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水之盟——府兵卫国

自武德七年八月，李世民与始毕可汗之子突利结为兄弟、互立盟约之后，大唐帝国的北方边境稍稍安宁了一段时间，当然了，这种安宁只是因为突厥人传统的入侵时节已经过去，并不等于是突厥人真的是会来和大唐“和平共处”，毕竟突厥人“时战时和”的做法，也是并不新鲜了。

而对于大唐帝国来说，武德七年的这次入侵所带来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突厥人大军压境至长安之北，甚至使得帝国内部就“迁都”问题做出了大讨论。而也就从这次入侵开始，帝国中枢意识到：突厥，这个来自于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其威胁不仅是巨大的，也是长期的。

然而新兴的唐帝国却并没有太好的应对办法，虽然每至突厥人传统的入侵时节之前，帝国便是开始加强塞防力量，但处处设防往往是处处不防，至于外交手段，自武德四年起，那位颉利可汗就几乎是连年用兵，显然并不是一个乐于与大唐之间保持和平的家伙。而他麾下的突厥大军不仅频频侵扰边塞，并且多次南下关陇之地，可以说，颉利的狼子野心已是昭然若揭。至于军事上，虽然帝国与那些突厥铁骑几次交手结果是双方互有胜负，但总体来说大唐处于劣势。

也因此，虽然武德七年的这次入侵被挫败了，但谁都知道，下一次的入侵已是迫在眉睫了，故而为了能够加强防御力量，李渊下诏，恢复十二军建置。所谓的“十二军”，是武德二年时所置设的，史载“及诸起义以相属与降群盗，得兵二十万。武德初，始置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将军府领之”，这也就是说，李渊从晋阳起兵时，以最初的三万“元从”作为家底，兵发关中，而至夺取长安时，加上一路上收编、投诚、归降的兵马，他手中已有二十万大军了。

李渊于长安登基称帝之后，这二十万兵马便全部被配置在关中地区，以拱卫京畿。而为了能够更方便地统辖这二十万大军，帝国还一并将整个关中地区分为了十二道，曰：万年道、长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华州道、宁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泾州道、宜州道，每道都置有一军，这样总共有十二军。又设立了若干骠骑府、车骑府，统属这十二军。

到了武德三年的时候，十二军又取象天官为名号，即以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醴泉道为井铖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幽州道为招摇军，麟州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每军设将、副将各一人，督率府兵且耕且战，以车骑府统之。

可是武德六年二月，皇帝下诏“废参旗等十二军”，而对于当时皇帝为什么要废十二军的原因，史书中记载的很是模糊，根据《新唐书·兵志》的记载，说是“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废十二军”，也就是因为“天下既定”所以皇帝才决定废除了十二军的。很显然，当时这个举措的错误性，在此后应对突厥大军入侵时，被凸显了出来，以至于李渊不得不又下诏，在被废仅一年多之后，又恢复了十二军建置。

不过当初废止了十二军，不等于是大唐帝国在关中地区到了无兵可用的地步，关于这段时间内，帝国在关中地区的兵力，《唐会要》是有记载的：“关内置府二百六十一，精兵士二十六万，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也就是说，总兵力是二百六十一个军府、约有精兵二十六万。

唐初实施的是“府兵制度”，而这“府兵制”原是起于北魏时期“鲜卑人当兵、汉人务农”的政策，也就是所谓“府兵”，本泛指军府之兵。但北魏在“六镇之乱”后，分为东魏和西魏，东魏地广国富，人口逾两千万，兵强马壮，而西魏地狭国贫，人口不满千万，为了与东魏相抗衡，西魏文昭皇帝大统八年，“军政大事尽出其手”的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行台宇文泰，把流入关中地区的六镇之兵和原在关中的鲜卑诸部，加上贺拔岳的武川镇军团、侯莫陈悦军团中的李弼所部以及当初随孝武帝入关的北魏宿卫禁旅，统一编为六军。

次年，实际上掌握着东魏军政大权的高欢将兵十万，渡过黄河，据邙山列阵，与宇文泰大军战于邙山，此战西魏大败，士卒损失六万余，经过数年经营建立起来的关中军团几乎损失大半。而当时关陇地区的鲜卑族人数有限，故而为了补充和扩大队伍，在此后几年，宇文泰开始从不断收编关陇豪右的乡兵部曲，选任当州豪望为乡帅。至大统十六年时，西魏已经建立起了“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的府兵组织系统。

