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卷——荀卿入秦，空有治国抱负



荀子见秦王

战国时期是思想变革的黄金时期，伴随着周王室的土崩瓦解，诸侯国的兴起和彼此征伐，百姓饱受战乱之苦，生灵涂炭。但此时也有这样一个事实：制约思想的体制及其强制机构日益消散，最终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哲学、文学、军事学、政治学等各种思潮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并且，新的思潮中最进步的一部分已经得到付诸实施的机会获得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战国早中期有吴起、商鞅、苏秦、孙膑、张仪等人，后期有范雎、李斯、韩非子、李牧、白起等人，他们的生平机遇和功业都能够说明这一点。

早在100年之前，齐王田辟疆便在齐国首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东）稷门附近，建筑了一个庞大的学术区，称为“稷下学宫”，以用来招揽各类人才，其中尤其以经邦治国、军事外交类人才最受欢迎。这个稷下学术区中，有宽广的街道和连接数里的楼宇。不管有没有官职，只要在是“稷下学宫”的人员，齐国都会为其发放专门的俸禄，因此当时齐国号称是文化水准最高、人才最盛的国家。

学术在获得自由研究的环境的同时，逐渐也获得了社会的尊敬，各家各学派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产生了各种专门介绍和阐释本派观点的专门著作。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天下学术又有了新的趋势——重新归于统一。这时候，有两种思潮备受瞩目，一是儒家学派，另一个则是法家。两种思想的观点很不相同，以至于后来秦始皇将其演变成了两派的争斗。秦朝建立后，法家学派居功至伟，使与之持不同观点的儒家学派遭受了灭顶之灾。但在战国的后期，那些儒家巨子们依旧无怨无悔地宣扬仁政思想。

其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荀子，他是战国时期的最后一位儒学大师。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对荀子的一生有着详细的记载，书中说道，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0年）名况，字卿。《史记》成书后，因要避讳西汉宣帝刘询的名字，而恰巧“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据考证，荀子应该是中原地区赵国人，还有人说他是周朝战国末期赵国猗氏（今山西安泽）人。荀子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也是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当时人们尊称他为“荀卿”。但出人意料的是荀子虽然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教出的最有成就的弟子却成了法家学派的代表，他们就是韩非子与李斯。

除此以外，汉初政治家、科学家张苍也是荀子的门下高足。荀子的著作集为《荀子》，唐代杨倞为其作注，这在中国古代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当时的学者和政界都对荀子持有偏见，直至清代考据学兴盛，对于荀子著作的注释校订才有所增加。近现代研究荀子的学者也逐渐多了起来，其中以清代王先谦、民国时代的梁启雄、清末学者谭嗣同等人为代表，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中这样评价荀子的学术：（中国）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荀子晚年因为政治理想的破灭，转而研究其他方向，其代表作为《劝学》。

荀子的学术可谓博采众长，虽然其儒术并没有被秦国所采用，但是其弟子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荀子的“帝王之术”，通过李斯在秦国得以完美地实践。北宋苏轼在《荀卿论》中说：“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可见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荀子帝王之术的集大成者李斯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得到后人的认可。

据《史记》记载，荀子在进入秦国之前一直四处游学，传道授业解惑。到了50岁时，才游学于齐。但是齐湣王晚年到春申君死时，大约相隔了50年的时间，如果《史记》可信，荀子年当在100岁左右，与事实有出入。应劭在《风俗通》一书中，改年50为年15。依据目前的史料和考古材料，还无法证明荀子的确实年龄。但依据诸家考证，自公元前286年（齐灭宋年）至公元前238年是荀子活动时期，应该是属实的。

至秦昭襄王时代，荀子“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后来辗转来到楚国，春申君因其有才能，便任命他为兰陵令。只可惜，春申君一死，楚国便不再重用他，这也在一定层面上，隐射着楚国的衰落。荀子在楚国无事可做，只能返还到自己的居所兰陵，以教书为生。

