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卷——合纵失败，六国灭秦梦碎



秦国，李斯的选择

李斯原本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年轻时候做过楚国的一员小吏，专门负责掌管文书，每日过着重复且无聊的日子。在这样的大争之世，做一个籍籍无名的人，并不是李斯所想要的。

而眼下楚国早已经是日薄西山，李斯即使有万般才华，也不知道该如何施展。这么多年，李斯都觉得自己时光虚度，胸中无韬略，袖里无乾坤，这样的人到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是碌碌无为。只有首先丰富自己，加大自己的筹码，才能够在其他国家中施展抱负。

为了实现厚积的志向，李斯来到了荀卿这里，向他学习“帝王之术”。

荀卿原本是赵国人，他来到齐国的稷下学宫。从如云的高手之中最终脱颖而出，成为名重一时的人物，可谓大器晚成。到了齐襄王时期，学宫不在，稷下冷清，曾经和荀卿一起的那些风云人物们，都已经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只有荀卿依旧如日中天，功名显赫，地位尊崇，桃李满天下。

可是最终荀卿还是受到了奸人的陷害，黯然离开了给予他无限的光荣和尊贵的齐国后，荀卿来到了楚国，在春申君的帮助下，做了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兰陵镇）令。可是荀卿不甘心，不是因为其仕途的暗淡，而是自己的一腔学识竟然没有遇到真正的得意弟子，在其有生之年，如果得遇一名门生，能够继承其衣钵，荀卿便觉得自己死而无憾了。

而正在这时候，李斯满怀希望向荀卿求学而来。不久之后，韩非也意气风发地来到了荀卿的面前，荀卿正愁自己后继无人，遂全心全意地教授他们，加之这二人都是天资聪颖，很快便成了荀卿的得意门生。

这不禁让人心生疑虑，荀卿可是儒学大师，其旗号可是孔孟之道，而孔孟之道推行的是仁政、礼治，如何能够在充满奸诈和征伐的战国之世，成就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呢？

其实，荀卿和孟子并不是简单的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关系，他一改过去孔孟之道空谈政治理想的弊端，从当时的政治局势出发，打破常规，对传统的儒学进行了改造，使之更加适合社会的发展和新兴地主阶级统治集团的需要，并且广泛地吸收了法家的治国主张，主要涉及如何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帝王之术”。

正好，李斯和韩非满怀着出人头地、飞黄腾达的理想，到此学习治国之道。只是，荀卿还没有将自己的学问全部传授给自己的这两个得意门生，这两个人便想要离开自己去谋取前程了。

韩非倒是很容易确定自己要求投效的国家，那就是韩国，只是荀卿担心，韩国早已经是一蹶不振、江河日下，韩非要想到韩国之后力挽狂澜，实在是难比登天。将来韩国无救，韩非将如何自处？

李斯经过艰难的选择，最终确定了自己前去投效的方向——秦国。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当今天下虽然尚且存有七个雄霸一时的国家，但是最终能够一统天下的只有秦国。

军事上，长平一战过后，赵国便无力和秦国大军争锋；国力上，齐国虽然强盛，却不复当年稷下学宫兴盛之时的繁荣，君王无能，军事颓废，自乐毅攻伐齐国之后，便只能安居一隅，无力争夺天下。

其他国家更是不值一哂，甚至是自己的师弟韩非所去的韩国，也终免不了败亡的下场，他不知道韩非此去是福是祸，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自己和韩非相生相克，定然不能去一个国家。一山不容二虎，到时候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昔日荀卿也到过秦国，只可惜秦国并没有接受他的政治主张。他很奇怪李斯为何会选择去秦国。李斯回答道：“先生有句名言：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先生当年到达秦国，秦王之所以没有接受先生的政治主张，无外乎先生的主张并不适合当时的秦国。如今世易时移，加之学生对先生的学术进行了改进和创新，相信到了秦国，必然能够大展拳脚。师弟韩非曾经说过：纵观天下，四海之内唯独秦国能够成就千古帝王的不拔之基业，虽然七国争雄，其余六国却弱上了不止一筹。今日学生既然学有所成，就必定要抓住机会，与天下间纵横捭阖。”

说到这里，李斯略微感慨，继续言道：“昔日学生看到两只老鼠，一只蜗居在茅厕之中，吃着肮脏恶臭的人粪，还时刻胆战心惊，害怕被活着的动物发觉；另一只则居住在安逸的粮仓之中，每日锦衣玉食，无人打扰，过着鼠上鼠的生活。这种对比和落差，让学生想到了自己眼下的处境和那些成就功名大业的人之间的差距，人生最耻辱的事情莫过于卑贱，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穷困，学生自然不会甘心一直籍籍无名，碌碌无为，因为学生担心，如果一直卑贱和穷困下去，就必定会遭受别人的冷嘲热讽。处在这种大争之世，我辈既然有满腹的才华，就必须要一展所长，继而名利双收，这才是做读书人应该做的事情，因此，学生要去秦国，以实现自己追名逐利的理想，望祈先生成全。”（《史记·李斯列传》）

荀卿闻言，没有说什么，只是在他的眼中，明显地露出很复杂的表情，或者是不舍得，或者是不甘心，或者是在担心，李斯此去不知道是福是祸。

而此刻的李斯，眼里只有功名利禄、辉煌前程，哪里看得到荀卿的良苦用心呢？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向往，李斯兴奋地踏上了去秦国的征程。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李斯踌躇满志地来到咸阳，本以为自己会有一番奇遇，和当初的范雎、蔡泽等人一样，只要能够见到秦王，就能够一飞冲天，一鸣惊人。

