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北伐——最后一击

就在朱元璋和徐达全面部署大军渡河北上，围攻大都的军事行动之时，王保保却在山西上演了大逆转，这位长期被自己的部下貊高和关保所压制的名将，始终采取保持实力的态度来应对对方的进攻。在得知了貊高分兵劫掠附近郡县的情况下，才果断出击以夜袭的模式，一举攻占了对手的指挥部。将貊高和关保先后俘虏。这个时候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对王保保的态度顿时出现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宣布貊高和关保是“间谍构兵，可治以军法”，对于这两个政府认定的“元奸”，王保保自然不客气地处决了。

不过对于元帝国政府不自量力地大反击部署：“命王保保任前河南王、太傅、中书左丞相，统领见部军马，由中道直抵彰德、卫辉；太保、中书右丞相也速统率大军，经由东道，水陆并进；少保、陕西行省左丞相秃鲁统率关陕诸军，东出潼关，攻取河洛；太尉、平章政事李思齐统率军马，南出七盘、金、商，克服汴洛。四道进兵，掎角剿捕，毋分彼此。”各方势力显然都没什么太大的兴趣。李思齐虽然在凤翔调集了关、陕、秦、陇各地的部队，据说“拥精甲十馀万”，但是“坐视不救。”

而对于自己一向欣赏的老对手——王保保，朱元璋此时也给出了另一番评价。他说：“王保保本一孺子，承李察罕余烈，骤得重权，恢复山东、河南北诸郡，遽袭王爵，遂萌骄纵之心，岂有豪杰之见？使其能知礼义，欲为一代中兴名将，则必尽忠于元。几阃外生杀之权，专之可也。至于选法、钱粮，必归之朝廷；重兵在手，攻战守御，必尽其心。若夫成败利钝，一听于天。以此存心，足为忠臣。使其不能出此，分兵以守要地，多任贤智，去其险邪，释其私忿，一心公忠，凡事禀于天子，不失君臣之礼，功成名立，此又其次也。今王保保不此之务，自除官职，其麾下称左右丞、参政、院官者，不可胜数，而各处钱粮皆收入军中，不供国用。此与叛乱何异？名虽为元，实则跋扈。若一旦为敌国所败，天下后世将谓何？如是遗臭也，古之贤哲宁如是乎？”这番话虽然失之刻薄，却说出了王保保最大的弱点，作为一名军事主管，王保保始终将自己放在一个军阀的位置之上，在许多的问题上自然不可能站在全局的角度上去思考。面对步步进逼的明帝国北伐大军，王保保虽然名义上出兵勤王，但是走的路线却是由晋宁向大同。

王保保反常的进军路线立即遭到了部下的非议，有人提出：“丞相率师勤王宜出井陉口，向真定（今河北正定），与河间也速军合，势可以遮截南军。若入云中（今山西大同），至燕京（即大都）沿途千里，无乃不可乎！”王保保虽然嘴上辩解说：“我潜师由紫荆口，出其不意，岂不可以图胜？”但是本质上他还是听取了自己那位“罪在不赦”的幕僚——赵恒的建议：“朝廷开抚军院，步步要杀丞相。乃要勤王，我驻云中，观其成败，徐为计耳。”。不过王保保的复起，多少还是令明帝国的北伐军有所忌惮的，在元中书右丞相也速望风逃遁的情况之下，徐达在进军通州之后，仍命令部下“各卫立栅桃桃堑以待战”。显然是做足了与王保保一决雌雄的准备的。

不过王保保虽然主观上没有驰援大都的行动，客观上却还是给予了元惠宗懽帖贴睦尔成功脱逃的机会。根据元帝国国防部官员（枢密属官）刘佶所撰写的《北巡私记》中的说法，元惠宗懽帖贴睦尔曾在清宁殿召开内阁紧急会议，以“巡幸上都”的名义准备逃亡。脱脱之子知枢密院事哈剌张提出反对，理由就是敌军已经抵达了通州“一出都城，立不可保”。不过徐达还在准备与王保保的主力决战，因此元惠宗妥懽帖睦尔成功的抵制了大臣们“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死守，奈何弃之？臣等愿率军民及诸集赛出城拒战，愿陛下固守京城”的非议，于半夜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以及一部分政府官员“胜利大逃亡”去了。