^隋文帝

由于府兵全家可以免除赋役，当兵成为鲜卑人的专利，故而这政策明显地带有民族隔离的色彩。为了打破这层壁垒，宇文泰对那些被募充作府兵的汉人给予“赏赐”，令有功的汉人诸将继承鲜卑三十六国及九十九姓，如李虎赐姓大野氏、李弼赐姓徒何氏、赵贵赐姓乙弗氏，凡所统领的士兵皆以他们主将的鲜卑姓为自己的姓氏。通过给汉人将佐涂上了一层鲜卑部落的色彩，宇文泰成功地将庞大的汉族人口并入了府兵体系。

可到了北周后期，迫于形势，鲜卑人已经不再占据着统治地位了，而府兵制所存在的那层鲜卑化的色彩也渐渐褪去，大隋帝国的开创者——隋文帝杨坚，在为北周大丞相时，就下令西魏受赐鲜卑姓的汉人可恢复为汉姓，从而开始彻底破除了“鲜卑人当兵、汉人务农”的旧制。值得注意的是，杨坚之父杨忠早年初随尔朱氏、独孤信征战，后入西魏，并得到宇文泰的重用，因战功赫赫，而不断升官晋爵，而后最大的荣誉便是赐姓“普六茹氏”。

开皇十年，隋文帝再次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这等于是让府兵全家一律归入州县户籍，受田耕作，而变军籍为民籍，兵士本人则由军府统领，这等于是彻底改变了府兵制，使之与最初的“府兵”完全不同。

在西魏、北周时期，府兵被编为二十四军，每军设一开府将军，简称“开府”，全称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而开府将军下有“仪同将军”，全称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到了隋初时，掌管军府的军官改名为“骠骑将军”和“车骑将军”，军府也被改称“骠骑府”。这个时期，由中央直属的诸“卫府”与“东宫率府”所构成的军府结构体系已经逐步完整，其内部主要职能间的分工也日益明晰，即以“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侯”六个府各领“军坊”、“乡团”，统率府兵，军士也开始编入户籍，从事生产，不过从总体来说，还是继承周制的。

可到了隋炀帝时，原先不领府兵的“卫”或“府”也都开始加领府兵，这样领率府兵的就有左右翊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御卫、左右候卫，共十二卫。而军府也从“骠骑府”被称“鹰扬府”，主官改为“鹰扬郎将”、“鹰击郎将”。这个时候，卫府制度趋于完善，军府按“中外相维、重首轻足”的方略，分置在京城及冲要地区，十二卫的作用是除了临时受命征伐外，平时主要担任京城宿卫和其他军事要地或重要设施的驻守。府兵也与禁军及地方军等其他力量一起，相互为用，相互钳制，以便皇帝控制军队和维护全国统一。

李渊自晋阳起兵时，最初只是“有众三万人”，而也正是以这些人，这位大隋帝国的唐国公才能够开置“大将军府”。在他起事之时，由于之前隋炀帝下诏征天下兵马，先后三次征讨高句丽，而且皆告失败，包括十二卫在内的大隋帝国的主要军事力量在炀帝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中已是损失惨重，而层出不穷的民变和叛乱更使得帝国仅存的兵力疲于应付，晋阳起兵没有遇到太大的阻碍。

在大业十二年初，隋炀帝还曾任命李渊为太原道安抚大使，并拥有“黜陟选补郡文武官、征发河东兵马”的特权，加之太原乃“天下精兵处”，大隋自建国以来，对晋阳的军需物资储备就一直十分重视，经多年的积蓄，城中已是“府库盈积”，“太原粮饷可支十年”，正因此，李渊父子才能够盘踞于晋阳，通过“倾财赈施，卑身下士”的方式来交结英俊、密招豪友，发展壮大自身的势力，等待着时机的成熟。

在起兵檄文中喊出了“兴甲晋阳，奉尊代邸，扫定咸洛，集宁寓县”的口号后，区区三万人便是李渊手里的全部家当，他以长子李建成为左领大都督，统领左三军；以次子李世民为右领大都督，督率右三军；第四子李元吉则担负掌管中军的职务，镇守太原。随后，李渊便是携李建成与李世民，率一众“义师甲士”南下，长驱关中，由于进军长安的途中不断吸纳各路义军及“盗贼”，至长安时，总计兵众已达到二十万，也正是依靠这股军事力量，李渊这位前隋太原留守才得以迅速取得了关中地域的控制权，问鼎天下。

