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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用兵日本——赵良弼的努力

历史大观园 历史故事 2020-06-14 12:24:36 0


让我们把时光稍稍倒退到三年之前,也就是至元七年(1270)的十二月。在这个月,忽必烈第四次派出了诏谕日本的使团,团长名叫赵良弼。

其实赵良弼本不姓赵,姓术要甲,女真人,家里世代都是金国的武将,他老爸赵悫、大哥赵良贵、二哥赵良材和大侄子赵谠都是在金国与蒙古打仗的时候战死的。家中的男性唯独他改了行,学了文,还领上了蒙古的薪水。金国被蒙古灭亡以后,赵良弼仕官于蒙古,在内政方面显示出了很高的才能。特别是在忽必烈争夺汗位的斗争中,他总能不失时机地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为忽必烈成功取得汗位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三次诏谕日本都劳而无功的忽必烈开始有心经略日本,但经济凋敝的朝鲜半岛绝对不是一个可以支撑东征大军长期海外作战的后方基地。善于治理内政,尤其擅长组织农业生产的赵良弼被忽必烈作为救火队员从已经步入正轨的陕西调到高丽,任命为屯田经略使。忽必烈勉励他好好工作,务必带领当地驻军和人民群众把地里的庄稼种好,为讨伐不给面子的日本做好后勤部长。

一直在陕西任劳任怨地带着屯田军民种了十几年粮食的赵良弼这一次竟然撂挑子不干了,他主动向忽必烈申请去完成一项更富挑战性的任务——诏谕日本。

如前所述,诏谕日本这一任务此前已经有三拨人去试过了,迄今为止成功的记录还是零。黑的、潘阜都失败了,凭什么你赵良弼认为自己就一定有把握搞定这事儿?忽必烈不同意,赵爱卿你都年过半百啦,还是歇着吧。

赵良弼很执著,缠着忽必烈申请了好几次,史书记载“良弼固请”。

既然你执意要去试试,那好吧,就给你一个机会。忽必烈经不住赵良弼的再三请求,终于还是答应了。

为什么赵良弼如此热衷于通使日本这个别人避之而唯恐不及的烫手山芋呢?要分析他的动机,就得先来看看他以前的行事方式,正所谓“听其言,观其行”。

忽必烈攻打南宋期间,赵良弼在江淮安抚使任上曾下令严禁士卒焚烧民房、杀害降民,“所至宣布恩德,民皆安堵”,在每攻取一地便要大肆烧杀抢掠一番的蒙古军队中,他麾下的军队却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可谓文明之师。因此,我觉得赵良弼毛遂自荐揽下诏谕日本的任务或许正是为了以一己之力避免一场生灵涂炭的战争吧。

赵良弼并没有接受高丽屯田经略使的官职,他这时候的官职还是陕西宣抚使。去日本搞外交的时候挂着个陕西宣抚使这样的地方官头衔显然有点莫名其妙,于是忽必烈给了赵良弼一个掌管经籍图书的京官头衔——秘书监,至少在与日本人交涉的时候日本人会明白他是代表元朝的中央政府,而不是陕西行省。

“你还有什么要求吗?”临行前,忽必烈问赵良弼。放在今天,这句话怎么看都像是对判了死刑并且要被立即执行的死刑犯说的,而在当时,出使日本也确实是件需要以命相搏的事情,比判死刑也轻松不了多少——身处乱世,走在大路上都可能会被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强盗劫财害命;也可能会在途中被高丽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他们以前并不是没干过这种勾当;在海上,招呼都不打,说来就来的狂风巨浪随时可能把他们抛到海里喂鱼;哪怕是顺利到达日本,被群情激愤的日本人捆起来砍头也不是没有可能。

“我父兄四人,虽然都是为了金国而死的,但好歹是忠臣,陛下能不能让翰林院的大作家给他们写个碑文?我哪怕是死在外边,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这就是赵良弼的“遗言”。

忽必烈欣然同意了赵良弼的要求,而且还十分慷慨地对他说道:“我给你三千兵马路上当保镖吧。”

