禁卫军，并传命大臣集合，对他们表示：“欲求富贵者宜相随。”然而，纵是如此，大臣们也不知道往前走等着他们的是富贵，还是地狱，因此，仍有人窃窃私语，甚至有人打算开溜。

此时，卢贲率领大军赶到，一下就压住了场面，那些废话的、想走的，没有一个敢动了，只能乖乖跟着大军去正阳宫了。于是出了崇阳门，抵达了正阳宫，此时门卫挡住了他们，不让进；卢贲跟门卫解释了政府的改组情况（宇文阐搬去宇文邕的“天台”，杨坚入驻正阳宫），结果，门卫们还是不让进；如之奈何？

只见卢贲怒目圆瞪，破口大骂，正义凛然，门卫们也不免胆寒心惊，于是也只能乖乖让道。于是，杨坚终于将将稳住了朝内的这些大佬。

论功行赏，杨坚任命卢贲为丞相府宿卫。

接下来要处理的，就是“国内”局势了，杨坚要拉拢的，有两类人，一类称之为普通国民，另一类则是特殊国民。首先来看普通国民：

杨坚首先做的事情，是废除宇文赟时代的刑法，另立新法——坚革宣帝苛酷之政，更为宽大，删略旧律，作《刑书要制》，奏而行之。

周武帝宇文邕，是个严刑峻法的皇帝，自我要求严格（每行兵，亲在行陈，步涉山谷，人所不堪），对部属要求也严格（明察果断，用法严峻），当然，除了严格之外，宇文邕也不吝赏赐（抚将士有恩）；效果相当不错——由是将士畏威而乐为之死。（胡萝卜加大棒，一般是驭下的不二法门）

到了宇文赟时代，曾经，有一度，宇文赟想要改变这种苛酷的刑法，宽松一些；说干就干，宇文赟于是“以高祖《刑书要制》为太重而除之，又数行赦宥”。此举当时遭到了乐运的反对，乐运倒不是反对他宽松一些，而是反对他宽松过头了，动不动就大赦天下，如此一来，还怎么约束纲纪？

宇文赟当时没有鸟乐运，但是，很快，乐运预言的事实就不幸成真了——既而民轻犯法。除了“民轻犯法”之外，宇文赟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好咖，但是，有自知之明，不代表能接受他人的直言相劝，相反，宇文赟非常讨厌别人动不动就劝谏他，他想找个办法，让这些唠唠叨叨的乌鸦们闭嘴。宇文赟思来想去，找到了最简单的方法——严刑峻法。

于是，宇文赟非但没有持续推进减轻刑律的司法改革，反而变本加厉——乃更为《刑经圣制》，用法益深，大醮于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群臣，小有过失，辄行诛谴。总之，老子爱怎么着怎么着，你们别烦我，否则试试看！

宇文赟的刑法有多苛酷？只需要一件事就能说明。

宇文赟的杖责，一开始的单位是“一百二十棍”，也就是说，但凡有人不遂宇文赟的意，宇文赟要动手，起跳价，一百二十棍，再往上累加，也是一百二，二百四，三百六，以此类推；但是，后来宇文赟还是觉得不爽，再度改了度量衡，把“一百二十棍”的起跳价，改成了“二百四十棍”……

看过《水浒传》的都知道，每个犯人到了所发配的地区，都会被打顿杀威棒。比如说，武松为兄报仇，杀了西门庆、潘金莲、王婆等一干人等，发配去孟州的时候，就要被打“一百杀威棒”。这“一百杀威棒”可是威力无穷，就是武松这样的好汉，真要差拨们卯足劲打，也得打残废了；要搁一般人，那就直接死了。当然了，好在当时的管营施恩有求于武松，便把这一百棒寄下来了。

宇文赟这“二百四十棍”是什么概念，想必也无需多言了。总之，宇文赟的心思，要么不打，要打就直接一击到位——不死也让你残废。

宇文赟不仅严肃的制订了法律，而且严格的执行了法律，据说，这套法律，不仅对公卿们适用，哪怕是宫中的嫔妃和太监们也是适用的（宫人内职亦如之，后、妃、嫔、御，虽被宠幸，亦多杖背）。造成了什么后果呢？于是内外恐怖，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于终。

于是，目标达成，终于没几个人敢劝谏宇文赟了，大家都只求保命了……

这个《刑经圣制》，显然就是宇文赟具有代表性的暴政，也是最为广大人民所痛恨的，而杨坚上来就废除了这套刑法，显见是有助于安抚民心的。

接下来，杨坚所作的，就是改变宇文赟时代奢侈浮华的生活作风，以身作则，做个节能减碳绿色环保型新人——躬履节俭。

其实呢，说到节俭，宇文邕就是个很节俭的人（周主性节俭，常服布袍，寝布被，后宫不过十馀人）；只是呢，儿子宇文赟不争气，上台后乱折腾一气，连各种仪仗，都要是双倍量的，其他更是无需多言了。此次的杨坚，应该算是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到宇文邕时代的情况。

当然，说到节俭的问题，大家也别以为杨坚这是政治秀，事实上，这是杨坚骨子里就有的习性。《资治通鉴》后来对杨坚的一生进行总结的时候，就大谈节俭的问题——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令补用（自己的仪仗队和穿戴用品，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平时吃饭，一顿饭就一个肉菜，要知道现在平常人家，一顿饭也两荤一素一汤呢）；后宫皆服浣濯之衣（后宫的衣物也很朴素）。天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丈夫率衣绢布，不服绫绮，装带不过铜铁骨角，无金玉之饰（效果非常好，起到了教化的作用，在文帝一朝，简朴从上到下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风俗）。

由此可见，杨坚的节俭已经不是他的个人美德了，而是成为隋朝初年社会上的良好风尚了，杨坚能做到如此地步，我们也是要为他大大鼓掌的。

以后我们还会知道，杨坚节俭虽然很好，但是太过苛刻，也会有副作用。

杨坚一共五个儿子，长子杨勇先前为太子，此子就因为爱好排场的毛病，深为杨坚不满，杨坚曾当面教训他，并将节俭跟王朝兴衰联系在了一起，结果杨勇还是不听劝，最后他的太子被废掉，就跟“节俭”二字有莫大的关系。

另外一个因为不够节俭而倒霉的儿子，是秦王杨俊。杨坚在多次劝说杨俊未果后，就将其免了官，后来杨俊病逝了，杨坚也仍是愤愤不平，象征性哭了两声，然后就拒绝了他的手下为其立碑的请求。

杨坚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遭遇了惨痛的“人伦悲剧”的皇帝（杨坚五个儿子，最后只剩了杨广，而且，历史上还很长时间都流传着杨广弑父篡位的传说），而说起来，这也跟他极度节俭的性情是有关系的。

有点扯远了，回到正题。杨坚的两个举措，制定宽松的新刑法，力行节俭，还是很有效果的，起到了很好的收服人心的作用——中外悦之。

杨坚其后还做了第三件事，那就是恢复信仰自由——复行佛道二教，旧沙门、道士精诚自首者，简令入道。

下面就要说说宇文邕的宗教态度了。宇文邕虽然是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但是，跟尔朱荣等辈不同，他对宗教毫无热情，相反，他是个极为汉化的皇帝。这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宇文邕推崇儒家文化。

宇文邕对李德林的推崇，我们前文已叙，不再赘述，再来讲另一件事，同样发生在平齐之时。

北齐有个儒生熊安生，据说通读《五经》，在听说宇文邕攻破邺城后，就让家人打扫好房门。家里人当然觉得不可思议啦，都要亡国了，你还打扫什么房门？熊安生回答：“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

家人将信将疑，但是，很快，大跌眼镜的事情就来了。宇文邕果然来了，而且，对熊安生极为尊重——俄而周主幸其家，不听拜，亲执其手，引与同坐；赏赐甚厚，给安车驷马以自随。（一方面是平易近人，亲自拜访，而且不要熊安生跪拜，还拉着手，让他一块坐。另一方面，给了大量赏赐，还送了代步工具）

例子不需要太多，仅从熊安生和李德林这二位身上，这个尊儒的皇帝形象，就跃然纸上，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宇文邕尊儒，这当然是有好处的，毕竟，在当时而言，还没有哪套理论能像儒家一样，能够这么清楚的解决治国的问题。以此而言，宇文邕是个有志于开创万世基业的人物，但很可惜，上天给了他才能，却没有给他时间。

当然，尊儒和灭佛没有必然性，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对宗教的态度就是“君子不语怪力乱神”，是“存而不论”的态度。宇文邕灭佛也是如此。

宇文邕其实一开始是敬佛的，原因很简单，宇文护是敬佛的。当然，宇文邕的敬佛，大概也只是明哲保身的不得已之举，是他对宇文护一贯态度的体现。然而，对于佛的所谓“慈悲”，大概宇文邕是无法再去苟同了，因为，如此礼敬佛祖的宇文护，一连干掉了他两位兄长——这个“慈悲”，岂不是过于虚伪？

因为宇文护的关系，我们可以基本确定，对佛教徒的“假慈假悲”，宇文邕从内心深处是非常痛恨和排斥的，这大概是他灭佛最深层次的原因。

公元567年，当时宇文护还在世，就有个叫卫元蒿的人给宇文邕上了道奏疏，言语之间，第一次谈到了灭佛的问题：“唐、虞无佛图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

卫元蒿用极端实用主义的观点指出，佛教对于国家的稳定没有任何帮助，当年尧舜这样的圣君，没有佛教这种东西，照样天下升平；如今南齐、南梁这样的政权，大建佛寺，甚至萧衍还几度“舍身入寺”（其后又派人用赎金把他赎出来），该亡国也照样亡国。佛的主旨是什么？“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所以，一个统治者只需要做到“利民益国”，就已是有佛心了。既是如此，又何须花那么大代价，折腾那么多银子，去礼佛呢？

卫元蒿这套“赞同佛家基本理念、但反对国家统治者花钱敬佛”的理论，在当时应该是深深的触动了宇文邕的心，但是，宇文邕什么都做不了——因为，宇文护还活着。

公元572年，宇文邕终于抓住了机会，将宇文护一击致命，当他大权独揽后，终于要着手解决所谓的宗教问题了。该年十二月，宇文邕召集道士、僧侣和百官，讨论了儒释道三者的先后次序问题——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

将佛教放到最后，宇文邕已经开始图穷匕见了，但是，此时似乎有些僧侣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居然还在争论佛教该不该在道教之后的问题。聪明人还是有的，有人就开始猜测宇文邕此举的意图了——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

宇文邕想要让佛教徒为国家做实质性贡献，要么当兵，要么献地，但是，这些聪明人还认为，这是办不到的——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

公元574年，周武帝终于动手了——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毁坏雕像，放逐宗教人士）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禁绝淫祠，一切以礼典记载作为保留与否的依据）于是，融佛焚经，驱僧破塔（把佛像融解，把佛经焚毁，驱逐僧侣，破毁佛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佛门变成俗宅，僧侣变成百姓）

公元577年，周武帝平齐，针对北齐的宗教状况，周武帝再度大行整顿，推行灭佛政策，毁寺四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这在当时占到北齐10%的人口）。

这些有没有起到“加兵富国”的效果呢？至少有人认为是有的：“帝独运远略罢之（指灭佛），强国富民之上策。”有些史书也评价：“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

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中，宇文邕大概是最有针对性的，比之此前的北魏太武帝灭佛，手段仁慈的多，至少，宇文邕没有拿起屠刀。某种意义上说，宇文邕此举，是实用主义的治国之术。

当然了，宇文邕灭佛虽然对国家可能有好处，能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但是，当时北周和北齐的佛教徒毕竟不是少数，这些被剥夺了宗教信仰的人，内心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

新中国早年也曾破四旧立四新，禁止民间进行祭祀活动，但实话实说，收效甚微，以笔者家乡的情况而言，还是有不少人偷偷摸摸的进行此类活动的。毕竟，当宗教活动融于生活时，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强行的禁止，也只会造成社会的断裂，民众的不满。所以，改革开放后，我们就重新“信仰自由”了，而且，也没看见对社会发展有多大的阻碍。