只可惜，现实总是比想象要残酷，李斯费尽了心思，却一直没有见到秦王。而且不久之后，秦王便一命呜呼，嬴政即位，年仅13岁，由丞相吕不韦辅政。他既不能像范雎一般，有人为之引荐；也不能如蔡泽一样，依靠三寸不烂之舌将吕不韦说下台，让自己取而代之，因为此时的吕不韦正如日中天，怎么可能急流勇退呢？

于是，李斯只能退而求其次，找到了吕不韦。

当然，吕不韦可不同于信陵君，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有没有能力，都直接纳为自己的门客。在李斯登门拜访之后，吕不韦对其进行了一番拷问。具体内容大致是问李斯如何会到他这里来？过去师从何门？学了什么治国之道？将来在秦国将如何作为？李斯对吕不韦的问话很重视，于是将自己胸中的韬略略微陈述了一番。当然，在此之前李斯也考虑到吕不韦会不会妒忌他的才能，可是等到李斯受到吕不韦的器重之后，李斯才发觉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让吕不韦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秦王竟然和他舍下的这位门客完美地结合了。当吕不韦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自己的权利已经在神不知鬼不觉当中，被秦王和李斯转移和消化了。

其实，李斯受到了吕不韦的重用之后，便等于得到了一张觐见秦王的通行证，李斯也由此可以向秦王纵论天下，为其出谋划策。

所以在获取了独立觐见秦王的机会之后，李斯当机立断，向秦王鼓吹自己的政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古之成大事者，不但需要超世的才华，坚忍不拔的意志，更需要把握时机的独到眼光。昔日的秦穆公是何等的英雄盖世，可是最终还是没有完成一统天下的宏伟蓝图，原因就是时机尚且不成熟，周王室和周王余威尚存，人心未丧。同时天下群雄逐鹿，诸侯并起，天下分裂割据，形成了秦穆公、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以及楚庄王五位霸主，各国东西对峙、南北不容，没有一个国家有实力一统天下。而如今的天下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自秦孝公之始，‘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自此，秦国历经了六代君王，人人卧薪尝胆，苦心孤诣，励精图治，终于形成了今日虎踞龙盘，掌控天下的局面，六国无不唯秦国马首是瞻，这就是秦国的机遇。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秦王万不可以错过，正好可以趁着六国羸弱，周王室灭亡，一举完成统一大业，依照目前秦国的强盛，要问鼎天下还不是和散出灶台上的灰尘一般易如反掌，秦国此时不动，更待何时？”

这次会面虽然时间很短，秦王甚至都没有和李斯促膝长谈的机会。但是通过李斯的言论，秦王仿佛已经看到了不久之后强大的秦国，变成天下唯一的秦朝，秦王成为天下共主的美好局面。兴奋之余，将李斯封为长史。

李斯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官职，于是李斯抓住机会，向秦王再次进言：“天下诸侯所以并立，就是因为人才分散，各自忠心自己的国家，如此国家才乱而分裂。秦国要实现一统天下的宏图伟愿，就必须要广泛地结交四方的宾客名士，愿意和秦国交好，为秦国服务的人，秦国就要投桃报李，赠给他们丰厚的礼物。反之，如果有不愿意侍奉秦国而又有才能的人，秦国就必须要派遣大量的刺客将之诛除，以此来根除六国存在的根基。而秦国就可以大肆利用那些存活下来的人，让他们的君王昏聩无能，继而派遣大军征伐，如此，天下可定。”

这一次，秦王再次被李斯的言论打动，无疑，李斯进一步规划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具体措施，秦王遂加封李斯为客卿，主要为秦王研究具体的统一天下的计策。

君臣之间，终于达成了理想目标和政策措施的共识，李斯甚至还为秦王制定了先灭掉韩国，以震慑其他国家，最后定鼎天下的战略。只是理想和现实，总是会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的。就在秦王下定决心准备一统天下的时候，秦国后宫之中，吕不韦和太后赵姬之间的情事东窗事发，东方六国特别是赵国，隐约中有复苏的迹象。更让人担忧的是，一个人的到来明显地延缓了秦国攻灭六国的时间，这个人就是郑国。

郑国是韩国人，具体的生卒年不详，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水利学家，在当时被称为水工。此次赴秦，是因为韩国听闻秦国有灭除韩国的计划，产生了阻止秦国侵略、削弱秦国国力，使其无力东征的图谋，韩国遂派遣郑国前来秦国游说。

郑国到了秦国之后，立马建议秦王引泾水——泾水即泾河，发源地在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流经了宁夏、甘肃和陕西三省区；与渭河在陕西省高陵县陈家滩汇合，泾河水清澈、渭河水浑浊，是故有“泾渭分明”之说。东注北洛水为渠，从而使关中肥沃。秦王欣然采纳了郑国的建议，并命他为主持修渠工程的指挥官。

郑国肩负国家使命，同时对于自己的作品也是用尽了全力，只是两者不能两全，于是，郑国经常陷入矛盾的心理之中。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之后，郑国最终决定，为了自己的国家，可以效死力，但是自己的作品，也一定要全力以赴，如此，才能够无愧于心。

然而，不久之后，秦国便发现了韩国和郑国的图谋，遂罢黜了郑国的官职，并意图杀了郑国。郑国无所畏惧，为国为民，死不足惜，只是他的杰作还没完成，毕生最大的愿望还没有实现，怎么甘心就这样离开人世间呢？于是，郑国向秦王申诉，说自己非但无罪反而有功。