这一年，是公元前263年，秦昭襄王和荀子都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他们二人，一个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一个是学术上的泰山北斗，就那么平静地做到了一起，坐到了早朝之时，热热闹闹、等级森严的朝堂之上。席地而坐，相对的或者是面对着，都无法去考证了，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那一刻他们二人都没有感慨生命的短促，没有唏嘘人生的福难，没有诘问战国的意义，有的只是平静，如水一般的平静。

他们此前并没有见过面，但是一见面就好像认识了好久，于是相视一笑，无须多问，荀子就能看出，此时的昭襄王目光犀利，有着虎视天下，一统江山的雄心壮志；昭襄王也能看出，此时的荀子眼光深邃如同汪洋深海，其中泛起的白浪，就是沐浴在阳光下的悲悯情怀。

这时候，荀子说话了，他的语气很平淡，用词也很平淡，说的事情也仿佛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一切都直接切中秦王、秦国的要害：“儒术对于秦国，难道真的就没有益处吗？”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对内施行的是法治制度，对外则是王霸政策，这是秦国立国的根基所在，事实证明，这也是秦国最终能够一统天下的关键所在。从商鞅时代开始，秦国便一直坚持着这种指导思想，秦昭襄王也不例外，在他看来，如果秦国施行儒术，只会带来无穷的祸患和最终的灭亡。

秦昭襄王直接将自己的心思告知了荀子，因为在他看来，如今自己的地位已经如铁桶一般牢不可破，而这荀子也不过是个和自己私人身份一样的一个老人，只是他有一颗不安分的心，为了杜绝他的妄想，秦王说及自己的想法之时，没有丝毫顾忌和隐瞒。

于是乎，荀子毫不客气地争辩道：“我听说，古代的先王只要是圣明的，都会崇尚礼仪、实行仁政。而信仰儒家思想的人，正是在效法古代贤达的圣人。通过这种方法，君主可以在思想上感化这个国家的军民，让他们顺从自己的意志。只要君主恰当地运用这些人，这些人就会不辞辛劳、尽心尽力地为国尽忠、为君主效力；即使君主将他们弃之不用，他们也不会揭竿而起、犯上作乱，反而会仔细思考自己的不足，做一个普通的百姓。因此，无论如何，这些人都是顺民，君主对于他们，简直不需要管制和担心。这些人即使贫苦穷困、受冻挨饿，也会因为受过礼仪教化而不去偷抢拐骗；即使没有立锥之地，也会明白事理而维护国家大义。如此，国家哪里有不强盛的道理呢？”

荀子为了彻底地打动秦昭襄王，不惜以自己的儒家创始人孔子为例子。

“当时，鲁国有一个奸商名叫沈犹氏，此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奸商，为了能够花最少的成本，赚更多的钱，此人竟然不惜在早上给羊喂饱了水，再拿到街市中去变卖。”

“为此，很多人都曾找过他的麻烦，但是每一次都被他以各种理由搪塞了过去。许多人对此表示不满。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才改变了那种现状。”

“那个人就是孔子，当时孔子即将要担任鲁国司法大臣，这在鲁国的政坛而言也许不足为奇，但是在民间则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那时候的孔子，在民间已经很有威望了。他的礼治、仁政等思想，是广大人民所向往的；他的遵循周礼的社会形态，也是广大百姓所期待的。所以，在奸商沈犹氏听说孔子即将上任的消息之后，没有任何法令的制约，他便不再做欺骗百姓的事情。”

“无独有偶，当时的鲁国还有一个叫做公慎氏的人，放任自己的妻子淫乱不堪，在听闻孔子即将上任的消息之后，也马上休掉了自己的妻子。同样，当时的社会上有很多如慎溃氏那样的地痞流氓，一知晓孔子到来的消息，便越境逃跑到其他国家去了。孔子一个文人，却能够做君王也难以做到的事情，由此可见儒术的强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只是挥手之间的事情罢了。”

其实，秦昭襄王对于礼治如何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通过礼治能够让人民顺应自己的统治，维护社会的稳定。于是，他便继续向荀子问询，既然孔子做了官，运用儒术能够让社会如此的良性发展，那么如果君主运用儒术，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明王道，述礼乐