杨坚的这个“信仰自由”令，很显然是针对着大量的宗教徒而实行的，更可以想见的是，这必然是个很有号召力的政策。

杨坚还做了第四件事——将府户的鲜卑姓改为原来的汉姓。

六镇兵变，某种意义上说，是鲜卑族对孝文帝汉化政策的一次剧烈反弹，事实上，因此导致的东西魏两个政权，都开了一段时间的历史倒车。

宇文泰设立府兵制，将府兵的姓氏改为鲜卑姓，某种程度上恢复鲜卑部落制的色彩，这就是对汉化政策的一种反扑。当然了，由于宇文泰手里的鲜卑势力有限，在东西魏之争中，又损失了不少，很快北周的军事主体就以汉人为主了，到了宇文邕时期，这种情况就体现得尤为明显。

宇文邕本人就是个比较汉化的皇帝，对儒家文化的尊重和推崇，也让北周内部汉族和鲜卑族的隔阂逐渐消失，这也是北周日渐壮大的因素。

与之相对的，东魏的统治者高氏家族虽然是汉人，单从统治特性而言，则是标准的鲜卑政权。高欢时代这种情况就尤为突出：

（高）欢每号令军士，常令丞相属代郡张华原宣旨，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

（每次号令军士，对鲜卑人说的话都是，汉人是你们奴隶，男的为你们耕种，女的为你们织布，给你们提供粮食衣物，让你们吃饱穿暖，你们欺负他们干啥？）

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

（对汉人就是另一套了，鲜卑人是你们的主人，拿你们微不足道的一点粮食，一点衣物，为你们打仗，让你们平安，你们干啥要愤恨他们呢？）

这当然是非常标准的“胡汉分治”，高欢的这些语言，也无非是要求胡汉双方维持目前的主奴关系，其间显示的，是赤裸裸的民族压迫。

随着时间推移，北齐的状况并没有变好，反而更加恶劣，汉族文化被弃如敝履，反而是胡族的奇技淫巧在北齐上层大有市场。曾有一北齐士大夫十分骄傲的道出了他的育子秘诀：“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

看起来，“颇晓书疏”在北齐上层还是混不开的，真正要混得开，要懂鲜卑语，还要会弹琵琶，就这样的一个政权，怎么能不乌烟瘴气呢？北齐一朝最著名的权臣和士开，不就是个只会握槊的庸碌之辈？

高纬一朝，有个权臣韩长鸾，就是仇汉的代表人物。《资治通鉴》记载：

尤疾士人，朝夕宴私，唯事谮诉。常带刀走马，未尝安行，嗔目张拳，有啖人之势。朝士咨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每骂云：“汉狗大不可耐，唯须杀之！”

（这位韩长鸾，是个典型的黑面煞神，一股子戾气，没人敢惹他，敢正视的都没有。这小子就经常放话，说要杀掉“汉狗”）

北齐这么多权臣里，唯一一个有点能力，也想要做出点成绩的，就是汉人祖珽了。后来祖珽想要改革政府，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反对，韩长鸾就是这些反对者中的一员，而且是下死力整肃祖珽的一员：长鸾素恶珽，得其诈出敕受赐等十余事。帝以尝与之重誓，故不杀，解珽侍中、仆射，出为北徐州刺史。珽求见帝，长鸾不许，遣人推出柏阁，珽坐，不肯行，长鸾令牵曳而出。（韩长鸾显然是要置祖庭于死地的，好在高纬念其有旧，只是将其免职。后来祖庭要求见高纬，也被韩长鸾阻止，先被人推出去，然后，干脆被人拽出去）

韩长鸾之所以“素恶珽”，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因为祖珽是韩长鸾此生最为痛恨的“汉人”兼“士人”。

可以说，对汉族文化的痛恨，对汉族士人的轻视，正是北齐朝政混乱，最终导致灭亡的决定性因素。毕竟，鲜卑人的文化，从来都只是马上打天下，然而，马上能打天下，却不能治天下，想要治天下，就非得汉化不可。

宇文邕在他的任期内，已经将宇文泰的鲜卑化浪潮进行了拨乱反正，汉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成为北周政权的主旋律了。宇文赟虽然不才，但同样在汉化的道路上继续挺进——只是，是以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方式。

杨坚恢复汉姓的举措，只是北周政权全面汉化水到渠成的一笔，但是，意义却至为深远——这标志着，北朝自从五胡十六国开始的民族压迫，在杨坚手里，即将走向尽头，中国大治的时代，已经不远了！

无疑，这又是一个收服民心的重要举措，也是杨坚上台后的德政之一。

特殊国民

当然，“德政”虽然很重要，但是，对于如今纷纷扰扰的北周朝局，却只是隐性投资，要想稳住局面，杨坚还需要拉拢另一部分人——特殊国民。

杨坚盯上的第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李穆。

李穆家族此前已有概述，李贤、李远和李穆三兄弟，是关陇地区的豪族（自称是陇西李氏），在宇文泰时代，便已声名煊赫；李远还是十二大将军之一，并在嗣子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只是可惜的是，李氏家族的煊赫，在宇文护时代有了个断点——由于李植事件，李远家族几乎是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而李穆也因此被罢免为民，直到宇文邕时代，才得以复出。也正因为这个关系，李穆跟北周的感情，其实已经相当疏远。

与之相对，李穆在宇文邕复出后，就追随杨忠，参加了东征，发动了晋阳之围，并因此在这个过程里，跟杨忠结成了相当友好的关系。以至于杨坚很早便将李穆当成是自己人，将其称为“父党”。

如今的李穆，地位煊赫，官至“太保”（三公之一，地位仅次“太傅”）；而且手握重权，坐镇并州（首府为晋阳，原是高欢家族的大本营），是为并州总管；政治能量之强大，颇有跺一跺脚便让北周地动山摇的架势。

杨坚要控制局面，自然是要争取到李穆这样的关键人物。

然而，盯上李穆的，又岂是杨坚一人？早在杨坚的使者柳裘到来之前，已有人出现在了李穆的官邸；此人便是尉迟迥派出的使节。

这位尉迟迥，便是如今杨坚稳定北周朝局的最大障碍。尉迟迥之所以会成为障碍，原因非常简单——他认为，杨坚如今拥有的一切，本来都该是他的。

尉迟迥有理由这么认为：论起跟宇文家族的关系，尉迟迥是宇文泰的外甥，是标准的“皇亲”；同时，他的孙女尉迟繁炽，也被宇文赟横刀夺爱，成为了“五皇后”之一，以此而言，他又是个算得上的“国戚”；“皇亲国戚”，尉迟迥兼而有之——比之单纯的“国戚”杨坚，尉迟迥认为，他的牌子要硬得多。

当然，更重要的是，尉迟迥还是北周如今数得着的大将，在宇文宪已死的情况下，能在军功上跟他相提并论的，也只剩下了老迈的韦孝宽。尉迟迥最大的军功，便是曾趁着南梁侯景之乱，借机夺取了巴蜀，彻底稳固了西魏政权的后方，从此让西魏政权站稳脚跟，并因此在三足鼎立中，占据了战略优势。如此军功，不要说官二代杨坚远远不如——杨坚到现在也就打过两场仗，而且也没有突出表现；就是杨坚他老爸杨忠，恐怕也要让他三分。

如此这般，尉迟迥就认为，杨坚这大丞相当得也未免太简单（有此看法的人很多，历史上不绝于耳，甚至李世民也认为杨坚是欺负孤儿寡母），论德论才论资历，他尉迟迥哪一点比不上杨坚？如今却要听杨坚发号施令，这如何能忍？

尉迟迥会有什么想法，杨坚当然了然于胸，于是，当他成为大丞相之后，他就迅速对尉迟迥采取了行动：

行动一、杨坚派尉迟迥的儿子尉迟惇带着北周静帝宇文阐的诏书，前去相州征召尉迟迥，让他回京奔丧。当然，这个行动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尉迟惇很快就一去不回头，再也没有音讯了。

行动二、杨坚使出了杀手锏——他让韦孝宽去接替尉迟迥相州总管的职务。

韦孝宽之所以能成为杨坚的杀手锏，是因为此公跟他的岳父独孤信有很深的渊源。早在东西魏尚未分裂之前，韦孝宽出任析阳郡守，当时独孤信任职新野郡守，由于二人关系非常好，而且政绩都很出色，民望鼎盛，便被荆州地方的官僚称为“联璧”。后来，东西魏分裂，东西之争拉开战幕，韦孝宽就曾随独孤信一起攻打洛阳，并一起参加了“河桥之役”。

如此种种，杨坚自是向来就把韦孝宽这位老将看成是自己人，如今要对付尉迟迥这样难缠的对手，也不免要出动韦孝宽这样的终极武器。

韦孝宽于是出发前往相州，当他抵达朝歌时，遇到了尉迟迥派来“迎接”他的使者，贺兰贵。韦孝宽设宴款待了贺兰贵，并在不停劝酒的同时，刺探贺兰贵，老谋深算的韦孝宽很快就发现情况不妙，于是，自称患病，就暂缓了前进的脚步。与之同时，韦孝宽以请医生为由，派人飞马奔向了邺城，让他们暗中观察城内的情况。

韦孝宽是何等人物，尉迟迥想必也是一清二楚，因此，在听说韦孝宽称病后，也不免有些疑虑，于是，他派去了在邺城当差的韦艺，前去迎接他的叔父（韦艺是韦孝宽的侄儿）。韦孝宽在半路碰到了他的侄儿，然而，他非但没有放下心来，反而更加觉得情况可疑。

韦孝宽开始盘问韦艺，问他尉迟迥准备要干什么；韦艺则嘴硬得很，什么都不说——他此时已是尉迟迥的死党。韦艺敢嘴硬，当然是仗着对面的人是自己叔叔，不会拿自己怎么样，然而，当韦孝宽接连追问，却什么都没问出来之后，他却决定要给侄儿一个下马威了——他当即要处斩韦艺。

韦艺当然知道他这位老江湖的叔叔说到就能做到，慌乱之下，终于把尉迟迥要叛变的情况，一五一十，向韦孝宽和盘托出。

韦孝宽虽早有预料，但真得到了确实的情报，却也不免有些心惊——尤其是，他如今的情况，已是羊入虎口。怎么办？韦孝宽当机立断——撤！

当然，平平常常的撤，已经难以走出绝境了，韦孝宽需要废点脑筋了。在韦孝宽匆忙西撤的过程中，他每走过一家驿站，都把驿马全数赶走，然后又吩咐各处的驿司，说尉迟迥的使节很快就到，要他们准备食物，设宴招待。一切布置妥当后，韦孝宽才带着韦艺匆忙出逃。

果不其然，在派出了韦艺后，尉迟迥还是不放心，接着又派出了梁子康带着数百骑兵，前去“迎请”韦孝宽。当梁子康一路奔袭，抵达驿站后，却发现里面早准备好了盛大的宴席，似乎不饱餐一顿，也对不起一路以来的奔波；而当他想起任务在身，不想迁延时，却发现驿站里空无一马，而自己的马匹早已精疲力竭；无奈之下，梁子康也只能坐下来喝碗酒吃块肉，然后让马歇一歇了。

于是，韦孝宽和韦艺，就这样极其惊险的逃过了一劫。

行动三、在尉迟惇一去不回头，而韦孝宽又未能顺利接替尉迟迥后，杨坚终于意识到，大麻烦要来了，于是再度派去使节破六韩裒，前去申明中央意旨——当然，这只是表面功夫，隐藏在表面的客气之下，杨坚还留有杀招，他已经派人跟总管府长史晋昶等人取得了联系，要他们秘密准备。

不幸的是，行动三也破产了，晋昶等人要反水的消息，很快被尉迟迥侦知，而尉迟迥也明白，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于是，尉迟迥斩杀晋昶和破六韩裒，登上北门城楼，召集文武官员和各界人士，发表造反宣言：“杨坚藉后父之势，挟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于行路。吾与国舅甥，任兼将相；先帝处吾于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与卿等纠合义勇，以匡国庇民，何如？”（杨坚作为国丈，如今挟持幼主，作威作福，已有不臣之心。我是皇亲国戚，又身兼将相，先帝对我也有重托，所以，我要跟大家一起清君侧，匡国保民，怎么样？）

