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传——游侠洛都

东汉的京都洛阳，是当时全国最繁华的大都会。

洛阳成为全国的都城，始于西周。周成王时周公营建洛邑，筑王城于谷水入洛水处（今河南省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作为东都。平王东迁，王城便成为东周的京城。秦、西汉时，又在王城以东约四十里处的洛水北岸扩建城市，并按“山南为阳，水北为阳”之义，名之曰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郊白马寺以东）。东汉定都洛阳，其改其名为“雒阳”。曹魏黄初元年（220），取代东汉的魏文帝曹丕，认为曹魏皇朝对应的是五行中之土德，而土得水而柔，遂下令将“雒”改回原来的“洛”，从此洛阳之名即沿用千载至今。

东汉王朝定都洛阳之后，即对洛阳城进行大力营建。经过近百年的不断努力，到东汉中期，洛阳已经在城市的宏伟和经济的繁荣上雄冠天下。其城垣南北长九里，东西宽六里，有城门十二座，通衢大街二十四条。城中心与北区为皇宫所在。东有马市和小市，西有金市和大市，南郊有鱼市和专门接待境外来客的四夷馆，天下商贾辐辏于此。城中居民接近十万户，单是南郊的大学，兴盛之时即有四方学子三万余人之多。每逢良辰佳节，只见长街之上，“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当时有一奇士梁鸿，即与孟光结为伉俪举案齐眉的那一位，来到洛阳之后曾登上城北的北芒山顶，南眺皇都，赞叹之余，作了一首《五噫歌》，其辞曰：

陟彼北芒兮，噫！览观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

单从这五个噫字上，亦可看出赫赫京都在人们心中引起的震动。

但是，当袁绍移居洛阳之际，京都已非复昔日的京都了。

由于桓、灵二帝的长期大肆挥霍，贪官污吏的反复残酷搜括，这座曾经花团锦簇的都城，正经受着一场前所未有的“三空之厄”。所谓“三空”，是当时一位忠直大臣名叫陈蕃，在上疏指斥朝政时说的话，意谓社会财富被掠夺挥霍，致使“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京畿之地出现“三空”，有识官员忧心不已，平民百姓动荡不安，一股强烈的危机感正在首都的社会中蔓延开来。往昔的稳定和繁荣，如今都不复存在，金马铜驼倒在荆棘丛中的日子已经不远矣。

袁绍一入洛阳，便感受到了人们动荡不安的情绪。“乱世出英雄”，他倒觉得这正是自己崭露头角大展身手的好时候。于是，他购置了一处宽敞的住宅，作为政治活动的大本营，并立即开始实施他早已考虑成熟的活动方案。

他的政治活动方案，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即广交朋友，提高声誉，等待时机，重入政界。他很清楚，单凭他在家乡靠“庐墓六年”建立起来的名声，还不能在京都的政界风云际会一番，必须在洛阳再提高一下知名度。同时，要想在政坛上自闯天下有所作为，又必须交结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以便将来相互扶持。做到了以上两点，才有较雄厚的资本去宦场中一搏。主意打定，袁绍便仿效那礼贤下士仗义疏财的孟尝君，倾万贯家财，招四方豪俊，史书上描述当时的情景说：

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辎軿柴毂，填接街陌。

出身高贵，又待人热情，与他交往的人很多，无论贵贱，来来往往，访客的车辆把街道都挤满了。于是，汝南袁公子之名，迅速传遍京城内外。

袁绍所交的朋友虽多，与之关系最为密切者，却只有以下数人。

一是何颙。何颙字伯求，乃荆州南阳郡襄乡县（今湖北省枣阳市东北）人氏。何颙少时游学洛阳，与清流士大夫领袖陈蕃、李膺、郭泰、贾彪等相善，为党锢名士之中坚人物。其后宦官大肆捕杀清流名士，兴起党锢之祸，何颙乃隐姓埋名，逃亡汝南郡一带。在家居丧的袁绍，有心与党锢名士相交结，便暗中与何颙往来，大力提供帮助，从此二人成为莫逆之交。

一是张邈。张邈字孟卓，乃兖州东平郡寿张县（今山东省东平县南）人氏。此人自少年时代起，即以行侠仗义而闻名乡里，史称是“振穷救急，倾家无爱，士多归之”。天下不安，社会动荡，家拥千金的有识之士，散家财交结豪俊，以待时局之变，这也是常见现象，在汉魏之际更是如此。张邈后来寄居京都。袁绍一入洛阳即与这位豪侠之士结交定好。此后，二人在政治上还将同行好一段路程，这也是后话。

