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卷——承前启后，乱世中的发展



要致富，先修路

商业的发展，贸易的繁荣必然导致的就是都市和交通的繁荣和发展。商业发展以后，都市开始逐步演变为商业的集散地点，而由于货物的往来运输，交通的发展也就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了。

我国从夏、商之时就出现了城市和都邑，那时的城市和现在的非常不同。那时的城市是王公们勒索贡赋的城堡和宗教活动的中心，不仅非常小，而且，城中的居民也还要从事一些农业生产，它和乡村并没有很大区别。后来到了春秋时代，等级制度开始变得更为严格，这一时期，城市的发展十分缓慢，由于对城市大小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因此，城市不可能有很多人，自然也不会成为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一时期，就像战国名将赵奢所说的那样，城虽然大，城墙也没有超过三百丈的；人虽然多，也没有超过三千家的。后来随着等级制度的瓦解，城市也开始起了变化。

战国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城邑也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一时期，由于等级制度的逐步瓦解，一般城邑的大小甚至都超过了从前的国都。“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这在从前可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场景。城市的迅速发展也造就了一些有名的城市，例如，赵国的邯郸，魏国的温、轵，韩国的荥阳，齐国的临淄，楚国的宛丘，等等，这些城市有些虽然不是国都，但非常繁华。

《战国策·齐策》中有一段描写齐国都城邯郸的话：“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说的是在临淄的道路上，车轮与车轮互相撞击，人与人的肩膀甚至可以互相摩擦，把人的衣服连起来可以做成帘子，每个人都举起袖子就能够形成大幕，每个人擦一把汗就可以挥洒成雨，人人家里家底丰厚富裕，志气极为高昂。这是苏秦在说服齐宣王时所说的话，难免有夸张的成分，但也可以从侧面看出临淄城的繁华。从目前考古的发现来看，临淄城的总面积达60多万平方华里，城内街道宽广平坦，虽跟现在的城市没法相比，但在当时也算是十分繁华了。考古学家在临淄城里还发现了冶铁、炼铜、铸币等各种手工业的作坊，可见那时的商业和手工业都已经非常发达了。据文献记载，战国时期，大城市的街上已经是店铺林立了，卖酒的，卖四方土特产的，卖手工业品的……人们的生活非常方便而且井然有序。

在作为商业中心的城市发展的同时，交通作为联系各城市的纽带也开始快速发展起来。刀币是齐国的通用货币，考古学家们在齐国东边的今山东海阳、平度、日照等地发现了许多齐刀币。据此不难推断出，这一带可能是当时齐国东部的一个海上交通贸易重地。齐国的很多商品都通过这里流往东南的吴、越地区，而吴、越地区的很多商品也从这里流入齐国。在齐国，像这样的商业贸易网点还有很多，像西部以现在山东的济南、历城等城市构成的与中原各国进行贸易往来的集散点，北部以牟平为中心与燕国的西南地区进行贸易往来的集散点，等等。

商业的发展，对很多交通要道的经济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交通枢纽也往往是贸易的中心。燕国的辽西郡是中原各诸侯国通往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地的必经之路。在这一地区出土的古钱币不仅包括燕国的“明刀”，甚至还有铭文为“安阳”和“平阳”的布币。由此可以看出，战国时期，三晋的商人就曾经经过这里。

从很多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战国时代，中原地区的人民已经对西北地区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有了一定了解。当时的书中已经有了对昆仑山、火焰山、罗布淖尔、孔雀河等地的描述。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甚至已经有了关于吐鲁番火焰山的记录，“有燃火之山，投物辄燃”。那时中原地区的丝绸、金银器、漆器等一路向西，被运往新疆和中亚地区，大西北的很多商品也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原地区。这些贸易上的往来，当然是与交通的发展分不开的。由这种交流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由中原经大西北到达中亚地区的交通贸易非常活跃。在这种贸易交流的过程中，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交流，由于秦国地处西部，所以与西北及中亚地区的联系较其他国家更为密切，这应该也是古代的时候，西北人民经常把内地的人称为“秦人”的原因。

秦人在北方与西北和中亚人民互通有无，而楚国人则在南部同南亚的人进行着贸易上的往来。楚国是当时南方最大的诸侯国，它与南亚一些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韩国由于地理上的优势，是南北往来的必经之路。韩国的商业、交通都十分发达，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贸易网点。一些地方由于地处交通枢纽，所以经济得到了非常快速的发展。例如当时的宜阳，就是可以与赵国、楚国等进行联系、进行商业贸易的交通要道，当时的宜阳非常繁华。

从对各国的交通所做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战国时代交通其实已经比较发达，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贸易网。由于贸易上的往来，人们成功打破了以前闭塞不通的僵死局面，商品得到交流，人民也得到了沟通，达到了“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崭新交流局势。这对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

最早的商业家

东周列国、战国诸雄之间的战争，表面上看来是为了争夺土地和财富，但是从其本质上看来，则是贵族领主和新兴的地主阶级权力的争夺，无可置疑的是，最后的胜利者，是地主阶级，并由此统治了中国2000多年的时间。而在战国七雄之中，率先完成地主阶级取代领主贵族统治这一变革的国家，就是西边旧势力较为弱小的秦国。当然，在战国时代，地主阶级并没有完全取代领主贵族，而且在很多的国家，其权力还很大。

但毫无疑问的是，领主贵族的政权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和削弱。其剥削方式发生了改变，其中尤其以农奴为代表的低下阶层，从西周的宗族制度的桎梏中走了出来，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解放。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变迁之下，战国社会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气象，具体体现在人口的大量增长、铁质工具的广泛使用、水利工程的大力修建、牛耕的使用、农业技术的大进步、手工业的进步、以城镇为中心的商品流通的发达等方面，这些变化最终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各国社会相对自由的交通往来，战争的巨大消耗，促使了商业的进一步繁荣。

当时社会有两种商业形式，一种是官营，另一种则是私营。早在春秋时期，就有范蠡、端木赐等著名商人，到了战国时期，更有猗顿等人，他们都是富可敌国，名驰天下。由此可见，私人商业在这一时期，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甚至还有人专门开课收徒，教授致富之道。《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记载，当时的周人白圭讲授致富之道时就曾提到掌握时机，精确运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之法则等原始的经商思想。而白圭也因此被尊为商贾的祖师。

