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用兵日本——大中华与小中华

前面说过，当时日本的外交大权尚在朝廷。但这一次，年轻的幕府执权无视长期以来形成的惯例，把朝廷的意见完全晾在一边，面对蒙古的威胁作出了不予答复的决定。日语里面有一个形象的词语来描述这一态度——“默杀”。

幕府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却并没有详细说明理由，有书可查的唯一一句解释是“牒状之体无礼”。难道仅仅是因为蒙古国书里有“以致用兵”的威胁性句子，日本当局马上就像打了鸡血一般兴奋起来了吗？

北条时宗只有十八岁，但并不能就此认定北条时宗如此强势甚至于蛮不讲理地处置蒙古国书是因为他年少气盛。纵然北条时宗是“初生牛犊不畏虎”，但他的参谋班子可是一群政治上相当老辣的中老年智囊——辅佐他的副职连署北条政村六十三岁，被称为“评定众”的高级武士名越时章五十三岁，金泽实时四十四岁，北条时房四十六岁，另外几个参与幕政决策的有力御家人二阶堂行义六十五岁，二阶堂行纲五十二岁，二阶堂行忠四十七岁，小田时家六十八岁，佐佐木氏信和中原师连四十八岁，三善伦长五十八岁——团队的年龄结构并不年轻，平均年龄超过53。8岁。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差不多都已接近法定退休年龄，作为领导来说，也差不多该退居二线了。以这样的年龄，意气用事而作出草率鲁莽的决定，显然不符合这些一辈子都生活在尔虞我诈、时时刻刻都命悬一线的武士集团首脑的性格。他们也绝不会眼睁睁看着年轻的北条时宗瞎胡闹而无动于衷。必然，北条时宗的态度，或者说镰仓幕府的态度，也就是他们的态度，至少是他们内部在充分博弈之后所形成的统一意见。

日本人虽然在后来给蒙古的返牒中轻蔑地称“蒙古之号，于今未闻”，但其实从高丽人和南宋人的口中应当是有所了解的。在几乎同时代形成的编年体历史物语《五代帝王物语》中对蒙古就有如下记载：“蒙古国原为契丹国统治下的鞑靼国，四处征战，扫平诸国，连大宋的三百余州如今也只剩下六十余州，高丽也向其俯首称臣。”从这段话来看，作者除了错把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当成了女真人建立的金国之外，基本认识还是准确的，并且对蒙古在军事上的凶悍程度应该也是有所了解的——繁荣富庶的大宋王朝三百余州都已经失陷了大半，只能偏安一隅，苟延残喘。

尽管如此，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执意以最坚决的态度拒绝蒙古人的一切要求，这又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缘由呢？

必然是对蒙古的强烈反感甚至憎恨。

那又是什么原因使得日本对蒙古如此反感或憎恨？对高丽的态度又是如此轻蔑？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深入到当时日本人的内心深处去寻找答案。

在新航路开辟之前的世界，人类基本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自然地分成几个大的文明区域，这些区域里面的人们几乎都认为自己所在的区域就是整个世界。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就是这种自成体系的若干区域中的一个。

中华文明在东亚地区这些文明中起源最早，文明程度也最高，因此形成了以中华为中心，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周环伺的政治文化格局，也就是“大中华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君权天授的华夏天子，德化四夷，而四夷也归化中华，向中华天子朝贡称臣。这一体系对身为“东夷”的朝鲜半岛政权和日本列岛政权的影响尤其巨大。

但是，古代的朝鲜半岛政权和日本，除了在与中原帝国交往的时候承认自己“夷”的身份之外，对周边各国（族），又以“小中华”自居，全盘山寨了中国的华夷体系，争当东亚文明圈里的“二老板”。

例如，朝鲜半岛政权把北部的女真人和南部的日本人分别视为北狄和南蛮，由于其东面是大海，西面又是中国，因此他的周边四夷无法全部一一找到对应。加上真打起来又打不过女真人和日本人，因此他的“小华夷体系”根本无法落实，只能停留于内部意淫的状态。

日本也克隆了这套华夷体系，将东北地区的阿伊努人称为虾夷，将东南的隼人、土蜘蛛及附近岛屿上尚不开化的土著居民称为南蛮，将朝鲜半岛政权视为戎狄。

虽然在朝鲜半岛国家的“小华夷体系”里面，日本也被视为蛮夷，要向他们称臣朝贡，但在朝鲜半岛政权与日本的这种两个“小中华”的华夷之争中，无论是处于分裂状态的高句丽、新罗、百济还是后来统一的高丽，始终处于下风。在日本人的心目中，高丽就是日本的“西番”。例如，公元1079年十一月，高丽国王文宗中风，致书日本寻求良医，被大宰府断然拒绝，而拒绝的理由就是文宗这封信自称圣旨，“非番王可称”。大宰府在回信中不但拒绝了医疗援助的请求，还把高丽教训了一番，要高丽好好反省。