一是许攸。许攸字子远，乃荆州南阳郡（治所在今河南省南阳市）人氏。其人多智数，善权谋，但性情躁竞自傲，是当时洛阳游侠少年中的风头人物。

还有一位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曹操了。曹操字孟德，乃豫州沛郡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氏。谯县曹氏在当时是一个炙手可热的权势家族。曹操的祖父曹腾，在桓帝之时曾任宦官首领。他历事四帝，在宫禁中度过三十余年，根基深固不摇。曹操的生父曹嵩，系曹腾的养子。借助宦官老子积下的权势和财力，曹嵩在汉灵帝时连连升官，最后出任三公之一的太尉。按汉代典制，太尉为三公之首，而三公乃百僚之冠冕，那么太尉之位是何等尊崇也就可想而知。但是，曹嵩这个太尉职位的到手经过，说来不免令人作呕。

原来，贪婪荒淫到了极点的汉灵帝，大肆挥霍民脂民膏，致朝廷出现了“三空”之厄后，为了再聚敛钱财，竟然想出了一个公开出卖政府官职的主意来。他在皇宫的鸿都门外高挂价目表，上从三公九卿州牧郡守，下至政府各部门的办事吏员以及禁卫军兵士的职位，按官位高低论价，开列得一清二楚。此一举动，在茫茫中国两千年的政治史上，也算得一件奇闻。当时有一位崔烈，花了五百万钱的买官费后，即从九卿升到了三公之一的司徒。这位崔烈本来声望甚高，一出钱买到三公，顿时名誉大损。他问其子何故舆论汹汹，直率正直的崔公子立即答道：“论者嫌其铜臭！”此即“铜臭”一词之出典。

崔烈的司徒是买来的。曹嵩的太尉同样也是买来的。但是，崔烈才花了五百万钱，曹嵩却付出了一万万，足足一个亿。也就是说，若论铜臭，曹家还要比崔家浓烈二十倍。祖父是受人轻蔑的阉宦，老子又浑身散发铜臭，具有非凡才具的曹操便和袁绍一样，背上了沉重的出身包袱。为了能甩掉包袱，曹操又和袁绍一样，决心以独立的新姿态进入社会，开创自己的天地。

曹操自辟天地的第一步，乃是争取在清流士大夫中树立起好名声。东汉后期的政治格局，大体上是宦官控制实权而清流士大夫掌握舆论。清流士大夫所掌握的舆论，又称为“清议”。一个人要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能否得到清议的好评是至关重要的条件。设若被清议所讥，弄不好会终身受士林不齿，一切便无从谈起。因此，当时凡有志政事之青年士人，在踏入仕途之先，都要做一番“养名”的准备。养名者，培养声名是也。养名的措施主要有二：一是自我砥砺，尽量在修身进德方面做出世人瞩目的成绩；二是广交名流，努力争取得到他们的了解和赞誉。一般人都要如此，出自宦竖之门的曹操就更需要经过“养名”阶段。其实，此前袁绍的“庐墓六年”，也不外乎是一种“养名”之举而已。

求名之心非常迫切的曹操，一入手便找了一位大名士来提携自己，也就是豫州汝南郡平舆县（今河南省平舆县北）人许劭。东汉灵帝之时，能够左右清议的权威人物，就是这位汝南名士许劭（字子将），及其堂兄许靖。二人每月都要定时公布他们对时人的评价，俗称之“汝南月旦评”。所谓“月旦”，即每月某一日之清晨。凡得许氏好评者，犹如鱼登龙门，顿时身价百倍。许劭的家乡平舆县，和袁绍的老家汝阳县乃是邻县，相距不过百里。当初袁绍要回老家尽孝六年，正是想借许氏“月旦评”的权威来养名立誉。知道这一点，那么他一入汝南郡界，就打发宾客随从，自己驾了一辆简朴的车辆回家，还说“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也就是我这豪华的车马服饰怎能让许子将看见，也就不难理解了。