底下云集而应。于是，尉迟迥见民心可用，乃自称大总管，建立临时政府，并尊奉赵王宇文招的小儿子为皇帝，用其名义发号施令。

尉迟迥要造反，这是对的，但是，他以这种方式造反，却注定他失败的结局；原因无他——名不正言不顺耳。

所谓“名不正言不顺”，不是说尉迟迥不够大牌，而是说，他的造反，抛弃了理论上可以获得的道德制高点，反而将自己置于“反贼”的危险境地。

尉迟迥既已说杨坚是“挟后主以作威福”，那么，他讨伐杨坚的名义其实就已经很明白——清君侧。“清君侧”这三字，就是个很好的道德制高点。

自古很多人造反，都以“清君侧”为名，这个名义似乎平平无奇，有些烂大街，但不得不承认，存在即合理，这个名义自有其独特的功用。

我们不妨看看三国时期诸侯争霸的情况。曹操的名义，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远在东吴的孙权，则一开始是向曹操称臣，至于向西蜀扩张的刘备，则以“衣带诏”为号召，跟曹操分庭抗礼。这三位诸侯，均已有人君之实，但却无一人有人君之名，所有人，表面上看，都似乎是汉献帝的忠臣（彼时的汉献帝早就是傀儡一个）。何以如此呢？因为汉献帝毕竟是帝，毕竟具有正统性，在民间毕竟具有号召力，贸然抛开汉献帝，取汉而代之，只会成为众矢之的——比如说，三国诸侯中，最早倒霉的袁绍，也是最早称帝的。

再比如说，明朝朱棣造反，他打出的旗号是什么呢？三个字——清君侧。其实，这个名号说起来非常可笑，但是，再可笑的名号，朱棣都得用着，在他能取而代之之前，他就不能公开跟朱允炆摊牌。为何？朱允炆毕竟是合法皇帝，造反毕竟是不得人心的，所以，朱棣也不得不扯出“清君侧”的大旗，缓解各方压力。

尉迟迥的愚蠢，就在于他明明已经扯出了“清君侧”的大旗，却硬要画蛇添足，还把一个不相干的没有任何威望的宗室子弟尊为皇帝。如此一来，尉迟迥本来所具有的“以顺讨逆”的道德制高点，一下子荡然无存，成了阴谋叛乱的反贼。

朋友们，宇文阐虽然年幼，但是，他毕竟是合法的皇帝啊，而且是宇文赟没死之前就已经接受禅位、登上了皇位啊！你说杨坚是反贼，但人家把宇文阐供的好好的，人家说自己是顾命大臣啊；而尉迟迥呢？你何以另立他主？岂非反贼？

可能有人有疑问，不对啊，支持尉迟迥的人很多啊，何以说他不得人心呢？朋友们，尉迟迥现在身处何地？没错，邺城！邺城是什么地方？没错，北齐的首府！所以，其实很多支持尉迟迥的人，也无非是北齐那些不甘亡国的遗老遗少，他们只是唯恐天下不乱而已，但是，他们真能得到北齐民众的支持吗？

不管怎么说，尉迟迥动手了，而杨坚，也必须接招了，他派出了一个庞大的讨伐阵容——坚发关中兵，以韦孝宽为行军元帅，郕公梁士彦、乐安公元谐、化政公宇文忻、濮阳公武川宇文述、武乡公崔弘度、清河公杨素、陇西公李询等皆为行军总管，以讨迥。

当然，尉迟迥势力毕竟枝繁叶茂，政治能量极为可观，他宣布造反后，很快就造成了极大的声势：

以下是各地的响应情况：迥所统相、卫、黎、洺、贝、赵、冀、瀛、沧、勤（即尉迟勤，尉迟迥的弟弟，一开始得到尉迟迥的造反文书时，还上报了朝廷，但不久后还是跟随兄长造反了）所统青、齐、胶、光、莒等州皆从之，众数十万。荥州刺史邵公胄，申州刺史李惠，东楚州刺史费也利进，潼州刺史曹孝远，各据本州，徐州总管司录席毘罗据兗州，前东平郡守毕义绪据兰陵，皆应迥；怀县永桥镇将纥豆陵惠以城降迥。

以下是尉迟迥的军事进展：迥使其所署大将军石逊攻建州，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之。（先攻取了建州）又遣西道行台韩长业攻拔潞州，执刺史赵威，署城人郭子胜为刺史。（又攻取了潞州）纥豆陵惠袭陷钜鹿，遂围恒州。（然后拿下巨鹿，围困恒州）上大将军宇文威攻汴州，莒州刺史乌丸尼等帅青、齐之众围沂州，大将军檀让攻拔曹、亳二州，屯兵梁郡。（汴州、沂州、曹州、毫州，都在攻击范围内）席毘罗众号八万，军于蕃城，攻陷昌虑、下邑。（昌虑、下邑皆被攻取）李惠自申州攻永州，拔之。（永州也被拿下）

场面看上去很轰动，但是，只要翻开地图，我们就能看出，真正锣鼓喧鸣的，也只是前北齐境内，北周的军政中心，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威胁。就在此时，尉迟迥将他的目光，对准了坐镇并州的李穆。

形势很明显，一旦李穆附和尉迟迥，则北周政权的腹地立即会受到叛军的威胁，因此，李穆的向背，决定着天下的安危。此时，李穆的儿子李士荣也表达了意见，他认为李穆所在的并州乃“天下精兵处”，应该要应和尉迟迥，共谋大举。

李穆要怎么办呢？杨坚，亦或是尉迟迥？

李穆很犹豫，他之所以犹豫，因为他无论如何也算不明白这笔账，这个问题太大，太复杂了，他不能准确的判断杨坚和尉迟迥会是谁胜谁负，他也不知道倒向谁，会让李氏家族获得更大的利益。

就在李穆犹豫不定之际，杨坚的使者柳裘抵达了晋阳。我们不知道柳裘跟杨坚说了些什么，我们只知道，柳裘出色的完成了他的工作，在他一番发言后，李穆就转忧为喜——甚悦。然后，李穆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抉择——将尉迟迥的来使锁拿，送往京师。

不久后，李穆迎来了杨坚派来的第二个使者——他的儿子李浑。李浑是杨坚打出的亲情牌，因为，杨坚也不能确定柳裘是不是可以真正说服李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必须用最大的诚意，将李穆争取在自己手中。

此时的李穆终于完全下定了决心，他让李浑给杨坚带去一个熨斗，而且，还送给了杨坚一句话——愿执威柄以尉（慰）安天下。另外，李浑还给杨坚带来了另一件东西——十三环金带（这是皇帝所用的服饰）。

这是李穆至关重要的一个暗示，事实上，李穆如今倒向杨坚，已经是做了通盘的考虑。因为，杨坚主政，不仅仅只有此次跟尉迟迥较量这一件事，更重要的是，这位蛰伏了多年但政治手腕强硬的国丈，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取北周而代之。李穆送杨坚金带，这意味着，李穆正式宣布支持杨坚未来可能的篡位！

李穆之所以一下子表那么多态，表态表那么远，当然有他的道理。《教父》中维托·克里昂说，当你向别人施舍恩惠时，你就要表现得很有感情。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你决定一件事情时，要么不做，要做，那就一步到位。

李穆决定一步到位，他要让施恩变的有感情，他认为，杨坚会因为他的雪中送炭而感激他，而他们李家，也会在未来的政治拼盘中，得到尽可能多的份额。

李穆是对的，杨坚非常激动，激动地立即让李浑马不停蹄再跑了一趟——去哪呢？去韦孝宽的大营，去告诉韦孝宽李穆对此次事件的态度！

得到了李穆的支持，杨坚在跟尉迟迥的较量中，已经握有一个十分有力的砝码。而李穆做出决定后，也很快以族长身份通知了全族，统一了意见——他有个侄子李崇当时任怀州刺史，正打算响应尉迟迥，在得知叔父的选择后，也只能抱怨几声（阖家富贵者数十人，值国有难，竟不能扶倾继绝，复何面目处天地间乎！），然后，服从全局，倒向杨坚。

光有一个李穆，够了吗？还不够，杨坚还需要说服另一个人，同样能量强大的一个人——于翼（时任幽州总管，幽州是今北京）。

于翼是于谨的次子，而于谨，则是北周八大柱国之一，在宇文泰病故，朝内纷纷不定的情况下，挺身而出，帮助宇文护稳定了局面，立下了殊功；因此，于谨可谓是北周立国第一功臣。在北周建立后，于谨家族满门富贵，风头一时无俩。

当然，日中则昃，月满则亏，于谨家族如此强盛，到最后也不免遭到宇文氏的打压——于谨的次子于翼，在宇文护时代就饱受排挤（主要是因为宇文邕当时竭力拉拢于翼）；而三子于义，更是因直言劝谏，而差些被宇文赟治罪。

如今杨坚上台，深知于氏家族能量的他，一开始就极力拉拢于氏——很快，杨坚便将于谨的长子于寔进位为上柱国，任命为四大辅臣之一的大左辅。当时，在朝内的三公四辅中，只有两个人是不具有宇文氏皇族背景的，一个自然就是前文所说的“太保”李穆，而另一位，便是刚成为“大左辅”的于寔了。

杨坚投之以桃，于氏家族自是报之以李。尉迟迥的使者，也很快就到了幽州，想要说服于翼，但是，于翼丝毫不为所动，立即将使者执送京城。

于翼的这个表态有多重要？事实上，尉迟迥宣布造反后，便跟东北的高宝宁联络，意图跟突厥合作，一块南下；但是很可惜，在尉迟迥跟高宝宁之间，横着一个于翼，所以，这种合作，也只能成为纸面上的意淫了。

另一个为杨坚肝脑涂地的于家子弟，是于寔的儿子于仲文。

当时于仲文是东郡（今河南省滑县）太守，跟徐州总管源雄一起，受到了尉迟迥邀请，二人都严词拒绝。同样是拒绝，于翼拥有足够的底气，因为他拥有幽、定七州六镇，尉迟迥虽然不爽，但也不敢对其轻举妄动，但是，于仲文却立即遭到了尉迟迥势力的夹击——当时宇文威从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东古黄河渡口），宇文胄从石济（今河南省卫辉市东古黄河渡口），先后渡河，夹攻东郡。

于仲文不过是一郡太守，芝麻绿豆大的官，人家尉迟迥是看在他姓“于”的份上，给他个面子；如果于仲文不要面子呢？那就只能对不起咯。

于仲文对付宇文威倒还尚可，然两路夹攻，便已无法招架，只能放弃东郡，率数十骑溃围而出，东奔长安，但是，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于仲文是走了，老婆孩子还在——为了这次拒绝，于仲文付出了三子一女的代价。

于仲文好不容易才跑到长安，当时，他所带领的数十卫士，已经伤亡殆尽，所剩无几，而他自己也已是狼狈不堪。当于仲文见到杨坚时，杨坚将其引入卧室，为之垂泪，于是“赐彩五百段，黄金二百两，进位大将军，领河南道行军总管”。

于家对杨坚此次平定尉迟迥之乱有多大贡献？请看于仲文的自述：

曩者尉迥逆乱，所在影从。臣任处关河，地居冲要，尝胆枕戈，誓以必死。迥时购臣位大将军、邑万户。臣不顾妻子，不爱身命，冒白刃，溃重围，三男一女，相继沦没，披露肝胆，驰赴阙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

（充满感情的回顾了当日尉迟迥叛乱时，自己是如何坚定的站在了杨坚一边，又是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才得以九死一生的回到长安，而当时的杨坚，看到于仲文如此表现，又是如何的对其嘉奖重用的）

于时河南凶寇，狼顾鸱张，臣以羸兵八千，扫除氛昆。摧刘宽于梁郡，破檀让于蓼堤，平曹州，复东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亳州围，殄徐州贼。席毗十万之众，一战土崩，河南蚁聚之徒，应时戡定。

（当自己被任命为河南道行军总管后，他率领八千人马，开始扫荡叛党。先后击败了梁郡的刘宽，蓼堤的檀让，而后又相继平定曹州，收复东郡、安城、武定、永昌，解除叛党对亳州的包围，歼灭徐州的乱军。在自己的一番努力下，席毗十万之众，终于遭到覆灭，河南的叛乱局面，就此得到平定）

当群凶问鼎之际，黎元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总驭燕、赵，南邻群寇，北捍旄头，内外安抚，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斿黑水，与王谦为邻，式遏蛮陬，镇绥蜀道。臣兄顗作牧淮南，坐制勍敌，乘机剿定，传首京师。王谦窃据二江，叛换三蜀；臣第三叔义受脤庙庭，龚行天讨。自外父叔兄弟，皆当文武重寄，或衔命危难之间，或侍卫钩陈之侧，合门诚款，冀有可明。