战国时的大都邑，许多都是著名的商业中心，如赵都邯郸、齐都临淄，以及魏国都城大梁、洛阳等。中等都邑也开始有了市，称为“有市之邑”，如韩国的上党郡，其中70邑有市。“日中做市，招集天下的人民，聚会天下的货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系辞》）就表现了小邑中小市交易的情景。

随着时代的发展，私人商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重要性也逐渐超过了官办商业。《韩非子·亡征篇》就曾说道：“商贾的钱财存放国外，可以亡国。”

如“从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记·货殖列传》）；又如“耕田之利十倍，珠玉（经商）之利百倍”（《战国策·秦策》）等思想都表现了当时对于商业的重视，很多人都愿意从商赚取利润。当然，这种现象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当时各国都先后确立了土地的自由买卖制度，这种土地私有制，使得大量土地集中到了地主阶级手中，而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则由于土地的兼并而流离失所，无所依靠，只能出卖劳动力为商人劳动，或者有经济能力的，就自主经营。

当时的这些大都市，集中了各地的物品钱财，大家在一起互通有无。当时的中原市场，能够买到南方的羽毛、象牙、犀皮、颜料，北方的走马、大狗，西方的皮革、毛织品、牦牛尾，东方的海鱼、海盐，可谓品类齐全。通过商业交换，即使是在不毛之地的人，也可以得到木材，住在山地的人可以得到丰富的水产品，农民常年耕种，不动刀斧不陶不冶就可以买到器械，工商不耕不种就可以买到粮食。真正实现了“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大繁荣景象。

商业的发展，城镇的繁荣，对一般等价物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一时期，一般等价物逐渐规范化和固定化。历史记载，墨子弟子耕柱曾经到达楚国做官，得十金送墨子。然而金却可以分为三类，即金、银和铜。还有记载称，当时张仪到达楚国，问及楚国的财富几何，楚王便说楚国出产黄金、珠玑、犀象，可见这些都能够列入财富的范畴。最早将黄金白银作为贵重货币的，当属东周后期的楚国，而到了战国时期，黄金则成了各国通行的货币。

历史记载，周人有一个风俗，就是特别喜欢从事工商业而鄙视做官。通过从事工商业，他们能够获取百分之二十的巨大利润。随着时代的发展，就连深受孔子儒学思想的鲁国，也大兴经商谋利，商业变得异常繁荣。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甚至西边的秦国，也发展起了商业。直到商鞅的出现，重农抑商政策施行，商业才有所遏制，但是他的这种政策并不为当时的东方六国所取，秦国也在商鞅死后，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商业，由此而带动了社会阶层的改变。

《礼记·月令》中就记载道：“开放关市，招徕商贾，以有易无，各得所需。四方来集，远乡都到，自然财物充足，国用民用，不感缺乏，百事顺利。”表现了秦国商业的繁荣，为了能够很好地和其他国家交流，商业上的交往遂而更加的频繁，以至于到了战国末期，大商人吕不韦参与到了秦国的政治中来，成为秦国的丞相，把持秦国朝政数十年。

堪比艺术品的货币

货币的发展是以商品交换的发展为依托的。在我国历史上，夏朝以前应该是没有货币的。那个时候人们的交易处在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阶段。从夏朝开始，“以贝为币”。天然贝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货币。到了西周时期仍以贝币为主，但是除了天然贝，已经开始出现人造的铜贝。春秋时代，称量货币和铸造货币开始成为货币的主宰，贝币虽然还存在，但是使用的地方已经不多。到了战国，黄金开始进入货币行列。之前人们所说的“金”都是铜而并非黄金。战国时期，黄金作为货币在市场上的流通在货币史上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它标志着人们的财富观念和聚集财富手段的改变，人们不再以实物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聚集财富的手段也开始从传统的珠宝玉石、车马布帛、谷物等向金钱货币发展。

此时，虽然货币铸造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由于当时诸侯割据，政治分散，所以货币非常不统一，人们在交易过程中还非常不方便。后来，虽然各国政府相继掌握了铸币权，但国与国之间还是不能统一，而且也没有一个特定的货币换算标准，所以物品在国与国之间的流通还非常不方便。这个时候各国货币的形制、单位、重量都非常不同，就形制看有铲形币、刀形币、贝形币、环形币等。

铲形币又称布币，是流通于三晋地区的一种货币，因外形似铲，故称铲形币。它本身就有许多不同的形制，有尖足的、方足的、圆足的等，但基本都还是铲形。铲形币是从古代一种叫“耒”的铲形农具发展来的。铲形币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在有些地区，铲子是一种原始的货币，人们最初是以生产工具铲子作为以物易物过程中的交换媒介的。后来，随着贸易的发展，为了交换过程中的方便，铲子才由实物逐渐变小，而形成流通的货币——铲形币。《诗经》中有这样一句话：“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这句话就很好地解释了铲形币被称为布币的原因，这可能就与古代有些地方以布作为货物流通过程中的交换媒介有关。铲和布都是古代流通的货币，后来金属铸币出现后，人们在铸币时将这两种之前流通的货币结合了起来，新货币的形取于铲，名取于布。除了铲形币有布币的别称外，刀币也有刀布的小名。

铲形币主要在战国七雄的韩、赵、魏范围内流通。近年来，人们发现了大量铲形币和铸造铲形币的模具。铲形币一般都有铭文，铭文的内容主要以当时的地名为主。目前所发现的铲形币中，以“安阳”为铭文的最多。这种货币可能是三晋地区所铸造和主要流通的，但是它的流通范围非常广，在三晋之外的很多地方也出土过这种货币。

这一时期，同样流通非常广泛的还有刀形币。刀形币是齐国的货币，因形状酷似刀鞘，故称刀形币。战国时期，齐国的商业非常发达，因此它在货币铸造方面比较领先。刀形币的来源应该也跟铲形币差不多，最初这一地区可能是以刀鞘为交换媒介的。对出土的刀形币进行金相分析之后专家发现，刀形币不仅外观酷似刀鞘，而且金属成分也跟当时的刀鞘成分一致。战国时，齐国铸造钱币的地方很多，但是，这些不同铸造地所铸造的货币却都有一个统一的铭文——“齐法化”。其中，“法”在古文中的意思是标准，而“化”可能就是货的简写。“齐法化”就是齐国的标准货币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刀鞘有“合六而成规”的说法，有意思的是齐国的这些刀币也可以“合六而成规”。战国时代，刀币已经非常成熟，由于它适合存储和流通的特点，刀币迅速成为那一时期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管子·轻重篇》中有一句话就说出了刀币在人们生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黄金刀币者，民之通货也”。