曹孟德对许子将软硬兼施，许无可奈何，只好给他一个“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的评语。曹操大悦而去，由是知名于士林而进入政界。袁绍入京之际，曹操正任议郎之职。袁绍之密友何颙、张邈和许攸，也和曹议郎有非同寻常的交情。这样一来，袁绍自然又同曹操打得火热，从此开始了两人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恩恩怨怨。袁绍与曹操年岁相近，仅比曹操大一两岁。两人均长自权门，又都在身世的渊源上有耻辱的烙印。此后二人一同起兵声讨董卓，继而又加入群雄逐鹿中原的混战，最后又相互决斗，以决定谁是主宰汉室权力的霸主。由这两位具有多处相似之处的角色，来主演关乎汉室命运的一幕，不知是不是上天的有意安排？

袁绍自入洛阳，即与上述诸人结为密友，领导青年士子社交界的新潮流，真可谓“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但是，迎来送往，呼朋引类，这不过是他政治活动中一个易于看见的侧面。他还有一个隐蔽的侧面，即暗中进行援救党人的活动。

所谓“党人”，即党锢集团中的人。东汉桓帝之时，洛阳太学三万余名青年学子，在清流士大夫首领人物李膺、陈蕃的支持和领导之下，对专权擅政的宦官集团展开猛烈的抨击。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第一次组成大规模的政治集团来进行殊死的政治斗争。桓帝延熹九年（166）十二月，在宦官的策划之下，有人上书天子，诬告李膺等人“共为部党，诽讪朝廷”。别看汉桓帝平素昏庸腐化到了极点，对这件事情却是反应迅速。他立即下诏天下郡国，捕拿“党人”，先后搜捕李膺等二百余人下狱治罪。次年，桓帝忽然大发慈悲，将下狱党人全部释放。但又规定：下狱党人全部放逐还乡，永远不再叙用，即所谓的“禁锢终身”。两年之后，党事再起，宦官先捕杀李膺等一百余位名流，接着又大肆逐捕其他党人近千人之多。党人较亲近的亲属，以及他们的门生、老部下，全部免官禁锢。这就是东汉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

及至袁绍入洛，党锢之祸已发生十年有余。这时，遭受打击的党人，或者处于贫穷困窘的境地，或者遭到仇家严酷的报复，情况大多艰难异常。袁绍决心给这些深受人们敬佩的人雪中送炭，以便将来时局变化后，能够取得政治上的厚利。于是，他便通过何颙，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向党人提供种种帮助。

那何颙本来就是党人中的骨干人物。党祸初起，他已睹先机，改名换姓逃亡出京至豫州的汝南郡一带。袁绍还乡服丧之日，正是何颙出逃汝南之时，所以二人的交谊，很可能自此即已开始。袁绍入京，何颙还不敢公然出现在袁家的社交圈中。他每年数次偷偷混进洛阳，密见袁绍，商议如何为一些处境险恶的党人排忧解难。生活窘困者，袁绍慷慨提供经济帮助；受仇家打击报复者，袁绍则动用上层关系给以暗中保护。这样一来，袁绍在京城的府邸，无形之中便成为党人活动的据点了。

袁绍入京不到一年，声誉鹊起。与此同时，他的叔父袁隗，在宦官首领之一，中常侍袁赦的活动之下，也从九卿之一的太常（掌礼仪祭祀之事），升任三公之一的司徒（掌全国民政之事）。袁家势力如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不要说一般人均有心巴结，就连当时另外两位身任三公的大佬，也想把袁绍辟为自己府署之中的幕僚，以表示对袁家的敬爱。这两位大佬，就是太尉许戫和司空张济。

许戫是扬州会稽郡阳羡县（今江苏省宜兴市）人。而张济则是豫州汝南郡细阳县（今安徽省阜阳市北）人，与袁家算是大同乡。许、张二人之才德皆无可称，其所以能位列三公，小半是靠运气，大半是靠奉承宦官。何以见得？有事实为证。光和五年（182）初，东汉灵帝忽然心血来潮，想整肃一番吏治，便下达诏书，令中央的三公九卿举报弹劾州郡地方官员中的不法者。许戫与张济身为三公，不仅不能为百姓除去贪婪残暴的地方官，反而收取宦官贿赂，唯阉人之命是从。凡是宦官的子弟宾客出任地方行政官职者，无论其如何贪赃枉法，均不予过问。为了向皇帝有所交待，许、张二人又把边远小郡中清正廉洁但在朝中无靠山的官员二十六人，诬蔑为贪官污吏，捕送京师。一时间舆论大哗。当时的司徒陈耽，会同议郎曹操上书天子，揭发此一冤案之内幕。上书中有这样的精彩文句：

