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传——高门贱子

大约是东汉灵帝熹平五年（176）的暮春时节，中原大地黍稷离离，草木葱葱。

从兖州东郡濮阳县（今河南省濮阳县），通往豫州汝南郡汝阳县（今河南省周口市西南）的官道上，一队车马正在向南疾驰。

濮阳距汝阳有六百里之遥。这队车马三天前自濮阳出发，一路晓行夜宿，已经赶了五百多里的急路，现在即将进入汝南郡的郡界。

这队车马的主人，是一位已满二十岁的青年官员。他身高约有七尺五寸（合今一米八左右），容貌英俊，风度翩翩。他骑在领头的一匹纯白塞外骏马之上，也不与左右十余名侍从言语，只是不停地挥动手中那柄镶金嵌玉的马鞭。

官道上的行人望见这队威风凛凛的车马，都远远避在路旁观看。目送着远方腾起的黄尘，一些见多识广的老者向路人说道：“是袁家公子回老家奔丧来了！”

所谓袁家公子是谁？他风尘仆仆赶回老家又是奔谁的丧？且听一一道来。

这位青年官员姓袁，名绍，字本初，就是这豫州汝南郡汝阳县人氏。东汉以来，讲究门第阀阅之风日益盛行。而门阀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先世的官位是否连续和显赫，同时也兼及家学渊源，特别是儒学渊源如何。这汝南袁氏，则是当时数一数二的高门名家。论其先世官位，袁家先祖有四代人做过三公，至于充任三公以下职务者简直多不胜数。所谓“三公”，即太尉、司徒和司空的简化性统称。东汉光武帝刘秀称帝之后，为了防止王莽那样的权臣威逼皇权，便废除了秦、西汉二朝实行的丞相独自执政制度，改行三公联合执政的办法，从而避免丞相控制朝权一人独大。作为中央政权最高一级的执政大臣，三公均有各自独立的办公府署，而府署中的幕僚或办事人员，均由三公本人自行选择任命，无须经过中央铨选机构的批准，这在当时叫作“开府自辟掾属”。袁绍的高祖袁安，曾任三公之中的司空和司徒；袁绍的曾叔祖袁敞，曾任司空；袁绍的祖父袁汤，曾任司空、司徒和太尉；袁绍的生父袁逢，曾任司空；袁绍的叔父袁隗，曾任司徒。由于有四代共五人做过三公，所以称为“四世五公”，而曾在袁氏三公府署中任职的部属，以及受过他们援引识拔的后进，数目相当惊人，史称是“门生故吏遍于天下”。

要论家学渊源，汝南袁氏亦有值得骄人的光辉。自袁绍高祖袁安的祖父袁良起，袁氏就世代传习儒家的经学，特别是以研习《周易》见长。在西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之后，经学便进入一个飞跃发展的时期，以致同一部儒家经典的传习亦分成若干个流派，这在当时叫做“家法”。以《周易》为例，便有施、孟、梁丘和京氏四流派或四家法。而袁氏世代研习的《易》学，便属于孟氏流派或孟氏家法。袁绍的曾祖父袁京，在承传家学上成就最为突出，曾有三十万言的研究专著问世，这在当时算得上是皇皇巨著了。

袁绍出自如此著名的家族，在政治前途上当然吃不了亏。他还是一个垂髫童子之时，父辈即已为他活动到了一个郎官的头衔。所谓的“郎”，乃是正式官员的预备队。东汉时期的中央政府，把那些通过各种途径选拔出来的年轻士人，统统编入皇帝的侍从队伍中，并称之为郎。政府所需要的各级官员，多从郎宫中择优选用，故而当时之人有“郎官乃储材之所”的评论。郎官中绝大多数是成年人，但也有少量未成年的少年，即所谓的“童子郎”。充任童子郎者，几乎清一色是三公或九卿的子孙，普通老百姓的子弟与此完全无缘。可见政界中依仗父辈为自己开路的不良风气，由来已久。