刀币虽然是齐国的标准货币，但是它的影响范围却不仅限于齐国。据出土文物推测，位于齐国西北部的燕国也通行刀币，只是燕国的刀币是以“明刀”作为铭文的，而且造型也没有齐国的刀币那么精致。

贝形币是楚国的流通货币，因为外形酷似贝壳而得名。我们前面说过，贝币的历史非常久远，从夏朝开始就有了贝币，但这时的贝币跟最初时候已经有了很大不同，这时的贝币采用的不再是天然贝，而是把铜铸造成了贝壳的形状。贝形币被称为“蚁鼻钱”或者“鬼脸钱”，它的顶端有两个大小不等的穿孔，背部微微凸起，腹部呈椭圆形。楚国的这种贝币也像同时期其他国家的货币一样，刻有铭文，这在之前的贝币上是没有的。在所有铭文中，“贝”字是最常见的。

除了贝币以外，楚国还流行另外一种货币——版金。版金是由一些打有方形或者圆形印记的小块连在一起的。最大的版金有54个小方块。这种货币使用的时候是根据需要支付的数额从大块上切下合适的若干小块，用天平称量后支付的。

除了上面提到的货币之外，还有一种货币在战国货币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它就是圆钱。圆钱就是环形币，是方孔钱的前身，它主要流通于秦国一带以及东、西周地区。这种货币的形状可能来源于古人的所佩戴玉环或者玉璧。东、西周地区的圆钱铸造非常精美，并铸有“东周”、“西周”的字样。秦国的圆钱也铸有铭文，但是铭文主要是“重一两”、“十二铢”、“十三铢”等。方孔钱是秦朝晚一些时候的流通货币。方孔钱也有一些跟圆钱很相似的铭文，常见的就是“半两”、“两甾”等。据推测，方孔钱可能是由各地官府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所造的，它是秦在统一六国过程中流通最广的货币。因为秦国对外的扩张，秦势力所及的范围内的地区都受到方孔钱的影响。

货币的历史和商业发展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商业发展的水平决定了货币发展的水平，而同时货币的发展又能促进商业的发展。战国时期，各国在货币铸造上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这当然与当时商业的快速发展是分不开的。

使用年限超过两千年

中国自古以来有许多奇迹，都江堰就是其中之一。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但如果没有都江堰，这个美誉也许永远都不会属于四川。都江堰之所以是奇迹，首先在于它诞生于2000多年前的战国，在那样一个今天看来技术并不发达的时代，能够完成这样宏大的水利工程，实在不可思议。都江堰的奇迹更在于，它经受了2000多年的岁月磨蚀，至今依旧岿然不动，还在为巴蜀大地尽心尽力地输送涓涓清流。而这一奇迹的创造者就是李冰。

李冰是战国时期的水利家，本是今山西运城人，生活在战国末年，是秦国蜀郡守。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当时的蜀地常常受到自然灾害的威胁，不是洪涝就是大旱，被称为“泽国”、“赤盆”。蜀地人民饱受旱涝灾害之苦，世世代代与洪水作斗争，却始终没找到有效的治理办法。公元前316年，秦国吞并蜀国，蜀地成为秦国的一个郡县。蜀地地势险要，掌控这一地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秦打算将蜀地建造成重要基地，于是任命精通治水的李冰为蜀守，前往蜀地治理水患。

岷江是蜀郡水患的“元凶”，一到任，李冰就开始了对岷江两岸的实地考察。岷江发源于成都平原北部的岷山，沿岸山高谷深，水势湍急；到灌县附近，地势陡然开阔，浩大的水流往往冲毁堤岸，泛滥成灾。同时，水流带来了上游河段的大量泥沙，泥沙不断淤积，河床不断抬高，水患进一步加剧。而灌县西南的玉垒山又阻碍了江水东流，每当夏秋洪水来临时，就会出现东旱西涝的局面。

在了解了当地的水情、地势的实际情况后，李冰制定了一套严密的治水方案并着手实施。要治理岷江水患，最重要的是疏导水流。李冰的解决办法是，将玉垒山凿开一个宽20米的缺口，称为“宝瓶口”。由于被分开的玉垒山末端状如大石堆，人们便称之为“离堆”。为进一步地疏导江流，李冰在江心筑造了分水堰，把水流一分为二，迫使其中一股水流流进宝瓶口。在筑堰分流的过程中，李冰创造了竹笼装石做堤堰的方法。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犍尾堰在县西南二十五里，李冰作之以防江决。破竹为笼，圆径三尺，长十丈，以石实之。累而壅水。”犍尾堰就是都江堰在唐代之名。巴蜀之地生产茂竹，用这种方法筑堤可就地取材，方便施工、维修。而且，层层累筑的笼石，既可防止堤埂断裂，又能利用时间缝隙起到减少洪水直接压力的作用，极大地降低了堤堰溃决的可能性。

分水堤因前端开头状如鱼头，便有了“鱼嘴”之名。鱼嘴迎向岷江上游，将奔涌而来的岷江分为了东西两股。东边一股为内江，是灌溉渠系的总干渠，渠首就是宝瓶口，过了宝瓶口，水流又被分成许多沟渠河道，形成一个交错纵横的扇形水网，浸润着广大的成都平原。西边一股为外江，是岷江的正流。之后，李冰又在鱼嘴堤的尾部修建了平水槽和飞沙堰，用以分洪、溢洪。自分水堰建成，成都平原就很少有旱涝灾害了。

都江堰建成后，李冰为了保障堤堰的质量和效用，建立了维修制度。每年十月份霜降时节，岷江流量最小，李冰就在这时带领众人修缮工程的薄弱环节和坏损部位。“深沟滩，低作堰”就是他在维修过程中提出的六字口诀。年复一年的维修、放水，使得清明节前后的放水日逐渐成为了当地百姓的一个盛大节日。放水仪式上，人们兴高采烈地敲锣打鼓，表现出征服水患后的巨大喜悦和对李冰的感激爱戴之情。