秦王问他，为何会那么说？

郑国直言不讳地说，当初自己来到秦国，的确是作为一个间谍，为削弱秦国而来。可是秦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虽然这一工程在很大程度上耗损了秦国的国力，延缓了秦国攻灭六国的步伐，却给秦国留下了万世不拔的根基。有了这项工程，秦国的千秋万世都会得到它的好处，秦国恰好利用此段时间，积蓄力量，厚积薄发。自己死不足惜，如此宏伟的工程没有完成，才是自己、是秦王、是秦国也是后世千秋万代的遗憾，因此，郑国请求秦王能够让他把工程完成。

秦王很欣赏郑国的坦诚，也深刻地明白，秦国自长平之战以后，对东方六国的战事，进展并不是很大，恰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厉兵秣马，以待时变，遂答应了郑国的请求。

秦王不知道，自己此时看似一个微不足道的决定，最终竟然诞生了历史上功垂千秋的伟大作品——郑国渠。

郑国渠从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开始修建，历时10年有余方才全部完成，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其功用也是奥妙无穷的。它从仲山（今陕西泾阳西北）出发，引经河水向西到瓠口作为渠口，利用西北微高、东南略低的地形，沿北山南麓引水向东伸展，注入北洛水，全长300多里。据郦道元的《水经注·沮水》记载，郑国渠大致流经今天泾阳、高陵、富平、三原、蒲城等县。灌溉面积达4万多公顷，使得每亩土地增产到一钟（六石四斗），可谓泽被万民。所以《史记·河渠书》说道：“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秦以后，此渠灌溉范围虽有缩小，但历代不绝，至今仍然灌溉着关中地区的许多土地。正应了当地的一句名言：郑国千秋业，百世功在农。

然而，郑国虽然得到了秦王的谅解，其他客卿却遭受了池鱼之殃。

在郑国事件爆发之后，秦国朝堂可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群臣中甚至还有人向秦王谏言道：“目前有大量的外来宾客士人，大多数都不怀好意，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不惜以身试法，来秦国搞破坏活动，唯今之计，只有防微杜渐，把他们都驱逐出国家，才能够免除秦国遭受威胁。”

秦王以为有理，遂下了逐客令，李斯虽然贵为客卿，也在被逐出的名单之列。李斯自然不甘心就这样离开秦国，遂向秦王写了一封信，陈述逐客令的弊端和不分国界寻求有才之士的必要性，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

不想离开你

其实，李斯要成功地说服秦王，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李斯也在秦王下令逐出的名单之列，没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自己是清白之身，这种尴尬的身份让李斯有口难辩。其次，秦王这个人可不是易与之辈，李斯必须要把握好尺度，与虎谋皮必须要措辞严谨，不然就必定会费力不讨好。再次，郑国渠事件对于秦国上下影响深厚，要消除影响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可是李斯满怀希望而来，壮志未酬，自然不甘心就此离开秦国，即使其他国家给予他更为丰厚的待遇，却难以给予他如同秦国这样强大国家的机遇。于是，李斯只能冒死进谏，上书直言。李斯上书说：

“臣今日听闻，秦国上下、大小官员，无不焦躁不安，认为客卿对国家有害，认为他们都一心为了自己的国家而做了间谍，前来损害秦国的利益。臣不才，窃以为这种想法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遥想穆公当年，是何等的英雄气概，威霸天下，是何等的爱惜人才，懂得不拘一格地任用有才之士。穆公为了强大秦国，使得秦国的根基得以不断地巩固，遂遍访西戎，终得由余；上下宛地，竟得百里奚；迎接蹇叔于宋国，求取丕豹于晋国，搜求公孙支，从晋国投效秦国。”

“这五个人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全部来自外国，穆公毫不避讳地任用他们，使西戎20多个部落得以归附秦国，秦国得以立下根基，称霸西北。穆公一跃而成春秋五霸之一。”

“自三家分晋以来。魏国和齐国先后强大起来，眼看秦国就要落后于东方诸国，河西之地也落入魏国手中，对外用兵总是丧师失地，老秦人私斗成风，国家颓废不前。恰在这时候，秦孝公的出现挽救了秦国。他力排众议，慧眼独具，放手让魏国一个失意落魄的书生商鞅在秦国变法，在商鞅的改革下，秦国得以移风易俗，百姓得以富裕兴盛，国家得以富强繁荣，秦国借此一跃而成天下雄国，居高地而虎视中原，控兵弦而问鼎天下。先攻伐楚国，俘虏了他们的军队；后攻伐魏国，夺取了他们的城池。秦国得以开疆拓土；秦军也借此大展神威，国家强盛，百姓殷实，天下垂首待命。”

“商君虽死，其政策却得以在秦国继续沿用，历代秦王都尊奉以法治国的惯例，历代秦民都知晓秦国律令的严厉；历代秦臣都明晰自己的权责。如此，秦国才得以千秋万代，保持强势。”

“秦孝公驾崩，惠王得以坐拥秦国天下，向四方搜求人才，一个人的出现让秦国更加强盛，这个人就是张仪。秦惠王用其计策，西并巴蜀，攻取三川；北获上郡，魏国顿首；南占汉中，包举蛮夷，连楚国的国都鄢、郢都掌控在秦国的手中，楚国的国王也成为秦国笼中的小鸟困兽；秦军继而向东方迈进，占据险地成皋，割据富庶之地，让秦国得以休养生息。六国合纵就此解散，列国纷纷向西方的秦国俯首称臣。”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一直未曾改变。其他秦王英明神武，臣在此就不赘述了，单单说秦昭襄王，就不拘一格、毫不犹豫地任用了从魏国得以死里逃生的丞相。除此以外，秦王还运用了他的谋略和智慧，铁腕和铁血，将穰侯废黜、华阳君驱逐，大秦王国得以加强，私家弄权得以杜绝，多年之后，秦国侵占了列国的土地，打击了诸侯的兵势，秦国终成今日之辉煌，不拔之基业，固若金汤之地位。”