自夏王朝建立以来的4000多年的中国历史，有三次大革命使得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它们分别是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建立，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这三大变革使中国历史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并不像其表象一样，只是个由分到和的过程。其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它结束了领主封建制，创立了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大秦帝国。

而这一切得以实现的根源在于法治的设立，因为它能够全面巩固君权和中央集权的统治。

战国是个特殊的时代，它充满了全面的毁灭与创造、沉沦与辉煌、痛苦和欢乐、死亡和新生。在这里，时常可以看到思想和利剑争锋，雄辩和鬼才争宠，个性和欲望、激情和理想，都在这里得到无限的放大。

强者不相信依靠礼仪可以统一天下，而那些相信的君王国家都先后被灭亡。

而一旦脱开那个时代，就能发现礼治和法治其实一直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交互争斗。反观中国的政治思想界，一直以来都是歌咏礼治，排击法治，儒家更成为其中的急先锋。

当然，这一切都是有其内在根源的，恰如钱穆《湖上闲思录》上所言：“礼之外面像是等级的，其实却是平等的。法之外面像是平等的，其实则是等级的。礼是导人走向自由的，而法则是束缚限制人的行为的。礼是一种社会性的，而法则是一种政治性的。礼是由社会上推之于政府的，而法则是由政府而下行之于社会的。法的重要性，在保护人之权利。而礼之重要性，则在导达人之情感。权利是物质上的，而情感则是性灵上的。权利是对峙的，而情感则是交流的，因而礼常是软性的，而法则常是硬性的。”

由此而观之，崇尚法治的国家，下层人民在强权的压制下更加容易反叛，而使得国家发生巨大的变迁；而礼治则教人安于现状、不断改良，恰好中国农业社会的大背景，要求社会能够稳定，同时也维护了统治者的长远利益，人民宁愿软性的尚礼，也不肯硬性尚法，从这一点说，当时的儒家代表人物，有一种超脱在现世的思维，并在西汉之后，把这种思维变成了现实可行的统治策略。

战国后期的荀子便是一位具备这种超世眼光的大师。只可惜，他的这种超世的思潮，在当时而言是不合时宜的。但是他却始终不放弃，依旧孜孜不倦地四处游说。荀子并不知道，他为那些国家带去的并不是安居乐业和兴旺发达，而是在铁与火的交融之中彻底的毁灭。一个个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当秦昭襄王以“君主为儒家人物，国家会如何”而质询儒家思想时，荀子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儒术创立的最初原本是为了让统治者向善，对人民实行仁政。却不料到了战国后期，时势有变，荀子只能将儒术转变为维护君王统治的权术。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如果空谈实行礼治、实行仁政，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当秦昭襄王提出疑问时，荀子答道：“臣子是个儒者，只能影响一州一郡县，但如果儒者当上了君主，则其影响就会遍布整个国家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天下，儒者意志坚定、严于律己、严格驭下。在朝廷上，能够依靠自己做示范，让臣下全部按照自己的行为行事，如此，礼节就会整饬；在官府中，因为君主的刚正不阿，法律准则、规章制度就会公正不阿，则举国之民都会受益，国家就能够得到稳定；在民间，老实、仁爱、忠诚、利人等美德就会蔚然成风，从此，天下百姓就会人人遵循礼制，国家几乎不用法治，就能够很好地运行。君主也会因为人民的安泰、礼制的健全、国家的健康，而美名传四海，声誉追圣贤，如此，天下之人都会崇敬他，四海之内就都臣服他。”

秦昭襄王听了荀子这一席话，对于他的辩才十分欣赏，同时也对他所描绘的政治蓝图感到很有兴趣。只可惜，秦昭襄王有强烈的政治野心，他难以保证自己一定能够遵循礼制。

整个战国时期，各个国家正是杀伐果断、挥洒热血的时候，一个纯粹说理之人自然不会得到过多的认可，最后只会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在当时，依靠不切实际的礼仪是统一不了天下的，铁与血的交融、谋与术的攻伐、智与力的较量才能够真正地实现这种理想。