而在建立大唐王朝之后，大唐帝国仍是沿用隋炀帝大业年间的中央卫府及东宫率府统领地方的“鹰扬府”制度，并从编户农民中征兵，而所有农丁则由保、闾、族、县、州等各级地方政权管理。按照当时的制度，每保五户，而每户成丁以二人计算，则共有十人，也就是从这十人中征二人为府兵，就这样，以此建立了唐帝国最初的“军府”。

此外李渊还颁授军、将、卫、府各级军号并给予实权，如以李神通为右翊卫大将军、窦抗为左武侯大将军、王伯当为左武卫大将军，负责教阅军队；以史万宝以右翊卫将军出镇熊州、刘感以骠骑将军出镇泾州，镇守地方；同时又以秦王李世民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齐王李元吉为领军大将军、并州大总管，总以领授方面；至于领军将军安兴贵、左武卫将军段德操、骠骑将军魏道仁、车骑将军元韶等人，则是负责统兵以拒突厥。

当然了，武德年间的军制还是有一些调整的，但都是细微的，譬如改“鹰扬郎将”为“军头”，改“鹰击郎将”为“府副”，但很快又袭用隋初的旧制，即以“军头”为“骠骑将军”、“府副”为“车骑将军”，而军府则称为“骠骑府”、“车骑府”，到了武德二年，又以“车骑将军府”隶属“骠骑府”。直到武德五年，天下初定时，李渊才对沿袭的隋时中央卫府制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改“左右翊卫”曰“左右卫府”、“左右骁骑卫”曰“左右骁骑府”、“左右屯卫”曰“左右威卫”、“左右御卫”曰“左右领军卫”、“左右备身府”曰“左右府”，唯左右武卫府、左右监门府、左右候卫，仍依隋不改。至武德七年定令时，总共置有十四卫府，即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领军、左右武侯、左右监门、左右屯、左右领，同时又改军府名称为“统军府”，骠骑将军为“统军”，车骑将军为“别将”。

从制度上讲，武德年间的府兵既是担负保卫京畿的宿卫军，又是地方戍守军，此外还是野战军，可以说是“一身三任、二位一体”。而那些府兵们则是以番代的形式轮流变换角色，平时是地方军，宿卫京畿时就是卫军，出征边疆时则是野战军。但在实际的军事运作过程中，作为“府兵”这一主流体制的补充，武德年间的唐军其实还有“三位分离体制”，“府兵”之外还有禁军、州兵和镇戍兵这三种军事力量，这些军队相较于“府兵”担负着专门的职务，也由府兵以外的其他兵员所组成。

禁军的来源主要是当年跟从武德皇帝自晋阳起兵的那三万兵卒，由于这些人最早跟随天子“举义”，而且在随后进军关中的战事中出生入死，并立下赫赫的开国战功，加之这些人不仅忠诚，还属于开国功臣，故而武德皇帝自初定天下、定都长安之后，就对这些助其“开国”的将士们重礼优待，这三万兵卒中的多数人除了被赐予关中地区的肥沃粮田外，还被编成了屯驻于太极宫北门——“玄武门”外的“北门屯营”，号为“元从禁军”。而既然作为禁军，这支在北门宿卫的“左右屯营”从设立之初，其目的就不是在外征战，而是作为皇帝的私兵所存在着，所有兵士都是“子承父业、代代相传”。

州兵又称兵募、募人、征人，最初只是为了应付临时征行而征集的兵员，所谓“征人，谓非卫士，临时募行者”，因此性质和府兵不同，没有番上宿卫的责任，而且这个时期的兵募也不同于此后的募兵，而是由州县强制征发的。征发的过程是中央、州、县、里逐级发传征兵令，然后由里正差发，县主管官员审定。在征发完毕后，兵募要以州为单位集中，统一发放军行器物，然后亦以州为单位实施编组，所以兵募名为“招募”实为“征发”。