“上述四位君王，无疑都是杀伐果断、英明无双、雄才大略之人，但是他们却还需要依靠客卿的力量。由此而观之，客卿之于秦国，没有半点过失。试想，如果四位君王都和现在一样，将其他国家的客卿驱逐，将士子才人疏远，秦国怎么能够有现在这般的强盛和富裕呢？”

“打个比方，如今大王，身怀昆山的宝玉，佩戴宝贵的随珠和璧，胸挂明月珠，腰佩太阿剑，座驾为纤离马，竖立着翠凤旗，敲击着鼍皮鼓。和客卿一样，他们之中大多都并非是秦国土生土长的，但是大王并没有因为它们来自外国而心怀不满，这是何种原因呢？”

“按照现在群臣的观点，只要是来自其他诸侯国的客卿，都一律弃而不用并驱逐出秦国。那么大王是否也必须要用秦国生出的产品，美丽的夜光璧不能装饰朝廷；精巧的犀牛角、象牙制的器物只能弃之不用，后宫之中切不可有郑、魏的美女，宫外的马棚也不能养駃騠好马，江南的金锡决然不可以作为秦国的器物，西蜀的丹青必须要丢弃或者退还。”

“进一步说来，秦国有多少装饰后宫、娱乐心意、满足耳目的产品，都是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难道秦国就这样将它们全部丢弃。如果是这样，嵌着宛珠的簪子，大王就应该扔了；配上珠玑的耳饰，王妃都应该丢了；用东阿丝织而成的衣服，大家都应该脱了；锦绣的修饰品也只能丢弃。就连那些化俗为雅、艳丽美好的赵国女子，也不应该让他们立在君王之侧。”

“秦国的音乐才是正宗好听、赏心悦目的。大王应该多听听瓦瓮瓦器的敲打之声，原始的竹筝才是真正高雅的艺术，拍打着大腿，呜咽着哼唱才是秦国真正的音乐。而郑卫桑间的民间音乐，大王是绝对不能够听取的；韶虞武象的朝廷乐舞，大王是定然不会观看的，不是秦国的，怎么能够在秦国使用呢？”

“可是秦国的现实并不是这样，君不见，秦国早就抛弃了传统的击瓮，转而去接近郑卫的音乐，也早就不用古老的弹筝，反而去听取韶虞的雅乐，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无非是使得秦国人更加心情舒畅、生活舒适。”

“可是，反观秦国的用人之策，却与生活享受的物品恰恰相反，竟然不问功过、不闻是非，不论亲疏，不见曲直，只要不是秦国人，一律驱逐出境。这种政策让人感到匪夷所思，难道秦王的心中，只有那些用于享受享乐的美女、金银财宝、珠宝玉器、音乐舞蹈，而一点也不重视秦国的人民和秦国的前途、普天之下的能人？这种做法，怎么能够宾服诸侯、雄霸天下、囊括四海、包举宇内呢？”

“臣以为，只有土地宽广而肥沃，国家的粮食才能够富实和充裕；只有国家人口众多，军队才能够保证数量，进而训练有素，作战骁勇。登上泰山何以能够小看天下呢？就是因为泰山能够不嫌弃一粒外来的泥土。黄河和大海怎么有那么雄壮和宽广呢？就是因为它们不会去摒弃外来的流水。君王何尝不是如此？只有广泛地接纳庶民百姓，才能够宣传他的德行和政策。”

“由此而观之，不管土地是来自哪个方向，不论百姓来自哪个国家，四季风调雨顺，鬼神才能够降下福音，昔日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则天下大治；攻天下，则天下束手待命的原因，就是如此。”

“可是眼下的秦国，却准备抛弃忠心于君王的百姓来帮助别的敌对国家；把宾客士人都辞退了，去其他诸侯国建功立业。如此作为，天下的士人可是看着的，叫他们怎么敢亲厚秦国呢？如此作为，和帮助盗贼，给予他们武器来盗取自己的粮食，又有什么两样呢？”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多少珍贵的器物来自他国，秦国却可以将之看做自己的宝贝；多少美貌的少女来自诸侯国，秦国却可以将之看做自己的人而亲密无间。士子能人何尝不是如此，有的的确不是什么好人，来到秦国定然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但是大王怎么可以以偏概全呢？要知道大多数人都更加愿意效忠秦国的。如果秦国坚持这样的策略，驱逐四方的士子宾客，则敌国的实力定然大涨，敌国的百姓必定大增，秦国由此而日益虚弱，其他国家则借机不断富强，秦国更是得罪了天下人和四方诸侯。真的到了那个时候，谁能够保证，秦国不会面临灭顶之灾呢？”

“臣不惴简陋，望请大王三思。”

秦王自然也不是昏聩之辈，读罢李斯这篇才华横溢，激情捭阖的书信，不禁心怀大畅。秦国有了这等良才，何愁大事不成？

于是，秦王当机立断，取消了逐客令，李斯也借机平步青云，受到秦王更大的重用，做了主管刑法律令的廷尉。秦国更加注重招揽诸侯的贤才，重用列国客卿，这些人大多数都怀有成就功名大业的志向，在功成名就的同时，也为秦国的统一大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如王翦、李斯、王崎、茅焦、王贲、李信、尉缭、王离等人，在秦始皇时代，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军事，都奠定了秦国强大的根基和稳固的伟业。