只有天下初定之后，统治者才会用儒术去教化百姓，让他们安于现状、遵循礼制，不要犯上作乱，但它绝对不适合教化想要成为权力中心的那些人，尤其是在战国时代。

所以荀子的言论，只可以作为两个老人之间的肺腑之谈，却不能当做秦国的治国之本。荀子也只能依靠着他的经邦治国的理想，教化那些甘于被教化的人，没有一个君王会真正成为他学生。

自古人们论及儒家学说之时，多以孔孟之道代替，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荀子之功绩并不逊色于孔孟。

许多人分析荀子的学说已经超出了原本孔子、孟子所宣扬的儒家学说的范畴，因为荀子创立了不同于儒家学说的思想体系。《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郑大夫子大叔说：“人们都是靠礼制生活的，人不论直性或曲性，都得按照礼来矫正自己的性格、辨别自己的方向，合礼才得称为成人，否则只能是行尸走肉。”而荀子，正是基于这种观点，才创造出他那一套礼义学说。

荀子懂得迂回和妥协，为了让自己的学说能够在当时社会中得到认可，他依据人胜天地万物说，创立了专制主义学说，希望统治者能够接纳自己的思想。然而，荀子又是孤傲的，他的理论否认命运，不敬天地和鬼神，不法先王，轻视仁义，认为人本性恶。这在当时而言，对统治阶级并不合用，统治阶级需要的，是把命运、天地、鬼神等都拿来为自己所用，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先王、仁义、性善等都不过是统治者装饰自己的工具。他们讲求的是王道和霸道交相使用，而不是直接的严刑峻法。因而孔孟二圣的地位也就高于荀子，就连后世孔庙中也没有荀子的位置。

荀子怀着满腔的遗憾离开了秦国，具体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唯一确信的是，他没有回到自己的国家——赵国。因为早在秦国之前，赵国就已经让他彻底失望了。赵奢、廉颇等人尚且不被重用，可见赵孝成王的昏聩无能，赵国在他的眼中，已经和自己一样，垂垂老矣。

荀子回忆自己的一生时，应该是有遗憾的，因为他没有让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以抵御强大的秦国的铁蹄；应该也会有欣慰，因为至少他做出了很多流芳百世的成就。

据考证，荀子是当之无愧的儒家传经大师，有了他，秦汉的那些儒生们，才得以争相传颂《诗》、《礼》、《易》、《春秋》诸经说。恰如胡元仪在《荀卿别传》中所云：“荀卿（荀子）善为《诗》、《礼》、《易》、《春秋》，从根牟子受《诗》，以传毛亨，号《毛诗》。由是汉之治《易》、《诗》、《春秋》者，皆源出于郇卿者。”汪中在《荀卿子通论》也论述道：“盖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

从这一点可以说明，荀子在传经一事的成绩，要远远超过孔子和孟子。

荀子的强国论

大凡有志于辅佐君王大业、成就不世功勋之儒家人物，都怀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图伟愿。荀子作为战国末期的儒学大师，自然也想要有这种机会，能够了却君王天下事，成就身前身后名。是故荀子在《荀子·修身》一书中提到自己的修身之道：“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通过这种方式修身，其实暗喻了荀子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志。

只可惜，他的政治思考和谋略主张，都因为远远地超脱了当时那个时代，而最终只能成为一种在当时而言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蓝图。

可是荀子却一直都没有放弃，在修身养性多年之后，他尝试着以自己的才能来治理国家。楚国春申君看中了他的才华，便任命他为兰陵令。只可惜，没有多久春申君便去世，留下无人知晓的荀子，只能待在自己的家中，依靠传道授业解惑为生。

有人不禁问道，如果春申君不死，荀子是否能够在楚国大展拳脚？

事实上，在秦国“远交近攻”与连横策略的交互使用下，各国在外交上处处被动。而白起的崛起更是让楚国在军事上一蹶不振，从那以后，楚国便从战国的强国中衰落。而秦国继商鞅以后，又出现了一位政治巨枭——范雎，秦国的强大，已经是不可阻挡的了。因此，荀子即使在楚国受到重用，也不过是一时的辉煌，因为天下早晚是秦国的。