镇戍兵也叫边防镇军，主要通过兵募而来，主要负责“掌捍防守御”，其编制包括镇、戍两个不同级别的组织，史载“凡天下之上镇二十，中镇九十，下镇一百三十有五；上戍十有一，中戍八十有六，下戍二百三十有五”，镇戍的兵力则为“每防人五百为上镇，三百人为中镇，不及者为下镇；五十人为上戍，三十人为中戍，不及者为下戍”。镇戍兵募的戍期通常较短，“防人番代，皆十月一日交代”，戍期一年。

由于武德年间主要实施的是“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和“内重外轻”的军事布局，即对京师长安所在的关中实施重点防御，故而除了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领军、左右武侯、左右监门、左右屯、左右领“十四卫”及参旗军、鼓旗军、玄戈军、井铖军、羽林军、骑官军、折威军、平道军、招摇军、苑游军、天纪军、天节军这“十二军”之外，其实还有太子东宫诸率府以及秦王、齐王的左右六护军府及左右亲事府、帐内府等力量。

由太子李建成直接掌握的“东宫六率”，即“太子左右卫率”、“太子左右司御率”、“太子左右清道率”。“东宫六率”为太子直属的亲兵，各领军府三至五不等，为太子直属的亲兵，由其直接掌握。此外，李建成在长安及四方招募勇士二千人为东宫卫士，分屯于东宫的左右长林门，号为“长林兵”。

秦王、齐王则是各有左右六护军府、左右亲事府、帐内府。左一右一“护军府”设护军各一人以掌率统军已下侍卫陪从，此外还有副护军各二人、长史各一人、录事参军各一人、仓曹参军事各一人、兵曹参军事各一人、铠曹参事各一人，另有“统军”各五人、“别将”各十人，分掌“领亲勋卫”及外军。而左二右二“护军府”、左三右三“护军府”则是各有“统军”三人、“别将”六人，余职员与左一右一“护军府”相同。左右“亲事府”则是各置“统军”一人以掌率左右别将侍卫陪从，其下各置左右“别将”一人，长史、录事、铠曹、兵曹等参军各一人。至于“帐内府”，其职员品秩与“统军府”完全相同。

当然在武德年间虽然关中是府兵的集中地，但除了关中和京畿之外，河东道由于是“龙兴之地”，加之这里历来也是突厥南侵的要冲地带，故而也是军府的主要部署地，甚至河东的府兵一度占到全国府兵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仅次于京畿所在的关内道。

武德七年，李渊下诏重新恢复十二军，正是在“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这一思想下，为了防御突厥进攻而做出的政策调整。此番重置十二军，以太常卿窦诞为参旗将军、吏部尚书杨恭仁为鼓旗将军、淮安王神通为玄戈将军、右骁卫将军刘弘基为井钺将军、右卫大将军张瑾为羽林将军、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为奇官将军、右监门将军樊世兴为天节将军、右武侯将军安修仁为招摇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杨毛为折威将军、左武侯将军王长谐为天纪将军、岐州刺史柴绍为平道将军、钱九陇为苑游将军，并要求十二军必须“简练士马，以备战争之需”。

很显然武德七年的这次危机让大唐帝国意识到了突厥的威胁性，而且帝国中枢也已经开始积极准备应对突厥的下一次入侵了，就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一件对后来的历史影响较大的事情。

武德八年四月，西突厥的统叶护可汗忽然派遣使节入唐，而此番西突厥使节前来的长安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求婚”。统叶护可汗其实是达头可汗之孙、射匮可汗的弟弟，其在继位为可汗后，西突厥依靠武力，在接连开疆辟土，先是北并铁勒余部，继而西南逾过阿姆河，而且还占领了吐火罗故地，并拓境至罽宾北界，武功极盛。《旧唐书·突厥下》这样描述统叶护的全盛时期：“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又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西戎之盛，未之有也。”

此外，西突厥汗国的大军还曾多次入侵波斯萨珊王朝，根据东罗马帝国的史料记载，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希拉克略王朝第一任皇帝弗拉维斯·希拉克略正是设法与统叶护可汗达成同盟，共同向萨珊王朝发起袭击，才使东罗马帝国在尼尼微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且这位希拉克略王朝的缔造者还曾在第比利斯城下与统叶护为可汗会面过。

