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将末路 ——卫青、霍去病时代的汉帝国军事优势

自孝景皇帝以来，大汉帝国为加强边防建设，实行了包括“徙民实边”“输粟实边”在内的一系列御边政策。也就是在边境建城邑，并以免罪、拜爵、免除征役、修房舍、配农具、供衣食等措施，鼓励民众向边境城邑迁徙。此外还以赐爵、赦罪等办法，鼓励民众向边境输送粮食。并对边郡居民进行必要的骑射阵法训练。同时在长安、边郡等地广设马苑，所谓“始造苑马以广用”，大量养马，并奖励私人养马，文帝时，汉廷就曾颁布“复马令”，规定民间出马一匹便是能代替三个人的兵役。至武帝时，已是“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仅官府便是养马达四十五万匹，从而使得汉军能够开始着手建设强大的骑兵。

其实自“白马之围”后，大汉就已经意识到骑兵的重要性了，只是那时候刚刚经历秦末民变，及此后的楚汉战争，新生的帝国因为长期的战乱而国弱民贫，以至于“人相食，死者过半”，所以才有了后来委曲求全、采取和亲手段来以换取一时和平的策略。不过数十年的韬光养晦，并不等于大汉并不重视武备，长期以来，帝国便是意识到“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所以积蓄力量、发展马政、壮大骑兵，积蓄力量，也就成了当务之急。自从高帝四年八年开始征收“算赋”，以“为治库兵车马之用”，马政就一直为汉廷所重视，最初时，“算赋”为“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而至武帝时又口加三钱，“以补车骑马”，也就是所谓的马口钱，此外还以太仆专管养马事务，下设太仆承，以及下属马厩的令、巫或长、垂等官。除了汉廷在西、北边郡设“牧苑三十六所，以郎为苑监，分养马三十万匹”外，各郡、国也都有养马，郡县设马丞、王国设仆及其属吏厩长、厩丞，专司马政。此外，武帝时，还在“复马令”的基础上进一步鼓励养马，所谓“天子为击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甚至皇帝还“解乘舆驯”以鼓励养马。而与此同时，朝廷还以一系列的法令来为马政提供支持，譬如《盐铁论·刑德篇》记载“今盗马者死，盗牛者加”，也就是以死罪来禁止民警偷盗屠宰马牛，同时还以“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来禁止优良种马外流。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至汉武帝时，汉军已经初步建成了一支强大的骑兵力量，现在，汉军需要的是一场战争，以来检验这数十年的建设成果。

经过长期的韬光养晦，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大帝决意放弃和亲政策，而以军事手段来彻底解决北方的匈奴威胁。是年六月，汉军三十万，设伏于马邑附近山谷，同时三万精兵出代郡，欲诱匈奴单于南下而击之。最终由于伏兵被单于发现，而未遂，此即为“马邑之围”。虽然此战不了了之，但却揭开了大汉帝国对匈奴大规模进讨的序幕。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冬，匈奴兴兵南下，袭扰上谷、渔阳，武帝任命韩安国为材官将军，驻屯渔阳，同时以太中大夫卫青为车骑将军，率领骑兵万余出上谷。由于数十年来精心于马政，所以此时的汉军已经轻易能够调动万余铁骑了，但其实卫青所部的万骑只是诸路汉军中的一路罢了，此番匈奴南下，汉武帝是以四路大军出击相拒，其中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而又分别有骑将军公孙敖从代郡、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骁骑将军李广从雁门出兵，四将各率一万骑兵。

^{汉代骑兵俑}

自此，卫青，这位名将开始在疆场上崭露头角。史载，卫青，字仲卿，河东郡平阳县人，乃是阳侯府中奴仆卫媪之子，卫媪与其夫生有一男三女：长子（卫长君）即卫长子，长女卫君孺、次女卫少儿、三女卫子夫，后卫媪与给事平阳侯家的小吏郑季私通，生卫青，最初的时候，卫青本名为郑青。幼年时，卫青被送至生父郑季家寄养，但为郑氏所虐，父亲郑季让他放羊，而郑季前妻所生的儿子又很歧视他，根本不把他当兄弟看，而是当成奴仆畜生一样虐待。这一点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将军列传》中有所记载，“青为侯家人，少时归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于是卫青稍稍长大一些之后，不愿再受郑家的奴役，后来便独自离开父家，回到母亲身边，做了平阳公主的骑奴。