（在整个叛乱过程中，不仅是我本人，我们于家全体也对朝廷做出了卓越贡献。我的二叔于翼，当时被叛党和突厥夹在中间，但是，正因于翼的分兵拒之，才让两股力量不能合兵一处，稳定了华北的局面。我的五叔于智则帮助平定了西蜀王谦的叛乱。我的兄长于顗在淮南立下大功。我三叔于义也参与了对王谦的讨伐。除此之外，于家满门忠烈，都对平定叛乱做出了卓越贡献）

我想，于家的支持对杨坚的意义，我们也不再需要过多废话了。

有了李穆家族和于翼家族的力挺，杨坚就有了平定尉迟迥的最大底气。

漏算

然而，杨坚所要对付的敌人，又岂是尉迟迥一人？就在尉迟迥叛乱如火如荼之际，京城内迎来了又一波危险的敌人——六月，五王皆至长安。

对于五王的进京，历史上向来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是被杨坚弄回来的。《资治通鉴》就有此类描述：

陈王纯时镇齐州，坚使门正上士崔彭征之。彭以两骑往止传舍，遣人召纯。纯至，彭请屏左右，密有所道，遂执而锁之，因大言曰：“陈王有罪，诏征入朝，左右不得辄动！”其从者愕然而去。

这种说法未免是过于侮辱了五王的政治能量。如果宇文纯这样的亲王，都能随便被两个人就在自己的地盘给捆了，而且手下人还不敢妄动，居然作鸟兽散，那宇文赟又何必如此担心，非把他打发到自己的封国去呢？

事实上，五王既不可能是杨坚骗回来的，也不可能是杨坚绑回来的，他们同时回归，只存在一种可能性——接到了宇文赟的遗诏。

这是历史上对五王进京的第二种看法，在我看来，也是比较符合逻辑的看法。

宇文赟虽然是个暴君，但是，我们也得承认，这个暴君在玩弄权术方面很有一手，至少，在他的任内，没有出现过前朝宇文护这样的权臣。没有权臣就意味着，他的传位过程，本来可以顺利得多……

宇文赟重用的人物，虽然都不是什么好咖，但多是些没有政治根底的寒门子弟，以至于当他病重时，他的宠臣刘昉、郑译等辈，都无力独撑大局，非得让杨坚去捡这便宜。当然，杨坚能捡到这便宜，也有些机缘巧合，在宇文赟的整肃下，杨坚本已预感前途渺茫，要出藩以求自保了，但是，偏偏杨坚得了“足疾”，而宇文赟又偏偏不早不晚的病倒了……这一切，也只能用当日宇文邕对王轨所说的话来概括——必有天命在，将如之何？

历史上的很多事情，都是“人算不如天算”，很多达官显贵很迷信，动不动占卜算卦请人看相，也并非全无道理。以杨坚而言，他的发达，实在是“三分能，七分命”最好的写照，堪称中国历史最幸运的开国皇帝。

宇文赟先前让五王出藩，虽然有杨坚所谓“羽翮既剪”的弊病，但是，宇文赟也有自己的考虑。因为宇文护的关系，宇文赟一直非常害怕宗室擅权的现象，所以，他上台后的第一步，是干掉宇文宪（尽管宇文宪这位亲王实在没有反心，实在对朝廷忠心耿耿），而他让五王出藩，实际也不过是延续了诛杀宇文宪的政治思路——“强干弱枝”，避免在京城出现“下一个宇文护”。

“弱枝”是为了“强干”，但是，“强干”这件事，也是多重因素决定的，宇文赟千算万算，却漏算了最重要的一步——自己的寿命！

杨坚之所以比宇文赟更高明，就因为算先一步——视其相貌，寿亦不长。

就因为多算这一步，杨坚才会想要在出藩之前先等等看，他的“足疾”才会如此恰到好处，他才能在诸多显贵中“幸运”的脱颖而出。

所谓“幸运”，从不会是无源之水，机遇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最“幸运”的杨坚，其所展现的，岂不正是高超的“预见机遇”、“把握机遇”的能力？

宇文赟在最初暴病之时，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会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所击倒，直到十几天过去了，一天又一天，他的身体日渐虚弱，宇文赟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他这才意识到，京城内没有得力的亲王坐镇，会有怎样的恶果！毕竟，亲王这东西，既可能是皇位的争夺者，也可以是皇位的捍卫者啊！

“强干弱枝”这一套彻底失败了，自己儿子宇文阐太小，这个“干”强不起来，而他把“枝”给削弱，也只会让这个虚弱的“干”，暴露在一堆野心家面前。如之奈何？宇文赟认为，为今之计，也只能亡羊补牢了，在五月二十二日，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的宇文赟，下发了诏书，要求五王进京勤王，保护幼主！

同时征召五王，这也是宇文赟一贯玩弄权术的体现，因为对于这五王，既要用，又要防，自己的儿子太小，无力防，那就让五王各自防着对方吧。

宇文赟的这个安排，就是传说中的“制衡术”。

如宇文赟这样的托孤安排，后世也有类似的例子。

清朝初年，顺治英年早逝，嗣子爱新觉罗玄烨年仅八岁，因此，顺治给玄烨安排了四个顾命大臣——首辅索尼、次辅遏必隆、三辅苏克沙哈、四辅鳌拜。

顺治这样安排，本来非常高明，既维持了八旗之间微妙的政治平衡，又尽力避免了一家独大，威胁皇权——因为，首辅索尼当时已经年迈；而次辅遏必隆，又是个无可无不可的墙头草；三辅苏克沙哈，地位尴尬，是睿亲王多尔衮的部下；最凶恶的鳌拜，虽号称“满洲第一勇士”，但位次最低，谅他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后事安排成这样，苦心孤诣的顺治本可以含笑九天，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令顺治没有想到的是，最凶恶位次最低的鳌拜居然能够在四辅臣中脱颖而出——原因？因为索尼年迈而又奸猾，在没收到皇室的政治献礼前，拒绝表态，等他得到了皇室的大礼（孙女被纳为皇后），准备恭请康熙亲政时，却已经时日无多；遏必隆是个墙头草，很不幸，这次他倒向了鳌拜，作为次辅，却甘心做小；苏克沙哈有能力，但地位实在尴尬，能量有限，最终被鳌拜击倒……于是鳌拜专权！

事实证明，“制衡术”实在是个很高端的技术活，光靠在脑袋里进行模型推演，往往是不够的。顺治很不幸，把“制衡术”玩砸了，给儿子康熙留下了鳌拜这样凶恶的敌人；但是，“玩砸了”，只能说明功夫不到家，并不能说明“制衡术”本身有问题——毕竟，同一套太祖长拳，让一般人来打，只是平平常常，但要让英雄人物乔峰来打，却能在聚贤庄力敌天下豪杰。

“制衡术”本身没问题，宇文赟让五王顾命也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他实在撑的不够久，两天后，五王还一个都没进京，他就已经一命呜呼了……

于是，顾命大臣的位置立即换了人，蛰伏了许久的杨坚一鸣惊人，脱颖而出，而当六月份，五个亲王先后进京后，他们才赫然发现——朝政已非啊。

如果说外部的尉迟迥，是杨坚控制“国内”局势的最大对手，那么，京城的五王，就是杨坚控制“朝内”局势的最大对手。一场大战，无可避免。

关于这场大战，《资治通鉴》写得绘声绘色，我们也不免细细看来：

五王虽然是最大对手，但率先倒霉的，却是毕王宇文贤。这位“毕刺王贤”，是明帝宇文毓的儿子，也就是宇文阐的叔叔辈。

《资治通鉴》对此事件一句话带过：雍州牧毕刺王贤，与五王谋杀坚，事泄，坚杀贤，并其三子，掩五王之谋不问。

《周书·毕刺王传》对此事件倒是略为详细：贤性强济，有威略。虑隋文帝倾覆宗社，言颇泄漏，寻为所害，并其子弘义、恭道、树娘等，国除。

显然，《资治通鉴》和《周书》的说法是有矛盾的——《资治通鉴》着重一个“谋”字，用法学术语说，这叫犯罪未遂（犯罪已经启动了，但由于犯罪人以外的客观因素，没有能够得逞）；而《周书》着重一个“言”字，用法学术语说，这叫犯罪预备（已经有犯罪动机了，但还没付诸实施）；朋友们，犯罪未遂和犯罪预备，这可是天差地别的。

到底谁的说法更可靠呢？个人感觉应该是《周书》。

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杨坚是个政治经验丰富的老屁股，如五王这样的危险人物进了京，杨坚第一步会做的，当然是派人严密监视，限制五王的行动自由，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五王还能跟毕王搭上线，那杨坚也就不用混了。

所以，毕王或者有猜疑杨坚的可能，如《周书》所说，“虑隋文帝倾覆宗社”，但是，在杨坚夺权后制造的政治高压气氛下，如他这样的危险人物，自然是得不到跟其他危险人物碰头的机会的，他所能做的，也就是骂个街了。

当然，杨坚是个心狠手辣的人物，哪怕是骂街，也是不允许的，尤其是亲王骂街，所以——只能对不起你了。

诛杀毕王贤，杨坚还有个用意，那就是警告进京的五王——你们给我注意点，如今京城哥们我说了算，别不识相，否则，毕王贤就是你们的下场！

当然，打一大棒，还要给一甜枣，杨坚还是对五王做出了补偿：因诏五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用安其心。

据《资治通鉴》说，不管是大棒还是甜枣，似乎都未能“安其心”，五王还是数次谋划了刺杀杨坚的阴谋：

赵僭王招谋杀坚，邀坚过其第，坚赍酒淆就之。招引入寝室，招子员、贯及妃弟鲁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刃于帷席之间，伏壮士于室后。坚左右皆不得从，唯从祖弟开府仪同大将军弘、大将军元胄坐于户侧。

（宇文招密谋诛杀杨坚，所以邀请杨坚来做客，然后把杨坚请入了寝室，并让自己的儿子、小舅子们佩刀而立，站在左右，同时还设下了诸多埋伏。而杨坚的左右呢，都被赶了出去，只有杨弘和元胄两个人保护杨坚。）

胄，顺之孙也。弘、胄皆有勇力，为坚腹心。

酒酣，招以佩刀刺瓜连啖坚，欲因而刺之。元胄进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诃之曰：“我与丞相言，汝何为者！”叱之使却。胄嗔目愤气，扣刀入卫。招赐之酒，曰：“吾岂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招伪吐，将入后邠，胄恐其为变，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伪称喉干，命胄就厨取饮，胄不动。

（酒酣耳热，宇文招开始动手，首先用佩刀刺瓜给杨坚吃，想要借此机会一击毙命。此时元胄站起来表示相府中有事，要先回去，结果被宇文招厉声呵斥。元胄非但没有被吓到，反而更加精神抖擞，扣刀入卫。宇文招见元胄是狠角色，一改先前的嚣张，开始安慰起元胄了，说自己没有别的心思，你也不用太多疑。宇文招数次假装要呕吐，退入后宅，但元胄害怕宇文招设伏，所以屡屡扶着他上坐。宇文招又称自己口干，要元胄去厨房拿饮料，元胄还是不为所动。）

会滕王逌后至，坚降价迎之。胄耳语曰：“事势大异，可速去！”坚曰：“彼无兵马，何能为！”胄曰：“兵马皆彼物，彼若先发，大事去矣！胄不辞死，恐死无益。”坚复入坐。

（此时，滕王宇文逌也过来赴宴，杨坚亲自迎接。元胄对杨坚耳语道，事情有蹊跷，咱走吧。杨坚表示，他们又没兵马，能干啥？元胄说，兵马都是他们家的，他们如果先发制人，我们就完了。我不怕死，怕白白的送死。杨坚不听劝告，继续入坐。）

胄闻室后有被甲声，遽请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坚下床趋去。招将追之。胄以身蔽户，招不得出；坚及门，胄自后至。招恨不时发，弹指出血。

（元胄听到外边有异动，再次请辞，说相府有事，必须走了，于是扶着杨坚下床急速离开。宇文招想要追击，元胄则单枪匹马，用身体挡住了通道，宇文招出不去，等到杨坚到达门口，元胄才赶来。宇文招痛恨阴谋失败，把指头都捏出了血。）

壬子，坚诬招与越野王盛谋反，皆杀之，及其诸子。赏赐元胄，不可胜计。

（不久后，杨坚说宇文招和宇文盛谋反，将其满门抄斩，然后大赏元胄。）

周室诸王数欲伺隙杀坚，坚都督临泾李圆通常保护之，由是得免。

（此后，北周宗亲多次想要谋杀杨坚，杨坚得到李园通保护，幸免于难）

看到这一段描述，大家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没错，《史记·项王本纪》有类似故事——大名鼎鼎的鸿门宴。我们不妨用角色对应的办法一观其相似处：