袁绍未成年即捞到一个郎官名额。刚满二十岁的弱冠之年，跨入成人阶段，又被委任为濮阳县的县长。按汉代典制，凡满万户之县称县令，未满万户之县称县长。这濮阳虽是一个未满万户的小县，但对初次正式临民治事的袁绍而言，仍然是一个展现才能建立声誉的好地方。因此，他到任之后，夙兴夜寐，勤于政事，使得濮阳的吏治大有起色，一时间赞颂之声四起。可惜的是，正在大展身手之际，袁绍却收到了从老家汝阳县传来的急信，说他的老母突然病逝了！

得到消息的当天，袁绍便抛下公务，收拾行装匆匆登程还乡。于是，便出现了上文所描述的一幕。

从濮阳到汝阳的官道，沿途要经过四个郡的地界。首先是濮阳县所在的兖州东郡（其治所就在濮阳县）。其次是兖州所属的陈留郡（治所在今河南省开封县东南）。由陈留进入豫州所属的陈郡（治所在今河南省淮阳县），再由陈郡入汝南郡（治所在今河南省平舆县东北），即可抵达汝阳县城。

一从陈郡跨入汝南郡地界，袁绍便把右手一举，命令身后的车马停了下来。他滚鞍下马，先换了一身新制作的服丧孝服，然后对随从说道：“我的车队岂能让许子将看见？你们愿回家者先各自回家，不愿回家者就在此稍作停留吧。”

说完之后，袁绍即跨上一辆比较素朴的马车，独自往汝阳县驰去，只留下那一帮随从的宾客在路旁兀自发呆。

这许子将究竟是何人？他何以能让堂堂袁家公子收敛威风单车入境？这些将在后文中叙述，此处先说袁绍归家后的情形。

袁绍一回到老家，立即以孝子的身份主持办理丧葬事宜。中国古代最重视父母的丧礼，如袁氏这样的经学名家更是如此。袁绍本人又有心把丧事办得十全十美，所以在礼仪制度上完全依据古礼，一丝一毫也不苟且将就。登屋招魂，接受吊宾，沐浴尸身，饭含珠玉（以碎玉杂以饭粒置于死者口中），设立铭旌，小殓悲哭，大殓悲哭，卜选吉穴，挽歌出殡，入穴安葬，垒土做墓，这一大套程序完成之后，连年方二十来岁的袁绍自己也感到疲乏不堪。

宗亲宾客看到袁绍那日益憔悴的面容和日益清瘦的身形，无不赞叹他是世间少有的真孝子。丧事一结束，众人都劝他好生休养一番，以便再回濮阳县上任。但是，袁孝子却向众人公布了自己的决定：不再回濮阳当县长了，要在老家为慈母守冢三年。

听了他的决定，人们无不感到大出意料。

人们为何感到意外呢？父母死而子女服丧三年，不正是古礼中的定制么？儒家经典《礼记·王制》云：“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另一部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鲁宣公元年》说：“古者臣有大丧，则君三年不呼其门。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礼也。”这不是说得明明白白么？袁绍遵而行之，难道不是应有之义？

然而人们的诧异是事出有因的。原来，自西汉以来，尽管官方把儒学尊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这主要用来要求小民百姓，还美其名曰“施行教化”。至于执政者自身，却并不一定身体力行，为父母服丧之事即为突出的例子。按照西汉政府的明文规定，凡是不为父母服丧三年之平民布衣，均不能参加孝廉或秀才的选举，这实际上是断了你的仕进之路和政治前途。可是对于高级官员却非常照顾，他们可享受一种“以日易月”的特殊优待。所谓“以日易月”，即服丧一日算一月，三年有三十六个月，只消服丧三十六天就算期满了。这样一来，官员们名义上享有孝子之名，而实际上服丧期只有平民的三十分之一，既不会失去职位，也不影响俸禄，实际利益完全不受影响，当然受到他们的拥护和欢迎。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干脆顺应官僚集团的需要，明令宣布：高级官员不得因父母之丧而放弃职守，连“以日易月”的过场也不必再做。从此之后，官场中人便再不提什么“三年不从政”之类的古礼，不论父亡或母死，一样做官拿俸禄不误。设若有那么一两位迂腐之人表示异议，他们就会以忠孝不能两全，或者显亲扬名乃孝之大也之类的道理来抵挡，你也奈何他们不得。袁绍所处的时代，正是东汉后期的桓、灵衰世，世风浇薄，宦海污浊，愿意为父母尽孝而不惜放弃禄位者更是寥若晨星。在这样的风气之中，刚刚开始踏上仕途而且前程未可限量的袁大公子，竟然要弃职还乡为老母守墓尽孝三年不打一点折扣，当然要令人大感意外了。

