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用兵日本——首鼠两端

王淐二月刚回到江华岛，蒙古使团三月就撵着屁股跟来了。

蒙古的北京路总管于也孙脱和礼部郎中孟甲带来了忽必烈给王禃的命令，主要内容还是上一次当面把王淐骂得狗血淋头的那几件事，但这次语气颇为和缓，态度也很诚恳，跟高丽君臣谈起了辩证法——“虽然你总是找借口骗我，但如果我假装被你骗住了而不说出来，那就是我在骗你了（卿之事朕率以饰辞见欺，朕若受其欺而不言，是朕亦不以诚遇卿也）”。末了，忽必烈热情邀请李藏用和金俊这两位高丽的文武首领亲自到上都走一走——高丽国王兄弟二人太不老实，不如直接找两个说话算数的大臣过来问问情况吧。

李藏用去了。

不仅去了，还当面对忽必烈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答复。当然，与其说是答复，不如说是敷衍，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只是说“我们尽力而为”。到底有没有尽力而为，只有高丽人自己知道。

在上都期间，他与忽必烈围绕高丽出兵助战这个问题留下了一段有趣的对话，通过这段对话，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高丽与蒙古之间颇为微妙的关系。

“我让你们出兵助战，你们也不说到底出多少兵，老是模棱两可地糊弄我。王綧（高丽王族，永宁公，资深人质）说你们有五万，那你们留一万保护都城，派四万来助战吧。”

“我国哪有五万人啊，王綧说的不是真的。如若不信，请派人和王綧一起来清点一下嘛。如果真有四万，我甘愿受罚，否则请处罚诬告者。”李藏用在心里暗暗把王綧骂了何止一百遍。

“算了，你回去速速把军队的真实数目报过来，否则我就不客气了。”忽必烈并不想和李藏用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但李藏用想把这个事情说透，“我国过去确实是有五万军队，但三十年来，因为打仗、瘟疫都死得差不多了。虽然也有百户、千户这样的官名，但都是徒有虚名，实际上没那么多兵。”

“难道光有死的，没有生的吗？你们高丽也有女人吧？怎么可能没有生的？”

“谢谢，承蒙您的恩惠，停战以来出生的人现在才只有十岁。敢问陛下出兵意欲讨伐何国？”李藏用发扬了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

“普天之下，尚未臣服的也就南面的宋国和东海之中的日本了。在我眼中，我蒙古和你高丽现在是一家，你们有困难我会帮助你们，我讨伐不臣之国你们也应该出兵助战才是。你回去跟你们国王说，我要他建造渡海战舰一千艘，每一艘都要能够搭载三四千石粮食。”

“造船的事情，我怎么敢不接受命令呢？但哪怕把我们那儿的山都砍秃了，也没有那么多木材呀！即便是凑够了那么多造船的木材，也找不出那么多造船的工匠啊，要赶上您的期限恐怕……”

忽必烈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那我给你讲个不久前的故事吧。过去河西王向我爷爷成吉思汗请和，并献上了自己的女儿，还说，‘如果讨伐女真和回回，我一定出兵效力。’后来真到了讨伐回回的时候，让河西王出兵，他竟然不理睬，大汗就把他给灭掉了，这事你知道的吧？”言下之意就是阳奉阴违没有好下场，咱家最恨说话不算话的人了，从我爷爷那辈儿起就这样。

忽必烈接着说道：“我听说从你们那儿到宋国，顺风的话两三天就到了，到日本则朝发而夕至，船上装着米，海里可捕鱼，难道不行吗？”

“小臣不敢争辩了，还请陛下派人去看看就知道了。”

从忽必烈与李藏用的对话中你看出了什么？没错，能推就推，能拖就拖，其实这也就是高丽对蒙古的基本态度。当然，李藏用所说的或许都是实情，但至少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高丽人对蒙古人的这些事儿完全积极不起来。

至于金俊嘛，他没去，不想去，也不敢去。

金俊怕见忽必烈到了什么程度？用“抓狂”这个词来形容一点儿也不夸张。不能去啊，怎么办？他有个部下叫车松佑，给他出主意了。不想去？容易啊，杀掉蒙古使者，咱们再跑回海上去，蒙古人不就拿咱又没辙了吗？

好主意！金俊跑去跟王禃说，王禃吓了一大跳，坚决不干。

怎么办？车松佑自有一套说法：龙子龙孙又不是只有王禃他一个人，还有别的王室宗亲嘛，更何况当年太祖爷起家的时候不也就是一个将军吗，有啥关系？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耳”，明摆着就是要鼓动金俊造反。

金俊虽然胆大，但这事儿他还真压根儿没想过。

既然不能革了王禃的命，又担心蒙古来追究他不听命入朝的事儿，怎么办？既然啥都做不了，不如就啥都别做——金俊干脆请了一群和尚到家里来做法事，只求个安心，吃得下睡得着就行。

我们再来说说前面那位捧着蒙古国书和高丽国书到日本的潘阜吧。整整五个月了，被关在大宰府的鸿胪馆里，不允许上京，也不给个回信，除了吃饭不用担心之外，几乎没人答理，和坐牢也没啥两样。他找大宰府方面催了很多次，得到的答复总是说——上面还没消息呢，等着吧。

好不容易终于等来消息了，幕府的态度却是——回信就不给你了，你送来的东西还是自个儿带回去吧，拜拜！

又是空手回来的？什么情况？自家的孩子自己抱，还是你自己当面去跟忽必烈大汗说去吧。风尘仆仆刚回到江华岛的潘阜又不得不马不停蹄地跑去上都。

这正是至元五年（1268）的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