平阳公主，名讳及生卒不详，她是景帝刘启与皇后王娡的长女，也就是汉武帝刘彻同胞长姐。其本封阳信公主，汉时一般以公主食邑或夫家封邑所在地称呼公主，而平阳公主的食邑是阳信，故称阳信公主，但此后阳信公主下嫁于开国功臣曹参的曾孙平阳侯曹寿，故而又称平阳公主。武帝即位后，尊为长公主。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时的卫青及其母亲、姐，都是平阳侯的仆人，而他们的命运也因为平阳公主而得以改变。

《史记·卫将军骠骑将军列传》中记载：青尝从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钳徒相青曰：“贵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也就是说，有一次，卫青跟随别人来到甘泉宫，一位囚徒看到他的相貌后说：“这是贵人的面相啊，官至封侯。”卫青笑道：“我身为人奴之子，只求免遭笞骂，已是万幸，哪里谈得上立功封侯呢？”然而，不久之后，卫青的命运就发生了改变。而改变他命运的便是平阳公主和他的姐姐卫子夫。

卫子夫也是卫媪所生的，卫媪曾为平阳侯家僮，一说是侯妾，卫子夫的父亲之名因史不见载，故而现在已经不可考。卫子夫上有一兄二姐，兄长卫长君，长姐似乎卫君孺、次姐卫少儿，此外还有同母异父兄弟三人，即卫青、卫步、卫广。卫子夫出生之年不详，只知道是汉景帝年间，当时的平阳侯是曹时，抑或曹时之父曹奇，她年少时被送往平阳侯府中，教习歌舞，遂为平阳侯府讴者（歌女）。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春，上巳日，武帝刘彻从霸上祓禊归来，顺便至平阳侯府小憩。所谓“祓禊”，乃是源于上古“除恶之祭”，或濯于水滨，或秉火求福，春季多在上巳日在水边举行祭礼，洗濯去垢，消除不祥，并有沐浴、采兰、嬉游、饮酒等活动。由于自当初武帝立太子妃陈氏为皇后以来，已然数载，却并无子嗣，于是平阳公主便效仿姑姑馆陶公主（窦太主）择良家女子欲以进献天子。此番公主便将先前挑选出来并留在家中的美人都出来拜见武帝，然而武帝却并不满意。于是平阳公主命十余人退下，饮酒之后，侯府的讴者进来献唱，子夫亦在其中。武帝望去众人，一眼便看中了卫子夫。继而，武帝起身更衣，子夫则随去侍候，并在尚衣轩中得到初幸。此后武帝回到筵席后非常高兴，赐给了平阳公主黄金千金。平阳公主趁机奏请把卫子夫奉送入宫，武帝欣然答应。史载，临别上车之时，平阳公主亲抚着子夫的背说：“走吧，在宫里好好吃饭，好好自勉努力，将来若是富贵了，不要忘记我的引荐之功。”然而自建元二年入宫以后，一年多，卫子夫再也没有受到皇帝的召幸。建元三年，武帝将宫中年迈体弱等无用处的宫人释放出宫，卫子夫因而得见天子，她哭泣着请求武帝释放她出宫回家。武帝怜爱，再一次临幸了她。这一次的恩露之后，卫子夫怀孕了，而后尊宠日隆。而卫青也相随入宫“给事建章营”。

然而好景不长，皇后陈氏是馆陶大长公主刘嫖之女，因当初武帝尚为胶东王时，馆陶大长公主为其得立为太子而煞费苦心，陈皇后亦以此原因而骄横高贵。此番当她听说卫子夫得到武帝宠幸后而得以怀孕，自己却数年没能为天子生下一男半女，便开始妒忌卫子夫。馆陶大长公主亦因女儿不孕而嫉妒卫子夫，于是便派人绑架卫青，并企图杀卫青以恐吓卫子夫。所幸为公孙敖所救。公孙敖是北地郡义渠县人，最初以骑郎的身份侍奉汉武帝，其与卫青关系很好，当他得知卫青有难后，当即带领一众壮士及时相救，才使卫青免于一死。此事为武帝得知后，十分震怒，当即便召卫青为建章监，并加侍中。卫子夫的兄长卫长君也得到显贵，亦加为侍中。数日之内，赐给卫家的赏金累计竟达到千金之多。而卫子夫也受到汉武帝的大宠，被封为夫人，她的家族更是得到极度显贵，长姐卫君孺嫁给太仆公孙贺为妻，二姐卫少儿因与陈掌有私，汉武帝便召来陈掌使其显贵，就连公孙敖也因与卫家亲近并施救卫青有功，而得到武帝重用，并因此得到显贵。

