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传——悬节出京

只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就把宦官悉数诛灭之后，袁绍便陶醉在眼前的成功之中，以致把一个最为紧迫的问题也忘到九霄云外。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置四支应召而来的外兵。

当初征召外兵的目的，是要逼迫何太后清除宦官。如今宦官已经全部扫荡干净，外兵即无停留京都的必要。特别是董卓这一支边塞劲旅，领兵官是不服朝廷节制的悍将，部属均为喜杀好战的骄兵，让其进入繁华富庶的京都，必生祸患无疑。因此，宦官一旦消灭，遣返四支外兵便是维持中央政局稳定的首要大事。

征召外兵的主意是袁绍出的，遣返外兵的任务自然也应由他来承担，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是也。何况他在此际也完全能够承担这一任务。何进一死，京师百官中就数他威望高和实权大。再说他能够一气捕杀二千多名宦官，手中至少也拥有两千人的兵力。他袁家在京城还有众多的门生故吏，潜在势力相当强大。反观四支外兵，也主要只有董卓一军不听指挥，而董卓当时的人马不过三千。实在不得已，使用武力手段强行驱逐，袁绍也能操胜算。

可惜，袁绍完全没有及时采取行动，因而他也不能不自食恶果。

八月二十七日庚午，诸常侍挟持天子兄弟乘夜出逃。当晚，宦官全部投河自杀，唯余十四岁的刘辩和九岁的刘协。在小平津渡口与洛阳城之间，有一座东西绵亘的浅山，这就是著名的北芒山（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邙山）。小皇帝兄弟二人在漆黑的荒野之中，追随着微弱的萤火虫光，向南摸索前行。到了天色大明之际，才走到北芒山的南麓，此处距小平津不过十余里。

此时，袁绍与闻讯赶来的朝廷公卿大臣，齐集于北芒山前恭迎圣驾。群臣施礼问安之后，便簇拥着小皇帝兄弟继续南行回城。君臣刚刚动步，忽然间西南方向黄尘大起，一支上千人的骑兵队伍疾驰而来。为首一员将军，身材肥壮，满面杀气，众人仔细一看，原来是前将军兼并州牧董卓。

董卓得知京城有变，立即领兵从河南县奔赴洛阳，并屯驻于洛阳西郊的显阳苑内。八月二十七日夜，董卓望见城中火光冲天，情知有异，连忙催军东进。到得西城门下，已是半夜过后。他听守城兵士说，皇上已经与陈留王（即少帝之弟刘协）出宫往小平津去了，他也不入城，即由郊外径奔城北。及至黎明，正好与回城的队伍相遇在北芒山下。

数日来饱受惊吓的小皇帝刘辩，一见又有大兵奔来，不禁吓得啼哭不止。朝廷群公一面安慰皇帝，一面上前阻挡来兵，并向董卓喊道：“有诏令将军退兵！”

董卓用马鞭把传令之人一拨，高声对众官言道：“诸公身为国家大臣，不能匡正王室，反使至尊备受惊扰，有何资格令我退兵！”

群公无言以对。董卓径自上前与皇帝言语，刘辩见他一脸凶相，早已吓得语无伦次。董卓不耐烦，便转头问陈留王刘协昨夜出逃之经过。九岁的刘协听了董卓与兄长的谈话，最初的紧张心情很快消失，所以在董卓转头与他交谈时，口齿清楚，叙述周详，立刻使董卓产生了好感。于是董卓怀抱刘协，骑马与众人回城。

就在董卓旁若无人一般与皇帝兄弟二人对话之际，站在袁绍身旁的一位将军，把袁绍拉到一旁，悄悄说道：“董卓拥强兵，怀异志，举止不逊，今不早图，将受其制。趁其兵马初至疲劳之机会，举兵突袭，必可擒之！”

袁绍心中怦然一震。说话人是谁？听口音他就知道是密友鲍信。鲍信生自兖州泰山郡东平阳县（今山东省新泰市）一个儒学世家，其人少有大志，沉毅多谋。何进辅政，特别任命鲍信为骑都尉，并派他回家乡招募兵马入京，以威胁何太后诛杀宦官。鲍信募得千余精兵后即回返洛阳。可惜来迟一步，他抵达洛阳城东一百里处的成皋县（今河南省荥阳市西）时，何进已经遇害。鲍信得报后急驰入京，正好赶上公卿迎接天子回宫这一幕。