当然还是有一部分元帝国的宗室留在了大都，他们是曾经驻守庐州的宣让王、当时的淮王帖木儿不花，以及曾经帮助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剪除孛罗帖木儿的威顺王宽彻普化之子——义王和尚。这些宗室大多在战乱之中失去了封地，此刻都和留下来守城的中书左丞相庆童一样已经有了“吾知死所，尚何言哉！”的觉悟了。但是作为元帝国的首都，此时城内的防御兵力实在少得可怜。中书平章政事朴赛因不花据说：“有膂力，善骑射”，但是等他跑到自己的防区——顺承门之时，才发现这一区域只有几百名老弱病残。也只能表示：“国事至此，吾但知与此门同存亡也”。

面对近在咫尺的元帝国首都，徐达表现得异常谨慎。在元惠宗妥懽帖睦尔逃亡之后的五天时间，他始终在修筑工事准备迎击骁勇的蒙古铁骑。根据《明兴野记》中的说法，即便是小股侦察部队“至燕都城下，不逢敌兵，城上亦无旗帜”，徐达也认为“疑有伏兵”。直到确定元帝国政府军没有主动出击之后，徐达才命令部队分三路向大都挺进。而在半路之上，徐达还是遭遇到了一小队蒙古骑兵的反击。徐达让自己的部将尹坚出马，尹坚显然也是一员猛将，顺利地俘获了两名佩金虎符的元军战将。刨去史书的粉饰之外，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一小队的蒙古骑兵应该是从大都城内出发前来进行自杀式冲锋的“亲贵敢死队”，因为按照蒙元帝国的军事制度只有万户才有资格“佩金虎符”，而如果是元帝国的正规军，那么至少由两个万户指挥的大军规模应该还是比较庞大的。这次出马尹坚显然是赚到了，不过这种军功实在没什么可骄傲的。在大都战役之后，我们就没有在史料中再看到这位勇将的身影了。

在击溃了元帝国的“亲贵敢死队”之后，徐达的大军顺利地抵达了大都城下，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更像是一场移交仪式而不是血腥的攻城战役。在汉族的史料中只用了简短的六个字来概括整个过程——“填壕登城而入”。不过或许是因为大都的沦陷过于迅速，在蒙文史籍《黄金史纲》和《蒙古源流》中都记载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说明帝国的部队是藏在一万辆装满了财物的大车里，贿赂了守城军士才进城的。这个元末版的“木马计”实在太过侮辱读者的智商了，我们只能一笑而过。

进入大都之后的明军也没遭遇所谓的巷战，徐达亲自坐镇齐化门，看着城内的元帝国亲贵一一处决。有趣的是，为了保护以监国身份留在大都的帖木儿不花，许多元帝国贵族和大臣都自称“淮王”，上演了一出“代死”的帝国灭亡保留节目。而除了蒙古亲王之外，元帝国的汉族官僚在这个问题上也不遑多让。理财专家丁好礼以75岁的高龄，向徐达表示：“我以小吏致极品，爵上公，今老矣，恨无以报国，所欠唯一死耳”随即慷慨赴死。

徐达虽然在大都城内只是处决了一些元朝的亲贵大臣，但是对于大都周围依旧忠于元帝国的“团结”“山寨”等民兵组织所进行的肃清却异常的血腥。农历八月十五日明军进攻鸡鸣山寨及宣德府怀来县，当地的民兵“力战不克”，明军随即“梯登屠之”。不过这并不影响明朝的历史书写下以下的文字：“（徐达）封其府库、图籍、宝物及宫殿门，以兵守之。宫人妃、主令其宦官护侍，禁戢士卒，毋得侵暴。人民接堵，市不易肆。人谓曹彬下江南不是过也”。似乎有元一代谁都想成为曹彬，但是北宋曹彬攻克江南时“不妄杀一人”，本身又何尝不是一个政治神话呢？