为了测量岷江的水位，控制内江流量，李冰父子作石人立于江中，作为观测水位的标尺。《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

都江堰的建成，彻底根除了蜀地千百年来的岷江水患，造就了一个人间的天府之国。蜀地从此“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水旱从人，不知饥饿，则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中国乃至世界水利史上的骄傲，它完备的设计和悠久的历史足以让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惊叹。李冰也因此与他的丰功伟业一起流传千古。杜甫有诗云：“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滥不近张仪楼。”

除都江堰外，李冰还在蜀郡主持修建了其他一些水利工程。岷江上游有一条发源于蒙山的支流叫沫水，该河道既有地下河，又受到山体阻碍，情况相当复杂，对航行非常不利。为此，李冰带领当地百姓凿除了河心的山岩，沫水的情况大为改观，航行从此通畅。管江、汶井江、洛水等河流也在李冰的治理下成为造福于百姓的资源。

李冰之所以为治国平天下的大丈夫，不只是因为他兴修了众多的水利设施。据《华阳国志》载，李冰任蜀守期间，还组织修筑了桥梁，开凿了盐井，使蜀郡交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李冰为蜀地百姓所作的贡献为世人所牢记，巴蜀之人尊称他为“川主”，并修建了许多“川主祠”，传达了他们对李冰的感激和怀念。余秋雨说，都江堰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么，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正如实实在在的都江堰一样，李冰也许并没有帝王将相那样轰轰烈烈的事迹让世人激动人心，但他的遗产却实实在在让后世子孙感到了十分的踏实和温暖。他的都江堰与辉煌的长城一样，都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先进武器

经历了春秋时期几百年的混战，战国的战争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进入战国时期，军队的武器装备得到改进，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

战国时期惨烈的战争需要更多的士兵，军队数量由此大增。《战国·齐策》中田单说“帝王之兵，所用者不过三万”，而赵奢却喜欢“用众”，“必负十万二十万之众乃用之”。春秋时期，各国的常备军兵力基本在10万以内，而战国时期各国的兵力大幅增加，以十万、百万计。各国需要的士兵数量不断增加，同时伤亡严重，而人口数量却增长有限，于是男女老幼都被征入军。从现今的材料来看，未发现春秋时妇女当兵的记录，而战国时期却有关于女子当兵的明确记载。《商君书·兵守篇》言：“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墨子·备城门》中谈到守卫之法，说“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

有材料显示，在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64年这200多年间，有38年的时间没有战争，而在公元前643年到前222年的200多年中，却有90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战争。这看起来不可思议，似乎战国时期的和平岁月比春秋时期还多。而实际的情况是，春秋时期的战争虽然比战国时期要频繁，但远没有战国的战争那么大的规模和那样的激烈程度，持续时间也较短。就连春秋时期的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等著名战争，也只进行了一两天。战国就大为不同了，《吕氏春秋》记载，魏国攻打赵国时，“围邯郸三年而弗能取”；“秦虽不胜于长平，三年然后决，士民倦”。

上述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春秋和战国的作战方式有很大关系。春秋时期的战争以整齐的车战为主，战事的胜败掌握在驾车的贵族手中，而这些贵族遵循着骑兵的交战规则，十分看重威信和“面子”，很少奋力作战，战争也就不那么激烈。而在战国，职业的将领掌握了战事的支配权，他们受命于一个国家，便会为这个国家拼死力作战，夺取城池和资源，以战功换取荣誉和爵禄。战车在平地作战很方便，但在崎岖的地带很难驾驭，而且一旦车阵生乱，就很难恢复原来的阵列，不能满足战国的作战需要。于是，步兵的作用大为提高了，步兵野战成为战国时期的主要作战方式。同时，战国人还从一些骑马的游牧民族那里学会了骑射，以骑兵作为步兵的一个重要补充手段。赵武灵王就大胆地在军事上推行“胡服骑射”，建立了战国第一支骑兵主力部队。从他开始，骑兵成为华夏国家军队的主要兵种之一。

除步兵作战外，战国还有水军和船战的作战方式。成都出土的嵌错宴乐赏功铜壶和河南汲县山彪镇水陆攻战纹铜鉴上就刻有水军作战的情形，画面上反映出远距离用弓箭，近距离用戈、矛、短剑的作战场景。而据《越绝书》记载，战国时已有可乘90人的大型战船。

武器装备的改进也是战争出现不同面貌的重要原因。冶铁技术在战国得到迅速发展，制造了大量锋利的铁兵器。《荀子·议兵篇》说楚国的“宛钜铁釶，惨如蜂虿”，《史记·范雎列传》中秦昭也说“吾闻楚之铁剑利”。韩国出自冥山、棠溪、墨阳、合膊、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等地的铁制兵刃，能够“陆断牛马，水击鹄雁，当敌即斩”。《史记·信陵君列传》里的刺客朱亥使用的兵器是“铁椎”。长沙杨家山墓出土的一柄春秋晚期的钢剑，是已知我国古代最早的钢剑。而河北易县燕下都的一个战国晚期墓中，出土的大量兵器里，多于六成的是铁兵器，包括铁制的盔甲、剑、矛、戟等，铜兵器只占不到40%。

虽然有了坚利的铁兵器，但是铜兵器还在大量使用。长沙楚墓出土了戈、矛、戟、刀、剑、弓、箭、弩等多种铜兵器，巴蜀地区也有多种战国铜兵器出土。

战国时期出现了很多新型兵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弩的使用。最早的弩本来是用于狩猎的工具，春秋晚期开始用弩作战。至战国中期，各国已经普遍使用弩来作战了。马陵之战中，魏军进入马陵道，就是被齐军的“万弩俱发”击溃的。《孙膑兵法·威王问》说：“篡卒力士者，所以绝阵取将也；劲弩趋发者，所以甘战持久也。”可见弩在当时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弩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弩弓和弩臂，弩弓上装弦，弩臂后部装弩机，弩机周围有“郭”，有“牙”钩住弓弦，上有瞄准用的“望山”，下有拨弩机的“悬刀”。使用时，拨动悬刀，牙就下缩，被牙钩住的弦便弹出，借助弓弦强大的拉力，矢就被发射出去了。用弩作战可以“杀人百步之外”，使敌人“不知其所道至”。弩分为用手臂发射的“臂张”和用脚踏发射的“蹶张”。魏国当时有“十二石之弩”，可以拉动十二石的重量。弩机的制作已经相当精密，《吕氏春秋·察微》说“弩机差以米则不发”，可见对其精准度的要求之高。至战国末年，发明了“连弩”，《墨子·备高临篇》有“连弩之车”的记载。