尉缭子的幸福生活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

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

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

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鬐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

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李白《秦王扫六合》

这是唐朝诗仙李白《古风》组诗的第三首。全诗共有24句，从功与过两个方面，比较全面地评价了秦始皇的一生。其过错自然是奢侈浪费、残暴无道、严刑峻法，并且最终招致了亡秦必楚的结局的出现；另一面，则是介绍了秦始皇伟大的历史功绩：统一全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封建大一统帝国。

秦王政之所以能够完成一统天下的宏图霸业，首先与他的雄才大略密切相关，其次则与秦国的许多能人异士、名将贤臣的辅佐密不可分。在秦王政当政之时，正是秦国和六国决战的关键时刻。如吕不韦、李斯、王翦、蒙恬等人对秦国立下的功绩自然不必多说。而真正帮助秦王理出消灭山东诸侯的关键，制定一统天下的策略的人则是尉缭。

关于尉缭一生的事迹，史籍上的记载出入很大，一说他大约活动于魏国由安邑迁都于大梁的历史时期，为魏惠王时期的人。但是另一种说法则称尉缭在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来到了秦国，前后相差达90多年，明显有两个叫尉缭的人，但是后面和秦王政的交集，是确实可信的。

此时秦国面对东方任何一个诸侯国，都可以轻易地将他们打得服服帖帖，但若是他们合纵起来，秦国就必须要暂避其锋芒了。

尉缭看中了这一点，所以来到秦国之后立马向秦王建议，“说及当今的秦国，已经无比强大，山东诸侯和秦国比起来，就好比是郡县的县令。但是如果他们合纵起来，则会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智伯虽然是春秋晋国时期的权臣，最终还是被韩、赵、魏等几家大夫攻灭；夫差虽然贵为春秋末年的吴王，最终还是被越王勾践所杀；湣王虽然是战国早期的齐王，终免不了因燕、赵、魏、秦等联合破齐而亡，这都是合纵所起到的作用。”

所以尉缭建议秦王政千万不要吝啬财物，只需要拿着它们前去贿赂各国的权臣，以扰乱他们的谋略，让他们出现萧墙之争的局面。只要采取这种方式，秦国只不过损失数十万的金银财宝，但是诸侯却能够被一一灭亡。

秦王一听，尉缭不仅擅长军事，没有想到在外交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想法竟然能够和李斯的设想不谋而合。于是，秦王政便有心让他成为自己的臣子，从此在很多大事情上都要找他来商量，并经常听取他的意见。甚至为了表示对尉缭的恩宠，秦王总是以学生之礼来待尉缭，允许尉缭和与其享有一样的穿戴饮食。

尉缭此人不但能够在战场上纵横捭阖，在外交上洞悉一切，而且对于秦王政本人，他也能够做出一番客观而科学的分析。他认为秦王政“极其残暴，缺少恩德，心似虎狼一般歹毒；在困境中之时，尚且可以谦卑待人，但如果让他得到了天下，秦王政必定会不顾天下人的感受，即使是身边的人，也会成为他的仆从，而整个天下的人，则会成为他的奴隶”。

尉缭第一次公开地道出了秦王政的性格本质所在，而且句句真实，切中要害。这一切都能够从后来秦王政统一天下之后所推行的各种暴政中看出。尉缭既然认识到了秦王政只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同享福，所以萌生了离开秦王和秦国的心思。

尉缭并不是为了有意抬高自己的身价，或者是看不上秦国，而是对自己、对整个天下未来的命运担心，所以在生出了离开之意后，没有丝毫犹豫便不辞而别。可是他不知道，整个天下都在秦王政的掌控之中，一个小小的尉缭，又怎么逃得出秦王政的手掌心呢？

尉缭刚刚走出咸阳，便有大队人马追了上来，奉秦王令要他必须回去。此时的秦王的确很贤明，他知道此时的国家正处于用人之际，像尉缭这样的人才，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甚至在外交上，都有过人之处，秦王政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任他离开的。如果让他离开之后，为别的国家所用，秦王政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他。

尉缭最终答应留在秦国。秦王政为此可谓用尽心思，各种金银珠宝、锦衣玉食、美女宝马都赏赐给了尉缭，以笼络住他的心，甚至还将尉缭提升到了国尉的高官位置，掌管全国的军队，主持秦国全面的军事。

此时的尉缭可谓心存余悸，如果再离开，秦王很可能将他就地诛杀。现在秦王对他也还不错，尉缭也不想落得个恩将仇报，不识抬举的名声，所以他决意留在秦国，尽心尽力为秦国的统一大业出谋划策。

尉缭所有成就当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在军事方面，尤其是他的《尉缭子》，此书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有深远的影响。

《尉缭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和《吴子》等兵书的军事思想，同时在很多思想观念上具备一定的创新性。首先，尉缭认为，要在一场战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经济基础才是最重要的。其次，尉缭在一些战略战术思想上别具一格，例如他主张要集中优势兵力，等待时机再去歼灭敌人。又如尉缭坚持孙子兵法中的奇正相间的思想，主张“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再次，尉缭制定了一整套极具时代特色的军中赏罚条令，特别主张重罚那些战败、投降和临阵脱逃的人。此外，尉缭在兵法之中，还制定了一系列军事条令，如《分塞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等，涉及了军中编队、军队和君王的关系、军中命令、后续部队的调拨等各个方面。