杨坚自然是刘邦，而且是警觉性极差的刘邦：

元胄劝他走，他还不走，一脸嘬死相；而刘邦在听了樊哙的“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的发言后，就立即撤了，而且还是抄小路走的（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彊、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留了个张良扫尾；

项羽的角色没有，范增和项庄的角色被融为一体——均为宇文招：

“招恨不时发，弹指出血”，这是范增的戏份；范增在项羽错过了诛杀刘邦的绝佳机会后大怒，将张良所献的一对玉斗用剑击碎，然后叹气道：“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

“招以佩刀刺瓜连啖坚，欲因而刺之”，这是项庄的戏份；在饮宴的时候，范增曾暗示项庄舞剑助兴，伺机干掉刘邦，“项庄拔剑起舞”；

张良的角色没有，项伯和樊哙的角色也被融为一体——均为元胄：

樊哙在鸿门宴是个关键角色，在项庄舞剑后，张良去找他，说：“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也！”樊哙于是进场，史记对此描述的极为生动：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乡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

元胄也不例外——元胄进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诃之曰：“我与丞相言，汝何为者！”叱之使却。胄嗔目愤气，扣刀入卫。

樊哙在进来后，项羽请他喝酒，又拿了个生猪给他，他拿刀割着就吃，英雄风范尽显，后来一番慷慨陈词，逼得项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位元胄也不例外，进来后，宇文招也请他喝酒，还跟他道歉——招赐之酒，曰：“吾岂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

后来樊哙劝刘邦撤退，说下了那句著名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经典名言；元胄倒是也劝了，而且劝了多次，可惜杨坚都不听……

至于项伯的戏份，在项庄舞剑后，项伯也起身舞剑，以身遮蔽刘邦，这里元胄有两处类似场景——其一、招伪吐，将入后邠，胄恐其为变，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伪称喉干，命胄就厨取饮，胄不动。其二、胄以身蔽户，招不得出；坚及门，胄自后至。

《资治通鉴》的这段描述跟《史记》中的鸿门宴实在太过相似，以至于，我们只能说，当时的史学家也是些无聊的“山寨流”，编故事一点都没创意。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如果杨坚果真是后来得天下的阴谋家，那么，鸿门宴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刘邦之所以要赴鸿门宴这个龙潭虎穴，是因为他封闭关门，惹恼了比他强得多的项羽，不去是躲不开一场浩劫的）。杨坚非但不会去鸿门宴，而且，真要有鸿门宴的情节，他也不该是刘邦的角色——毕竟，很明显，当时的京城，已经处于杨坚的控制下，比之五王，他是当然的强者。

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隋书·高祖纪》很诚实，道出了相对真实的内幕：五王阴谋滋甚，高祖赍酒肴以造赵王第，欲观所为。

原来，这场“鸿门宴”，压根不是宇文招邀请的，而是杨坚亲自去的；既然是亲自去，肯定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当然不可能会有那么多险象环生的离奇情节。当然，阴谋依然是阴谋，只不过，阴谋的导演不是宇文招，阴谋的名称，也不叫鸿门宴；这是一场杨坚亲自策划导演并出演的冤案，这场冤案的内容叫做——说你反，你就反，不反也反；有中国特色的“被造反”。

当然，最能表现这次冤狱核心精神的，还不是宇文招，而是另一个人——宇文盛。宇文盛在这个事件中干了些什么呢？答案是，什么都没干——拍成电影的话，连露面都没有，更甭说台词了。然后呢？然后他也就“被造反”了，再然后，他就一家老小都被杀了个精精光了……

什么叫躺着也中枪？这就叫躺着也中枪！

五王去其二，这是杨坚对宇文氏亲王的第二波清算，跟第一波清算一样，打一巴掌，要“揉三揉”，于是，次日——周主封其弟衍为叶王，术为郢王。

好吧，宇文阐当年才七八岁，他的两个弟弟被封为亲王，这两个弟弟能有几岁呢？能给杨坚制造麻烦吗？所以嘛……

有没有第三波清算呢？有，不过是几个月之后了，当时朝廷内外的局势都已经相当稳定，于是，其余三王分别在十月和十二月遭到最终整肃。

至此，五王一个不剩，均为杨坚所杀。

此时的宇文赟，在九泉之下，又当作何反应呢？

纸老虎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尉迟迥的这次造反。

杨坚派出去讨伐尉迟迥的人，是老将韦孝宽。很快，韦孝宽就率军来到永桥城（河南省武陟县西），将领们要求立即发起攻击。韦孝宽说道：“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损我兵威。今破其大军，此何能为！”

韦孝宽本人便是守城的高手，玉璧之战更是中国历史能够写入经典战例榜的守城之战；能守城的，当然也懂攻城，所以，韦孝宽认为，（永桥城）城小而固，不好打。但是，韦孝宽更高明的地方在于，在知道“不好打”的同时，还明白“无需打”的道理；如果说知道“不好打”还只是将才，那么，明白“无需打”就是标准的帅才了。之所以“无需打”，韦孝宽认为，“破其大军”更重要。

一千多年后，有个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在“得城”和“歼敌”的问题上，跟韦孝宽取得了一致，并得出了“战争的核心便是歼灭对方有生力量”的重要结论，此人便是毛泽东……

韦孝宽率军驻扎于武陟，于是尉迟迥令儿子尉迟惇（就是被杨坚派出去征召尉迟迥回京奔丧的那位）率军十万进入武德（今河南武陟县东），而后驻军于沁水东侧。很显然，尉迟迥和韦孝宽在军事战略上取得了一致——尽快决战。

但很可惜，双方尽快决战的理念受到了挫折，因为“人算不如天算”，沁水突然暴涨，以至于双方无法渡河，只能隔河对望，暗生闷气。

韦孝宽之所以希望尽快决战，是因为，尉迟迥毕竟不是寻常人等，皇亲国戚之外，还是个出名的战将，跟随韦孝宽出征的这些人，大多都不是韦孝宽的部将，这些人能否愿意为杨坚拼死效命，还需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因此，所谓“尽快决战”，其核心要义，是避免“夜长梦多”。

夜长了，梦果然会多。韦孝宽决战不成，很快，他的长史李询就通报给了杨坚一个要命的坏消息：“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并受尉迟迥饷金，军中慅慅，人情大异！”闻听此报，杨坚也不免愁上心头——怎么办呢？他的第一个考虑，当然是立即换马，当即便要把郑译等三人弄到军中，替换那三位。

此时，李德林发言了：

“公与诸将，皆国家贵臣，未相服从，今正以挟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异，后所遣者，又安知其能尽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虚实难用，今一旦代之，或惧罪逃逸；若加縻絷，则自郧公以下，莫不惊疑。且临敌易将，此燕、赵之所以败也。如愚所见，但遣公一腹心，明于智略，素为诸将所信服者，速至军所，使观其情伪。纵有异意，必不敢动，动亦能制之矣。”

李德林告诉了杨坚两件事：

一、为什么临阵换将不可以。

一个大前提：杨坚跟这些将领，目前还没有形成严格的主臣关系，很多将领，都还是把杨坚当成是同僚，杨坚指挥他们，靠的不是他天然的老大地位，而是“挟令之威控御之”，说难听点，不过是借着宇文皇权的力量狐假虎威罢了。

然后是临阵换将的三不可：

一不可：前人不可靠，后人就一定可靠吗？（此话一出，郑译几个更是要把李德林恨到骨头里了，虽然他说的是实话……）

二不可：取金的情报真假难辨，贸然出手，会进退失据——替代他们，他们会逃；可把他们软禁起来，又会引起其他将帅的恐慌，尤其是韦孝宽的恐慌。

三不可：临敌易将，这在历史上都是有惨痛教训的错误举动。

赵国的教训有两个：

一是长平之战。彼时秦军攻打赵国，赵军大将廉颇驻守长平，廉颇坚壁清野，屡屡挫败秦军的进攻；而后秦军散播谣言，说廉颇意欲造反，而秦军所畏者，唯有赵奢之子赵括。结果赵王上当，临阵换将，于是白起设伏包围轻敌躁进的赵括，赵军拼死突围，一个半月后，突围失败，赵括被秦军于阵中射杀，赵军四十万大军投降，大部分被坑杀。

这场战事创造了一个成语——纸上谈兵；主人公是——赵括。

当然，赵国最大的悲哀是，他们居然两次跳进了同一个陷阱。

战国末年，王翦率秦军攻打赵国，意图一举吞并其国，赵国大将李牧率军迎击（李牧跟廉颇一样，是赵国名将，在跟匈奴和秦军的多次战役中，都取得辉煌战绩）。此次王翦一看是李牧迎敌，便知不除此人，秦军绝难获胜，于是，派人收买了赵王宠臣郭开（此公曾有过诬陷廉颇、致使廉颇流亡异国的劣迹），让其挑拨君将关系；赵王再度上当，设计将李牧捕获，不久后将其诛杀。三个月后，王翦突然对赵军发动总攻，赵军溃败，赵国大部沦陷……

燕国比赵国稍好，教训只有一个：

故事的主人公叫做乐毅，《三国演义》里经常听到这个名字，因为诸葛亮老是自比管仲、乐毅，此公的最大战绩，是辅佐燕昭王报了强齐伐燕之仇，曾以劣势兵力一举攻陷齐国七十余城，创造中国历史以弱胜强的又一经典战例。

当时，乐毅还剩下两个城池没有攻下，一是即墨，二是莒城；乐毅围而不攻，意图通过政治手段收服人心，达到不攻自破的效果。但不幸的是，就在乐毅施展他的谋略之时，对他言听计从的燕昭王去世，而即位的燕惠王则跟他有隙。

借此机会，齐国大将田单实行反间计，散布谣言，说乐毅之所以不攻打即墨和莒城，是因为他想收买人心，为叛燕自立做准备。燕惠王果然上当，命令骑劫去接替乐毅，而乐毅无奈之下，只能流亡赵国。

后来呢？后来骑劫一反乐毅的既定部署，而后田单借势反击，在即墨以火牛阵大破燕军，最后，在齐国仅剩即墨和莒城两个据点的情况下，一举收复故土，将齐襄王从莒城接到齐国都城临淄。

这个战例也创造了一个成语，叫做“不忘在莒”，用来鼓励复国者不要放弃希望。国共第二次内战后，蒋介石逃亡台湾，在不停叫嚣反攻大陆的日子里，他便时常用田单的例子鼓励自己和部下，为此台湾还有个节日，叫做“莒光日”。

好了，扯远了。继续回到李德林的这番话。在解决了要不要换马的问题后，李德林提出了他的建议——只需换个得力的心腹爱将去做监军，如此，便能迅速化解军心不稳的危机了。

无疑，李德林这番话是有道理的，于是，杨坚“大悟”，说道：“公不发此言，几败大事。”此事过后，杨坚对李德林更是言听计从——自是坚措置军事，皆与李德林谋之；而李德林也同样不负所托，才华展露无遗——时军书日以百数，德林口授数人，文意百端，不加治点。

当然，此事还剩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急需解决——派谁去？

杨坚找了三个人：

第一个人——崔仲方。回答是不去，理由是老妈在山东。

第二个人——刘昉。回答是不去，理由是，从来没带过兵。

第三个人——郑译。回答依然不去，理由是，老妈太老了……

三个人之所以都不去，道理很简单嘛，李德林说得轻松，其实，这监军的差事，岂是那么好干的？

一个不去，两个不去，三个还不去，理由一个比一个离谱，杨坚怒了，真的怒了，真他妈是“人到用时方恨无”啊，就没人能为我解忧吗？

这时，终于有人站出来了，此人名叫高颎，他很轻松的表示——我去吧。

这位高颎，并不是北周勋贵，他的老爸原是东魏谏议大夫，因为受到排挤，为了避馋，来到了西魏，投到了独孤信的门下。当然了，大家也知道，后来独孤信倒霉了，家人大多被流放去了蜀中，原先热热闹闹的门客们，也都大难临头各自飞，各奔东西，自寻出路了，没人再愿意跟独孤信绑在一起了。唯有这个高颎，浑若无事，依然跟独孤信家族保持联络，尤其常去跟独孤伽罗唠唠家常。诚所谓“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独孤伽罗对高颎的不离不弃，自也感激在心。

