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泉闻警 ——军臣单于的野心和“文景之治”的积蓄

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老上单于率十四万大军入侵，文帝派遣大军出征，兴老上单于畏惧汉兵，遁逃出塞。但此后数年之间，匈奴又连年入侵，偷袭抢掠云中、辽东二郡，每年被杀掠人口万人以上，而汉朝无奈，只得以和亲和岁贡安抚匈奴。老上单于也接受了汉朝讲和的意见。两国以长城边塞为界，互不侵扰。汉文帝后四年（公元前160年），老上稽粥单于死，其子军臣立为单于。

军臣单于继位后，仍以中行说为亲信，军臣单于相较于他的父亲，更是野心勃勃，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军臣单于绝和亲之约，对汉发动战争。他率六万骑兵，分两路，每路三万骑，分别侵入上郡及云中郡，杀掠甚众。稳定急忙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率军屯兵飞狐，又以原楚相苏意为将军，将兵入代地，进驻句注，同时又派将军张武屯兵北地，同时，置三将军，命河内守周亚夫驻屯细柳，祝兹侯徐悍驻棘门，宗正刘礼驻霸上，保卫长安。此时，匈奴骑兵已进至代地句注边，边境烽火警报连连告急，史载“烽火通于甘泉、长安”，然而汉军经数月调动，方才抵边境，而此时匈奴见汉军加强了守备，遂退出塞外。汉军也罢兵撤警。次年，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六月初一日，汉文帝崩于未央宫，是年四十七岁，六月初九，皇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汉景帝。

景帝出生时，文帝时在代国为代王。而虽然他在文帝的诸子中不过排行居中，而且文帝为代王时，已与代王后有育有嫡子四名，但皆于文帝即位前后陆续病死，而且在文帝还未被拥立为帝时，代王后也已死，故而刘启也就成了文帝的长子。景帝乃是孝文窦皇后所生，窦氏乃是清河郡观津县人，按照司马贞《史记索隐》引皇甫谧言，云窦后名“猗房”，其父早年经历秦末动乱，隐居于观津不问世事，过着清贫垂钓的生活，后来却不幸坠河而死，窦氏有兄弟二人，兄名窦建，字长君、弟名窦广国，字少君。

汉惠帝时窦氏以良家子身份入汉宫伺候吕后，后来，吕后欲出宫人以赐诸侯王，各五人，而窦氏也在其中。由于窦氏以为家在清河，距赵国较近，故而请求负责遣送的宦官务必将自己的名籍归于赵国名簿中。然而宦官忘却此事，误置其籍至代国。待到名簿上奏，诏书应允之后，窦氏才得知此事，涕泣而怨其宦者，并不想去代国，因有诏书在，窦氏才不得不往。

至代国后，窦姬为代王所独宠，于是很快窦姬很快便为刘恒生下了一女，取名刘嫖。孝惠帝七年（公元前187年），窦姬又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刘启。后又育有一子，名刘武。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吕雉去世。群臣拥护代王刘恒回京即位，是为汉文帝，因文帝未立而王后先死，故而文帝即位之后一直没有皇后，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正月，皇帝立刘启为太子后，有司上书文帝请立皇后。薄太后借此对文帝说：“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为皇后。”于是，文帝立窦姬为皇后。其后刘嫖被封为长公主，封邑馆陶，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三月，奏可有司之议，窦皇后的次子刘武被立为代王，立二年徙淮阳王，后于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徙为梁王。

景帝继位之后，以中大夫、曾为太子家令的晁错为内史，在当时，晁错颇为景帝所倚重，甚至景帝对他言听计从，宠信程度超过了多数九卿，当时汉廷与封王之间的矛盾已经是日益激化，特别是吴国，已呈尾大不掉之势。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吴王刘濞是高祖皇帝次兄刘仲之子，高帝曾立刘仲为代王。但匈奴围攻代地时，刘仲竟弃国辗转逃到洛阳，高帝不忍惩罚于他，便贬他为合阳侯。而刘濞在当时则被封为沛侯。淮南王英布叛乱时，高祖亲征平叛，年仅二十的刘濞以骑将身份随从高帝，蕲县之西一举击破英布军，此后英布逃亡被杀，但时荆王刘贾为英布所杀且无后嗣。高祖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吴地会稽人轻佻强悍，非猛壮的藩王难以镇服，而自己的儿子们都还年幼，无法担此重任，于是立刘濞为吴王，统辖三郡五十三城。