“三千兵马就算了,免得把人家吓着。”赵良弼想了想说道,“我只带几个随从就行了。”

赵良弼清楚,凭三千兵马能干成什么?诏谕不成的话这三千兵马就能把人家日本给打下来?赵良弼是去搞外交的,搞外交带多少人合适?照我说,要么带三十万人去,要么就带三十个人好了。考虑到那个年代跨国旅行可坐不了飞机,乘不了火车,加之旅程漫长,还得有人在路上背粮食,扛行李,还得有几个保镖对付对付沿途的小毛贼,三十个人应该差不多了。

数日之后,赵良弼仅仅带着24个随从就出发了。加上后来高丽跟着去的陪臣、译员、水手等等也仅百十来号人。

赵良弼一行抵达日本的时间各方记载都不相同。根据《元史》的记载,赵良弼使团于至元八年(1271)九月十九日抵达日本的金津岸边,提前得到消息的当地武士在岸上列队欢迎,咦,怎么不太像是前来欢迎的队列,每个人都扛着刀枪呢!赵良弼连忙登岸表明身份——休要动手,我们是来搞外交的。

这个金津是什么地方呢?现在在日本倒是有一个叫金津的地方,不过在福井县,也就是当时的越前国。显然,赵良弼一行人所乘坐的船是在北九州靠岸的,并没有到越前,所以我推测《元史》所记的“金津”应为筑前博多附近的今津才对。

他们上岸的时候正好是晚上,既然是来搞外交的,那么就请先到宾馆休息一宿,等天亮了再说吧。日本人把他们引到一间馆舍里住下。

住是住下了,可房子周围整夜都有日本人大呼小叫,还夹杂着金属碰撞的声音,像是有人在舞刀弄枪。到底还让不让人睡觉了?随从们都很慌张,这些野蛮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不会是要放火烧房子吧?众人之中,唯独赵良弼很淡定,“凝然自若”。

天亮了,使团一行惊恐地发现他们已经被全副武装的日本人团团围住了。

“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大国使者的吗?日本不是自称素知礼仪的小中华吗?”赵良弼虽是文臣,但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武将世家的血液!

其实他不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死亡威胁。那年他还是陕西参议,有个叫费寅的四川人诬陷陕西四川宣抚司的宣抚使廉希宪和宣抚副使商挺蓄谋反叛,还把赵良弼拉出来说他可以作证。忽必烈把赵良弼喊去问话,赵良弼一听这事,眼泪就下来了,说道:“我和廉希宪、商挺共事多年,两人都是久经考验的好同志啊,绝对没有这种想法,你不信我可以把心挖出来给你看。”忽必烈没有杀他,可也没有完全相信他的话。到后来,益都行省李璮暗通南宋反叛失败被杀,从其岳父王文统家中搜出与廉希宪、商挺的往来书信以后,忽必烈更对廉、商二人有心反叛深信不疑。赵良弼却还是“不识时务”地帮二人说话,正在气头上的忽必烈真想割掉他的舌头。赵良弼到这份儿上了还是不改口,哪怕是死也一口咬定廉、商二人是大大的忠臣。忽必烈不信任廉、商二人,但绝对相信赵良弼的忠诚。一个对自己如此忠诚的人哪怕豁出性命都要保护的人会背叛自己吗?至此,忽必烈终于相信了他的话,杀掉了诬告者。

那一次如果被忽必烈杀掉显然是属于冤死,冤死尚且不怕,难道还会怕你日本人搞这样的小动作?我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要杀要剐就来吧,虽死无憾,死得其所!