应该说，卫氏能够得宠，和卫子夫为武帝生下卫长公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卫长公主的出生打破了当时谣传的皇帝不能生育的流言。刘彻自七岁起为太子，九年后即位为皇帝，又两年，然而一直无子，史载，建元二年，淮南王刘安来朝，武帝舅父田蚡在霸上迎候，与其言“方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日晏驾，非大王当谁立者”！ 淮南王听闻大喜，厚赠田蚡金银钱财物品，暗中结交宾客，安抚百姓，谋划叛逆之事。其时武帝未满十八岁，何来晏驾之说，武帝无子则国无本，滋生他人谋逆的野心。由此可见无子对当时的武帝及大汉之影响有多大，但卫子夫的怀孕证明汉武帝并非不能生育，而这也或许是卫子夫怀孕后“尊宠日隆”的原因。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卫长公主出生后，汉武帝对她尤为宠爱，汉时，皇帝的女儿称公主，姐妹才可称长公主，姑姑称大长公主。而卫长公主在武帝朝以帝女身份越级称长公主，其待遇远超她的其他妹妹，南朝史学家裴骃，以注解史书著称于世，其著作《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然而他就曾注“此帝女也，而云长公主，未详。”除了在武帝一朝以帝女而越级封为长公主之外，而卫长公主还以汤沐邑为最富庶的盐邑而震动天下。史载，第一次，卫长公主城内后，下嫁第五代平阳侯曹襄，其乃是平阳公主之子，而曹襄死后，卫长公主又下嫁方士栾大，元鼎五年（公元前113年），武帝宠信栾大，以为栾大可通神仙，封他为五利将军，又拜为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天道将军，后又封为乐通侯，时栾大佩六印，贵振天下。武帝又为他建豪宅，置车马帷帐充其家。栾大因此升官封侯，得以迎娶卫长公主。嫁与栾大之前，武帝送金万斤（《汉书》记载为金十万斤），给公主做嫁妆，并将公主的封地改名为当利，故而卫长公主又号当利公主。当利有盐官，即是“盐邑”，武帝给卫长公主一个盐邑作为汤沐邑，其恩赏几乎不下于当年文帝赏铜山给邓通，而这番恩赐不仅使得武帝其他公主的封地皆不如她，甚至卫长公主也是东、西两汉时唯一受封盐邑的公主。

而就在卫子夫备受恩宠的同时，皇后陈氏却被皇帝所厌。最初陈皇后自恃皇帝当初得以立为太子，母亲有力，于是骄横无礼，而后听说卫子夫“大幸”时，愤恨不已，数次寻死觅活，故而皇帝对她越发恼怒。此后陈皇后又因巨资求子而不得，于是使用妇人媚道害人邀宠，武帝非常愤怒，便派御史大夫张欧追究惩治此案，侍御史张汤查出女子楚服等人为陈皇后施巫蛊之邪术、祝告鬼神、祸害他人诸事，此皆是“大逆无道”之罪，因此案而牵连被杀者有三百众，而元凶楚服则被斩首示众，此后皇帝又以“皇后不守礼法，祈祷鬼神，降祸于他人”为由，称“皇后无法承受天命，应当交回皇后玺绶，离开皇后之位，退居长门宫”。于是陈皇后于秋七月乙巳日以受人迷惑行巫蛊事被废。陈后被废之后，卫子夫再次怀孕，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春天，已承宠十年的卫子夫为称帝十二年之久，时龄二十九岁的汉武帝生下第一位皇子。武帝异常欣喜，便命令当时善为文者枚皋及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之赋。为感谢上苍赐予他的第一位皇子，武帝又修建了婚育之神高禖（句芒）神之祠以祭拜之，而武帝更是亲自为皇长子取名为刘据。母以子贵，子以母显，举国同庆皇长子诞生之暇，时为中大夫的主父偃上书武帝，请立卫子夫为皇后。武帝欣然准奏，择元朔元年春，三月甲子这一日册立卫子夫为皇后。