尉缭在他的军事著作和行军打仗的实践行动中，也形成了独特的战争观。例如他提出了“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进步观点，可见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指导战争，是为尉缭所不齿的事情。又如尉缭将战争分为正义与不义两种，他坚决反对不义之战，支持正义战争，主张“王者伐暴乱”的战争要以“仁义”为本，而秦王政统一天下的战争便是免除天下连连征战，民不聊生的战争。但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到未来，所有的战争其实很少是以仁义为本的。再如尉缭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就是告诫君王不要妄自发动战争，亦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废弃了战争就会招致祸患。

自汉代以后，《尉缭子》一书屡次被编著、书录，但是其卷数和篇数都不尽相同，卷数上有5卷、6卷之分，篇数上有24、29、31、32篇之别。历史研究证明，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要么是因为流传中有佚失，要么是分篇的标准不同。

流传到今天，《尉缭子》还存有24篇，它们分别是：天官篇、兵谈篇、制谈篇、战威篇、攻权篇、守议篇、十二陵篇、武议篇、将理篇、原官篇、治本篇、战权篇、重刑令篇、伍制令篇、分塞令篇、束伍令篇、经卒令篇、勒卒令篇、将令篇、踵军令篇、兵教上篇、兵教下篇、兵令上篇、兵令下篇。《尉缭子》是研究先秦军事策略、条令、制度等的宝贵资料，在现代战争中，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韩非与《韩非子》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一文中说道：“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将韩非和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等人在地位上相提并论，证明他的成就也是很高的；同时也说明，如同韩非这样的贤人，需得历经磨难才终成正果。

韩非是韩国新郑人，也算得上是韩国王室的诸位公子之一。他和李斯一道，曾在荀子的门下求学，只不过李斯学的是帝王之术，而韩非却精于“刑名法术之学”。韩非有着深刻的思想、激扬的文采、赤诚的心灵、厚重的学识，这些都是李斯望尘莫及的。如果李斯算得上是不世出的人才，那么韩非只能用奇才来形容了。

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雄才大略的韩非也有自己的缺陷——口吃。这种缺陷放在一般人身上，已经是处处受气；到了韩非这里，则是到处不得志。空有汪洋恣肆的才华和让人叹为观止的谋略，却只能够留诸笔端，不可以口传身教，是韩非的悲哀。世上有许多庸俗不堪、眼光浑浊者，并没有认识到韩非的才华，自然不会认识到其文采斐然下思想的深邃、智计的高绝。

当时，韩国处于魏国、赵国和秦国的包围之中，可谓在夹缝中求生存。韩国虽和魏国联合，却仍被秦将白起打得大败。之后韩国便一蹶不振，眼下已经是日薄西山，苟延残喘。其实秦国要灭掉韩国不费吹飞之力，只是秦国认为时机未到，还在蓄积力量以待时变。

无论韩国是如何积贫积弱，都是韩非挚爱的国家。韩非怀着一腔报国之志，投身到荀卿的门下学习，又怀着满腔的报国之心，在学业尚未完成时便回到了韩国。世人只知道，李斯对韩非非常的佩服，殊不知，韩非对李斯也有非一般的担忧。特别是听闻李斯去秦国后，韩非第一时间返回了韩国，因为他担心李斯主张首先灭掉的国家是韩。

只可惜，韩王对韩国的政局并不甚关心，或者已经是力不从心。韩非多次上书要求革除韩国积贫积弱的弊端，改革求强，变法图存，韩王不予理会。其实，韩非和韩王都知道，秦国统一天下已经是大势所趋，韩国即使变法而强，也不过是图一时之用，不可一世受用。韩非此举，无异于是逆天而行。

更让人遗憾的是，每次韩王让韩非说出自己的思想和道理时，韩非总是支支吾吾，说不清自己的真正想法。韩非的口吃和不善言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仕途，也影响了他的自尊和人格魅力的散发，更影响了整个韩国乃至天下对韩非的认识。如此一来，很多事情便发生了改变。韩非对于世俗的险恶和人心的难测，开始认真地思考；对于韩国的前途、自己的仕途也开始重新思量。思考过后，韩非得出这样的结论：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无奈的他只好转向学术研究，将胸中纵横捭阖的韬略一一写在书上。

今天还可以看到的是《五蠹》、《内外储》、《说林》、《孤愤》、《说难》等55篇文章，其都收录在《韩非子》一书中，洋洋洒洒10万余言。

由于韩非的著作一大部分都是讲阴谋阳谋的，因此古人将其定义为阴谋学家。但是后世对《韩非子》进行全面的总结后发现，其中的法、术和势才是最关键的，所以最终将韩非定义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同时也认为韩非是战国末期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

韩非之法，将商鞅之“法”、申不害的“术”以及慎到之“势”有机地结合起来。韩非在荀卿处求学之时，便极力推崇商鞅和申不害二人的学说，同时还创造性地指出：申、商之学说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其最大缺点在于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而申不害和商鞅的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子·定法》）。韩非从天下的现实出发，论述了术、法、势的内容以及三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天下都要学会因势利导。由此看来，其思想能够超现世所见又为现世所用。

《韩非子》之法，主要从刑法和道德，或者是刑罚和赏赐上讲，但他更加倾向于刑法和刑罚，并认为这些都是强制性的东西，且不需要支付现有的财富。可以说，这种政治制度和法律条令，通过运用和落实，让专制主义制度得以接连延续2000年时间。