“既然是通使,那么请把国书给我吧。”掌握大宰府实权的少弍资能说道。

“必须要见到你们国王以后我才会拿出来。”赵良弼的态度很坚决。

“自古以来,所有的外国使者就从来没有一个人到过大宰府以东,现在你们来了不把国书拿出来,我凭什么相信你能够代表皇帝?”少弍资能也很坚决。

“隋文帝派裴世清来,你们国王曾经亲自到郊外迎接,唐太宗、唐高宗的使臣也见过国王,你们单单不见我朝的使臣吗?”显然,赵良弼来之前没少做功课。

大宰府始终不放赵良弼一行东行上京,只是三番五次地到使团住地索要国书正本,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胁,还放出狠话说:“大将军派兵十万来求书如何?”对此,赵良弼仍然很坚决:“不见你们国王,就是把我头砍了,国书也不会给你们。”少弍资能说不过赵良弼,也没有别的办法,而且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多,反而越发地敬重起赵良弼的为人来,用《元史》的话来说是“太宰官愧服”。

另一方面,日本方面对赵良弼这种赶不走、杀不得,还拒不交出国书,执意要见国王的人也颇为头痛。如何处置他们?意见分歧非常大。有人说,你们瞧赵良弼那一伙人每日徘徊于筑紫沿海侦察军事要地,船舶港湾、海岸险易、扎营地点、进退路线等等,可谓无微不至,又常刺探当地军政情况,活跃得很啊,如果不想予以答复的话,逐回使节等于是放虎归山,干脆把他们全砍了,一了百了。

尽管如此,可毕竟两国尚未处于战争状态。日本人虽然蛮横、顽固,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一般常识还是知道的。

来而不往非礼也,即使是拒绝通使称臣的要求,日本朝廷仍然想对蒙古国书予以答复。长于汉文写作的菅原长成受命根据廷议的结果在上次写给蒙古但由于幕府阻碍而未能发出的回牒上略作修改,作为此次的正式答复。

菅原长成的回牒中虽有“蒙古之号,于今未闻”和“不顾由绪,欲用凶器”的文字,对蒙古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进行揶揄,并对蒙古的武力威胁予以谴责,但并不想进一步刺激蒙古,而是希望通过文书往来劝说蒙古打消动兵的念头,所以才说“圣人之书,释氏之教,以济生为素怀,以夺命为黑业”,并劝说蒙古要想真正成为“底德仁义之境”,就不要成为发动战争的“民庶杀伤之源”。当然,最后针对他们最耿耿于怀的那句“以至用兵,夫孰所好”进行了强烈的反弹——“故以皇土永号神国,非可以知竞,非可以力争”——日本是受到天神佑护的神国,靠计谋和武力是无法征服的。

要打我也不怕,不过在开打之前,你们最好考虑清楚!

朝廷如此态度强硬的回牒,幕府仍然予以搁置,继续秉持不予理睬的态度,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不值得回应”,让人不得不怀疑幕府采取这一态度的出发点——或许幕府的考虑并不仅仅只是针对蒙古的强硬,而是想通过主导对蒙外交,借机向一直以来由朝廷把控的外交领域渗透。

上面的态度已经十分明显了,继续让赵良弼等人留在大宰府晃荡下去自然多有不便。至元九年(1272)正月,少弍资能遣人将他们送到了国境线边上的对马岛暂时安顿。

在对马岛,赵良弼才从往来于对马与高丽两地的高丽人口中得知,在头一年的十一月,祖国的国号已经由大蒙古国变成了大元,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一时众人欷歔不已,颇有“此间只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觉。

其实赵良弼和少弍资能之间是能够找到共同语言的,因为两国之间变成这样的局面是他们两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对赵良弼来说,出使任务没有完成,于公于私都无法交代——日本仍然态度坚决地抗拒通使称臣的要求,此时回去复命,除了再一次提升忽必烈对日本的愤怒值,对事情的解决没有丝毫帮助,自己为了平息战祸而主动请缨渡海前来的所有努力也将付之东流。

对少弍资能来说,幕府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非常有可能引发与元朝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异国大军前来之时,大宰府自然首当其冲,自己全家老小身家性命和基业田产可都在这里呀。

少弍资能找到赵良弼,私底下想了个办法,希望这样可以平息忽必烈的怒火,把这事儿给稀里糊涂混过去。

至元九年(1272)二月,赵良弼使团的书状官张铎回到中都(同月改名为大都),拜见忽必烈,不仅带回了赵良弼的最新报告,还带回了十二个货真价实的日本人(《元史》记载是二十六人)。