大都的易手基本表示着统治中原97年的元帝国土崩瓦解。但是战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尽管徐达在占领大都之后随即派出右丞薛显、参政傅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副使顾时等人率领骑兵部队展开追击，但是由于徐达一开始便将追击的主要方向盯在了古北口一线，因此尽管意外地捕获了一批从大都逃亡的回回大户，缴获了大批物资，但是却与从居庸关逃亡塞外的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失之交臂。

事实上徐达虽然是一员名将，但是对于中国北方的地形并不熟悉，在当时的情况下产生了错误的判断本身无可厚非，而事实上综合一些蒙古语典籍来说，居庸关方向也并非全无战事。蒙文史籍《黄金史纲》记载了铁木真之弟哈撤儿的后嫡——图穆勒呼巴图尔在掩护元帝国宗室北逃的过程中曾“命令自己的儿子哈齐库鲁克临阵，领着六十名擎旗手赶来，说道：‘语云：与其毁声灭名，何如粉身碎骨！’因之，与汉家追兵激战而死”。由此来判断，徐达当时可能是分兵多路追击，只是没有选对重点而已。

有趣的是，这一本来可以原谅的错误，在明帝国统治时期却演绎出了一则新的政治神话——徐达和朱元璋是有意放走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的。明代号称“吴中诗冠”的徐祯卿在自己《剪胜野闻》这样写到：“徐太傅追元顺帝，将及之，忽传令颁师。常遇春不知所出，大怒，驰归告帝曰：‘达反矣，追兵及顺帝而已之，其谋不可逆也。’”身为副手的常遇春打自己上司徐达的小报告，似乎还在情理之中。但是接下来的情节就有些离奇和荒诞了。

徐达知道常遇春告自己的“黑状”之后，竟然“留兵镇北平而自引军归，驻舟江浦，仗剑入谒。”除了这等同于公然谋反的行为之外，徐达竟然因为朱元璋正在生气，命令自己的卫兵不许徐达进见，徐达竟然“拔剑斩阍吏，夺关而出”。朱元璋此刻的脾气似乎又好了起来。派人“释其罪，令内谒。”徐达却偏不给面子，最后两人是在徐达的军舰上见面的。徐达陈述了自己的理由：“我如果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不会等到今天！虽然好像晚了点，但是带领着部队兵临长江，割据江淮还是可以的吧！我之所以不活捉元帝国的皇帝。主要是这样考虑的。他虽然已经不行了，但毕竟曾经统治中国，我把他抓回来，您似乎反而不好处置他吧？不如把他赶到沙漠去！”好吧！我们只能承认这个徐达是未来嚣张跋扈的蓝玉附身了。而朱元璋随即竟然还称赞徐达说：“深知大体，岂诸将所能及？”君臣似乎都有些脑子不清楚起来了。

偏偏这一明显与情理不合的说法此后不断被明、清两代的文人不断引用，当然也进行了各种修正。他们所提出的依据主要有两点。甚一是朱元璋曾经因为应回了“小明王”韩林儿而陷入了政治地位的尴尬，最后只能用自己的部下廖永忠将其秘密投入江中淹死。其二则是朱元璋和徐达挺进大都之前曾说过“气运有胜衰，彼今衰矣，不烦穷兵。出塞之后，固守以防其侵轶可也”。不过韩林儿的情况毕竟和元惠宗妥懽帖睦尔不同，前者曾是朱元璋名义上的领导。而朱元璋所谓“不烦穷兵”也是从军事上来考量。毕竟元帝国政府虽然北逃，但是在山西、陕西还有王保保和李思齐两大重兵集团。