高颎这个人，《资治通鉴》说他“明敏有器局，习兵事，多计略”，显然，不光有德，而且有才。对于这样跟自己有渊源又有能力的人物，杨坚自然是要立即笼络的，当权之后，他就让杨雄去见高颎，邀请他共谋大计，高颎表示：“愿受驱驰。纵令公事不成，颎亦不辞灭族。”

事实证明，“不辞灭族”这样的话，绝对不是高颎随口说说，他说到就准备做到——此次杨坚遇到困难，高颎就挺身而出了。

高颎于是便出发了，出发前，甚至没有亲自跟老母辞别——派人去的。

就在高颎出发后没多久，尉迟迥的叛乱又出现了最新的进展，当然，于杨坚而言，不是什么好进展。

首先是司马消难的反叛：

司马消难以郧、随、温、应、土、顺、沔、儇、岳九州及鲁山等八镇来降（所降的国家是南陈），遗其子为质以求援。

八月，己未，诏以消难为大都督、总督九州八镇诸军事、司空，赐爵随公。（南陈政府作出反应，开始封赏司马消难）

庚申，诏镇西将军樊毅进督沔、汉诸军事，南豫州刺史任忠帅众趣历阳，超武将军陈慧纪为前军都督，趣南兗州。

（与之同时，南陈政府派去了三路大军，策应司马消难）

戊辰，诏以司马消难为大都督水陆诸军事。

（司马消难再度得到优待，被任命为各路大军的大都督）

庚午，通直散骑常侍淳于陵克临江郡。

（再度派兵前来增援司马消难）

司马消难并不是北周的勋贵，他是北齐开国重臣司马子如的儿子。司马消难因为父亲的关系，一度在北齐上层混的春风得意，娶了高欢的女儿，当了驸马爷，又先后出任中书、黄门郎、光禄少卿，最后，出任北豫州总管。后来，司马消难因为风流多情的关系，跟公主不合；又因为贪污腐败的问题，饱受争议；最后，还受到了高洋的猜疑；为了保条小命，首先献城投降了北周。北周待他倒也不坏，宇文赟还把他的女儿纳为太子妃呢。

但是，如司马消难这样的人物，自然不能指望他成为忠臣，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想要玩点花样。此次，借着杨坚立足未稳，而尉迟迥举兵作乱的机会，司马消难就要玩出点花样了——继从北齐叛往北周后，他继续发挥二五仔本色，又从北周叛往了南陈，而且，为了取得南陈信任，他还以子为质。

司马消难这么干，自然是想趁着北周大乱浑水摸鱼了，甚至，他可能想效仿侯景，把算盘打到南陈头上，也未可知。

接下来的坏消息来自王谦：

周益州总管王谦亦不附丞相坚，起巴、蜀之兵以攻始州。

王谦的情况，就跟司马消难完全不同了，他是王雄（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的儿子，属于北周政权核心层的人物。在杨坚掌权后，王谦一度有所踯躅，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也曾派人进京上表，表示归附，但与之同时，王谦又认为自己这么干实在对不起宇文家族对他的厚恩，所以反复不定，陷入挣扎。

最后，王谦的使者将京城内外的情况通报给了他，王谦得知杨坚并没有完全控制大局，这才终于下定了决心，“将图匡复”了。

局面，目前看起来对杨坚非常不利，甚至，北周控制下的傀儡国西梁（侯景之乱后，南梁覆亡，西魏趁势攻陷江陵，诛杀梁元帝萧绎，拥立萧衍之孙萧詧为帝，史称“西梁”，亦称“后梁”）都已经有些蠢蠢欲动了。

当时，梁世宗萧岿派柳庄奉书入周，当然，奉书只是表面，深层的考虑，应该是刺探北周军情，看有没有彻底摆脱北周控制的机会。

杨坚热情的接待了柳庄，还回忆起了当年跟西梁的二三事，饱含热情的赞颂了西梁的大忠大义，并表示要同甘共苦，共度时艰：“孤昔以开府，从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时艰，猥蒙顾托。梁主奕叶委诚朝廷，当相与共保岁寒。”

（当年北周攻打江陵时，杨忠便随于谨出征，是当时的主要将领，彼时刚刚进入仕途的杨坚，应该是跟随其父杨忠出征，所以跟萧詧有些许渊源。）

当然，杨坚说是要共度时艰，萧岿是不是这么想的，就很难说了。当时很多将领都劝萧岿，说干脆借着尉迟迥叛乱的东风，跟着一块反了得了，还表示“进可以尽节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总之，横竖都有好处就是了。但是，萧岿还是无法做决定，因为，他不知道此战胜负如何，他要等一个人。

萧岿要等的这个人，自然是去长安面见杨坚的柳庄，对于北周如今的局势，也只有亲历者柳庄才能给出一个靠谱的判断了。

看起来，萧岿的情况跟王谦差不多，王谦也是使者回归后才做了决定，使者告诉他，可以反；那萧岿呢？柳庄会怎么回答他呢？

柳庄的回答跟王谦使者大相径庭：“昔袁绍、刘表、王凌、诸葛诞，皆一时雄杰，据要地，拥强兵，然功业莫就，祸不旋踵者，良由魏、晋挟天子，保京都，仗大顺以为名故也。今尉迟迥虽曰旧将，昏耄已甚；司马消难、王谦，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将相，多为身计，竞效节于杨氏。以臣料之，迥等终当覆灭，随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观其变。”

柳庄这番话，谈到了此前我们已经分析过的一个问题——道德制高点问题。柳庄认为，仅凭这一点，他就可以料定战事的胜负了，所以，于西梁而言，现在要做的，是别瞎凑热闹，坐山观虎斗即可。

柳庄说的到底对不对呢？那就只能用战争的结果来回答了。

高颎终于抵达了前线，然后，他决定立即对叛军发起总攻。

要进攻，就要渡河（沁水），要渡河，就要造桥，所以，第一步——造浮桥。

浮桥是中国古代战争渡河时常用的器具，简单说，就是以船筏代替桥墩，横排于河中，以船身做桥墩，在上面铺设梁板做桥面。

战争总是见招拆招，高颎建浮桥，尉迟惇当然要毁浮桥，他的办法是——从上游放下大量火船，准备一举将浮桥冲垮烧断。高颎不甘示弱，在水中兴筑“土狗”抵御（所谓“土狗”，是在水中积土成堆，前尖后宽，前高后低，行状如同一条坐在那里的狗；主要用于阻止火船逼近浮桥）。

火船失效，政府军渡河再难阻挡，怎么办？尉迟惇也算将门之后，熟读兵书，自是知道对付渡河部队的绝佳方案——半渡而击。

历史上最有名的跟“半渡而击”相关的例子，发生在春秋时期，称之为“泓水之战”。战事的主角，叫做宋襄公，此人非常有趣，我们不妨多讲一讲。

宋襄公这哥们在历史上很有个性，据说很讲仁义，而且颇有一番雄心壮志，虽然言必称自己是“亡国之余”（宋国是商朝后裔的封地，自从商朝天下共主的地位被周朝取代后，商朝的后裔就在周朝不怎么抬得起头来），但是，骨子里讲，他对自己的血统是自豪的，也无时无刻不在考虑重振先祖的声威。

春秋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周王室的权威一落千丈，各国之间兵连祸结，在“王道”不行的时代，也就只能退而求其次，搞“霸道”了（孔子所言的“礼仪征伐从诸侯出”，也算维持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而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便是被乐运用来作为宇文赟模板的齐桓公……

宋襄公便是齐桓公的终极粉丝，在齐桓公在世时，宋襄公就老跟在他的屁股后头，为他摇旗呐喊；这跟如今英国跟在美国屁股后头瞎嚷嚷如出一辙……

作为一个粉丝，宋襄公所作的事情，不只是膜拜，他的追求是——“有一天，我就成了你”。为了成为齐桓公后的下一个霸主，宋襄公做的第一件事，收留在齐国内乱中流亡出来的公子昭，然后，他打算拥护公子昭重夺大位。

公元前642年，宋襄公发下英雄帖，说准备护送公子昭回国当君主，请各国诸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军当然要出军。结果呢？很悲催，诸侯们一看是宋襄公发的帖子，几乎就没人理他，少数几个愿意出兵相助的国家，卫、曹、邾几个，国家比宋国还小，也就够一旁喊几声加油的……

然后呢？然后宋襄公统率四国联军杀向了齐国，再然后齐国贵族干掉了篡位的公子无亏和策划阴谋的竖刁，驱逐了另一个阴谋家易牙，再再然后，就把公子昭迎回临淄，当了国君，是为“齐孝公”。

有人说宋襄公挺牛逼嘛！好吧，其实人家齐国主要不是因为怕了宋襄公，而是因为，人家公子昭本来就是太子嘛，是有政治根基的嘛……

当然，宋襄公本人是牛逼大了，刚出手就摆平前任霸主国齐国的大事，这还了得？激动之下，宋襄公决心趁热打铁，让各国重新会盟，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

公元前639年春，宋、齐、楚三国君主会于齐，在宋襄公的强烈要求下，三国同意于同年秋在宋国召开诸侯大会。

该年秋，宋襄公以盟主身份请各国在盂（今河南省睢县西北）会盟，结果，上来就有不给面儿的，齐孝公和鲁僖公就甩了他的脸子，好歹另一大国的楚成王是来了，但是来干吗的呢？当盟主的……

于是，在这场国际会议上，宋襄公跟楚成王大吵一架，最后，宋襄公吵输了，非但是吵输了，还当场被楚国给逮了……楚成王还挟持宋襄公，进攻宋国商丘呢，得亏宋国军队守得顽强。

后来，还是鲁僖公出面调停，楚成王才放了宋襄公……

事实证明，要想像齐桓公一样成为霸主，代行天子职权，光靠开会是没用的，最重要的，还得是一个字——打！宋襄公好容易回国后，对楚成王这家伙是越想越火大，终于觉得此仇不报非君子，便也不管到底自己有几斤几两，也不顾大臣劝说，决心要用武力，跟楚成王一较高下了。

这场战事，便就是我们要说的“泓水之战”了。

公元前638年，十一月初一，楚军进抵泓水南岸时，宋军已占有利之地，在泓水北岸列阵待敌。以此而言，宋襄公已经占据了优势了。但是，接下来宋襄公的表演就开始了：

有大臣劝他：“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要求“半渡而击”）

宋襄公回答：“不可。”

然后，等到楚军渡了河，还没摆好阵势，大臣又劝他，打吧？

宋襄公回答：“不可。”

等到楚军彻底摆好了阵势，终于开干了，结果毫无悬念——宋军大败，宋襄公身受重伤。原因？“彼众我寡”……

仗打成这样，国内人有意见了，为什么“半渡而击”，你不可，“济而未列”，你又不可？你到底脑子里装得啥玩意？宋襄公是这么为自己辩解的：“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当然了，针对宋襄公的假仁假义，有个叫子鱼的哥们，毫不客气的对宋襄公当面进行了驳斥，语在《国语》，这里就不再多言了。

这场战事的结果是，宋国被彻底打成了二等国，从此再也没能翻身……

宋襄公同志是个不愿意“半渡而击”而吃败仗的，但是，中国历史上还有个哥们，是因为想要“半渡而击”，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而吃了败仗。这场战争，叫做“淝水之战”，是五胡十六国时期最重要也最著名的一场战事。

淝水之战的交战双方，是前秦和东晋。当时，在著名谋士王猛的辅佐下，苻坚接连灭亡了代国、前燕、前凉，统一了北方，在经过了十年休整后（当时王猛已死），苻坚决定一举统一中国，于是举兵南下，要跟东晋决战。

于是，双方在肥水两岸对峙。秦军号称百万，而东晋七拼八凑之下，也只攒了七八万，兵力差距显而易见。由于前秦军队“逼肥而陈”，东晋军队无法渡河，战事无法展开，于是，东晋统帅谢玄给前秦的阳平公苻融出了主意：“君悬军深入，而置陈逼水，此乃持久之计，非欲速战者也。若移陈少却，使晋兵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让前秦军退后，东晋军能渡河，然后决战。）

对手的主帅来给自己出主意，这事儿怎么看怎么不靠谱，前秦诸将皆认为不靠谱，认为现在这么干才是万全之策：“我众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万全。”

但是，苻坚却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有发挥空间，什么样的发挥空间呢？“半渡而击”的发挥空间。苻坚表示：“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铁骑蹙而杀之，蔑不胜矣！”