公卿所举，率党其私，所谓放鸱枭而囚鸾凤。

意思是朝廷公卿举报弹劾时，都在袒护为私，可以比喻为放过凶恶的鸱鸮，囚禁善良的鸾凤。对于此次上书的官员，宦官放过同类的子孙，即出自“赘阉遗丑”的曹操，集中对付陈耽。于是，堂堂司徒公，竟被诬陷下狱处死。三月陈耽下狱，四月即由袁隗继任其留下的司徒之职。许戫、张济是何等人物，由此一事不是看得清清楚楚了么？

正在养名立誉的袁绍，哪里会去给这两个臭名昭著的宦官走狗当幕僚？否则不是要让好友曹操耻笑一辈子么！所以当太尉府和司空府相继送来辟召任命文书时，他根本不屑启封，便派人退了回去。

按照东汉的制度，三公有“开府自辟掾属”的权力，也就是有权设立自己的办公厅，并且自行任命办公厅下属官员。然而同时，受其辟召者，也有拒绝接受任命的自由。因此，不应三公之辟召，本属平常之事，可谓史不绝书。但是，当此许戫、张济与宦官沆瀣一气，并成为清议攻击的目标时，相继不应二人的辟召，便具有明显的政治含义了。所以袁绍的表现，立即引起宦官群体的警觉和注意。

东汉宫廷中的宦官，按照等级的高低，分别有中常侍、小黄门、黄门令、黄门署长、中黄门冗从仆射、中黄门、掖庭令、永巷令、御府令、祠祀令、钩盾令等名称。其中，地位最高且与皇帝关系最密切者，即是中常侍。按照史籍所言，中常侍的职分是“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也就是说，中常侍是皇帝的侍从、总管并兼顾问。中常侍之“中”，意即宫禁之中。中常侍者，宫禁之中经常服侍天子之人是也。

这一职务并无定员，人数多少完全视皇帝的需要和高兴，但一般在十人左右。东汉灵帝置中常侍十二人，他们是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和宋典。这十二人“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民众皆称之为“侵掠百姓”的“十常侍”（举其大数）。对袁绍不应三公辟召有所警觉和注意者，正是“十常侍”的副头目赵忠。

赵忠这宦官究竟有多大的权势，从汉灵帝经常爱说的一句口头禅即可得知。这位混蛋皇帝动辄就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张常侍即“十常侍”的大头目张让，赵常侍即副头目赵忠。至尊至贵的天子都自认是其干儿子，你说赵忠是什么？

袁绍在京城游侠交友的情形，早已有耳目报告给赵忠等人。由于袁家与宦官素有关系，族人袁赦就曾担任过中常侍，再加上京城中公卿子弟常有呼朋引类酒食征逐之事，所以赵忠等人起初对此并不在意。但是，现在他们在意了，既然袁绍对宦官的态度冷淡，对许戫、张济的任命不屑一顾，他那十分起劲的社交活动便值得怀疑。因此，在一次宫中聚会时，赵忠特地把此事提出，并对在座诸常侍说道：“袁本初在京师自抬身价，不应三公辟召而好养死党，不知此儿究竟意欲何为？”

幸好袁绍暗中与党锢人士来往的秘密未曾暴露，不然当时就要倒霉。由于未抓到袁绍什么明显的短处，诸常侍决定将此事暂且放在一旁，视情况的发展再说。

十常侍议论袁绍的消息，不久就传到司徒袁隗的耳里。他大吃一惊，深知关系非小，便马上派人去叫袁绍来见。

袁绍应命而至。他见叔父满面愠怒之容，感到有些意外，因为叔父素来喜欢自己，从未对自己做脸做色。施过家人之礼后，他便垂手而立，静听叔父的训示。

袁隗把十常侍的议论简略说了之后，便严厉责备袁绍不该广交朋党拒绝三公辟召。他越说越生气，越说越激动，最后以一句危言作结：“你若不悔改，必将破败我袁氏家门！”

对于叔父的训斥，袁绍抱定一条方针：口头虚心接受，实际决心不改。袁隗见他连连认错，也就不再为难他。袁绍告辞叔父归家，依然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依然是视三公之辟召如粪土。唯有在与党锢人士秘密往来这一点上，他比以前更加小心。

袁绍在洛阳的游侠生活，大约持续了两三年。使他结束这种生活的，既非天子“老娘”赵忠的恐吓，亦非本家叔父袁隗的训斥，而是一场撼天动地的社会大风暴，即三十六方黄巾军的同时起事。这正是：

养名立誉洛阳市，不料黄巾起暴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