当时范雎久仰荀子的大名，但是仅仅是出于对其渊博学识的叹服，因为范雎在政治上是绝对的成功者。于是乎，范雎见到荀子后，用略带自豪地口吻问道：“请问先生，你来到秦国可看到了什么？”

荀子知道这是范雎在示威，但是，荀子有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他心里已经不再考虑这些问题。荀子自然见识到了秦国的强大，这个一直如老虎般雄踞在西方的强国，即将横空出世，荡涤天下。

自商鞅变法以来，秦惠文王也继承了其先王秦孝公的改革措施，使得秦国在内政上不断地强大，对外则让魏国不断地丧师失地。后来的秦武王昏庸到和大力士比力气，只做了4年的秦国君主，而后大权便落入了秦昭襄王之母宣太后的手上。宣太后垂帘听政41年，彻底平定了义渠国，稳定秦国内部；魏冉也是战国名将之一，不断东征西讨，更发掘了战国将领中的第一高手——战神白起。从此，秦国南占蜀中，北攻韩国，东击魏国和赵国，可谓无往不利，屡战屡胜。同时，秦军还联合诸侯军队将楚国打得一蹶不振。

而整个东方，综合实力上能够与秦国匹敌的只有齐国。然而，范雎来到秦国后，给秦国带来的，不仅是简单的“远交近攻”，更是极大地发挥了秦国的优势：秦国凭借险要的关塞，没出手就已经处于不败之地；秦国据有关中平原，自古是产粮重地，加之蜀中也在司马错的攻伐下收入秦国的囊中，使得秦国在盐铁、粮草上面比之其他国家更加稳固和丰富；秦国因为法令的严酷，特别是连坐之法的施行，培养和发扬了秦国人朴实无华、彪悍善战的风格；秦国注重情趣和服饰，有着浑厚而清新的音乐和优雅便利的服饰；秦国的官员更是严肃谨慎，官场之上很少有浮夸、不诚实、背信弃义、挥霍浪费的风气；这种风气到了士大夫的身上，士大夫更加严肃，甚至在做公务之时，从来都没有去处理私人的事务，这让秦国的政务处理得精确正确而迅速。

由此而观之，秦国之强盛，能够历经数代而不衰落，是有其制度性的根源的。纵观战国七雄，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其光辉灿烂的过去，但是如同秦国这样，自秦孝公以来，历代君王都励精图治，使得国家不断强盛者却没有。

此时的荀子已经看出了秦国优于东方六国的关键所在，秦国的强大已经不是因为一个人，一种或者多种武器，也不是因为其英明的君王，而是因为它建立了远远处于时代前列的社会制度。

秦国率先完成了封建制度的改革，先进的制度带来的是更加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效率，这种效率更通过人才的导引，被迅速地融入了国家机器的运行和战争军队的运作中。两者的相互协调使得秦国愈发强大，面对秦国的强势发展，东方六国表现不一：魏国、楚国等国战栗不已；齐国试图与虎谋皮；赵国则想凭借着自己强霸一时的军事实力妄图和秦国一决雌雄。

当时秦国和赵国的军队已经在长平对峙了两年时间，荀子已经看到了战争的结局——赵国必败。

赵国孝成王，并没有如同荀子一样敏锐犀利的眼光和忧国忧民的思想，他依靠着其祖辈父辈打下的江山，不顾赵国山河日下的趋势，整日沉醉在荒诞不经的生活之中。他哪里知道，狼子野心的秦王、雄才大略的范雎以及他们治理下的先进制度所引发的变革必将是天翻地覆的，到时整个战国的局势将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赵国的灭亡是迟早的事。但此时的赵孝成王根本没有将心思放在前方的战事和当下的百姓身上，有甚者，他竟然不管礼仪的制约与一个名叫建信君的男子关系亲密。