《韩非子》之术，即是教授君王用王道和霸道相结合，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在这个方面的确不愧于“阴谋”二字，韩非在综合考量和研究了各种臣属（包括奸臣和忠臣）的各种行径之后，给君王也相应地制定了各种防范的措施，形成了一整套防、识、查、处奸臣的方法，归纳而成了八经、八奸、备内、三守、用人、南面等一系列政治权谋。其中涉及了帝王后妃、臣属、子嗣、文武百官等各个方面。韩非从荀子的“性恶论”思想出发，以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国家为政治目的。进而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人的心理无不“畏诛而利庆赏”（《二柄》），君王的职责就在于利用“刑”、“德”二手，使民众畏威而归利。他的这种说法有些惊世骇俗，不过上升到了这个层面，也应该是归于阳谋了。韩非的本意并不是想用这些方法去惩戒人，而是要去警示人，为统治者服务。

《韩非子》之势，即权势，政权。他赞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难者》），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等论点，并极力推崇只有法、术和势三者结合，才能够真正地让王位巩固，政权稳定。

韩非子最令人称道的闪光点在于法不阿贵，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比起荀子依据儒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的旧说更加前进了一步。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这并不代表这韩非就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的目的是将一起权力都集中到君主一人身上。这也是韩非学说的根本宗旨所在。

然而，按照韩非的说法，君主一个人的力量比不上众人的力量，在智力上也不能同时胜任一万件事情，与其依靠君主一个人的力量，倒不如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只要学会用一国的人力，则他们的眼睛都能够化作君主的眼睛，他们的耳朵则都可以成为君主的耳朵，如此，便能够最大限度地看清楚、听明白。在此基础上，韩非将君主分为了三等：下等君主只知道用尽自己的智谋才能，中等君主能够用众人的力量，上等君主则能够运用众人的智谋。用众人的方法是“听其言必责（检查）其用（实用），观其行必求其功（效果）”（《韩非子·六反篇》）。

韩非结合了前人的观念，综合社会的现实和自己的创新，最终形成极端封建专制主义。韩非的思想，在今天看来虽然有很多不可取的地方，但是于当时而言则无异于是救世的灵丹妙药。

早在春秋后期，农民和地主两个新兴的阶级开始产生，但是和领主阶级对比，他们的势力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孔子才主张复兴周道，以求取政治上的统一，那无疑正是两个新兴阶级的政治诉求。

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力量都有很大的增强。所以孟子主张行仁政，主张礼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主阶级有了自己独立的政治观念，但他们离不开农民阶级的支持。

而到了战国后期，地主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传统的领主已经不具备任何威胁，农民阶级成为了地主阶级对立的阶级。这个时期的荀子在其学说中主张用专制主义来求统一。韩非子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将中央集权制度学说发展成熟并加以完善。

师兄别杀我

转眼进入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已经23岁了。

由于吕不韦的专权，加之嫪毐事件的爆发，秦王政在具备一定实力之后，顺势将吕不韦的相位罢黜，李斯则由于其才智超绝且在废黜吕不韦、诛除嫪毐一派中功勋卓著，所以接替吕不韦做了丞相。

秦王政爱好读书，特别是那些关于阴谋阳谋、政论军事相关的书籍。韩非在韩国所著的书籍，很快就流传到了咸阳，辗转映入了秦王政的眼中。尤其是《说难》、《孤愤》、《五蠹》三篇深得秦王赞许。其中第一篇专门论述向君王进说的困难之处，详细地分析了如何才能够成功地说服君王，在进说成败的原因总结之上，形成了一套向君王诉说治国之道的方法。第二篇顾名思义，即孤独、愤慨之意，韩非怀才不遇，心中郁愤，更是直接反映了官场之上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现实情况和法、术之士的艰难处境，告诫君王一定要防着臣下，加强中央集权。第三篇则概括性地指出了社会上存在的五种人：儒家、纵横家、游侠、逃避兵役的人、商人和手工业者，并认为这五种人是腐蚀社会的蛀虫，要想国家富强，必须要将这五种人诛除。其方式就是：“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悍，以斩首为勇。”（《韩非子·五蠹》）顿时让秦王政生出了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的感觉。

秦王政手捧着韩非的文章反复诵读，越是深入越对韩非佩服得五体投地，叹息说：“如果这一生一世，寡人有机会能够和韩非一道出门郊游，即使是立刻死去，也没有什么遗憾了。”这种夸张的说法，和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时孔子难以得道，秦王也难以见到韩非。

眼前的韩非还远在韩国，满怀着报效国家的宏大志愿，即使秦王给予他高官厚禄也不会打动他。秦王也知道韩非有口吃的毛病，不善言辞。

秦王从韩非的那些著作中，对他的思想和智慧已有所领略。

正好这时候郑国渠事件爆发，秦国找到了对韩国动武的理由。这一次，秦王政灵机一现，认为既然好言相请、高官厚禄相诱韩非不成，倒不如让韩王去帮自己做这件事情。

于是，秦王政亲自率领30万大军，到韩国边境上呐喊演武，韩国朝野震动，看那架势秦国似乎就要灭除韩国。眼下各诸侯国羸弱，秦国独大，韩国已经来不及向别国求援，而且也无援可求。