人们感到意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即此番瞑目长逝者，并非袁绍的生母，而只是他名义上的母亲，他无须如此这般动真感情。

袁绍的生父名叫袁逢，字周阳。袁逢有一兄一弟。长兄袁成，字文开，曾任左中郎将，不幸早死。小弟袁隗，字次阳，曾任三公之一的司徒。袁成其人身材高大，善于交际，是京城洛阳社交界的大明星，时人有“事不谐，问文开”之谚，意思是说，凡遇办不通的事，只要找到袁文开就必然迎刃而解。袁成虽然能干，可惜命中注定无后，临死时尚未见到儿子降生。袁逢不忍让长兄绝后，便把尚在襁褓之中的袁绍过继给长兄为子，而袁成的夫人也就是袁绍的大伯母，便成为袁绍名义上的母亲。

此番去世者便是袁绍名义上的母亲、实际上的大伯母。她虽然对袁绍有养育之恩，但终归不是其生母。袁绍心甘情愿为她服丧三年，人们心中总觉得有点过于认真，甚至有点矫情。

于是，便有人去劝慰袁绍，要他把忠君放在第一位。

然而袁绍丝毫不为所动。他命人在母亲墓侧盖了数间简陋的茅屋，作为自己的住处，从此开始了“庐墓三年”的简朴生活。

随着岁月的逝去，袁绍孝行过人的名声日益传开。三年服丧期满之后，人们都以为他这一下要重返官场了，不料袁绍竟又宣布：他还要为早死的父亲袁成，追服大丧三年！

如果说袁绍为刚死的母亲守冢三年，还算是有古礼可循的话，那么他要为二十年多前去世的名义父亲追服大丧，便完全属于自出心裁了。且不说是名义上的父亲，就是生身父亲，礼制上亦无追服之文，何况是在风俗浇薄之世？因此之故，人们表面上都众口一词，极力称颂他出类拔萃的孝行，暗中却在怀疑：此人的头脑是否出了什么毛病？

其实袁绍的头脑清楚得很。他之所以把六年宝贵光阴抛掷在名义父母的墓地之上，完全出于周密长远的考虑；而此举的目的，正是想要在未来的政治生涯中谋求更大的发展。

袁绍走上仕途，正值东汉政治最为衰败的时期。汉灵帝刘宏，与在他之前的汉桓帝刘志一样，都是昏庸加腐败的双料混蛋。诸葛亮算是尊崇汉室的了，后来与刘备论议起时政，也“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此处的“痛恨”，准确的含义是痛心和憾恨，而非现今的极度仇恨之意。而桓、灵二帝最令清流士大夫痛心和憾恨的举措，即是诸葛公所言的“亲小人，远贤臣”。小人为谁？宦官是也。桓、灵二帝最宠宦官，宦官不仅可以封侯佩印，而且还控制枢机，掌握军旅。宦官势力之大，用范晔《后汉书》中的描述，是“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五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

宦阉乱政，对此最为愤怒者是清流士大夫集团。他们或者单枪匹马，向邪恶势力猛烈攻击，把身家性命完全置之度外；或者结成同盟，密谋采取武力手段，把宦官祸根一举铲除。可惜的是，直到袁绍走上仕途之时，宦官势力依然控制着政权。而清流士大夫集团，因受“党锢之祸”的残酷打击，其活动暂时处于低潮时期。不过，尽管在表面上政坛没有出现大斗争，然而在暗中，人们对宦官势力却是更加仇恨，而且心怀不满者越来越多。政治嗅觉敏感者都认定：在不远的将来，政坛上必将爆发一场针对宦官势力的恶战。