不过，统叶护可汗虽然号称“有控弦之士数十万，武功超过历代可汗”，在他的统治下，西突厥汗国的疆域东起高昌，南至信度河流域，可谓是强盛无比，可这“强盛”的背后却也是矛盾重重。按照史料的记载，在统叶护为可汗时期，将西域诸国国王纳入突厥的军事行政体制之内，即授予“颉利茇”官号，另派“吐屯”一名驻扎监视，督征赋税，加上统叶护自负强盛，用政苛猛，这也就导致了那些西域小国很是不满，许多部族纷纷反抗，尤其是葛逻禄人最为激烈。对于这些反抗，统叶护可汗采取的是“铁腕”统治手段，而不是“怀柔”抚慰，大军的镇压，反而激起了更多反抗，这自然使得西突厥其实在其控制地区并不是那么受欢迎了。

此外，统叶护可汗又将汗国的政治重心西移，置新牙于石国的千泉，直接控制战略要地碎叶川和丝绸之路的热海道，这自然会是与同样强大的东突厥发生冲突了。不过此番统叶护可汗派遣使节入唐求婚，倒是给了大唐帝国一个机会。李渊与侍臣商讨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时，面对李渊“西突厥去我悬远，急疾不相得力，今来请婚，计将安在”的询问，中书令封德彝、民部尚书裴矩等人的主张或是答应其请婚，以结好西突厥，继而“远交而近攻”，或者是“当今之务，莫若远交而近攻，正可权许其婚，以威北狄。待三数年后，中国全盛，徐思其宜”。在这种意见的左右下，李渊遂派高平郡王李道立出使西突厥。

^{尼尼微战役中东罗马帝国军队采用了类似于游牧民族的骑射战术}

不过大唐帝国在做和亲准备的同时，也在展开积极的军事行动，在唐帝国的北方边境地区，除了那些东突厥人之外，还有两个割据政权对于大唐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一个是占据了河东道北部、据守恒安的苑君璋，另一个则是控制了关内道北部、据守夏州的梁师都。

此二“贼”之中，苑君璋的威胁较小。此人本是朔州马邑人，出生自豪族，因为娶了刘武周的妹妹，故而与刘武周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在刘武周被突厥人册封为“定杨可汗”时，苑君璋又被任命为内史令。武德二年，刘武周接受了部下宋金刚的建议，准备“入图晋阳，南向以争天下”。苑君璋立即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审时度势，为刘武周分析天下大势，以说明此举不可为，并规劝刘武周说：“唐主举一州之兵，定三辅之地，郡县影附，所向风靡。此固天命，岂曰人谋？且并州以南，地形险阻，若悬军深入，恐后无所继。不如连和突厥，结援唐朝，南面称孤，足为上策。”

然而对于苑君璋的建议，刘武周并不以为然，他选择了自率大军南下，而留苑君璋守朔州，后来，果然如苑君璋所料。直到大败之后，刘武周方才懊悔，他甚至流着泪对苑君璋说：“恨不用君言，乃至于此！”武德五年刘武周逃往突厥被杀之后，苑君璋率余众依附于突厥，突厥人任命其为大行台，还让他统领刘武周的余部，但同时也派兵“协助”镇守马邑，就近对其展开监视。为了自保，苑君璋成了突厥人南侵大唐的先锋。

但在大唐帝国面前，苑君璋没有占到多大便宜，武德四年，苑君璋先是被代州总管李大恩以兵击败；次年三月，当并州总管刘世让驻扎在雁门时，苑君璋又与颉利可汗、高开道合兵攻之，结果不逞；武德六年，其与刘武周旧将高满政率兵夜袭代州，但依然未能攻下……不过虽然苑君璋连连骚扰边境，对于此人，李渊倒也不是没有派人招抚过，可他非但拒不接受，反而再次进犯代州，却被代州刺史王孝德所击败，又一次吃了败仗，这连连的败仗不仅搞得苑君璋灰头土脸，也使得部下们对他越发不满起来，于是高满政站了出来。