而就在姐姐卫子夫入主中宫之时，卫青也开始在战场上为大汉建立功勋。在这次率出上谷之前，卫青作为建章监和侍中，跟随皇帝左右，为天子心腹，此后汉武帝开始设立身边的亲信为内朝官，用以抗衡九卿贵族为主的“外朝”，从此卫青开始被汉武帝重用，又被封为太中大夫，而卫氏一家也从此更加显贵。建章监，这个官名现在已经不可考，因为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时，建章宫方才建成，初置建章营骑，选六郡良家子弟充之，属光禄勋，后来更名“羽林骑”，取“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之意。而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时，皇帝倒是设期门军，约千人，选陇西、天水等六郡“良家子”充当，所谓“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汉书·百官公卿表》中也记载：“期门掌执兵送从，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无员，多至千人，有仆射，秩比千石。”但显然，建章监和期门军没有任何的关系，也有人说所谓“建章监”就是监理督造建章宫。当时“监”作为官职主要就是掌管园林及皇室衣食起居的官员、廷尉等，而建章宫则位于长安城直城门外的上林苑中，《三辅黄图》载：“周二十余里，千门万户，在未央宫西、长安城外。”而上林苑地跨长安、咸阳、周至、户县、蓝田五县县境，纵横三百里有灞、浐、泾、渭、沣、镐、涝、潏八水出入其中，据《汉书·旧仪》载：“苑中养百兽，天子春秋射猎苑中，取兽无数。其中离宫七十所，容千骑万乘。”故而这里也是汉武帝即位之初骑射练兵之处，所以，很有可能卫青的这个“建章监”其实就是以敦造建章宫的名义，在此练兵。

而“侍中”则是秦始置，为丞相之“史”（属员），以其往来东厢奏事，故谓之侍中。也两汉沿置，为正规官职外的加官之一，没有定员，多由名儒或贵戚子弟担任。《汉官六种》载：皇帝见诸侯王、列侯起，侍中称曰：“皇帝为诸侯王、列侯起！”起立，乃坐。汉武帝时，以此为近臣加官，列侯以下至郎中，只要加上侍中之类名号可入禁中受事，所谓“出入禁中、顾问应对，位次常侍”。也就是因为加此官者可出入宫廷，侍从皇帝左右，与闻朝政，故而逐渐变为亲信贵重之职。

至于太中大夫，也初为秦官，掌论议，汉沿用，《汉书·百官公卿表》载：郎中令所属有太中大夫等，秩比千石，掌议论。

从卫青所获的这三个官职来看，他在当时已是武帝亲信，也正是如此，此番皇帝以其与公孙贺、公孙敖、李广三将一起，各率万骑，出击匈奴。由于匈奴人认为卫青不过是因为他的姐姐卫子夫的缘故才得以被皇帝重用，遂不以其为重，而以大军围攻李广所部。结果匈奴兵多，大破李广所部，因为匈奴单于久仰李广威名，故而命令手下“得李广必生致之”，所以全军覆没且伤病在身的李广才得以生还。此后匈奴骑兵便把当时受伤得病的李广放在两匹马中间，让他躺在用绳子结成的网袋里。走了十多里路，李广装死，而后当他斜睨见到一匈奴少年骑着一匹好马路过时，遂突然纵身跳上匈奴少年的战马，并将之推下马去，夺取他的弓箭，策马扬鞭向南奔驰，匈奴骑兵数百人追于其后，被他射杀众多。此后，李广南驰数十里，与所部残兵相遇，于是他收罗败兵，退回塞内。

四路大军，并不是只有李广大败，公孙敖一路也与匈奴遭遇，一战下来，损失骑兵七千，而公孙贺一路则无所得、无所失，最终无功而还。唯有卫青一路不被匈奴重视，而有所斩获。由于是自己首次出征，故而卫青颇是果敢冷静，其率众入险境，直捣匈奴祭天圣地龙城。

所谓龙城，那是匈奴腹地一城，“龙”亦作“茏”，又称“龙庭”。匈奴祭天，大会诸部处。《汉书˙匈奴传上》：“五月，大会龙城。”其地在今天的鄂尔浑河西侧的和硕柴达木湖附近。初出茅庐的卫青率军直入龙城，首虏七百。虽然战果不是很大，但相较于另外三路的两路大败、一路无功而返，此战还是很有意义的。大军归来时，汉武帝下诏，封卫青为关内侯，而“飞将军”李广则被下狱，并以其“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而论罪当斩，后赎为庶人，而公孙敖也因“亡七千骑”而本当斩首，后缴纳赎金后，贬为庶人。在当时，以财物赎罪，称作为“赎刑”，始于上古，《尚书·舜典》就有记载“金作赎刑”。不过古之赎罪者，皆用铜，而自汉始，才改用黄金。历朝历代都有赎刑，但制度不尽相同。大体来说，五刑之中，上自死刑，下到杖、笞，都可以赎。