《战国策》中曾数次提及建信君：“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但是对于其生卒年，出身地点等却没有详细可考的记载。或许在历史的眼中，此人不过是个笑话，根本不值一提。可以猜测到的是，这个建信君应该是一个美男子，也许廉颇、赵奢、蔺相如等人的接连失宠与其有着关联。

“道不同，不相为谋”，蔺相如等人虽然并非眼高于顶、不可一世之人，但是建信君这样的投机小人，他们是不屑一顾的。赵孝成王把持的是整个赵国的江山，是赵国无数先辈呕心沥血、苦心经营的成果，这里面更有廉颇、蔺相如的血与汗，他们是赵国的臣子，就必须要忠心于自己的国家。哪怕国势日衰，也要为其付出自己的努力，这也许应该叫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一国臣子必须尽的义务。

荀子叹息着，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赵国。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劝诫，让赵国意识到危机的来临。荀子想要把秦国的先进制度介绍到赵国，当然，他不可能直接说赵国的制度不及秦国，也不会直接地劝诫赵王去变法改革，只有赵王心甘情愿地去做这些事情，一切才能够水到渠成。

荀子认为，只要赵国能够齐心协力，共同图谋国家的发展，赵国很有可能会起死回生。当然，荀子的观点与他的思想是分不开的。荀子认为人的力量能够胜过天地万物。他认为人都是群居性的动物，这种群居性让人们能够按照一定的标准，合理地分配生产工具和生产产品。分配合理自然大家协和，“协和自然一致，一致自然多力，多力自然坚强，坚强自然胜物”。反之，如果分配不合理就会引来争夺，争夺必然引发纷乱，纷乱就会导致分离，分离就会造成衰弱，衰弱就不能胜物。他相信，只要赵国能够合理地安排，人人各司其职，人尽其用，物尽其才，并逐渐让这种现象成为赵国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和传统，赵国必定强盛。

有记载称，当时的赵孝成王对于荀子的到来也是满怀希望的。他当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使赵军所向披靡，击破秦军。故而赵孝成王一见到荀子，便开口先问道：“请问先生，如何用兵，才能够让赵军成为百战百胜的神兵？”

在荀子身边的临武君率先发言了。关于临武君，历史上对于他的介绍可谓少之又少。对于行军打仗，临武君连后来臭名远扬的赵括也是远远不如。但是论起纸上谈兵，他可是一点也不逊色。闻听赵王发问，临武君连忙说道：“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求也。”

荀子闻言，不禁摇了摇头。如果这番话出自廉颇、蔺相如之口，荀子就会以为他们是浪得虚名，但是这席话却让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临武君说了出来。此话看似有道理，实际上则是漏洞百出。

荀子认为临武君的说法大谬，依照古代的用兵方术，其根本在于能否得到民心，使得军民一体、上下齐心。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弓和箭的调和不好，后羿即使天生神力也无法把微小的目标射中。想当初，士人、百姓都亲近和归顺了商汤，所以商朝最终战胜了暴虐的夏桀王朝；士兵和百姓的协和，使得西岐的雄兵能够无往不利，最终打败了无道的纣王。这样看来，一切便明了了：善于安抚民心的人才是真正善于用兵的人；统治者能够让军民一心、众志成城才能真正才能打赢战争。而现实中，秦国何以能够在军事上如此强大？就在于历代秦王都能够深谙安抚人民的手段，所以秦人争相建功立业，为秦王效死力。

这时候，临武君听出荀子的意思是要赵王按照秦国的方式来统治国家。如果赵王果真按照荀子的意见去做的话，临武君这种依靠嘴皮子，却没有任何实际才能的人岂不是没有了立锥之地？于是，临武君马上跳了出来，反对荀子的看法。

当然，临武君也有自己的理由：“荀子那些都是莫须有的东西，收不到任何实际的效果，虚幻的事情是赵王不屑于做的。赵国用兵，更应该重视军队的强锐。兵法有云：兵者，诡道也。军队取胜的关键，就是诡诈。什么是善于用兵的人？就要求其部署行动迅速，计划神秘，没有人知道他是从哪里出发的，当大军突然到来，别人只能感叹神兵天降。昔日的孙武、吴起等著名将领，就是利用这种用兵之法才能够无敌于天下。有谁听说过，依靠百姓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的？那不过是无知的统治者所喊出来的口号罢了。”