据称，高帝封其为吴王后，曾观其相貌，称“若状有反相”，也就是认为刘濞面有反相，不过高帝虽然心里后悔，但当时业已拜官授印，于是拊其背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若邪？难道是你吗？然天下同姓皆为一家，希望你谨慎一点，不要造反。” 刘濞叩头顿首连称“不敢。”

不过倒也没有什么刘濞不敢做的，当初高帝大封刘姓诸王，是为了以诸侯卫护汉廷，确保刘氏江山的稳固，高帝甚至曾与诸大臣刑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正是如此汉初的郡国诸侯拥有很大的权力，他们可以在封国内征收各种赋税，譬如租赋，即田租和人口税，以及山川园池和市井之税，以供官吏俸禄、支出军费及王室开支，也就是所谓诸侯王的“私奉养”。此外还有所谓“民献费”。不过征收各种费用只是这些诸侯们的部分财政来源，多数封国都会根据本国的形势，因地制宜地开办冶铁、煮盐、渔业等手工作坊，发展地方工商业，正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而发展了工商业之后，为扩大私藏府的收入，诸侯王们对工商贾人征有工商税，譬如《史记·五宗世家》载：“赵王（彭祖）擅权，使使即县为贾人榷会，入多于国经租税。”《索隐》曰：“经，常也。谓王家入多于国家常纳之租税也。”另据《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载：“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胶西王刘端私府收入以钜万计，致使“府库坏漏，尽府财物”。梁王刘武则是“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及死，府藏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他财物称是”。

这些贸易、经商、征税等敛财手法，吴王刘濞无所不通。史载，吴地滨海地区产盐，吴王又煮海水为盐，贩卖到全国各地，获利颇丰。此外，由于“汉初，听民自铸钱”，故而此吴、齐、赵等国纷纷开办铸币作坊。因吴地豫章郡产铜，故而吴王刘濞利用手握资源，招致天下众多的亡命之徒，盗铸铜钱。根据《盐铁论·错币篇》载：“吴王擅障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成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也就是吴国所铸钱甚至流通于全国，而由于经济富足，故而吴国实力也就日渐强大。

其实在文帝时，诸侯王的问题就已经为汉廷所重视，当初吕后死，诸吕聚兵，意图不轨，齐王刘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暗约野心勃勃的兄长齐哀王刘襄领兵入关，共灭诸吕，由刘襄继承帝位。刘襄应约起兵，杀死了反对他起兵的齐相召平，诈夺琅琊王刘泽兵，兼并琅琊国壮大实力，又进攻故济南郡（时为济川国）。长安方面派遣大将军灌婴屯兵于荥阳防备，待机共伐诸吕。此时，刘章在长安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协力消灭了诸吕势力。群臣为防止类似外戚事件发生，立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刘襄失去起兵的口实，只好退兵。而文帝以高帝庶子继统，地位本来不是很稳固，而汉初所封诸侯王，已经历了两三代的更迭，与文帝的血统关系逐渐疏远，因而开始伺机而动。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然反吕有功，但他们曾有拥立齐王为帝的企图，所以文帝从齐国裂土而封，将二侯分别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城阳王刘章不久死去。济北王刘兴居却于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趁匈奴南下之时，起兵叛乱，欲袭荥阳，后事败自杀，于是济北国被除。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刘长谋反，事发被贬至蜀地，死于道中。其实这两次藩王叛乱，都说明了问题，而这两次反叛也是此后更大的叛乱的开始。

^汉景帝

不过在当时，文帝的处理方式只是使列侯前往封地，功臣如绛侯周勃也不例外，以控制京师局势，避免藩王叛乱时，京师动乱。还有就是文帝封诸皇子为王，皇子刘武是景帝的同母弟，先封为代王，后又在梁王刘揖坠马而死后徒封梁王。梁国是拥有四十余城的大国，而且地理上居于函谷关之东，文帝以自己的儿子为梁王，为的就是利用梁国来牵制关东诸国、屏蔽关中。此外，还有就是采用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大国析为几个小国，例如析齐国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国，以已故的齐王刘肥的诸子为王。这样，齐国旧地虽仍在齐王肥诸子之手，但是每个封国的地域和力量都已缩小，而且难于一致行动。