在犒劳张铎一行舟楫劳顿的欢迎宴会上,张铎按照赵良弼教给他的说法替日本前面多次的桀骜做法向忽必烈进行了解释:“去年九月我们到了太宰府西守护所,日本人说以前都是被高丽人给骗了,他们老是威胁我们,说皇帝陛下要派兵来打我们,要把我们赶尽杀绝。现在才知道皇帝好生恶杀,十分仁慈。但是由于日本的都城实在是太远了,所以大宰府就先派这十二个日本人跟着来回报天朝。”

人人都说日本是弹丸小国,国都距离大宰府再远,能有多远?更何况这伙人连正儿八经的国书都拿不出来,哪能充什么日本国使?忽必烈自然是不相信,召来姚枢、许衡等智囊征求意见。

姚枢、许衡等人认同忽必烈对“日本使者”身份的怀疑,认为日本方面是害怕我们出兵,所以才派出这伙人来探听情况,并建议忽必烈对他们示以宽仁,但不要亲自接见。忽必烈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其实,哪怕是姚枢、许衡不提这样的意见,忽必烈也一定不会接见他们。此时的忽必烈正忙着新帝国的组织架构改革和军队指挥关系调整这样一些更为紧迫和重要的事情,而且这批所谓的“日本使者”也拿不出任何可以证明自己合法身份的文书牒状,大有私自组团来中国混吃混喝之嫌。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别以为随便弄几个日本人来,我就得像见了宝似的供着,上次招待那俩什么二郎,我只是要表明希望和平解决的姿态。那叫作秀,懂不?这次我都已经磨好了刀,造好了船,就等找个顺风的日子过去修理你们呢,难道还会带着你们再一次集体游览万寿山吗?

忽必烈大手一挥:“不见。”并要求中书省迅速将他们遣返。

在赵良弼给忽必烈的报告中称,日本方面对元朝大军屯驻金州十分紧张,认为元朝是在搞假外交、真备战,赵良弼开展工作十分困难,希望皇帝陛下能够考虑考虑把这些军队给调走。

早已对和平解决日本问题失去了耐心的忽必烈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只是要他告诉日本方面,驻军金州是为了讨伐耽罗岛上的三别抄,只是暂时的,绝对没有要打日本的意思,尽管放心好了。

要忽必烈撤军是不可能的,此时的元朝屯兵金州有三点好处。

其一,可以监视虽上表称臣却阳奉阴违的高丽。在林衍之乱中,由于高丽边将崔坦等人的背叛,半岛西北部包括西京(今平壤)在内的大片国土已经内附,成为元朝的直辖领地东宁府,接下来增强对半岛东南地区的控制,自然就成了现实的政治需要。

其二,便于进攻三别抄的最后基地耽罗岛。三别抄既反“贪官”,又反“洋人”,对本国的合法政府和元朝的外来统治一概要推翻。消灭他,既能示恩于高丽王室,又能清除半岛上的抵抗力量。对大元帝国来说,可谓一箭双雕。在这一点上,忽必烈没有欺骗日本人。

其三,有利于征讨日本。无数次的遣使诏谕都无功而返,甚至连回信都不给一封,传檄而定的梦想早已破灭。事已至此,不好好修理你一顿我大元帝国颜面何存?金州是朝鲜半岛渡海前往日本的最佳出发地,待我捏死三别抄这只臭虫,下一个倒霉的就是你!

此后,赵良弼于三月再次从对马前往大宰府,仍然要求前往京都面见天皇,送交国书,其结果可想而知。历史上通常将这次诏谕视为第五次诏谕,但我认为其实这仍然应当算是第四次诏谕。

至元十年(1273)五月,也就是忻都、洪茶丘、金方庆等人彻底讨平耽罗的同月,滞留日本大宰府长达一年的赵良弼终于怏怏地回到了大都。他将自己在日本滞留期间用心收集的珍贵情报向忽必烈进行了详细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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