除了弩以外，战国还出现了一些其他武器。湖北曾乙侯墓出土的一种带刺圆球形的刺杀武器，柄长达3米，战国以前未见此种兵器。戈是春秋战国的主要兵器之一，系在木柄的部分叫做“戈胡”。西周时的戈胡很短，上面只有一孔。春秋初有了胡略长而有两孔的戈，到了战国，发展为长胡三孔的戈，使得戈更牢固地捆在柄上。舟战工具钩拒和攻城工具云梯是公输班的发明，也是这一时期的新武器。在进攻武器进步的同时，防御装备也在改进。皮甲仍然是防护刀剑的重要手段，铁胄和铁甲的出现增加了将士们性命的保险系数。燕下都出土过一件由89片铁甲片编缀而成的战国后期铁胄。

总的来说，战国时期的战争，由于武器的进步和军队人数的剧增，以及各国经济、政治、人口和技术的发展，呈现出异于春秋时期的面貌，是社会变革的一种表现方式。

煮熟的医生

战国时期不仅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医学上也取得了骄人的成果。这一时期，秦国就已经设有专门给宫廷和百官看病的医疗机构，并开始有“太医令”这一官职。可见当时，中国就已经拥有了非常专业的医疗团队。秦越人、神医扁鹊以及他的弟子子阳、子豹等都是当时享有盛名的医生。中医一直沿用的望、闻、问、切就是在这一时期由扁鹊首创的。而且心理医生并不是现代社会所独有的，在战国时期，就有一位著名的“心理医生”——宋国名医文挚。

相传，当时宋国有个叫龙叔的人，由于非常痴迷老子的哲学，他已经修炼到了很高的境界。有一天，他去找文挚求助：“文先生，听说您医术高明，我有病，您能帮我治好吗？”文挚说：“您先介绍一下您的症状吧。”于是龙叔就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他说他受到乡里人的夸奖，但是不能以此为荣；受到全国百姓的诋毁，但是不以此为耻。得到了不觉得欢喜，失去了也不觉得伤心。而且他这些病症，朝廷不管是用高官厚禄来激励，还是用严刑峻法来威胁都没有效果。他的整个德行跟社会格格不入，所以不能侍奉国君，不能结交亲戚朋友，不能管好妻子儿女，连支配奴仆都不能。

文挚听了以后，觉得龙叔可能是精神出了问题，但是他的语言逻辑性很好，又不大像精神病。他迟疑了一下，然后让龙叔背对着太阳站了起来，然后他借着阳光透视龙叔的胸部。看了一会儿之后，文挚高兴地对龙叔说：“我看见了您的心，您的心已经空空荡荡，真的是非常恬淡虚无，您差一点就成圣人了。心上有七个孔，现在您的六个孔已经疏通了，只剩下一个还有点堵塞。”

春秋后期，宋国被齐国灭掉。所以，龙叔的经历有点像末代的贵族。看过了政权更迭、尔虞我诈之后，放下了对功名的追逐，但是内心又有些不甘寂寞，所以才找文挚来求助。文挚用肉眼看透龙叔的心，并解开了他的心结。这是《列子》里的一段记载，关于文挚，《吕氏春秋》里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话说战国时期的齐湣王有病，多方医治无效后派人去请了文挚前来诊治。文挚到了齐国，经过详细的诊断后确定齐湣王患的是抑郁症。他对太子说：“大王的病能治好，但是要治好大王的病，我必死无疑。”太子对此非常不解。原来，要想医治齐王的病，必须要用激将法。但是如果激怒了齐王，那么他自然就性命难保了。太子听了文挚的解释之后，苦苦哀求，并信誓旦旦地保证，只要治好了齐王的病，他和他的母亲一定以死去向齐王请求，保全文挚的性命。俗话说：“医者父母心。”文挚出于救人的天性答应了太子的请求，决定帮齐王治病。

他先和太子约定了一个诊治的时间，但是为了激怒齐王，故意失约没来。病中的齐王非常期盼他能帮自己治好顽疾，所以第一次失约没有怪罪他，只是又约了他一次。但是，“不识趣”的文挚第二次还没有来。“好脾气”的齐王还没有发怒，给了他第三次机会。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三次他还是没有来。齐王看他屡屡失约，终于由期盼转为愤怒了。天子之怒可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搞不好就是“伏尸千里，血流成河”。

但此时，文挚居然没有躲起来，而是“不识相”地出现在了齐王面前。只见他慢吞吞地走到齐王的床前，既不行礼也不下跪，甚至连鞋也没脱就爬到了齐王的床上，他踩着齐王的衣服，开始询问齐王病情如何。齐王气得说不出话来，但是文挚还在不停地说着一些让齐王生气的话。终于，天子怒了。他大吼一声，坐起来，一把推开了文挚。这一怒他的病反而好了。但是，俗话说“愤怒是魔鬼”，此时正被这个“魔鬼”统治着的齐王哪能冷静下来感谢为自己去除顽疾的医生。

帝王的残忍之性开始爆发，他要生烹文挚。太子和王后急忙出来阻拦，但是盛怒中的齐王哪儿听得进去他们的解释？所以，最终没有人能挽留住文挚的生命，这位名医最终丧生于蒸笼之中。

这是《吕氏春秋》里面的一段记载，对于它的真伪我们当然无从考证，但是我们却不难看出，当时的医学已经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这一时期的医学著作非常多，例如《禁方书》、《阴阳十一脉灸经》以及久负盛名的《黄帝内经》等。当时的医学已经开始吸收一些哲学的思想，像元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天人相应论等均被中医所借鉴和采纳，这也是造成后来中医的理论充满哲学气息的原因。这一时期扁鹊的言论已经涉及了“五脏”、“肠胃”、“血脉”等这些我们一直沿用至今的概念。