不合时宜的军事思想

由此看来，临武君和荀子的战略思想有着本质性的不同。荀子注重的是在宏观上把握战争，而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临武君则把战争胜败的关键，归结于诡诈的兵法和精通战争的将领。或许人们可以设想，如果把白起放到赵国，姑且不论他是否能够横扫八方，单论他能否在赵国出人头地、被赵王赏识并重用，都是一个难以预料的事情。

荀子正是预见到了这一点，因而对于将帅本身，并不是很重视。他认为，只有君主具有雄才大略，国家才能够繁荣昌盛；反之，如果一国的君主昏庸无道，那么国家就难以长治久安。只有崇尚礼仪和正义，国家才能够有坚实的基础；反之，国家就会紊乱不堪。因此，荀子得出一个结论：只有依靠礼治，国家才能够不断强盛，否则，国家就会日益衰弱。

荀子从两个方面，论述了他的治国思想：

首先，还是要说起荀子对于人和物的关系，在荀子的价值观中，人是能够战胜万事万物的，而人胜物的关键就在于，合理地分配生产物。然而，现实的情况表明，贵贱之间是有着严明的等级的，长幼之间也有着明显的差别。因此，尊贵的人要比低贱的人分配得多，年老的人要比年幼的人分配得多，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种情况在荀子的理论观念中被称为礼（礼义），而天子则不用受到礼制的制约，因为制定这些礼义的是圣人。需要遵循礼义的是王公贵族、士大夫阶层。而天子则是至尊至贵的存在，只需要享受礼制所带来的和平稳定就可以了。礼制应该融汇到人们的一举一动之中，俸禄也必须按照礼义来分配。而庶民百姓因为不知道礼义，只能用刑法来制约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努力劳动，为统治阶级服务。

荀子思想的实质是认为等级制度的存在是合理的。而制定礼义、执行礼义的那些士大夫们，则是养活庶民的人。这与一般人认为庶民养活统治阶级的观点不同。因此，荀子对礼的定义，就是“养”（《礼论篇》说“礼者养也”）。孟子说“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意思是说，士大夫等阶层是因为分工的不同，但是因为同样在劳动，所以能够分得食物。荀子则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是治人养活了庶民。可见他的思想实际上已经从重视民生转移到维护统治者的地位上了。

其次，荀子从人性出发，认为人性本恶。他认为人是有欲望的，只要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发生冲突。当然，荀子所谓的性恶论，并没有一概而论。他认为，人性的善恶是可以通过后天来改变的，而具备这种改变条件的只有王公贵族士大夫阶层。而一般的庶民由于没有条件学习礼仪，就只能一直性恶下去了。对待懂得礼仪的士大夫阶层，应该用亲善的行为去拉拢他们；而对待不懂得礼义的庶民，则需要用刑罚来严格的管束他们。

这种两分论的观点是荀子早期的思想，到了后来，荀子经过细致的分析，把人分为了三种，即圣人、中庸和元恶。第一种人能够制作礼义，一旦自己的行为有偏差，不需要别人的提醒和管束便能够自动地矫正自己的行为；而第二种人则只知道被动地接受礼义，一旦懂得礼义也能够约束自己；第三种人是庶民，他们不受礼义的教化，因而野蛮而性格恶劣。当然他们也不是不能够改变，如果庶民的子孙能够学习到礼义，也能够被划分到士大夫阶层。

在这一点上，荀子和孟子的观点也不一样，孟子善于用统治阶级的理义来证明人性本来就是善良的；荀子则是通过庶民不遵循统治阶级维护利益的礼义来证明，人性本来就是恶劣的。荀子认为只有学习礼义，才能够变化人性，转换阶层。