自从景帝继位以来，皇权和藩王势力的矛盾开始日益激化，对此，晁错开始积极推动景帝实施削藩。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晁错上疏《削藩策》，称“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提议削减诸侯王封地、收回旁郡、加强中央集权。而削藩的首要目标就是吴国。

汉文帝时，吴国世子刘贤入宫朝见皇帝，并由此得以陪伴皇太子刘启饮酒玩乐。因吴世子师傅皆楚人，故而轻悍，又素骄，故而在下六博棋时，吴世子争胜，态度不恭，皇太子愤而拿起棋盘重砸吴世子，当场将之砸死。文帝敕命尸体送回吴国埋葬，到了吴国，吴王刘濞大怒，说道：“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遂又把尸体送回长安埋葬。

自从儿子被太子刘启误杀后，吴王开始不遵守诸侯对天子的籓臣礼，而称病不朝。朝廷知道他是因儿子被杀才如此，就拘押了吴国使者。吴王惶恐不安，开始起了反叛之心。后来，吴王派使者代他秋季朝觐，皇帝又问起吴王，使者回答说：“吴王实际上并没有生病，只是因为朝廷禁锢了好几个吴国使者，吴王害怕，所以才假装生病。请陛下捐弃前嫌，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汉文帝就赦免了吴国使者，又赐给吴王几案和手杖，体谅他年老，可以不再朝觐。吴王得以免罪，谋反的意图也就打消了。

其实晁错曾多次上书劝谏汉文帝，并指责吴王的过错，议削夺吴国的土地，但因为太子杀死吴世子的关系，文帝总是不忍心惩罚吴王，因此吴王更加骄横。此番景帝削藩，晁错便是竭力劝说景帝尽早削夺吴王的土地，他认为吴王早晚都会谋反。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冬，楚王来朝，晁错称说楚王刘戊为薄太后服丧时，私下淫乱，请求诛杀他，景帝下诏赦免死罪，但却削夺了楚国的东海郡。此外，赵王刘遂有罪，被削去其河间郡；胶西王刘昂也因为售卖爵位时舞弊，而被削夺其六个县。

此后，景帝又与群臣商议削夺吴王刘濞的封地事宜。而此时，刘濞也正担心削地不止，因此想借机发难举事。念及诸侯之中没有可与自己筹划谋反的人，听说刘卬勇猛强壮，且好战，诸侯们都畏惧他，于是吴王派中大夫应高去游说刘卬。

应高说：“吴王不才，因有旧日的仇怨，不敢离开本国到外地去，因此派我来告知他的心事。”刘卬说“有何指教？”应高说“现在天子任用奸臣，听信谗言，变更律令，侵削诸侯土地，对诸侯的处罚很重，而且日甚一日。吴与胶西都是有名的诸侯国，同时被验查，恐怕不得安宁了。吴王身患内疾，不能上朝拜见天子已二十多年，常担心被人猜疑，没法自辩事实真相。现在即使敛起臂，绑上脚，向朝廷屈膝请罪，恐怕也不能被谅解。我私下听说大王因卖爵而获罪，现今诸侯们被削去土地，其罪还不至于有卖爵那么大，我想大王此事恐怕不仅仅是削地就可以了结。”

刘卬说：“是有此事。你说该怎么办？”应高说：“憎恶相同的人互相帮助，兴趣相同的人相互留止，情感相同的人互相完善，欲望相同的人互相趋附，利益相同的人互相死难。现在吴王认为与大王有同样的忧患，希望借此时机，顺乎天理，牺牲自身，为天下除去祸患。不知您的意见如何呢？” 胶西王大惊失色地说：“我怎敢如此呢？陛下虽然逼迫很急，使我只有死路一条，但我怎敢反叛朝廷？”