《黄帝内经》在中医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确定了中医学作为一个学术体系的形成。《黄帝内经》中不仅讲到了怎样治疗疾病，而且更多的是告诉人们怎样预防疾病，怎样在不吃药的情况下健康长寿。所以《黄帝内经》与其说是一本医书，不如说是一本养生经。《黄帝内经》中说：“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说明我们的古人在这一时期就已经意识到了疾病预防的重要性。

有人问扁鹊：“你们三兄弟都精于医术，但是谁的医术最高明啊？”扁鹊回答，他认为长兄的医术最高明，因为长兄能够在病情发作之前，甚至病人自己还没有感觉到疾病存在的时候，下药铲除病根。可见疾病预防已经被当时的医学界所承认。“治未病”是已经成为这一时期医学所秉承的重要思想。

此时，药物学和病理学也开始萌芽，后来出土的医书证明当时的本草知识已经非常丰富，而且据一些医书记载，当时一些医师已经开始试图使用复方，并且探索出了一些比较可行的组方原则和理论，方剂学也逐步开始发展。

战国时代，我国的医学确实取得了极为光辉的成就，我们的祖先在那时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智慧去改善体质，治疗顽疾，挽救生命。他们留下的伟大的中医理论值得我们去传承，去发扬。

给平民一个机会

战国时期各国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官僚政治制度。其中大部分国家都设立了相和将两个职位。“相”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宰相、丞相，他是百官中地位最高的。我们都听过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邹忌就是当时齐国的丞相。而“将”就是我们经常听的“将军”，将的主要职责是统领军队，他在百官中的地位仅次于相。还以齐国为例，当时齐国的将军就是田忌赛马这个故事的主角——田忌。

商鞅变法的时候，他的官职是大良造，秦国设立相位比较晚。一直到秦惠王在位时，秦国才开始设立丞相一职，秦惠王拜张仪为相。到了秦武王的时候，秦国开始设立左右相。后来到了秦昭襄王的时候才开始有了将军一职。楚国的最高官职一直是令尹，最高武官一直是柱国、上柱国，既没有设立相位也没有设立将军之位。

战国时期，有些国家开始打破之前贵族世袭制度，任人唯贤，从此有才华的平民也获得了登上政治舞台，为将、为相、为地方军政长官的机会。这一时期确实有很多平民走入了政治的核心，例如申不害、范雎、张仪等平民宰相，以及孙膑、白起等平民将军。

为了加强边境的管理，保护边境的安全，很多国家在地方设郡，例如，为了防秦，魏国设立了上郡；为了守住几国争夺的险要之地，赵、韩设立了上党郡；为了防止秦进犯韩国或中原地区，韩国设立了三川郡。各郡大小不一，守或太守是郡的管理者。郡下面是县，郡管辖县。虽然很多国家都使用了这种行政建制，但是齐国却从来没有设过郡，不过齐国也有相当于郡的机构，那就是都。都的管理者被称为大夫。

郡县制在春秋时就已经有了，不过一开始的时候，郡比县小，而且这个时候的县非常少。春秋中期以后，各国开始纷纷设县，县开始多了起来。据《左传》记载，楚国派大臣薳启强去晋国访问的时候曾说晋国“其余四十县”，说明此时晋国已经设立了许多县了。从春秋后期开始，县的设置开始变得非常普遍。

到了战国时期，郡成了比县高一级的行政单位，开始管辖县。而县下面还有乡、里、邑、聚。这时候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非常系统、严密。一般国家都是按什伍编户组织的，十家为什，五家为伍，每个伍都设有伍长。而在乡这一级行政单位上设有三老、廷掾，里设有里正。除了这些以外，有些地方还设有亭，亭是属于军事性质的组织。

我们都知道以礼贤下士而闻名的战国四公子——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都是战国时候的封君，都有封地，例如，平原君被封于东武城；春申君被封于淮北地十二县；孟尝君继承了父亲在薛的封地。另外，商鞅也属于封君这一阶层，商鞅本不姓商，商只是他的封地。战国时期的封君制度与之前的诸侯分封有很大的区别，封君这一阶层并没有很大的权利，封君都是封给食邑，他们只能从食邑收取一些租税，并不掌握食邑的行政权，也不能任免食邑的军政长官，而且食邑通常是不能世袭的。与奴隶制社会中手握重权，掌握军政，甚至能够独立发展成一个国家的诸侯国相比，战国打破了这种分封的权利，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除了封君之外，战国时期还有封侯的，封侯跟封君的性质一，也是给他们一些封地，让他们在封地靠租税生活。秦国著名丞相吕不韦就被封为文信侯，“食蓝田十县”，而嫪毐也被封为长信侯。

另外，战国时期，很多国家都设有爵位。商鞅变法的时候为秦国制定了20级爵：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其中最低的爵位是第一级公士，最高的爵位是第二十级彻侯，十六级以下的爵名同时还是官名。

商鞅变法时，他的职位是大良造，即大上造。而白起，也曾任过秦国的左更和大良造。这一时期，当一个人获得爵位以后，他也就得到了官职，并获得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相应的特权。爵位不同所享有的待遇自然也不同，爵位在八级以上的官员除了拥有赏赐和可以减免刑罚之外，还享有食邑。而爵位在八级以下的官长就只能获得赏赐的田地，而不能食税邑了。除了爵之外，特别有功的人也有得到卿的称号的，例如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就因为伐蜀为秦统一六国立下汗马功劳而被称为客卿错。

商鞅变法为秦国制定了非常详细的爵位等级制度，但在其他诸侯国，爵位制度相对就没有这么完善了。在齐、燕、赵、韩、魏这些国家，爵位的等级大抵只有卿和大夫两个阶层。卿一般分为上卿和亚卿，大夫则一般则为上大夫、中大夫和下大夫。我们所熟知的荆轲曾任燕国的上卿；蔺相如曾任赵国的上大夫；乐毅曾为燕国亚卿。而在楚国，爵位等级制度就更不完善了，楚国的最高爵位是执圭，除了执圭之外还有上大夫、五大夫爵位。

很多人都听过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只有掌握兵符才能掌握兵权。这一时期，诸侯国任命官员的时候都会发给玺、符。玺是官印，象征着权力，当官员离职的时候玺是要上交的，而符则是武官调遣军队所必不可少的。兵符通常都是分成两半的，左半交给领兵的武将，右半由国王保管，只有左、右半合在一起才能调遣军队。