无论如何，徐达的追击不力令元惠宗妥懽帖睦尔逃出了生天，由于上都之前曾被红巾军的北伐部队攻陷过，因此相对残破。根据《北巡私记》中的记载，居庸关一线“道路萧条，关无一兵。车驾至，亦无供张”。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只能长叹说：“朕不出京师，安知外事如此？”此时的元帝国流亡政府始终处于风声鹤唳的状态，在鸡鸣山遇到山崩也以为是明军追杀，吓得一个晚上都“人马皆惊”。加上一路上连日大雨，天气又冷，很快就出现了有人冻饿而死。不过《北巡私记》的作者刘佶由于是政府工作人员，虽然饿了几顿，但在向自己的领导反映之后，随即就被安排住进了毡帐，吃了一顿烤羊肉。

应该说在抵达上都的初期。元惠宗妥懽帖睦尔还是试图反攻。随着辽东参政赛因帖木儿率五千骑兵抵达之后，元惠宗妥懽帖睦尔首先让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在红罗山建立防线。随后从辽东征召部队，甚至要求卫星国高丽也出兵支援。当然最为关键的还是策动山西一线的王保保发动反击，为此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特意册封其为齐王。

在山西拥兵自重的王保保始终被明帝国认为是心腹大患。这从某种程度上也牵制了明军北上的脚步，1368年八月，明军兵分两路进攻山西。王保保虽然在韩店击溃了明军杨景的部队。但是却无法改变太原地区遭遇明军南北夹击的不利局面。此时恰巧传来了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命令王保保收复大都的指令，我们当然不能相信王保保这样的一个军阀会听从已经失去了全国政权的那位君皇的号令，王保保之所以出兵保安，准备经居庸关奔袭已经改名为北平大都，更多的应该是围魏救赵的考量。

不过王保保的计划被徐达看穿了，当然更重要的是明军此刻在兵力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徐达对自己的部下提出“王保保率师远出，太原必虚，北平孙都督总六卫之师，足以镇御。我与汝等乘其不备，直抵太原，倾其巢穴。则彼进不得战，退无所依，此兵法所谓批抗捣虚也。若彼还军求太原，则已为我牵制，进退失利，必成擒矣。”无奈之下的王保保只能从保安撤军，在太原城下与明军决战，最终由于部将豁鼻马的叛变，被常遇春在夜袭中击溃。凄惨地带着十八名骑兵逃亡大同。而在明军继续追杀的情况之下，王保保不敢北上大都与元帝国流亡政府会合，继续向西进入了甘肃。

在占领了山西全境之后，明军又将矛头对准了长期处于观望中的李思齐集团。在年轻将领冯胜的指挥之下，明军将李思齐集团的关中诸将一一击破。李思齐出降，张良弼被杀，脱列伯被擒，孔兴逃亡。至此，元帝国在关中名义上的统治也宣告终结。而在明军进攻西北的同时，元帝国流亡政府在大都地区发动了第一次也是唯一大规模反击。由常败将军也速指挥的四万骑兵从辽东攻到了通州城下，一度令元政府极为振奋，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要求“亲率精骑直搏大都”。不过元惠宗妥懽帖睦尔似乎还比较清醒，拒绝让自己这个勉强合格的继承人前去冒险。果然随即传来了也速在滦州战败的消息。

元军在滦州的战败，主要是由于明帝国及时从西北战场上抽调回了常遇春和李文忠的精锐部队。在常遇春的面前，也速显然不是对手。随即一败再败。元帝国在辽东一线的残余兵力也被一扫而空。元帝国流亡政府只能从上都撤往应昌（今蒙古克什克腾旗西达来诺尔附近）。对于这一选择，仍在甘肃坚持抵抗的王保保提出了异议，他奉劝元惠宗妥懽帖睦尔速“移至和林，勿以应昌为可恃之地”。但是元惠宗妥懽帖睦尔此时并不希望就此放弃“反攻中原”的机会，坚持留在“未经红贼，城市尚完”的应昌等待着奇迹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