荀子之法从孟子之处一脉相承，只是他也知晓孟子所遇见的困境，因而，荀子认为，这些法应该法后王。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以前法令虽好，却只能适合当时的社会。如果盲目乱用古时的法令，现行的社会制度就会受到破坏。所以当今的大儒应该遵循礼仪制度，轻视一般的诗书，最终在修身齐家之后，实现真正的治国平天下。曾几何时，孔孟之道盛极一时，但是他们的儒学并没有在当时发挥应有的作用。

荀子知道他的观点和政治主张一时难以得到统治者的认可而得以施行。因此，他只能够退而求其次，就赵国最为关心的各国军事力量进行论述。自西向东，赵国最需要面对的就是秦国、魏国和齐国的军队。

首先是秦国。秦国在畜养人民时，采取很“隘穷”的策略，而且还很残酷地役使他们；秦国统治者擅用四种方式——武力、穷困、赏赐、刑罚，来使他们的人民听从国家的统治。

武力可以用来胁迫其人民，穷困可以用来危苦其人民，赏赐可以用来迷惑人民，刑罚可以用来践踏其人民，想要出人头地，做个人上之人，并向上层要求利益，打仗便成了其唯一可行且可靠的出路。秦国的人民很穷困，因此统治者能够趁机奴役人民，一旦有功劳，国家便会给予其赏赐。功劳和赏赐相辅相成，几乎成正比：能够斩取穿盔戴甲的敌国的5个士兵首级的，回来就能够获取5户人家，并奴役他们。虽然这看起来比较残酷，但却是当时很有效的办法，在牢靠地控制人民的同时，还能够防止逃避税赋的事情发生，保证了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进而为战争提供可靠的战略储备。由此而观之，秦国自秦孝公以来，在对外战争中，屡次取得胜利不是没有理由的，这里面可是暗含深奥的治国治军的玄机。

自秦国向东，首当其冲的就是魏国。自魏国出现了像吴起这样的奇才之后，魏武卒之名便逐渐声震四海、纵横天下。曾经连西边强大的秦国以及南边桀骜的楚国遇见了魏武卒，也只能退避三舍，由此可见魏武卒的厉害之处。魏武卒的重要特征是力气大、耐力好，其标准就是能够背负几十根箭，操持沉重的弯弓，每次外出行军作战之时，都必须在兵囊上放上长枪，并带着三天的口粮，日行两百里。穿戴的盔甲也分为上体、中体和下体三种。当然，只要能够被国家选中，是有着平常人没有的待遇的，如能够免除其劳役、赋税等。但是这种做法，却是实在地减少了国家的税收，士兵越多国家便越加贫穷。

再看赵国东部的齐国，对于治军也深有其法，他们特别注重军队勇力杀人的单兵技术和赏赐制度，只要斩获了敌军的一个首级，就颁发大量的奖金并赦免其罪责。只可惜这一切都是依据人的好恶来决定的，赏赐多少并没有明确的制度性规定。在短时期内的小范围战斗中，或许还能够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如果是大规模的长期性的战争，齐国就会面临很大危险。

综合以上各国军队的优势和劣势，便可以得出结论：秦国的精锐之师定然能够横扫魏国的笨重武卒；而魏国的武卒虽然不敌秦军，却可以很快击溃齐国的军士。这样看来，似乎秦国的士兵应该是最厉害的，其实不然，除了秦国的锐士之外，还有齐桓公、晋文公铁一般的纪律，商汤、周武王的礼义，都是比秦军厉害千百倍的东西。因为秦军虽然是最强盛的，但是依然摆脱不了希求赏赐、争取利益的低级追求，实际上这只是一种雇佣和买卖的关系。如果能够变成尊重上层、安守法制、致力节操的理性，使得士兵都能够用节操来约束自己，则“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天下一统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或许荀子的这种观点，在后世能够得以实行，但是在战国时期却不合时宜。不仅是赵国无法完成这样的改革，即使是秦国也没有办法做到让士兵人人自律。所以赵国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的这种思想，如同战国的大势一般，赵国的衰微，秦国的崛起，已势不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