对于鲍信，袁绍一直非常尊重。但是，袁绍听了密友之言却毫不作声。倒不是觉得荒郊路上并非议事之处，而是他对董卓有自己的认识。这种认识含有两面，一面是轻视，另一面则是畏惧。

袁绍对土包子气十足的董卓是很瞧不起的。他认为：在边荒草原牛马群中长大的董卓，打仗冲锋或许是当行本色，要想在朝中当国秉政绝对没有这等本事。因此，说他有什么政治上的“异志”，恐怕有点多虑了。

袁绍对悍气十足的董卓又是有几分畏惧的。这种杀人如麻的角色，犹如路上碰见的野狗，你根本不理它，多半无事；你一理它，倒很可能被咬一口。既然袁绍有此畏惧之心，用武力解决董卓的冒险行动他当然不会考虑。

此后袁绍对鲍信的建议一直避不作答。鲍信深感失望，并且认定董卓将给京城带来一场大灾难。“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他想起《周易·系辞》中的名言，立即离京返还故乡提前避乱去了。

就酿成后来残酷的“董卓之乱”而言，力主征召外兵入京以逼迫何太后，是袁绍所犯的第一个错误；未能听从鲍信的建议尽早及时以武力制伏董卓，则是他所犯的第二个错误。这两大错误都很明显，是后世的史家经常提及的。但是，紧接着袁绍竟然又铸成了后世史家很少提及的第三个错误。这就是未能及时收编汇聚京城的散兵游勇，致使董卓坐大自雄。

当时，洛阳城中的散兵游勇不下万人。何进一死，大将军府所辖的各营禁卫军士兵随即溃散。在进攻皇宫的混战中，车骑将军何苗，也就是何进的异母弟、何太后的同胞兄，被何进的部下杀死，其所统领的军队也成了无首的群龙。如果袁绍在诛灭宦官之后，立即着手收合散乱的兵马，再加上自己原有的部属，其拥有的力量必是上万精兵，首屈一指。只有三千步骑的董卓，也必不能为所欲为。但是，袁绍当时虽然完全有如此作为的威信和地位，却并未看到这至关重要的一着棋。

这步至关紧要的棋，袁绍不下，董卓却抢先落了子。董卓一入洛阳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力收合招募散兵游勇。俗话说：“当兵吃粮。”谁能够给粮食吃，那就跟谁好了，所以散兵游勇纷纷投到董卓军营来吃粮，史称当时“进、苗部曲无所属，皆诣卓”。董卓开始大力招兵买马，袁绍不可能不知道。此时如果袁绍立即警醒并采取同样行动，也还可以挽回局势，因为在京师军士们的心中，袁绍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要比董卓大得多。然而很可惜，袁绍对此没有任何反应。难怪后来曹操对他有一个“见事迟”的中肯评语。

董卓把京城中的散兵游勇悉数收归帐下之后，又立即开始动手吞并丁原所带来的那支外兵。他以重赏收买了丁原手下的悍将吕布，令吕布杀死丁原，从而把丁原手下的数千人马抓到自己手中。数日之中，董卓的兵力已从区区三千扩张到上万之众，于是“京都兵权唯在卓”。看来，刀把子里出政权，董卓对此早就深刻地认识到了。

手握强兵，董卓便开始过问政治。他一表示意向，朝廷只得任命他为三公之一的司空。出任三公之后董卓所做的第一件事，即是废黜刘辩改立刘协为帝，史籍称之为“废嫡立庶”。

先前在北芒山下迎接皇帝，董卓就对刘协很有好感。其后，他得知刘协自幼由永乐宫董太后哺养，自认为与董太后有同族之亲，遂萌生改立刘协为帝之心。废嫡立庶，乃是违背典制之事；以臣废君，更属大逆不道。但是，董卓哪里会管这一套，他就是要做以臣废君、以庶代嫡的不道之事，看你们朝廷衮衮诸公又其奈我何！

在朝诸公之中，董卓只看得起袁绍，所以在把废立之事提交朝臣讨论之前，他先向袁绍透露了自己的想法，他说：“皇帝年少昏庸，不配为万乘之君。陈留王较皇帝为优，今欲立之。人年少时聪慧而成年后反而变愚钝者，时有所见；陈留王将来是否会如此，亦未可知。然而改立总比不改为佳，卿不见灵帝之无道乎？每想其人其事，总令人愤慨不已！”