接受汉文化程度高于蒙古的高丽尚且被日本人视为夷狄，那突然发迹于茫茫大漠之中的蒙古人在日本人心目中自然更是夷狄之中的夷狄了。

直到蒙古人建立的中原正统王朝——元朝灭亡之后多年，蒙古人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仍然是夷狄的形象。

明朝洪武三年，日本正处于南北朝对峙时期。南朝的怀良亲王还对明太祖朱元璋派去通使的人说道：“吾国虽处扶桑东，未尝不慕中国。惟蒙古与我等夷，乃欲臣妾我……”——在中国面前我甘当小弟，但蒙古和我日本都是夷狄之国，还想爬到我头上去？

除了移植自中国的华夷思想以外，以民族优越感为基础的神国思想也随着日本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形成。

平安、镰仓时代的日本人受佛教影响，认为世界由天竺（印度）、震旦（中国）和日本三部分组成，天竺居于正中，震旦在天竺一侧，而日本仅仅是世界最边缘上的“粟散边土”而已。随着东亚大陆传入的佛教与日本本土的原始宗教神道教相融合，又逐渐产生了所谓佛与菩萨皆是日本诸神“本地垂迹” ^[1] 的说法，于是虽然是边土小国，却是神的子孙，受诸神保佑，是神的国度。

日本人由自卑走向了自负。

神国思想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日本人在与蒙古、高丽交涉时的优越感，强化了藐视他国的心理，以至于在《八幡愚童训》中还出现了“蒙古，犬之子孙；日本则神之末叶也。贵贱相别，天地悬隔也。神明畜类何及对扬？”这样的句子。蒙古人在日本人眼里都已经是“犬之子孙”了，还能指望日本人乖乖地俯首称臣吗？

此外，镰仓幕府对蒙古采取强硬的立场，应该也与幕府的尚武思想有很大关系。

幕府以将军为核心，将军则是武士群体的代表，而武士是靠刀枪、弓箭和甲胄，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混饭吃的职业战士。培养尚武的社会风气，不仅有利于防止武士阶层的堕落和战斗力的下降，也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武士的社会地位。

镰仓武士提倡“弓马之道”，重视弓术与马术训练，常常组织“远笠悬”“小笠悬”等骑射比赛，奖赏成绩优胜者，鼓励年轻武士提升技艺；也经常比赛角力，培养武勇精神。蒙古遣使前后的日本，自视为“武道之国”，已经到了非常自恋的程度了。幕府的顾问——禅僧东严慧安在阅读蒙古国书之后对蒙古遣使日本的目的进行了一番十分滑稽而荒唐的分析：

蒙古人懒惰傲慢而贪婪，常常想着统领阎浮提 ^[2] ，主宰世界。但理想与现实总有差距，蒙古缺少勇健的武士（其实恰恰相反，蒙古也盛产高质量的战士），听说日本人武艺超群，弓箭技术一流，甲胄连鬼神都害怕，虽然因为尚武而君不君，臣不臣，时不时弄个“下克上”，搞得国家乱七八糟，但如果能够通过征服日本获得日本的军队，用来降服唐土和天竺就完全没有问题了。蒙古人善于计谋，日本人善于打仗，联合起来就天下无敌了。（此国谋计大，彼国武骨胜，彼此合力，不降何国？）

他认为蒙古一定是听说日本武力强大，但国家混乱，才打算降服日本，借日本军兵降服中国和天竺，进而称霸天下。

由此可见，此时的日本人对自身武力已经到了何等自信的程度。

在精神层面，对作为军神的八幡神的信仰在当时也越发流行。八幡神即历史上的应神天皇，是神功皇后征讨三韩的时候立下赫赫战功的军神，本来作为源氏家族的家神而受供奉，但此时已然成了武士们共同信仰的战神。

华夷、神国、尚武三种思想意识交织在一起的日本，自然不把蒙古、高丽放在眼里，断然拒绝蒙古通好的要求，甚至回信都不肯回也就不足为奇了。

[1] 本地与垂迹并称。又称本迹，谓菩萨为教度众生，由自己实身变化诸多分身，垂世的度化众生；实身为本地，分身为垂迹。

[2] 佛教世界观中须弥山四方的四洲之一，即位于南方的南赡部洲，为人类所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