应该说，龙城之战是一次失败的作战，四路大军除卫青凯旋外非败即退，但这次龙城之战却是自汉初以来对战匈奴的首次大规模进攻，特别是卫青攻入匈奴纵深，扫荡龙城，其具有的意义还是极大的，而自此战始，大汉开始频频对匈奴发起攻势。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秋，匈奴兵分三路，攻入长城关塞，大举进犯。左路两万余骑攻至辽西，杀辽西太守，掠边民两千余，而中路杀入渔阳，击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众，接着又败韩安国军千余骑，几近歼灭；右路进入雁门，杀掠千余人。汉武帝大怒，决议采取“胡骑东进，汉骑西击”之策，急命卫青率三万精骑为车骑将军出雁门，同时以李息率兵一部出代郡，迎击匈奴。此战卫青长驱而进“斩首虏数千人”，从而遏制了匈奴的入侵。紧接着，在次年（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春，卫青又率大军攻入匈奴盘踞的河南地（黄河河套之地），由此爆发了“河南之战”。

自当时，黄河河套之地颇为肥沃，黄河贯穿于这片冲积平原之间，故而水利资源丰富。也正是由于这里地势开阔平坦，土壤肥沃，水草丰盛，故而是中原农耕和北方游牧民族都想要取得的一方沃土。此外，这里还是蒙古高原与陇右之地的边界，所以，河南地不仅在经济上具有巨大的优势，而且在军事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从这里至关中，距离极近，无论是秦时，还是大汉初年，又或者此后的唐初，占据着河南之地的游牧民族往往能够对定都秦中的帝国构成极大的威胁，所以自从战国以来，秦国便是多次北上讨伐匈奴，和匈奴人在这里反复争夺，最终秦国取得了胜利，但是随着秦末天下大乱，匈奴人趁机卷土重来，占据了河南地。

对于大汉帝国来说，河南地距离京城长安不足千里，如果匈奴大军南下，他们的骑兵只需疾驰一两日便可到达长安城下，匈奴占据河南地，就如一把锋利的尖刀顶在帝国的背脊上，而事实上，一直以来，匈奴也试图从这里威胁长安，也正是因为这样，屏蔽长安的北地、上郡等地才不时成为汉匈频频交战的前线，而如果一日不能够收复河南之地，那么长安也就一直处在匈奴铁骑的威胁之下。

自从去年秋天，皇帝以车骑将军卫青率三万精骑出雁门，而以李息率兵一部出代郡之后，两路大军便是试图解决河南之地的匈奴所构成的威胁，卫青、李息率部出塞后，采用“迂回侧击”的战术，从云中向西大迂回，两部先沿黄河北岸（左岸）西进，绕到匈奴军的后方，在秦长城的掩蔽之下迅速进至高阙塞，并攻占此处，从而切断了驻守河南地的匈奴白羊王、楼烦王同单于王庭的联系。然后，卫青又率精骑，飞兵南下，进到陇县西，完成对河套及其以南地区的迂回包抄，形成了对白羊王、楼烦王的围击之势，继而掩袭匈奴白羊王、楼烦王，并一举击溃之，匈奴二王仅率少数亲兵逃遁。此战，汉军穿行千余里到达陇西，全甲兵而还，斩首数千，俘获巨大，所谓“伏听者三千鱼及牛羊百余万头，收复了河南地全部土地”。

因河南之地水草肥美，形势险要，故而听闻卫青将之收复之后，汉武帝下令在此处设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与朔方郡（治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而又因中大夫主父偃上书，“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筑城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故而武帝便停止正在进行的通西南的道路，而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城），同时又招募内地居民十万至朔方实边，并修缮秦代的旧长城及沿河要塞，通过河朔地区移民屯田，建立朔方郡，大汉帝国不仅解除了匈奴骑兵对长安的直接威胁，而且彻底将河南地建成为一个可以向东、西、北三面进一步出击匈奴的前方要地。此战，卫青功劳巨大，因而被封为长平侯，加封三千八百户侯。而苏建、张次公也以校尉从卫将军有功，封平陵侯、岸头侯。纵观汉匈河南之战，双方投入的兵力不多，规模亦不为大，但这场战事在汉匈战争史上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大汉王朝收复河南地，赶走匈奴的楼烦王和白羊王，从而使得汉朝的北部边防线更往北推移至黄河沿岸，为长安增添了一道屏障，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匈奴对关中地区的直接威胁，这不仅仅有利于京都地区的繁荣与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帝国在全国统治的加强，并为接下来大规模的反击匈奴，奠定了基础。