在这批政治嗅觉敏感的人中，便有本书的主人公袁绍。此时，天下名门望族，不受宦官打击者甚少。例如，司隶校尉部弘农郡华阴县（今陕西省华阴市）的杨氏，也是一个世代公卿之家，与汝南袁氏齐名于天下。杨氏的家长杨震，时任三公之一的太尉，因与宦官水火不容，连遭迫害，终于愤而自杀。然而唯有袁氏家族，却在这时一枝独秀，处于一帆风顺欣欣向荣的状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袁氏家族非但未受宦官的残酷打击，反而受到了宦官的有力扶持。原来，在汉灵帝最为宠信的宦官首领之中，有一人姓袁名赦。这袁赦也出自汝南袁氏，与袁绍家族乃是同宗。袁绍的生父袁逢和叔父袁隗，都想借重袁赦的权势，作为宫廷之内的助力；而袁赦也有心笼络这个世代公卿之家，作为宫廷之外的党援。双方一拍即合，从此袁氏便“贵宠于世，富奢盛，不与他公族同”。

袁氏结好宦官，清流士大夫自然会有看法。比如司隶校尉部河内郡修武县（今河南省获嘉县）的张氏，也是两代三公的高门。袁隗想与张氏结为儿女亲家，张氏竟坚决不允。而当时一位专欲惩治不法宦官的执法官阳球，则更把袁家子弟与宦官相提并论，必欲全部收监判刑而后快。

知道了这一切政治背景，那么袁绍连续为名义父母服丧六年的反常行动，就不难理解了。他以前顺利进入政界，包括自幼充任郎官，弱冠出任县长，都是依靠父辈的力量，并非个人奋斗的结果。父辈的力量从何处而来？是从天下人皆曰可杀的宦官而来。换言之，袁绍以前的政治地位，乃是拜受阉人之赐。即使现今不以为羞，今后政局若生剧变，宦官大倒其霉时，难免同受祸害。为今后长远前途考虑，他决心借此为父母服丧的机会，暂时脱离官场。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是把以往的政治生活作一结束，表明自己与过去——也就是与父辈荫庇和宦官援引的状态，彻底断绝关系。二是树立自己的全新形象，以便依靠自己的努力，在将来再次跻身政界。

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促使袁绍服丧六年者，还有更为隐秘的原因。

上文已经提到，袁绍自幼出继袁成为后，而他的生父，乃是袁成的二弟袁逢。袁逢的嫡室夫人生有二子，长为袁基，次为袁术。那么袁绍的生母是谁呢？其生母既非袁逢的嫡妻，亦非袁逢的侧室，而是服侍袁家夫妇的一名婢女或女奴。袁逢在研习孟氏《易》学之余，大约是想在妙龄侍女的身上，体验一番阴阳化生的精言要旨，于是便有了袁绍。

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对母子之间身份地位的相互影响，曾经说：“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母亲地位高贵，为何她的儿子就高贵？这是因为有两条既定原则存在：一是母亲高贵则儿子就高贵，二是儿子高贵则母亲也高贵。袁绍的生母，是一个比侧室夫人还不如的婢女或女奴，按照以上儒家经典中“子以母贵”的规矩，反过来就是“子以母贱”，所以他本人的身份地位也就极低，低到与奴仆相近。难怪后来他与异母弟袁术关系交恶时，为嫡妻所生的袁术便很鄙视地骂他是袁氏的“家奴”。

幸好袁逢把他出继给大房，这才使袁绍得到了一个摆脱卑贱身份的机会。因为袁成无后，入继之子自然也就是袁成的嫡子。但是，袁绍出继之时，袁成已经归天，此后自己长大，却再没有机会为之尽孝，因而父子之义不免有缺。父子之义有缺，说自己是袁成的嫡子，也就缺乏底气。此番袁绍下定决心为名义父母服丧六年，就是希望在为人子方面尽量有所弥补。他要向世人表明：我袁绍已经与过去的卑贱出身毫无牵涉，现今完全是已故左中郎将袁成的嫡亲儿子！

显而易见，袁绍此举，实际上是出自一种自卑心理的驱使。这种自卑心理此后一直深藏在他心中，而且还将出现畸变，变成一种极度的自傲，以求得心理之平衡。从以后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傲心态将会给袁绍的政治生涯带来何等重大的影响。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东汉灵帝光和年间。大约在光和五年（182），六年服丧期满之后，袁绍自认为革新形象、重建声名的计划胜利完成，到了重归政界大展宏图的时候。于是，他告别故乡，携带万贯家产，怀着一颗雄心，移居到京城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

至此，东汉末年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终于正式粉墨登场了。这正是：

六载居丧身份改，高门贱子再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