好主意吧？苻融也认为是“将计就计”的好主意，于是命令秦军后撤。

但是朋友们，谢玄既然敢给苻融出主意，他怎么可能不做好万全的准备呢？就在苻坚认为自己“将计就计”、“端的是条好计”时，其实，他已经落入了谢玄的陷阱——一个深不见底的陷阱。

果不其然，秦军刚刚后撤，就有个叫陈序的反骨仔在后面瞎嚷嚷：“秦兵败矣！”秦军不明究竟，一听之下，就仓皇后撤，再难停止。苻融当时倒是还想集结部队，止住颓势，但无奈天不助他，紧要关头，战马倒地，秦军遂一溃不可收拾……接下来，玄等乘胜追击，至于青冈；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昼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什七、八。

这场战事的经典，当然不只是“以少胜多”那么简单，事实上，中国历史也正因这场战事，有了南北朝的雏形——从此之后，再没有国家像前秦这样，拥有统一南北的机会了，一直到……一直到杨坚成为皇帝。

尉迟惇同志，看起来是看过史书的，至少知道宋襄公的战例，明白“半渡而击”是个好办法，但是，事实证明，史书不能只看一半，如果他看了“淝水之战”，还会想这么干吗……

尉迟惇同志的做法，跟苻坚异曲同工，而韦孝宽同志，当然也明白要跟谢玄学习，坚决不给“半渡而击”的机会；于是，趁着尉迟迥军队后撤的机会，韦孝宽命令全军擂响战鼓，全军渡河。还没等尉迟惇来得及“半渡而击”呢，韦孝宽已经全军度过了沁水……

渡过沁水之后，韦孝宽学习西楚霸王项羽当年巨鹿之战的例子，下令焚烧浮桥，意欲“置之死地而后生”。于是会战正式打响。

这场战事的结果没有悬念，韦孝宽胜，而且大胜——到什么程度呢？尉迟惇同志全军覆没，单人匹马逃了出去，去见他的爹爹了……

于是，韦孝宽继续率军挺进，直逼邺城。

八月十七日，尉迟迥所部列好了阵势，准备跟韦孝宽大军决战——迥与惇及惇弟西都公祐，悉将其卒十三万陈于城南，迥别统万人，皆绿巾、锦袄，号“黄龙兵”。迥弟勤帅众五万，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骑先至。

尉迟迥同志，自然也不是浪得虚名，如今虽已年近古稀，但仍然披甲上阵，战场之间，仍是凛凛生威。尉迟迥的这支部队，大部分是关中子弟，也是他多年所统的子弟兵，战斗力非同小可，也是北周政权的精锐力量。因此，战斗刚开始时，韦孝宽的部队很快就显出了颓势。

眼看大军即将不支，政府军的大将们都不免心急如焚，就在此时，宇文忻同志灵光闪现，急中生智，想了个主意，据他自己说，属于“诡道”——事急矣！吾当以诡道破之！

当然，说是“诡道”，可能还不够准确，更准确的说，是个“损招”。当时，两军交战时，邺城围观群众数万人——倒是也真不怕死；当然，他们是看热闹的，也不怕事儿大，谁输谁赢，这倒无所谓。宇文忻的主意是，用箭射群众……

损招了吧？但是，也得承认，这是个“好招”，因为——效果很好！围观群众哪能真不怕死，一看居然有射他们的，当时就慌了，于是几万人一起后撤，那动静，轰轰隆隆的，跟打雷似的。于是宇文忻大喊：“贼败矣！”政府军于是振作起来，趁着尉迟迥那边一团乱劲，发动攻击。

无疑，尉迟迥吃了个大败仗，仓皇回城，韦孝宽于是率军围城。

当然，攻城之战也没啥悬念，李询和贺篓子干率先登城，于是，邺城告破。

尉迟迥走投无路，一路奔向了碉楼，后面崔弘度直上斜坡，紧追不舍。尉迟迥被追甚急，急怒之下，便弯弓搭箭，要射崔弘度。

崔弘度脱下了头盔，大声喊道：“颇相识不？今日各图国事，不得顾私。以亲戚之情，谨遏乱兵，不许侵辱。事势如此，早为身计，何所侍也？”

顺便说一下，崔弘度跟尉迟迥有亲戚关系，他的妹妹是尉迟迥儿媳。

尉迟迥明白了，“事势如此”，就算射死了崔弘度，也没有意义，必须要“早为身计”了，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自杀（要是落到杨坚手里，就不是“死”这么简单了，自杀已是最好的结局了）。

当然，在自杀之前，尉迟迥还是痛骂了杨坚，过足了嘴瘾再死不迟……

当然了，崔弘度也不好意思就拣这现成便宜，最后把便宜让给了弟弟崔弘升，让他割下尉迟迥脑袋去报功。

而后，勤、惇、祐东走青州，未至，开府仪同大将军郭衍追获之。丞相坚以勤（尉迟勤一开始并不想造反，是老哥把他拖下水的）初有诚款，特不之罪。李惠先自缚归罪，坚复其官爵。

看似轰轰烈烈的尉迟迥叛乱，就这样落下了帷幕，一共为时，仅仅六十八天而已。据说，尉迟迥这次之所以输那么快，跟他用一个人是分不开的——崔达拏。崔同志是何人呢？他爹便是高澄的亲信崔暹（当年逼得高仲密投降西魏，而后引发东西魏邙山之役，最后居然因为高澄的包庇免于受责的哥们）。这位崔同志的本职是——文士……

尉迟迥老头果然老昏头了，不败何待？

韦孝宽大获全胜，接下来的扫尾工作，由三子一女被杀的于仲文完成。

于仲文进了长安后，被杨坚任命为河南道行军总管，让他收复失地；说是总管，其实手里没几个人，精锐部队都在韦孝宽手里。

未几，于仲文军抵蓼隄（汴河河堤），离开梁郡（今河南省商丘县）七里。于仲文的对手，是席毘罗部将檀让，这哥们手里有几万人马。敌众我寡，怎么办？于仲文先派了些老弱病残上去挑战，然后还没怎么打，就先溜……

这个计策，大家一定立即反应过来了，没错——传说中的“骄兵之计”。檀让同志果然“骄”了，认为于仲文无足为虑了，然后，他就倒霉了，于仲文率军突然反扑，檀让猝不及防，于仲文大胜——生获五千余人，斩首七百级。

于是于仲文逼近梁郡，此时尉迟迥守将刘子宽弃城而逃；于仲文继续挺进，进击曹州（今山东省定陶县西），俘虏刺史李仲康；于仲文马不停蹄，再攻檀让残军驻守的成武（山东省成武县），再度获胜。

当时席毘罗在沛县（刘邦他老家）屯兵十余万，准备进攻徐州，但是，他的老婆孩子还在金乡（山东省金乡县）。这天，有个自称是席毘罗使者的哥们来到金乡，告诉城主徐善进，说，檀让明天中午就来，你们做好迎接准备。金乡人一听檀让援兵赶到，当然是很高兴了，欢迎仪式准备停当，且不提。

第二天，果有一支军队举着尉迟迥的旗帜，远远的朝金乡挺进。徐善进远远的看见了这支部队，大喜过望，当即出城相迎。然后呢？然后徐善进就被绑了……怎么回事呢？很简单，使者是于仲文派去的，而如今这支部队，也是于仲文的部队，不过是改换了服饰罢了……

当时于仲文的部众都劝于仲文屠城，于仲文表示：“此城乃毘罗起兵之所，当宽其妻子，其兵自归。如即屠之，彼望绝矣。”（于仲文认为，放他们一马，当兵的自然归服，否则惹急了他们，反而不好弄）部众表示有道理。

不久后，于仲文设兵伏击了席毘罗大军，“毘罗众大溃，争投洙水死，水为之不流”；于是生擒檀让，斩首席毘罗，送达长安，且不提。

再过不久，韦孝宽分兵摆平了尉迟迥的残部，尉迟迥叛乱遂正式扑灭。

然后，萧岿跟柳庄之间有了这样一句对话——若从众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

九月，王谊率军兵抵郧州，未几平定叛乱，司马消难正式投奔了南陈。

当然，南陈也别以为他们得到了什么好处，早晚，他们吃进去的东西，要被吐出来，等着吧。

十月，梁睿率步骑二十万讨伐王谦，未几平定，王谦被梁睿斩首。

顺便说一下跟着王谦造反而后被斩首，还包括北齐的高阿那肱……

至此，杨坚终于全面平定了尉迟迥的叛乱，一个新时代，就要来临了！

新隋上空的阴霾

尉迟迥的叛乱，对于杨坚而言，并非只有坏处，事实上，好处反而更多。

大丞相于杨坚而言，自然不是终点，事实上，终点是——改朝换代。

要改朝换代，于杨坚而言，就要进行政治整合，具体说，扶持赞成派，拉拢中间派，干掉反对派，如果一切照常发展，这个过程会比较漫长，当日王莽为了篡汉，前前后后准备，就花了20多年的时间。此时的杨坚年近不惑，如果像王莽一样，可能他的事业就需要交给儿子来最终完成了。

然而，很幸运，在这样的时候，尉迟迥造反了，这次大规模的军事叛乱，间接帮助杨坚完成了政治整合，战事结束后，所有的工序几乎都已经到位——朝内各派势力，都在战争的逼迫下，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最典型的莫过于李穆，在他决定支持杨坚讨伐尉迟迥时，就已经奉上了金带，秘密劝进了。当然，当时大部分人也跟李穆一样，明白杨坚篡位已经箭在弦上，当他们弃尉迟迥而择杨坚时，也同时便默许了接下来的事态发展。

于是，跟王莽不同，杨坚的篡位过程要顺利得多，波澜不惊得多，快得多：

公元580年九月十日，皇后司马令姬（司马消难之女）被贬为平民。

九月二十八日，以随世子勇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总统旧齐之地。

九月三十日，以左丞相坚为大丞相，罢左、右丞相之官。

十二月十二日，以大丞相坚为相国，总百揆，去都督中外、大冢宰之号，进爵为王，以安陆等二十郡为随国，赞拜不名，备九锡之礼；坚受王爵、十郡而已。

公元581年二月四日，隋王始受相国、百揆、九锡之命，建台置官。

二月六日，诏进王妃独孤氏为王后，世子勇为太子。

开府仪同大将军庾季才，劝隋王宜以今月甲子（二月十四日）应天受命。太傅李穆、开府仪同大将军卢贲亦劝之。于是周主下诏，逊居别宫。

顺便说一下，这位庾季才也很早就跟李穆一样，认可了杨坚的篡位。

当日杨坚刚刚当顾命大臣时，还惊疑不定，曾夜召庾季才，问他：“吾以庸虚，受兹顾命。天时人事，卿以为何如？”杨坚这么问，其实是暗示性的问庾季才，将来我要那啥，可以不？

庾季才没有正面回答，婉转的说道：“天道精微，难可意察。窃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纵言不可，公岂复得为箕、颍之事乎！”庾季才很聪明，告诉杨坚，你都走到这一步了，就没有回头路了，何必问我的意见呢？

杨坚表示赞同：“诚如君言。”

当时，独孤伽罗也成为了杨坚的有力后盾，不断的鼓励杨坚：“大事已然，骑虎之势，必不得下，勉之！”

所以，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那啥的女人来着？

二月十四日，命兼太傅，巳公（宇文）椿奉册，大宗伯赵煚奉皇帝玺绂，禅位于隋。隋主冠远游冠；受册、玺，改服纱帽、黄袍；入御临光殿，服衮冕，如元会之仪。大赦，改元开皇。命有司奉册祀于南郊。

于是，在当顾命大臣后不到一年，杨坚终于篡位成功，他建立的朝代，叫做“隋朝”。（杨坚本是随国公，然而，杨坚对“随”中的“辶”字旁不满，认为不吉利，于是改“随”为“隋”）

杨坚篡位的节奏之快，连他的女儿杨丽华都感到难以接受。杨丽华一开始还帮助杨坚控制了宫廷大局，但是，当时的杨丽华，并没有想到杨坚会篡位，等到杨坚图穷匕见，杨丽华却日渐不满起来，时常面露不快（意颇不平，形于言色），等到杨坚篡位成功，更是抑郁难平（愤惋逾甚）。杨坚对这个女儿也觉得惭愧，改封其为“乐平公主”，还一度劝她改嫁，只是杨丽华抵死不从，只能作罢。