河南之战匈奴遭受惨重失败，匈奴人不甘心失败，单于伊稚斜刚刚继位，便着手开始对大汉帝国的反击，以试图用疯狂的反扑来扭转匈奴所处的不利局面。自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夏季开始，匈奴先是数万骑兵攻入代郡，杀太守共友，掳掠千余人。同年秋季又攻入雁门，杀掠千余人。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又各三万骑攻入代郡、定襄、上郡，杀掠数千人。尤其是匈奴右贤王，因为河南之战后，他失去了河南之地，故而深怨大汉，在这频频的入侵中，其表现极为活跃，多次以轻骑扰边，南下侵入河朔之地，杀掠吏民甚众。所谓右贤王，乃是匈奴贵族封号。其为二十四长之一，在右部诸王侯中地位最高，与诸右王居匈奴西部，自置于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

为了打击匈奴人，特别是右贤王的气焰，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汉武帝以卫青为车骑将军，率骑兵三万出高阙，并以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当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当骑将军，代国之相李蔡当轻车将军，统领各部数万汉军自朔方出兵，诸路大军统归卫青指挥，长途奔袭右贤王庭，同时汉廷还以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从右北平出兵，以牵制匈奴。

卫青率大军出塞急行军六七百里，趁黑夜突袭右贤王部，右贤王以为远在塞外，汉军不能到达，正饮酒醉卧。汉军突至，惊慌失措，仅带爱妾一人及数百骑突围北走。卫青立命轻骑校尉郭成率骑兵追出数百里，虽没有能够生擒右贤王，但此役，汉军活捉右贤裨王十余人，并俘获匈奴男女民众一万五千人、贵族十余人、牛羊数百万，李息、张次公方面亦略有斩获。

此役可以堪称是一次非常成功的长途奔袭战，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此战是继河南战役之后，给予右贤王又一次致命的打击，而且也达到了将匈奴分割为东西两段的目的。经过此战及之前的河南之战，两次大捷后，汉军不仅士气大振，而且也牢牢抓住了战争的主动权，也正是如此，捷报传来之后，汉武帝当即使节持大将军印，至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受命统帅诸军，并加封食邑六千户（汉书记载为八千七百户），卫青的三个儿子被汉武帝封为列侯。长子卫伉为宜春侯，次子卫不疑为阴安侯，幼子卫登为发干侯，均食邑一千三百户，公孙敖、韩说、公孙贺、李蔡、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李沮、李息、豆如意等将共十一人也因此战而被封侯。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春、夏，为了进一步打击匈奴，汉武帝又以合骑侯公孙敖为中军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李沮为强弩将军，分领六路大军，统归大将军卫青统率，十万大军自定襄出发，浩浩荡荡北进数百里，出击漠南。此战在历史上被称作为“漠南之战”。

此战中，汉军虽取得了“得首虏前后万九千骑”的战绩，但右将军苏建、前将军赵信所率三千余骑却因为遭遇单于大军，而几乎全军覆没。史载，赵信是匈奴人，本是匈奴小王，后降汉，改名赵信，被封为翕侯。这次作战，前将军赵信与右将军苏建分行，独遇单于兵，故尽没。赵信在兵败之后，降匈奴。而苏建只身逃回。

苏建逃回之后，大将军卫青就苏建的罪责，征询军正闳（姓氏不详，名闳）、长史安（姓氏不详，名安）和议郎周霸等人意见，周霸说：“大将军出征以来，还未杀过副将，现在苏建弃军而逃，可以斩苏建以表明大将军的威严。”而对于是否要“杀苏建以立大将军之威”这一问题，闳和安都表示了明确的反对，他们认为两军交战，兵力多少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兵法讲“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而这次苏建以少敌多，苦战一日，虽然全军覆没，但也不敢对朝廷有背叛之心，而是自动归来。如果自归而斩之，那么也就是示后人无返意也。故而不应当杀苏建。卫青认为自己以天子殊宠为大将军，不患无威，虽有权力，但不敢擅专，还是把这事交给天子定夺。于是用囚车押回苏建，汉武帝果然免除他的死罪，让其赎为庶人。

其实从处理苏建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得出卫青的为人处事方式，一直以来，卫青都很敬重人才，早年其多次向汉武帝推荐过主父偃，而《汉书》记载卫青在河东买马时发掘并推荐了日后的酷吏咸宣。此后，随着卫青地位的日益尊重，汉武帝希望群臣见大将军行跪拜之礼，汲黯却依然行揖礼，卫青不但不恼火，反而更加尊重汲黯，经常向他请教国家和朝中疑难之事。