应高说：“御史大夫晁错迷惑天子，侵夺诸侯，蔽塞忠贤，朝廷之臣对他都有痛恨之心，诸侯也有反叛之意，人事已到了困极的地步。流星的出现，蝗虫的涌起，这些灾异表明这是万世难逢的好时机。因为忧愁劳苦的时候，正是圣人诞生之机。所以吴王想对内以讨伐晁错为名，在外追随大王车乘之后，走遍天下。所到之处都要投降，所占土地谁敢不顺从？大王若真能一句话答应下来，那么吴王就率楚王攻下函谷关，守住荥阳敖仓的米粟来抗拒汉兵，修治军营，以等待大王的到来。大王果真能来，那么天下就可以统一，两位君主平分天下不也可以吗？”于是刘卬同意举兵，于是应高回去报告了刘濞。刘濞仍担心刘卬不守诺言，遂亲往胶西，与胶西王订下盟约。

此后刘卬遣使去联络齐王、淄川王、胶东王、济南王、济北王等齐国旧地其他诸王相约反汉，而吴王刘濞同时还派人前往楚、赵，联合楚王戊、赵王遂等相约起兵。

不久，景帝降诏削夺吴王刘濞的豫章郡、会稽郡。诏令一下，刘濞率先起兵，他诛杀了所有食禄在两千石以下的汉朝官吏，继而举事，胶西、胶东、济南、楚、赵等国都是如此，发兵向西反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等六王亦反叛。史称“吴楚七国之乱”。齐王本是有意参与，但事到临头，他却反悔了，故而违背了当初的盟约，只是加固城池，此外济北王的城墙坏了，尚未修筑竣工，他的郎中便劫持了他，使他不能发兵反汉。

七国发难之时，刘濞征召了国内全部士卒，并要求全国：“我年纪六十二岁，将亲自带兵出征，小儿子年纪十四岁，也将身先士卒，所以，凡是年纪在十四岁与六十二岁之间的人，都要应征。”因此得兵二十余万。此外又派人到闽、东越去发动，使闽、东越也发兵随从。而赵王遂也在暗中同匈奴勾结，密谋联合匈奴一起进击长安。与此同时，胶西、胶东两王则同淄川、济南等王共同攻击临淄，一时山东大乱。

由于七国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借口叛乱，欲夺天下。故而曾为吴国相的袁盎献策景帝，诛晁错以平叛乱，他称吴楚叛乱目的在于杀晁错，恢复原来封地；只要斩晁错，派使者宣布赦免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就可以消除叛乱，兵不血刃。景帝默然良久，决定杀晁错以换取诸侯退兵，同时封袁盎为太常，使其秘密出使吴国。

此后，又有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联名上书，劾奏晁错，请诛晁错满门，景帝“制曰：‘可’”，乃令中尉使中尉到晁错家，以上朝议事为名，诱晁错上朝议事，车马行中错道，至东市，中尉停车，向晁错宣读诏书，腰斩晁错，临刑之时，晁错尚着朝服。晁错死后，景帝派遣袁盎通告七国，诸王仍不罢兵，继续西进。见七国之乱不但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时有校尉邓公从前线归来，汇报军情，景帝询问交涉进展。邓公认为诸侯叛乱，清君侧只是借口，诛杀晁错对内堵塞了忠臣之口，对外却为诸侯王报了仇，而叛乱并不会平息。景帝深以为然，拜为城阳中尉。其后景帝降诏讨伐，遣太尉周亚夫率三十六位将军领兵东征平叛。同时以曲周侯郦寄领兵攻打赵国、栾布攻击齐地，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视齐、赵的动向。

当时刘濞已自称东帝，但其大军行至梁国，遭到景帝之弟梁王刘武所阻，吴楚联军并力攻城，攻下梁国南面的棘壁。梁王刘武向朝廷告急，周亚夫认为吴楚联军势大，正面决战难以取胜，献策用梁军拖住吴、楚联军主力，寻找时机切断对方补给，然后伺机击溃叛军。此后，虽然梁王多次向周亚夫求援。周亚夫却派大军向东，屯兵于梁国以北的昌邑，坚守不出。梁王再次派人求援，周亚夫还是不发救兵。不得已之下，梁王写信给景帝，景帝又下诏要周亚夫进兵增援，周亚夫还是不为所动， 无奈之下梁王于是任命韩安国与张羽为将军，固守城池，从而与吴楚联军形成僵持。 而后，吴兵无法西进，转攻周亚夫，结果汉军坚守壁垒，不肯与战，而以别部南下，夺取泗水入淮之口，断绝了叛军的粮道。此后缺粮挨饿的吴军奋力一搏，夜袭汉军，结果大败，周亚夫随即率军追击，大破吴、楚联军。仅吴王及其麾下数千人趁夜逃走，渡过淮河逃至丹徒，退守东越，并派人召集残兵。汉廷派人以利引诱东越，东越王骗吴王出去慰劳军队，用矛戟刺死吴王，献其头于汉朝。吴军溃散后，楚王刘戊自杀而死。而在平定吴、楚之乱时，在齐地，胶西王、胶东王、淄川王一直在忙于围攻齐都临淄，但在齐军顽抗之下，联军攻城三月而不下。此后汉将栾布率军而来，胶西王、胶东王、淄川王便退兵回到封国。胶西王回国后，其子曾建议应出兵袭击汉军，不成则逃到海上，结果胶西王不听，到汉营请罪，为韩颓当所斥，自杀而死。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则尽皆伏法被诛。