杨坚上台后即改革了官制（我们以后会详谈），去除了北周所行的“周制”（北周是实行的复古潮流），改行汉魏之制，于是，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御史、都水二台，太常等十一寺，左右卫等十二府，以分司统职。又置上柱国至都督十一等勋官，以酬勤劳；特进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武官之有德声者。改侍中为纳言。

接着，第一届政府新鲜出炉，主要成员——立王后独孤为皇后，王太子勇为皇太子；以相国司马高颎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相国司录京兆虞庆则为内史监，兼吏部尚书，相国内郎李德林为内史令；以大将军赵煚为尚书右仆射。

杨坚的这次篡位，基本上得到了北周朝内除去宇文氏宗室的一致支持：

北魏世族中有：元氏（北魏宗室）、长孙氏、陇西源氏（代表人物源雄，尉迟迥叛乱时，出任徐州总管，有力的遏制了南陈跟司马消难的合流）、弘农杨氏（代表人物杨素，讨平了尉迟迥部将宇文胄）、博陵崔氏（代表人物崔弘度、崔弘升兄弟）、荥阳郑氏（代表人物郑译）、河东薛氏、柳氏（代表人物柳裘）；

北周豪族有：陇西李氏（代表人物李穆）、安定梁氏（代表人物梁睿）、昌黎大棘宇文氏（代表人物宇文忻，跟北周宗室并不是同一家族）、昌黎徙河豆卢氏（代表人物豆卢绩，本是鲜卑慕容氏之后，带兵讨平了王谦和高阿那肱的叛乱）、武川宇文氏（原姓破头野）、代北贺若氏（代表人物贺若宜、贺若弼）、乐浪王氏（代表人物王谊，带兵讨平司马消难）、扶风窦氏（代表人物窦荣定，杨坚的姐夫）、京兆韦氏（代表人物韦孝宽）、王氏（代表人物王世积），武功苏氏（苏威）、河南东垣韩氏，等等……

这些情况都说明，杨坚取代宇文氏，并没有受到太大阻碍，宇文氏尽管经历了几代的经营，但却没有真正形成强大的政治根基。

然而，与之同时，这也说明，杨氏同样没有强大的根基，支持杨氏的，也不过是跟风而已，这种情况，我们不妨通过两个小插曲来一窥究竟。

杨坚有个老朋友，叫做荣建绪，在他篡位前夕，中央曾命荣建绪当息州刺史。当时杨坚劝他慢点走，还说：“且踌躇，当共取富贵。”

老朋友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荣建绪应该是懂了，但是，即便荣建绪懂了，他也没有领情，他是这么说的：“明公此旨，非仆所闻。”

过不多久，杨坚篡位，荣建绪来朝觐见，杨坚问他：“卿亦悔不？”

荣建绪磕头道：“臣位非徐广，情类杨彪。”

杨坚大笑：“朕虽不晓书语，亦知卿此言不逊！”

杨坚听不懂徐广、杨彪的故事，我们来解释一下。

徐广是东晋末人，历受东晋国恩，后来历经桓玄和刘裕的两度篡位，每次都唏嘘流泪不已，为啥呢？因为他自认是“晋朝遗老”。荣建绪说自己“位非徐广”，就是说，以他的资历，可能算不上是北周的遗老。

另一位杨彪，有个很出名的儿子，叫做杨修。杨彪忠于汉室，一度被曹操打入大牢，杨修死后，更是十余年不出仕，曹丕后来篡汉，也没有难为他，因此史书上有“礼遇汉老臣杨彪不夺其志”的说法。荣建绪说自己“情类杨彪”，无疑是说，从感情上，他依然效忠北周——尽管杨坚是他老朋友。

杨坚是个聪明人，虽然不懂荣建绪拽这些典故，但是，也知道他出言不逊。

有荣建绪这种想法的，显然不是一个两个，但是，敢说出来的，只有荣建绪一人，道理很简单，并不是所有人都跟荣建绪一样，跟杨坚关系这么好，在出言不逊之后，还可以保条小命的。

当然，如果说荣建绪这样内心依然忠于北周的，可能不会太多了，但接下来一个人的心态，可能可以代表大部分人，此人便是苏威。

苏威也是名门望族出身，五岁丧父，但自幼早熟，名动乡里。宇文护第一次见他时就很欣赏他，还把女儿嫁给了他，但是苏威后来看到宇文护专权，知道自己可能会受牵连，于是便隐居山林。后来他叔父逼他出仕，他也不改初衷，有事没事就往佛寺跑，后来宇文邕掌权，他也都因病辞官。

等到杨坚掌权，高颎便时常在杨坚面前推荐苏威（实际高颎所推荐的还不只是苏威，还包括虞庆则、贺若弼、韩擒虎等人）。杨坚也早闻其名，便征召了苏威。当时，杨坚便将苏威引入内室，并交谈甚欢。

然而，妙的是，在杨坚篡位的前夕，苏威却突然开溜了。当时高颎觉得莫名其妙，便要杨坚去追。还是杨坚一语道破天机：“此不欲预吾事，且置之。”

后来，杨坚篡位完成后，任命苏威为太子少保，苏威就回来了……

苏威的态度其实很有代表性，他不反对杨坚篡位，但是，他也不支持杨坚篡位，只是呢，由于他身份特殊——宇文护时代就隐居山林，所以可以直白的表露这种态度。而其他大部分像苏威这样态度的人，鉴于种种关系，却只能上表劝进，做出支持的态度——当然，他们到底有多支持，也是可以想见的。

苏威这种态度伴随了他的一生，其后隋末天下大乱，他就一副随波逐流的样子，“威自以隋朝旧臣，遭逢丧乱，所经之处，皆与时消息，以求容免”。所以，在隋炀帝被宇文化及弑杀后，苏威就当了宇文化及的官；宇文化及败于李密后，苏威又投靠李密；李密败于王世充后，苏威又投奔了王世充；最后王世充败于李唐，于是……于是李世民派人对他严词训斥，其后他亲自去了长安，也没有得到召见，最后也只能抑郁而终。

从荣建绪和苏威二人的两端小插曲我们能看出，杨坚虽然很顺利的篡夺了权位，但是，正如被他篡夺的宇文氏一样，杨氏的力量同样薄弱得很，并没有太多人真的从内心拥护杨氏。所以，杨坚所需做的，乃是“深根固本”。

总的来说，杨坚的“深根固本”工作做得相当好（以后我们可以详细了解），但是，在他篡位前后，却做了两件错事，致使隋朝上空早早的出现了阴霾。

第一件错事，是他对尉迟迥叛乱善后的处置。《资治通鉴》对此描写的比较简略：军士在小城中者，孝宽尽坑之……坚徙相州于安阳，毁鄴城及邑居。分相州，置毛州、魏州。

事实上，韦孝宽到底坑了多少人呢？《周书·尉迟迥传》透了个底：余众，月余皆斩之。这说明，被坑的不只是“军士在小城中者”，而是“余众”，追随尉迟迥造反的，少说也有十几万，这个“余众”，自也是个很吓人的数量。

对于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某些佛教书籍中有详细描述：

拥俘虏将百万人，总集寺北游豫园中，明旦斩决。围墙有孔，出者纵之，至晓便断，犹有六十万人，并于漳河岸斩之，流尸水中，水为不流，血河一月，夜夜鬼哭，哀怨切人。以事闻帝，帝曰：“此段一诛，深有枉滥，贼止蔚迥，余并被驱。当时恻隐咸知此事，国初机候不获纵之。可于游豫园南葛履山上立大慈寺，坼三爵台以营之，六时礼佛，加一拜为园中枉死者。”寺成，僧往依敕礼唱，怨哭之声一期顿绝矣。

这个记载大体上问题不大，只是在遇难人数上有所夸张，事实上，杨坚确实有因此立寺的故事，佛教文献中，还能找到杨坚立寺的诏书，这里不予赘言了（当时杨坚颁布诏书是在公元581年，一年过去了，游豫园内的冤魂仍未散去，仍有夜闻鬼哭之声，杨坚自己也深感不安，这才决定要立寺于此）。

值得一提的是，尉迟迥之乱平定之后，亲自着手屠杀的韦孝宽，便在该年十二月病故了，其间渊源，似是难以说尽了。

杨坚对邺城民众的大屠杀，所造成的后果当然不只是“夜闻鬼哭，其声凄厉”那么简单，更严重的后果是，他意图制造的这种恐怖高压气氛，并没有震慑住北齐境内的人民，反而更加激化了矛盾，一有机会，矛盾就会爆发出来。

将时间拨回到隋末。隋末的枭雄中，最为有名的，自是李密、王世充、窦建德和杜伏威这几个。论起才华，自是李密居于第一；论起狡诈，不免首推王世充；论起豪情，杜伏威首当其冲；但是，论起基业的深厚程度，却只能是窦建德。

李密、王世充和杜伏威的力量消亡后，他们就再也没有了反复，唯有窦建德的夏国灭亡后，有过多次反弹，他的部将刘黑闼曾在境内掀起过两次大规模的叛乱潮，而且，每次刘黑闼义旗一举，都几乎是举国响应。

刘黑闼第一次举兵，最初只有一百多人，看似根本掀不起风浪，但是，“不半年，尽有建德故地”。这次，刘黑闼失败了，被李世民讨平，他本人也逃入了突厥。但是，不久后，刘黑闼再次卷土重来，再度造成巨大声势，“繇是河北复叛归贼”，最后，还是太子李建成出马，才最终干掉了刘黑闼。

河北之地屡屡反叛，是因为窦建德得人心？是因为刘黑闼有号召力？恐怕都不尽然，最根本的问题，恐怕还是出在杨坚这次惨烈的屠杀上。

此外，杨坚还做了第二件错事，请看《资治通鉴》：

虞庆则劝隋主尽灭宇文氏，高颎、杨惠亦依违从之。李德林固争，以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书生，不足与议此！”于是周太祖孙谯公乾恽、冀公绚，闵帝子纪公湜，明帝子酆公贞、宋公实，高祖子汉公赞、秦公贽、曹公允、道公充、蔡公兑、荆公元，宣帝子莱公衍、郢公术皆死。德林由是品位不进。

篡位的杨坚，对宇文氏进行了大清洗，而反对清洗的李德林，仕途也就此终止。宗室残杀，这在南北朝本不足为奇，但是，北周取代西魏后，却第一次打破了惯例，并没有对元氏进行摧毁性清洗，而且，此后北周的政治斗争，不论是宇文护（宇文护对李远、李穆家族就很宽容），还是宇文邕（宇文邕甚至重用了依附宇文护的宇文宪），都是非常谨慎的进行了善后，没有出现大清洗。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北周政权本身是一个联合政权，是武川军功贵族和关陇当地豪族合流而成的，在这样的联合政权里，为了保证一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大开杀戒都是被严格限制的，所以北周采取了比较宽容的做法。

毫无疑问，杨坚所建立的隋朝也是这样的联合政权，性质跟北周无二，他采取的大清洗手段，非但无助于“深根固本”，反而从一开始就给王朝埋下了炸弹。

前面我们提到过儒家的“王道”和“霸道”之说。乱世可用“霸道”，然则，在治世，则只可用“王道”。

举例来说，后世的赵匡胤，在五代十国后，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篡夺了后周政权，建立了宋朝。在赵匡胤之前，已经有五个人尝试过建立一个统一国家了，所以才有“五代”，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功。之所以如此，原因比较复杂，但大部有这样的因素，就是不行“王道”，而一味行“霸道”，体现在王朝更迭，就是滥杀前朝宗室。如此一来，就造成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恶性循环，太平遂遥遥无期。

赵匡胤，从政治背景而言，并未有什么特别之处，同样出身于社会底层，然而，为什么他建立的宋朝，却能结束五代十国的混乱，重新完成又一次统一呢？看看他是怎么对待敌人的吧——对于后周宗室，他诏令后辈不许诛杀，并允诺柴家世袭罔替当王爷；对于功勋将领，他没有滥行屠戮，而是杯酒释兵权；对于文官，他规定不得诛戮，因此宋朝对文官的处理办法多是流放……

赵匡胤用“仁慈”的手段，成功完成了乱世后的一次政治整合，使得宋朝没有沦为“六代”，这其中的政治智慧，岂不容后人深思？

杨坚诛杀宇文氏，这是“霸道”，而非“王道”，所以，从这一刻起，隋朝的国祚某种意义上，便已经可以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