苏建是卫青老部下，以校尉从卫青封侯。又参与建朔方。此番在漠南遭遇匈奴主力，仍奋战一天不降，可见忠勇，而他的这一忠勇也影响了后人，苏建之子苏武之所以牧羊十余年而不叛汉，大约也与其父的这番经历有关的吧。若卫青为了所谓的“立大将军之威”而杀之，势必会让人齿寒。其实司马迁在《淮南衡山列传》里也提到，跟过卫青的部将，包括淮南王“八公”中的伍被和出使过长安的谒者都说：“大将军材干绝人……众将皆乐为大将军所用”，有“淮南第一剑客”之称的游侠雷被也曾主动请求想跟随大将军卫青征讨匈奴。可见卫青身为大将军，可谓是“不患无威”，他不需要借用人头来树立自己的威望。

再有就是汉武帝设常置大将军，节制所有将领，可谓是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他却是极为谨慎。其率军与匈奴作战，屡立战功，而且可以称得上是“战功显赫，权倾朝野”，但其平生从不结党，更不养士，苏建曾经劝告卫青养士以得到好名声，但卫青却称养士会让天子忌讳，因为窦婴和田蚡等朝廷重臣就曾经因为厚待宾客而让汉武帝切齿，所以他始终认为作为臣子只需要奉法遵职就可以了，何必去养士呢？

正是因为这种谨慎，所以卫青并没有处死苏建，而是以囚车交给皇帝处理，巧妙地回避了处理此事的风险性，从而避免了日后被皇帝猜忌的可能。也正是这种“为将号令严明，对将士爱护有恩，对同僚大度有礼，位极人臣而不立私威”的态度，才使得卫青在汉武一朝能够始终“不倒”。

至于赵信，此人投降之后，为伊稚斜单于所得，单于以其在汉军久，熟悉汉地军情，遂封之为“自次王”，又妻以己姊，企图利用他共同对付汉军。应该说，赵信的投降起到了很坏的作用，因为他的投降及此战汉军损失两千余骑、亡两将军，故而卫青不益封，赐千金。此战之中，除了自西域归来，并以随军校尉身份参战的张骞因功而被封为博望侯之外，另一颗将星也正冉冉升起，他便是霍去病。

霍去病之父霍仲孺乃是河东郡平阳县人，乃县中小吏，在平阳侯家公干时，与平阳公主的奴婢卫少儿（卫子夫的姐姐）有染，二人私通，生下了霍去病。后来霍仲孺另娶妻子生下霍光，和卫少儿不再来往。史载，霍仲孺当初不敢承认自己与公主府的女奴私通，并不承认尚未出生的孩子，回去后另娶妻生子。而卫少儿也就从来不曾告诉过霍去病他自己的身世。霍去病从小生长在奴婢群中，生活艰辛，但他十分好学，跟随舅父卫青习得骑马、射箭、击刺等各项武艺，卫子夫入宫后，因受汉武帝宠爱，并生皇长子刘据而被立为皇后，卫氏家族从此平步青云。卫少儿后来以皇后姐姐的身份嫁给詹事陈掌为妻，而霍去病则也入宫为侍中，此番出征，是霍去病的初次征战，时年十八岁。

史载，骠姚校尉霍去病在这场漠南大战中，独领八百骑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斩获敌人两千余人，其中包括相国、当户的官员，同时也斩杀了单于的祖父辈籍若侯产（籍若侯乃封号，名产），并且俘虏了单于的叔父罗姑比，勇冠全军，以一千六百户受封冠军侯。由此，霍去病开始崭露锋芒。

在取得了河南、漠南之战的胜利后，汉武大帝抓住时机，于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发起河西之战。是年春，皇帝以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万骑自陇西出塞，攻向河西，由于当时汉廷对河西的地理和敌情了解不多，所以只以精骑万余出陇西，显然此次行动是带有侦察试探的性质，以为日后的大规模出兵而做好准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了避免被匈奴和羌人所发现，霍去病率军出陇西后，绕道而行，渡过黄河，过乌亭逆水，继而沿乌鞘岭北坡而行，经过邀淄部落牧地，又渡狐奴河，尔后转战六日，接连扫荡了臣属于匈奴的五个西域小部落王国，拒战者诛之，归附者赦之。随后翻越焉支山，向西北直出千余里后，与浑邪、休屠二王所部遭遇。霍去病率军进讨，鏖战之下，浑邪、休屠二王败走，而汉军则擒获恽邪王子及相国、都尉等大小头领，斩首八千九百余级，还俘获休屠王的两个祭天金人。