本来高满政是劝说苑君璋尽杀城内的突厥，继而内归的，可是苑君璋不从。在当时，马邑早就人心浮动了，因为困于兵祸，不但城内百姓哀怨、人人厌乱，而且军卒们也不想听命于突厥人，于是高满政利用人心所向，准备杀死苑君璋，继而降唐。可谁也没有想到，高满政尽心策划的夜袭计划却走了风声，苑君璋连夜逃奔突厥，但他的一些部下和一个儿子，以及城内的两百突厥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高满政在发难之后，迅速控制了马邑，这些倒霉蛋都被高满政杀死。随后高满政率众投降了大唐，并因为“功劳”而被拜为朔州总管，进封为荣国公。

“杀子夺城之仇”自然要报，苑君璋狼狈出逃跑到突厥之后，首先向突厥人求得援兵，随即率众发起了反扑，武德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苑君璋率部前来攻打马邑，但却是先败于高满政，随后又在七月初二日为右武侯大将军李高迁与高满政合兵击败于腊河谷。

虽然两次进犯皆遭失败，但在当年十月，急于报仇的苑君璋却再次以突厥兵攻打马邑，这一次，突厥大军的攻势更为猛烈，唐帝国右武侯大将军李高迁居然临阵脱逃，直接导致了高满政被围困在马邑城内。不久之后，高满政被他的部下右虞候杜士远所杀，随后马邑开城。但苑君璋在率突厥人入城尽杀高满政党羽之后，并没有在马邑继续盘踞，而是退兵据守恒安。

之所以放弃马邑，原因很简单，虽然大仇得报，不过苑君璋却也陷入到了危机之中，由于部下都是汉人，而且他们都不愿为突厥效力，所以此时的苑君璋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局面，他虽然也希望能够归附大唐，可却又担心被诛杀，于是请求李渊，希望能够“献奉北境以为赎罪”，李渊也允诺让其继续在北疆，并派遣雁门人元普送来丹书铁券。可这时，突厥颉利可汗也派人来招降，面对大唐和突厥，苑君璋犹豫不决了。

他的另一个儿子苑孝政谏劝说他道：“父亲大人既答应降于大唐，又要贰于颉利可汗，这是自取灭亡。如今粮食殆尽人心又离，不及时决断，恐怕发生意外变故，孝政不忍见此惨祸！”可儿子的劝说却并没有让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的苑君璋最终下定决心，他反而是召集众人前来商议。恒安人郭子威建议：“恒安地势险要城墙坚固，突厥正强盛，正应该依靠它再观察形势的变化，不宜束手受制于人。”对此深表赞同的苑君璋此时做了决断，于是立即派人拘捕元普，并将之送到突厥，而突厥的颉利可汗对他的这一选择则是“感其诚义，送以锦裘羊马”。

这个选择却显然导致了他的部下们的不满，甚至竟有人送来“死亡威胁”，在这份匿名信中，赫然写着“不早日降唐，父子诛灭”。对于满门尽灭的死亡威胁，苑孝政害怕了，他倒是想南下去投大唐，可却被自己的父亲所拘禁。苑君璋思考再三之后，也最终还是决定继续占据恒安，以观局势。

相比之下，梁师都对大唐构成的威胁要比苑君璋大多了，自隋炀帝大业十三年二月初一，梁师都起兵造反以来，先是占据朔方郡，自称“大丞相”，随后又与突厥联手击败了前来镇压的隋将张世隆，派兵攻占了雕阴、弘化、延安等郡，并自行称帝，国号为“梁”，由于他在祭祀上天于城南之时，因掘地埋玉而得印，故而以为符瑞，于是建元年号为“永隆”。在梁师都继皇帝位时，突厥始毕可汗还曾给他送以狼头大纛，并封其为“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梁师都为了表现他对突厥人的忠心，便引导突厥兵占据了河南之地。

从此之后，梁师都便成为了大唐北方地区的一大“祸患”，而双方之间所爆发的战事也是接连不断，不过显然梁师都并不是大唐的对手。武德元年七月初四，梁师都率部进犯灵州，为骠骑将军蔺兴粲所败；次年三月初一日，他再犯灵州，被灵州长史杨则所击退；当年九月，梁师都与突厥千余骑扎营于野猪岭时，延州总管段德操先是按甲不战，等到梁师都所部士气懈怠时，忽然派兵出击，两军酣战之际，段德操亲领轻骑从其阵旁掩击过来，于是梁师都大败而逃，而唐军则是跟踪追击二百里路，俘获甚多。