董卓认为少帝刘辩有可能成为汉灵帝第二，所以应当改立比刘辩更好的刘协。此言一出，袁绍才知道对方的政治野心着实不小。因为在汉代，敢于以臣废君者，必是独揽朝政的权臣。董卓此时不过是三公中地位最低的司空，却俨然以朝政的操纵者自居，这使自尊心极强自视甚高的袁绍大受刺激，他立回答道：“汉家君临天下四百余年，恩泽弘广，深得百姓爱戴。当今皇帝年虽冲幼，未闻有不善之言行宣流天下。您意欲废嫡立庶，恐怕众人不会同意啊！”

董卓岂能容忍他人有异议，不禁勃然变色，对袁绍骂道：“小子！天下之事由我决断，我今要行废立之事，谁敢不从？你以为董卓的刀不锋利么！”

袁绍自二十岁左右正式进入官场，十六七年来到处受人敬重，几曾受过这样的斥责？何尝被人骂作“小子”？他立即回敬道：“天下之强者，岂止你董公？”

说罢，他从容起身，横捧自己的佩刀，双手高举作一长揖，然后转身出堂而去。

所谓“长揖”，乃是一种礼节姿势，即行礼人端正站立，双手相合上举，而后弯腰，双手相合向下至极低处。这是汉代同级官员相见之礼。如官位不同，则官卑者一般要向官高者行跪拜之礼。依照汉代官仪，司隶校尉本是皇帝派出来督察京师地区的特使，与列侯、外戚和三公身份平等而“无尊卑”；而且每逢众官聚会，身负特殊使命的司隶校尉还可以“后到先去”。因此，袁绍对董卓作一长揖为礼，并且自行退席，都是合乎礼仪之事。唯有一点，即作揖为礼时应当双手持捧手版，也就是朝笏。而今袁绍却手捧佩刀，这明显是针对董卓那句“你以为董卓的刀不锋利么”而采取的示威动作。

二人的会谈不欢而散。在旁作陪的董卓幕僚中有袁绍的朋友，他们都对如此结果感到意外和不安。好在董卓虽然愤怒难抑，却并未动手收拾袁绍。他认为：自己新入京都参政，袁氏家族名高势大，不妨暂时放袁绍一马，以示宽容，等以后再说。

这边的袁绍回到府邸，心情渐渐冷静之后，反而生出强烈的不安来。他总觉得董卓要对自己下毒手。到了这时，他才后悔当初不该建议征召此人领兵入京，后悔未听鲍信之言先下手收拾此人，防患于未然。但是，大错铸成，后悔也无用。为今之计，只有走为上策，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主意打定，他便着手做动身离京的准备。

次日清晨，袁绍带领百余名心腹随从，一律乘骑塞外名马，全副武装，护卫着自己的妻子儿女，由洛阳城东北角的上东门悄悄出城，直奔正东大道。自从何进身亡之后，京城混乱异常，十二城门也无人驻守。因此，袁绍通过上东门时，没有任何守门军队盘查。袁绍出门后，回马望了望在晨曦中巍然屹立的皇宫，长叹一声，顺手把那根象征司隶校尉威权的八尺汉节悬挂在城门的门钉之上，然后拨转马头，猛抽一鞭，向东疾驰而去。

袁绍悬节出京，取道正东，经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西）、京县（今河南省荥阳市东南）、中牟（今河南省中牟县东），直奔四百里外的兖州陈留郡首府陈留县（今河南省开封县东南陈留镇）。按照陈寿《三国志》的说法，袁绍出京之后，即直接“亡奔冀州”。然而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或者说是省略了中间一段重要的过程，因为七年之后，也就是东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十月，袁绍曾经给朝廷上了一道表章。表章中自述出京逃亡经过时说：“会董卓乘虚，所图不轨。……故遂解节出奔，创谋河外。”他自己明确说明当时“出奔”的地方是“河外”而非冀州。秦汉时称黄河中下游南岸地区为河外、北岸地区为河内。而东汉当时的冀州，主要地域在今河北省，其辖地均在黄河之北。由此可见，袁绍并非直奔冀州。

事实上，他出逃的目的地，乃是黄河以南的兖州。这是他在出逃之前就考虑好了的，因为他在洛阳结识的同志密友，此时多在兖州任职。他们当中，有兖州的刺史刘岱、兖州属下东郡的太守桥瑁、陈留郡的太守张邈，还有两位回家乡泰山郡招兵买马的京官，即鲍信和王匡。这些人此时都在兖州不说，而且哪一个不是他的生死之交？此外，兖州山阳郡的太守袁遗，更是他的堂兄。所以逃往兖州，不仅生命无忧，而且还可以试一试组成反董联盟的可能性。有此两条好处，袁绍岂会舍兖州而他往呢？

