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用兵日本——日本朝廷的应对

虽然当时的日本正处于皇权旁落、武士崛起的时代，但正式的外交权仍然在天皇的朝廷，毕竟幕府将军名义上也不过仅是天皇敕封的征夷大将军而已。主办外交的机构就是在前面所提到的大宰府。原则上，外交事务处理的流程一般遵循着这样的惯例——大宰府把外国的情况汇报给镰仓幕府，由镰仓幕府上奏朝廷，朝廷研究以后答复幕府，幕府再通知大宰府进行处置。

两封国书具体是在哪一天送达镰仓幕府的，当时的人都没搞清楚，著者佚名的《一代要记》说是五日，中原师守编写的《师守记》说是八日，《高祖逸文录》说是十日，所以我们更搞不清楚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幕府按照惯例，由六波罗府通过关东申次、前太政大臣西园寺实氏于二月七日正式上奏朝廷。其实，朝廷方面应该在这之前早就知道蒙古来信的事情，因为从大宰府到镰仓报信会经过京都，依照惯例会向幕府派驻京都监视朝廷的派出机构六波罗府通报。异国送来含有威胁语句的国书这等大事，六波罗府提前向朝廷透露点情况也在情理之中。时任关白的近卫基平在其闰正月十日的日记中就提到“异国贼徒可来我朝有风闻，实否未详欤”，可见在京都公卿上层当中已经在流传异国入侵的小道消息了。

在幕府上奏的次日，当时掌握朝廷实际权力的后嵯峨上皇就在政院紧急召集诸位公卿朝臣召开评定会议商讨对策。不但在任的公卿参加会议，连前任关白二条良实、一条实经和前太政大臣德大寺实基，前左大臣洞院实雄等早就退居二线的老臣也受到邀请参加会议。

所谓“上皇”，是“太上天皇”的简称，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太上皇”，但并不一定就是天皇的老爸，比如除了这里提到的这位后嵯峨上皇外，当时的另外一个上皇后深草院上皇就是在位的龟山天皇的亲哥哥。后深草院担任天皇期间发生了极为严重的饥荒，其父后嵯峨上皇和其母大宫院以为政失德招致天谴的理由逼迫其退位，让位于年仅十岁的弟弟。总之，上皇也就是退位的天皇。除此以外，日本历史上还有所谓“法皇”的称谓。日本人笃信佛教，尤其在贵族、武士阶层等上流社会，出家者甚众，而出家的天皇或上皇就叫“法皇”。但成了法皇，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此四大皆空不问世事，相反，很多所谓法皇还在幕后兴风作浪，参与政治。

评定会议上，公卿们连日就如何回应蒙古国书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是否答应蒙古国书所要求的“遣使通好”——这是在日本朝廷考虑范围之外的——而在于以何种方式回应蒙古，能够既不必遣使纳贡臣服，又能够让蒙古人不至于恼羞成怒继而大举入侵。

朝议连日进行，从二月八日一直持续到四月二十六日，用“旷日持久”来形容也毫不夸张，终于勉强达成共识，还是写封回信拒绝吧。然而，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朝廷公卿们绞尽脑汁、喷干口水好不容易讨论出来的这个结论一反馈给幕府就被毙掉了，幕府的想法很干脆——连回信也不必给。

不答复也是一种答复。

写封信都不行，那朝廷能做什么呢？好歹这国家还是天皇的国家吧？幕府说，欢迎陛下立足岗位、发挥余热啊，天皇是神，不是人，那神就做神该做的事情吧，该由人来做的事情交给我们幕府好了。

当时的日本人深信，如果蒙古与日本发生战争，绝不仅仅是蒙古人与日本人之间的战争，而是蒙古众神与日本众神之间的战争，而神与神之间的战争胜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其实，就在日本朝廷讨论如何答复蒙古国书的同时，大规模的求神拜佛活动早已拉开了帷幕。

本来文永六年（1269）是后嵯峨上皇的五十岁大寿之年，对古代日本人来说，能活到五十岁，哪怕贵为天皇，也是值得好好祝贺一番的大喜事。庆祝活动的准备工作早在前一年就已经着手，但现在看来是不行了，蒙古人搅局来了。

古代日本人从中国引进了天人感应思想，而且貌似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更强烈的自我批判精神。日食月食啦，水旱灾害啦，天上有扫把星飞过啦，有陨石掉下来啦，凡此种种自然灾害或者自然现象，都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如果有外敌入侵，那一定就是朝廷政治失德、天神震怒的表现。既然如此，你还庆贺什么生日？还不低调、低调、再低调，赶快祈求神灵息怒吧！

二月十五日，朝廷向贺茂神社进献了神马（不清楚这个神马到底是神马东西）和御剑，祈求当年化身八咫乌带领神武天皇平定大和国的神灵贺茂建角身神能够再次显灵消灭外敌。

二月二十五日，朝廷派遣奉币使到“二十二社”献币，这个奉币使是日本朝廷遭遇重大天灾人祸时派遣到二十二所大神社进献物品的专使。

三月上旬，朝廷下令全日本的所有寺庙、神社每个月集体祈祷一次，希望通过这样的祭祀，提醒丹生明神、八幡神、不动明王等日本神话中的战神能够不懈怠于战斗。

四月十三日，朝廷派遣敕使到伊势大神宫祈求天皇家族的祖先神天照大御神降福于他的子孙，帮忙击退强敌。

到了十月，后嵯峨上皇觉得光是不举办生日庆典还不足以赎清自己的罪恶，干脆就在大觉寺出了家，成为法皇，祈祷以一己之身代替国家承受上天的惩罚。

此外，他还举行炽盛光法和五坛大秘法等规模空前的大法会，以求神佛镇护国家。

日本朝廷搞这类封建迷信活动可谓“尽职尽责”，几乎月月都有，直到二十多年后的永仁年间还有派遣大臣到神社祈祷“异国降服”的相关记载，而那时候的元朝应付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都已经自顾不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