不久，不甘心失败的梁师都又一次率军进犯，这一次，他统领步骑五千人，浩浩荡荡南下，可遭受的失败更大，对手依然是段德操，只不过这次这位延州总管下手也狠，不但将梁师都五千步骑俘斩一空，而且招降其堡将张举、刘旻。大败而归的梁师都很不甘心，于是他派遣尚书陆季前去游说突厥处罗可汗出兵，并让陆季转告处罗：“比者中原丧乱，分为数国，势均力敌，所以北附突厥。今武周既灭，唐国亦大，师都甘从亡破，亦恐次及可汗。愿可汗行魏孝文帝之事，遣兵南侵，师都请为向导。”

在陆季的摇舌鼓动下，处罗可汗颇为心动，于是他以莫贺咄设侵入五原，又以泥步设与梁师都合兵前往延州，自己则是亲自率兵攻打大唐的龙兴之地——太原，并让突利可汗所部即奚、霫、契丹、靺鞨等一众附庸，由幽州道向南进犯，会同窦建德的大军，自滏口西入，最终多路大军会师于晋、绛地区。

虽然这个计划看起来很是不错，但在还没有开始实施的时候，却因为处罗可汗的去世而骤然夭折，突厥兵马未出，而孤军南下的梁师都也就再次倒了大霉了，本想借着突厥人的大军，一雪前耻，结果反倒是自己再次被段德操以兵攻破，一败涂地而归。

武德六年，由于对梁师都不满，其部将贺遂、索周率所部十二州归降大唐，延州总管段德操于是伺机尽起边兵，大举进击梁师都，甚至一度攻拔其东城，使得梁师都只得退保西城不敢出战，所幸突厥颉利可汗同意发兵来援，这才让他避过覆灭之灾。但从此之后，梁师都则是兵势益衰、一蹶不振，只能依附突厥，充当突厥大军南下入寇的先锋。

^唐代武士

对于大唐帝国来说，要想和突厥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便是要首先拔除掉苑君璋、梁师都这两个分别楔入在河东道北部、关内道北部的“钉子”，从而打开局面。于是武德八年的正月，李渊便派遣右武卫将军段德操出兵夏州，对梁师都展开了新一轮的打击。而西突厥统叶护在武德八年的这次遣使来请婚，无疑给予了大唐趁机在扫荡苑君璋、梁师都势力的同时，联合西突厥打击颉利的最好机会。唐帝国虽然同意与西突厥联姻，不过因为当时颉利可汗频繁入寇，通往西域的道路完全被阻塞了，故而联姻方案最终不了了之，统叶护可汗也在不久之后死于西突厥内部的政变。

尽管和西突厥之间的联姻及联合进攻东突厥的计划没有实现，但在武德八年正月，当帝国中枢在派遣右武卫将军段德操出兵夏州的同时，却也在着手应对突厥的下一轮进攻，春节刚过，这一年的备边的问题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李渊数次召开御前会议，与重臣们讨论边防事务。其实对于防范突厥，并没有太好的方案，尽管朝中诸臣是各抒己见，但大多是消极防御。

譬如，将作大匠于筠提出的一个建议“甚妙”，那就是“未若多造舩舰于五原、灵武，置舟师于黄河之中，足以断其入寇之中路”，而中书侍郎温彦博则提议“昔魏文帝掘长堑以遏匈奴，亦因循其事”。也就是前者建议在灵州造战船，在黄河设置水师，以阻挡突厥入寇，而后者则主张师学魏文帝曹丕挖掘长堑阻遏匈奴的做法，开挖堑壕，以用来隔断北部的重要道路，从而使得突厥大军无法南下。显然，这两个主意都是消极防御，但李渊却对这两个主张都予以肯定，于是派遣右武侯将军桑显和前去北方主持挖掘堑壕以隔断北方要路的工程，同时还开始征募江南习水之士，以在灵武、五原设舟师、造战舰，以扼制突厥南下。

不过正当这一年的备边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而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的时候，在京师长安，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关系却也更紧张了起来。太子李建成乃李渊嫡长子，秦王李世民则为次子，晋阳起兵时，兄弟二人倒也同心协力，但终因权力之争两人还是起了隔阂，一来是秦王自以为功高远超太子，故而觊觎起储君之位，太子也因为秦王的巨大声望而对其戒备有加，兄弟之间的争斗不休。不过这都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二人所代表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