战国时期，除了任命官员的制度跟以前比有很大区别之外，对官员的政绩考核也比以前严格了许多。这一时期，官员的政绩一般都是由国君亲自考核的，只要没有达到国君的要求，就会立刻被免职。

战国时期，政治制度的发展，除结束了各方争霸，促进了统一之外，也为后来各朝政治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艺术的奇葩

战国时期，音乐已经发展得比较完善。这一时期出土的乐器主要有大型编钟、钮钟、镈、编磬、笙、竽、琴、筝、瑟、篪、排箫、箜篌、建鼓、悬鼓、有柄鼓、扁鼓、铜鼓、于、铎、钲等，种类多样，制作精美，性能完备。除了乐器方面的成就外，还出现了很多非常优秀的音乐作品。例如《广陵散》，另外还有《屈原问渡》、《楚歌》、《幽兰》、《易水歌》，等等。

《易水歌》来源于人们耳熟能详的“荆轲刺秦”的故事。相传，战国时期，燕国的太子丹因畏惧秦国渡过易水，对燕国进犯，遂派壮士荆轲赴秦国刺杀秦王。临行时，太子丹及其他知情人都到易水边来为他送行。到了易水边，祭过路神，荆轲正要上路，他的好友高渐离忽然即兴拍打乐器，荆轲和着音乐慷慨而歌。大家听到他悲凉的歌声，“皆垂泪涕泣”。荆轲又走上前唱了一首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首歌就是被后人所广为流传的《易水歌》，它是声调激愤的羽声。被荆轲的激昂情绪所感染，在场的人都瞪大眼睛，“发尽上指冠”。

《屈原问渡》曲意出自楚辞中的《渔父》。屈子与渔父一问一答，曲子在绮丽中透着淡淡的悲意。世间沧桑好似都已概括在这简单的一问一答之中。屈子叹：“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屈子又叹：“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没有明确回答，而只是告诉他沧浪水清，可以用来洗他的帽缨；沧浪水浊，可以用来洗他的双足。曲子的宁静处如渔父，激荡处如屈原，一快一慢，一急一缓，截然不同的态度，自然会是截然不同的人生。屈原满腹悲壮，最终纵身一跃而下，江面激起几多浪花，然后慢慢归于平静。

人们在用音乐抒情方面的功力比起今天也毫不逊色。所以，当我们重听《广陵散》，重听《易水歌》，重听《屈原问渡》的时候，还是会被这些音乐之中所蕴涵的情绪所打动。

战国时期，社会体制面临变革，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整个时期的艺术发展都非常活跃。我们祖先的艺术才华不仅表现在音乐上，他们在绘画上的成就也非常引人瞩目。

战国时期，绘画具有鲜明的装饰风，从目前已出土的漆画、帛画、铜器画等已经可以看出一些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帛画《凤夔美女》于1949年在湖南长沙的战国楚墓中被发现。《凤夔美女》宽20厘米，高28厘米，画在帛上。画中有一位妇女，双手前伸，做祈祷状。她的头顶有一只双翅展开，昂首挺胸的凤，凤的左边是一只正在与之相搏的夔。这幅画上有许多曲线的花纹，使整幅图显得非常灵动，凤身上的曲线使它有了振翅飞翔的感觉，而女子衣服上的曲线使她整个人显得很有动感。

关于这幅画有很多解释。郭沫若认为，凤是生命和善美的象征，而夔是死亡和邪恶的象征，凤夔相搏是善灵和恶灵的搏斗，凤占了上风，这寓意生命终将战胜死亡，善美终将战胜邪恶。所以这幅画的主题是对生命和善美的歌颂。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幅画就是一幅“升仙图”，它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含义，画中的女子就是墓主人，而凤、夔都是神兽，可以自由上天入地，因此应该被看做是魂魄升天时的驾驭物。

1973年，在再次发掘战国楚墓的时候，考古学家又发现了一幅名为《人物御龙》的帛画。这幅画的正中是一位手持缰绳、身佩宝剑的男子，他侧身直立，驾驭着一条正在向上飞的巨龙。龙的头部向上高高昂起，身体呈舟形，翘起的龙尾上站着一只昂首仰天的鹤。人物头顶上方是一个类似车盖地东西，上面有三条随风飘拂的带子。龙首下方是一尾向前游动的鲤鱼。这幅画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使用金粉的作品。整幅画以简洁流畅的单线条为主，辅以白描和渲染的色彩，技巧非常纯熟，行笔也十分流畅，与国画的特征非常相似。

“龙”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万兽之首，自古就是中国文化中通天地之灵的神物。所以人们对这幅画的含义没有什么争议，普遍认为它反映的是先民对死后化作神灵、乘龙升天的一种愿望，这是先民关于征服自然，战胜生死的浪漫幻想。按照这种理解，画中的男子就是墓主人，整幅画所描绘的就是画中男子走完尘世历程，乘龙遨游天际的场景。男子气宇轩昂，泰然自若，御龙乘风白鹭相随。这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对生死所持有的观点，灵魂不灭，死只是超脱肉体之外另一种方式的存在。

除了帛画之外，这一时期的铜器画也非常出彩。随着“礼崩乐坏”的加剧，青铜器中的礼教成分减弱，开始逐渐趋于生活化。目前出土的许多青铜器如河南汲县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鉴、四川成都出土的宴乐攻战纹壶等造型都非常质朴、古拙。虽然造型简单，但是画中的场面却往往非常宏大，而且人物形象也非常生动。当时的画匠已经具有了非常高超的技艺，能够画出艺术水准很高的作品。

战国时期，人们在音乐、绘画方面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就。我们的祖先利用自己的智慧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

两千年前的吃穿住行

说到战国，首先使人想到的莫过于无休无止的战争和百家争鸣的思想局面。其实，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战国也是个物质文化迅速发展的时代。

战国时期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较之之前的商周和春秋时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生产工具的改进，带来了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变化。

铁器的使用是战国生产领域的一大进步。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铁器在战国以前就开始使用了，但是数量极少。战国时期，铸铁冶炼、铸铁铸造、铸铁柔化和渗碳制钢技术等冶铁技术的发明，推动了铁器的广泛应用。《五藏山经》明确记载了37个产铁之地，遍布战国七雄各国乃至百越之地。冶铁技术的发展和铁资源的广泛开发，极大地增加了生产工具以铁为材质的可能性，各式各样的铁农具成为战国的一大标志。在农耕文明的时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就是推动社会各方面进步的原动力。在铁农具的耕耘下，战国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新的面貌。

