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用兵日本——紧张的幕府

光会说狠话可不行，还得有硬实力，既然不惜与蒙古一战，那就得确确实实地做好准备。

古代日本有可能受到军事威胁的主要方向是北面和西面，而东面和南面都是浩瀚无边的大洋。北方阿伊努人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日本史书上所记载的所谓毛人国也不过是一个个处于分裂状态的阿伊努人部落而已，始终处于被日本压制、驱赶、同化的境地。那么真正能对日本构成实质威胁的只能是西方。

其实针对这一方向的军事准备，日本也并非毫无基础。单就硬件设施来说就有位于大宰府附近的卫城群和位于丝岛半岛的怡土城。

公元七世纪中叶，位于朝鲜半岛东部的新罗王国引大唐帝国为外援，在半岛的三国博弈中逐渐取得优势。半岛南部的百济王国联合正在半岛最南端发展殖民势力的日本共同对抗唐朝和新罗。大唐龙朔三年（663），日本、百济联军在白村江之战中被唐朝、新罗联军大败，百济随后灭亡，日本势力彻底退出朝鲜半岛。

因为担心唐新联军乘胜追击从博多湾登陆，攻击大宰府，当时在日本朝廷中掌握实权的大中兄皇子于白村江之战的次年就在大宰府以西修筑水城，然后又在流亡日本的百济人忆礼福留和四比福夫的主持下在博多湾至大宰府一线修筑了大野城、基肄城等一系列朝鲜式山城，从而构成了一个卫城群体，拱卫大宰府。

怡土城的筑城年代相比要晚一个世纪。天平宝字二年（758），出使渤海国归来的小野田守第一个将大唐帝国爆发“安史之乱”的消息详细地向朝廷进行了汇报。这时，朝廷想起了四年前贬到大宰府去当大宰大弍的吉备真备。在消息传递极为缓慢的那个时代，其实这已经是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的第四年了，当时安禄山已经被杀，史思明又重新占领了洛阳，建国号大燕。当然，对这一切，当时的日本方面并不知情。

朝廷给大宰府的敕令中这样写道：“安禄山只不过是个凶恶粗俗的番人，必败无疑。他被大唐打败以后有可能会渡海东遁，危害日本。希望大宰府的吉备真备预先做好防备，哪怕是敌人不来，也应当备战不懈。”

这位吉备真备可是中日关系史上的名人——两次西渡大唐（一次是作为留学生，一次是作为遣唐使），在唐学习时间长达十八年，与阿倍仲麻吕（阿倍在中国名气更大，汉名晁衡，官至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是李白的朋友，终生没回日本）是同学，还促成了有名的鉴真东渡。

其实早在两年前的天平胜宝八年（756），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二年，吉备真备就已在筑前国丝岛半岛的高祖山上按照唐朝的工艺和样式修筑了怡土城，想必他通过某些渠道已经提前知道了中原战乱的情况。

当年为防范唐新联军和安史叛军所修筑的怡土城和水城在五百年后发挥出了让人始料不及的作用。

要来的，早晚还是会来。

一接到蒙古国书，幕府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军事调动。

文永五年（1268）冬，幕府向控制濑户内海进京水路要冲的讃岐国御家人发布了针对蒙古入侵的警戒令，并派已经六十八岁的老将北条有时出任讃岐守护。这个北条有时正是连署北条政村的四哥，关键时刻，还是自家人放心啊。

幕府的备战活动在文永八年九月至文永九年初这段时间达到高潮。幕府不断发布指令，提醒西国各地的武士，蒙古可能来袭，务必时刻防范。同时，幕府向东国的武士发布命令，要求在西国拥有领地、庄园的东国御家人尽快举家搬迁到西国领地去，即所谓“下向”。幕府的统治中心在东国的镰仓，所以以东为上，以西为下，举族西迁自然就被称为“下向”了。许多遥领西国地区的朝廷官职和幕府役职的公卿、武士，虽然实际居住在京都、镰仓，但也被命令尽快赶往相应地点赴任，即所谓“就国”。

幕府针对蒙古可能的入侵所进行的防御准备主要集中在北九州地区，尤其以博多湾和关门海峡两岸为重点，但也并不局限于此。除了命令镇西的武士严加防范外，幕府还命令山阴道石见国和山阳道长门、周防、安芸等国以及南海道诸国的御家人也加紧做好战斗准备。不仅听命于幕府的地头御家人被动员了起来，连不属于御家人的各地豪族武士也在保卫朝廷的大义之下被动员了起来，甚至还从朝廷那里获得了动员寺院僧兵和寺院、公卿所领庄园土地上的人力、物力的授权。由此，幕府对西国地区的控制力进一步强化，而在此之前，幕府对这些地方的渗透遭到过来自朝廷、寺社和地方豪族的强力抵制。

当然，除了采取切实的军事措施之外，幕府也同样向神灵寻求支持。

不管你信仰的是上帝、真主还是如来佛祖、玉皇大帝，人总得有点信仰，特别是准备上战场拼命的时候。美国的战争大片里面经常出现这样的镜头，临出发了，随军牧师从一个个半跪在地上的美国大兵身边走过，抚摸他们的头，捧着《圣经》带他们一起祷告，用宗教来抚慰他们紧张不安的心灵。我们的革命电影里面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大战将至，政委或指导员站在台上，镜头拉近来个特写，台上的演讲者必定怒目圆睁，呈满腔怒火、苦大仇深状，义愤填膺地对台下站得整整齐齐的革命士兵说：“同志们，打倒反动派的时候到了！”此刻台下必定掌声雷动，群情激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