三天之后，袁绍进入兖州西部的陈留郡辖境，受到老友张邈的热情接待。由于陈留郡距洛阳还不甚远，并非绝对安全，所以在此稍作停顿之后，袁绍又起程赶往东面四百里外的昌邑县（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

当时这昌邑县，既是山阳郡的郡治，也是兖州的州治所在，城坚池深，民殷物阜。在这里，他又受到兖州刺史刘岱、山阳郡太守袁遗的夹道欢迎。袁绍把妻室儿女安顿在这十分保险之处，托刘岱与袁遗照顾，自己则轻装简从，在兖州的下属各郡之间展开串联活动，企图组织起一个反对董卓的政治军事联盟。

京城这头的董卓，得知袁绍携家出逃，不禁气得怒目圆睁，虬髯乱抖。他看了看手中那根袁绍丢弃的黄旄汉节，猛然将其掷在地上，命令有关官员从此不得用黄色牦牛尾装饰汉节，而要改用赤红色的节旄。同时，又向东方州郡发出紧急文书，要求逮捕逃犯袁绍。

下达了逮捕袁绍的命令，董卓马上着手进行废旧君立新君之事。他想：我好心尊重你袁本初，你却不受抬举，难道离了你，我就不敢行事不成！我就立刻做给你看一看。

八月三十日癸酉，也就是袁绍出逃的当天，董卓便召集百官公卿于朝堂，宣布了自己废嫡立庶的主张。

九月一日甲戌，董卓召群臣会聚于崇德殿，以何太后的名义，立刘协为帝，废少帝刘辩为弘农郡王。

九月三日丙子，董卓以何太后对永乐宫董太后忤逆不孝，缺妇姑之礼为由，毒杀何太后及其老母，何氏灭亡。

九月十二日乙酉，董卓自任太尉，封郿县侯，持节，加斧钺、虎贲，兼任前将军，正式成为专擅国政的首辅大臣。

董卓正式当国之后，回过头来又加紧搜捕袁绍。此时，董卓挟天子以令州郡，兖州的地方官员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在袁绍处境日益艰难的时刻，他在京城中的三位朋友开始伸出援助之手。

这三位朋友而今都在朝中供职，并且都受到董卓的信任，他们是议郎何颙、侍中周珌和城门校尉伍琼。何、周、伍三人，见董卓必欲活捉袁绍，不免为故人担忧，遂向董卓进言说：“夫废立大事，非常人之见所能及。袁绍不识大体，冒犯明公，恐惧而出逃，并非怀有其他目的。今急欲捕之，反将逼出变故。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假如袁绍情急而收合人众，英雄借机并起，则京都以东之州郡就不再归您所有了。不如赦免他的罪，赐以郡太守之职，则袁绍喜而归心，必无后患了。”

这一番话处处为董卓设想，相当动听，董卓颇以为然。于是，他派出使者东去兖州，向袁绍传达朝廷旨意，不仅赦免袁绍，而且任命袁绍为冀州勃海郡（治所在今河北省南皮县北）太守，封邟乡（在今河南省汝州市东北）的乡侯，兼前将军。要知道这前将军，原本是董卓自己兼任的军职，现今他转送给袁绍，其笼络示好之意，由此可见一斑。

在兖州四处流亡的袁绍，突然得到这样的厚待，内心深处确实高兴。但是，他把喜悦之情深藏不露，装着视之淡然的样子接受了董卓的人情。为了表示自己对董卓的人情并不看重，他只接受了勃海郡太守的职务和邟乡侯的爵位，而把前将军的军职原璧奉还。对外交际，则自称勃海太守兼司隶校尉，以示不忘少帝与何进之意。这种种微妙的心思，说穿了无非四个字，即故作姿态是也。

时值寒冬，大雪纷飞。勃海郡太守袁绍，把家属留在昌邑县，单身前往勃海上任。他之所以单身前往，是因为并不想在勃海久留。他行前已经打定主意，当年的年底便要发起一场重大的行动，即组成联军讨伐董卓。这正是：

逃出京城奔勃海，雄心勃勃起联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