等级社会里，王公贵族永远是物质财富的头号享受者，他们的生活最能体现这种变化。民以食为天，无论哪个时代，饮食永远是人的头等大事。战国时期的饮食结构与商周时期差别不大，仍然以谷物为主食，副食有蔬菜、肉类、水产、果类，当然还有一些狩猎所得的野物。那时的粮食作物品种有粟、稻、菽等，粟米是北方人的主食，而稻米为南方人的主粮，在北方也有少量种植。菽是大豆，战国时期的典籍里经常同时提到粟、菽，不同于商周时期的黍、稷并重，可见在战国时期，大豆在粮食中的地位有所上升。贵族们平常食用的粮食是比较精细的，像大豆这样的粮食是不怎么受他们欢迎的。

战国的园圃业更为发达，蔬菜种类比较丰富，文献记载中出现的主要有葵、藿、薤、葱、韭、蒜、姜、蓼、芥等，其中葵、藿、薤、葱、韭最为普遍，有“五菜”之称。

战国人养殖的牲畜主要是马、牛、羊、鸡、犬、豕（猪），合称“六畜”。其中，马和牛主要用于农耕和交通，因而贵族们平时的肉食的主要就是羊、鸡、狗、猪等小型牲畜。

在食用方法上，战国比前代更加讲究。王公贵族对食物的要求达到了十分精细的程度，这一点可以从已出土的战国贵族墓中的大量餐具想见一二。在战国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鼎、镬、甗、斝、匜、簋、豆、盘、垒、尊、壶、爵、勺、匕、叉等精美的炊器和餐具，由青铜、金、银、玉、骨、漆器等各种材质制成。

在服饰上，战国依旧遵循上衣下裳的穿衣习惯。衣是上身所有衣物的总称，包括袍、襦、衫等。下身所穿为裳，包括贴身所穿的裈和腿上类似套裤的袴。衣裳的质料和形制因等级和身份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上层贵族的服装多以锦缎、帛、缟、皮和精细的麻布裁制而成，腰间以丝带坠金玉等物为饰，不同场合有不同的礼服。大贵族尤其以穿白裘外套锦衣为耀。

除了上下身的衣裳，就是头部和脚上的穿戴了。古人有“衣冠”之说，可见冠在古人心目中是与衣服同样重要的。战国人头上戴的冠有弁、冕、帽、冠、巾等不同称呼，不同年龄、不同场合须戴不同的冠。春秋战国虽然“礼崩乐坏”，但也仍然重视“冠礼”。20岁之前，男子头上只戴巾，20岁时举行成年礼，即“冠礼”，贵族子弟从此时开始戴冠，贫民子弟则只将巾改成帻。

履是战国人对鞋的称呼，王公贵族的鞋是精美轻巧的皮质鞋和编织精细的麻葛鞋，鞋上往往饰以颜色各异的皮条或丝穗。袜子在战国时也成为日常穿戴的衣物，进屋时须将履脱在门外，只穿着袜子进屋。

战国时代贵族们拥有的精美首饰和佩饰也表现出这一时期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包括发饰、耳饰、颈饰、臂饰、指环、腰饰带钩、佩玉、金属工艺装饰等种类繁多的饰物。

战国的耳饰通常是玉玦，有的玉玦十分朴素，素面无纹，有的则雕琢成龙凤的形象，战国中山国墓就出土过一件夔龙首黄玉玦。颈饰是原始社会就很流行的装饰，战国人仍然保留了佩戴颈饰的传统。中山国王墓出土的颈饰中有2串玛瑙项链，分别由222粒和74粒管形玛瑙组成。玉瑗是一种扁圆的环形臂饰，战国的玉瑗纹饰渐趋繁复，常见的是縠纹和云雷纹。

战国墓葬中发现了很多衣带钩，这些带钩材质贵重，工艺相当考究。钩体呈S形而有不同变化，有的体如螳螂之腹，有的体作琵琶状，有的为动物之形。带钩以金银、青铜、玉、铁等为主要材料，上面或鎏金，或镶嵌宝石。

玉温润而坚硬，色泽美观而音质清越，是君子品格的象征，《礼记·玉藻》有言：“古之君子必佩玉。”战国的佩玉同样精美绝伦。1958年河南信阳出土了10件彩绘俑，皆腰悬玉璜、玉璧、彩结、彩环组佩。战国时期还有各种装饰性玉佩，如人纹佩、兽纹佩、鸟纹佩、龙纹配等，雕镂技艺精湛。

这时的金属工艺加工技术达到了新的高度，人们熟练运用镶嵌、金银错、鎏金、镂空、焊接榫卯等多种技术制作出精美的器物。从1972年内蒙古自治区出土的一件战国鹰鸟顶金冠可以想见当时器物制作技术的高超。

在建筑方面，战国的水平也超出前代许多，建造了很多高大的瓦房建筑，发展了中国建筑特有的斗拱技术。战国已经开始大量使用瓦，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大量的战国板瓦、简瓦以及各种瓦当，瓦上还刻有美丽的花纹。宫室是一个时代建筑艺术水平的最高体现，孟子说当时的宫室都是“堂高数仞，榱题数尺”，十分大气，室内的陈设更是华丽无比。从现存的实物和资料来看，战国的建筑是富丽堂皇而坚实牢固的。

至于普通百姓，当然无法得到这些物质享受了。他们住的依旧是透风漏雨的茅屋，出门自然也不可能有亭亭华盖的车舆。吃的粮食种类虽然有所变化，但是仍然常常被饥饿困扰而不得不以糟糠为食。肉食也只是上层贵族的专利，普通百姓是很难吃到肉的。那些华美的服饰，下层劳动者是根本无福享受的，有的人见都不曾见过。普通劳动者穿的是布衣短褐和没有装饰的草鞋和麻鞋，下身也没有贵族们穿的裘裳，只有一条襦裤，只有古稀的老人才有机会穿帛衣。

战国的物质文化生活当然不能与后世相比，毕竟它的生产力水平还有限，但是各方面的变化说明，战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已经比商周时期进步了很多，预示着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