不过虽然汉军在祁连山北麓的这次交战中取得了的胜利，但自身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史料记载为“师率减什七”，也就是万余汉骑，只剩下三千余，于是霍去病只好引残兵而回，放弃了继续西行的计划。但大军行至皋兰山下，却遭到匈奴折兰王和卢侯王所阻，于是霍去病率军迎战，此战杀二王而大破匈奴军，而后回师。

初战告捷，给大汉帝国以极大的鼓舞，汉武帝决心趁河西匈奴刚刚遭到打击之时，再次发起新一轮的攻势，于是汉军稍事休整，于同年夏，发起了第二次河西之战。此次，以骠骑将军霍去病、合骑侯公孙敖率数万骑兵出北地，分两路进击河西匈奴。同时以郎中令李广、卫尉张骞率部出右北平，此路为次要出击方向，主要是牵制左贤王。

按照事先预定的作战计划，霍去病率精骑渡黄河向北，采取大纵深迂回行动，也就是渡黄河后，大军沿沙漠南缘，向西北迂回至居延泽，又转向西南，沿弱水转向西南至小月氏，又转向东，至祁连山，大破酋涂王。然后经狐奴水、乌盩山而回到陇西郡。此路是为北路，而公孙敖率部自陇西出塞，是为南路。按照构想，霍去病亲率大军自侧翼进攻，应从北侧插入匈奴之后，断其退路，而公孙敖则应该率部则负责正面进攻，同时又负有吸引匈奴注意力，掩护北路汉军之迂回包抄的任务。

可结果霍去病率领一部“常选”即经过严格挑选的精骑，按计划自灵武渡河，先是翻越贺兰山，而后又“涉钩箸、济居延”，即穿过浚稽山沙地，绕居延海而转向南，沿弱水行军，通过小月氏地，再由西北转向东南，深入匈奴腹地两千余里，进至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黑河流域。然而，公孙敖所部却因迷失方向而未能如约与霍去病军会合。

在与公孙敖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孤军深入的霍去病毅然统帅大军直击匈奴侧背，此战汉军斩遫汉王等三万两千余，匈奴单桓王、酋涂王及相国、都尉等两千五百余皆降，而另有稽沮王、呼于屠王及五王母、单于阏氏和王子共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被俘。而汉军所付出的代价 “大率减什三”。

此战使得匈奴的实力再一次遭受到极大的打击，根据《西河旧事》的记载，惨败之下，匈奴人甚至流唱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之曲。很显然，通过两次河西之战，汉朝得以完全控制了河西地带。而当霍去病在此后平息了匈奴降军的骚乱后，匈奴人更是从此退到了漠北一带，彻底失去了对河西走廊的控制。

而当河西方向，霍去病取得大捷之时，李广、张骞所部却遇到了麻烦。按照计划李广率四千骑为前锋，而张骞将万骑殿后。结果李广孤军冒进，大军出右北平数百里，而张骞部未能按时出塞，匈奴左贤王四万骑将至围住。面对十倍于己的强敌，李广时令其子李敢率数十骑直冲匈奴大军，于是李敢从匈奴阵营左右接合部之间急驰而过，回来报告说：“胡虏易与耳！”

见少将军如此纵横匈奴军中，汉军大受鼓舞，继而李广乃令部下列为圆阵，向外御之。虽然匈奴骑兵连续对汉军之阵实施冲击，但大阵岿然不动。史载，此战中箭如雨下，汉兵死者众多，弓箭也将用尽。而李广令战士只引满弓驾而不发箭，自己则用大黄连驽接连射杀匈奴稗将射数人，才使得匈奴的攻势缓弱下来。夜幕降临，“吏士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服其勇也”。次日，汉军又奋勇拼杀，就在汉军死伤过半之时，张骞率万骑赶到。左贤王见不能取胜，只得解围北撤。此战虽杀伤众多匈奴兵，但由于李广所部损失惨重，而张骞部也疲惫不堪，故而未能追击，于是汉军也撤兵而还。后朝廷论罪，李广功过两抵，张骞却以“后期”罪贬为庶人，但张骞的一生却并没有因此战之败而结束。

至于匈奴方面，尽管两次河西之战后，匈奴势力遭到沉重打击，但伊稚斜单于及匈奴诸部仍未停止南下袭扰，对于大汉和匈奴来说，这种袭扰注定了双方还将会迸发出新的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