在赵地，当初赵王刘遂反叛时，找相建德、内史王悍劝谏他不要起事，结果刘遂不听，反是下令烧死建德和王悍，此后刘遂又派人出使匈奴，与匈奴相通，以进攻汉朝。汉朝以曲周侯郦寄平叛。郦寄领兵而来后，刘遂坚守邯郸，与汉军相持七个月，郦寄久攻不下。此后，匈奴得知吴楚兵败，也不肯出兵相助。不久栾布平定齐地诸国后，还军与郦寄会师，水淹邯郸城，邯郸城破，赵王刘遂自杀。

至于没有叛乱的两王，济北王刘志被胁迫参与叛乱，后坚守不发兵，故而景帝赦其罪而未杀。 齐王刘将闾虽然守临淄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而且还参与过七国之乱的策划，在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相通，因此不能见容于汉，而被迫自杀。自此，七国之乱平，这场叛乱从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开始，到三月即被平息，七王皆死，六国（除楚国外）皆被废除。此后景帝颁布新令，使诸侯王不能自治其国，诸侯无权过问王国之政事，王国行政权、官吏任免权悉归中央，另又留部分封王于京师长安，不让他们前往各自的封国，从而遏制藩王。

^匈奴骑兵

七国之乱以后，景帝开始专心打理朝政，史载景帝仁厚爱民。除了平定七国之乱以外，从来没有大规模用过兵，而在边事上，景帝时，大汉和匈奴的战争始终控制在一定的规模内，依然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只有景帝中六年（公元前144年）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又有汉景帝后二年（公元前142年）春，发车骑将军、材官将军屯边。

虽然匈奴军臣单于曾经在七国之乱时，试图联合七国，准备攻入长安，但因为七国之乱马上被平息，军臣单于放弃了进攻的计划。随后汉景帝送给匈奴财宝、宫女继续实行和亲政策，故而此后匈奴不再大规模骚扰边境，直至武帝初期，两国方才开始再次兵戎相见。之所以文、景时，大汉对包括匈奴在内的周边国家从不轻易出兵，主要就是担心兵事免耗损国力。景二帝推崇黄老治术，故而在治国时，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以试图使得中原能够迅速恢复，改善先秦以来的兵灾、重赋所带来的萧条。

自大汉帝国建立之初，鉴于民众对秦时酷法的不满，于是高帝顺从民意，而以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反秦之弊，与民休息”的理念自高帝，历经孝惠、吕后、至文、景，已然成为了大汉帝国的治国之术。所谓“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各项政治措施实际上都围绕这一思想而展开，如《淮南子·览冥》中所说“除苛削之法，去烦苛之事”，以及《淮南子·齐俗》中所说“上无苛令，官无烦治”。

此外文、景二帝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百姓发展生产，还通过各种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开荒。而为了促进工商业发展，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朝廷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促使工商杂税收入逐步超过了全国的田租收入，也使朝廷能够有财力减免田租。

通过“宽刑薄赋、自由工商”等一系列的措施，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的同时，此外，文、景时候，还抑贬诸侯王的地位，剥夺和削弱诸侯国的权力，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并且收夺盐铁铜等资源及有关租税，从而使得百姓赋税减少，国家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史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也就是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

很显然，“文景之治”所夯实的强大经济基础，才使得此后汉孝武皇帝能够有足够的国力来征伐匈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