韩王绝望了，但是秦王政却在这时候发话了，此次大军前来，只要一个人，那就是韩非。只要他代表韩国前去秦国访问，则秦国立马撤兵。

韩王一下子便懵了，没想到天下还有这等好事，不就是一个话都说不清楚的韩非吗？于是，不待韩非反对，韩王便下令让韩非去了秦国。可是韩王不知道，秦国日后能够那么迅速地兼并天下，就是因为这个话都说不清楚的韩非。韩非的思想和理论，不仅成了秦国的治国方略，也为以后秦国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更是主宰了中国整个封建王朝政权的运行。于是有人说，中国古代只有两个圣人，即孔子和韩非。孔子所著为道德文章，被历代君主用来展现自己的仁德；后者使用的是阴谋权术，没有统治者不暗箱操作，同时其法制和封建君主专制理论，更是维系历代王朝稳固的重要理论基石。

公元前233年，韩非刚刚走出韩国，秦国30万大军便如潮水般迅速退去。韩非心中顿时生出了万千感慨：韩王无能，而且不信任和重用自己，韩国的灭亡已经是注定了的事情；秦国能够如此重视自己，加上其实力强横，自己既然实现不了国家理想，倒不如退而求其次，前去求取自己的个人理想。

韩非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咸阳宫，成了秦王政的座上宾，受到极致的尊敬与欢迎。秦王虽然早就听闻韩非的才华，却没有料到他的思想竟然如此光芒四射，在韩国的不得志丝毫没有削弱韩非的意志，反而坚定了他追寻理想的志向。

或许秦王知道，这韩非终归不是秦国人，甚至他终归太爱自己的国家韩国，所以最终秦王政得出的结论是：可以利用他，但是不会信用他。或许秦王政还需要考察韩非一段时间，一旦他表现出足够的忠诚，秦王便会破格重用于他。

韩非也很高兴，终于见识到了秦国的强大，也意识到了秦国何以会那么的强大，自己在秦国或许真的可以大展拳脚。

只可惜，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历史从来都不是朝着人预想的方向去发展的。昔日的知己好友、同门师兄，在面临国家大事、前途功名之时，这一切感情甚至是道德似乎都变得无比的脆弱。

如果韩非是个一般的人，李斯还会给他点好处，以彰显自己很重视同门之谊，但是韩非之才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李斯的想象。一个有如此深邃的思想、恣肆的才华的人，让李斯自愧不如的同时也感到深刻的危机。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李斯相信换做韩非是自己，也会和现在的他一样。李斯走到秦王政的寝宫，危言耸听地说道：“韩非是何人？他可是韩国王公贵族的一员，如果是一般平民，倒还可以引为己用。依照现实的情况看，这韩非未必会甘心依附秦国。如果重用他，就要考虑到将来某一天会变生肘腋、祸起萧墙，如果送他回去韩国，就要担心韩国会乘机变法图强，威胁秦国的地位，最终成为秦国的心腹大患。唯今之计，只有一个方法——杀了韩非，才能够永绝后患，一劳永逸。”

李斯是何人？是秦国的宰相，是帮助秦王制定法令，维持统治的能臣，是击败吕不韦、嫪毐等人阴谋的关键人物，最得秦王的欣赏和信任。他说的话不无道理，秦王政还有什么不会答应的呢？更何况，韩非的思想都已经付诸笔端，秦王大可以活学活用，韩非本人或许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

此外，李斯党羽、秦国上卿姚贾等人也不断在秦王政耳边大进谗言，秦王政在众人的劝说下，将韩非从贵宾的位置上拉了下来，迅速打入大牢。

但是要秦王下定决心杀了韩非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趁着秦王不注意，李斯便假冒秦王的命令，用毒酒将韩非毒死。不久之后秦王政对韩非入狱一事十分后悔，便下令将韩非放出来。只是此时此刻，韩非已经魂归九泉。木已成舟，秦王也只能长长地叹息一声，聊表自己对这位天纵奇才意外之死的惋惜。

但是关于韩非之死，历史上其实存在着两种说法。

第一种是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一文中的记述，迄今为止，这是关于韩非之死的原版说法和主流说法。其间言道：“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杀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

第二种说法则见于《战国策·秦策》。其间说道，当时山东有四个国家再一次掀起了合纵狂潮。秦国有一个叫做姚贾的客卿，做了一次毛遂，完成了一次自荐，并且幸不辱命，连续出访四个国家，兵不血刃便将这一次兵灾消失于无形之中。秦王政自然高兴万分，高官厚禄等各种赏赐便纷至沓来。但是这件事情却让韩非知道了，他认为姚贾此人不过是借着秦国的君威和军威，才能够让四国俯首称臣，其功劳实在是担不起那么大的赏赐。秦王便找来姚贾，向他发起责难。结果姚贾一一对答如流，令韩非无言以对，心中明明想好了很多驳斥他的方法，却怎么也说不出来。结果，“秦王曰：‘然’。乃可复使姚贾而诛韩非。”姚贾之事不了了之，韩非却被告上了谗言陷害大臣的罪名，于是被杀。但是诛一字在当时而言，除了诛杀之意外，还有责问、谴责、惩罚之意，哪种意思都能够衔接上前后文和后来的发展情况。

这两种说法的相同处，是韩非之死，跟姚贾和秦王都有关系。不同之处则在于，司马迁笔下的韩非，无辜被李斯陷害而死；而《战国策》中的韩非，则有引火上身、咎由自取的味道。

韩非如同一颗流星一般，辉煌地划过历史的天空，但是其深刻的思想和才华飞扬的文字，则留在了世间，是为《韩非子》。秦国更是几乎全盘接受了韩非的治国、为君的思想，最终形成了强大的秦帝国，乃至于后世的汉唐帝国、宋元明清，无论哪一个朝代，无不闪耀着韩非思想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