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水之盟——玄武惊变

李建成宅心仁厚，喜欢倾财赈施，卑身下士，大唐开创之后被立为太子，协助李渊处理政事时，李建成也是治政谨慎、思虑清明，且知人善用，所用之人如王珪、魏徵之流皆为当世大才，故而深受文官及高门权贵所喜。至于李世民，破薛举，浅水原平定陇西薛仁杲，又败宋金刚、刘武周，收复并、汾失地，在虎牢之战中一举攻灭王世充、窦建德，可谓是战功赫赫。当然了，李渊也没有少“亏待”自己这个能征善战的儿子，刚刚登基称帝，便册封李世民为秦王，武德元年，授尚书令，领右翊卫大将军，掌管尚书省，又加右武侯大将军、太尉，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整个关东悉由他做主。

武德二年，以李世民为左武侯大将军，兼领凉州总管。武德三年四月，又加益州道行台尚书令，次年二月，平定王世充、窦建德后，又以其功高，古官号不足以称，加号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王公上，增邑户至三万，赐衮冕、金辂、双璧、黄金六千斤，前后鼓吹九部之乐，班剑四十人，文武显禄尽皆给予，可谓是尊荣无比。只不过，李渊所忽略的是，此时的世民已经不再是他那个乖巧的儿子了，而是武官集团的代言人。

其实在武功方面，从太原起兵到进入长安称帝建唐，李建成的功业并不亚于弟弟。隋大业十三年，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时，李建成携领家属在河东居住，于是李渊密令李建成在河东秘密结交有才能的人。刘武周据马邑起兵，并破楼烦郡、进占汾源宫之后，李渊迅速以讨贼为名，展开募兵的同时派密使到河东催促李建成来太原商议，正是在李建成、李世民、刘文静、裴寂等人的多次劝谏下，最终才有了晋阳起兵。

在起兵之后，李建成首先便奉令前去讨伐西河，由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一时间城内众人纷纷来投，只有郡丞高德儒不肯归降，郡司法书佐朱知瑾悄然开城，将李建成兵马引进，于是西河被平定。最终李建成只是将高德儒生擒后斩首，其他人等全部赦免，加上在路途中的时间，此战仅仅九天，以至于班师后，李渊非常高兴地说：“用这样的方法用兵，可以横行天下。”而在进图关中时，又是李建成率刘文静、王长谐等人拒守潼关，兼守永丰仓，以防止进攻长安的大军腹背受敌。

除此之外，李建成还有平定山东之功。武德二年，司竹盗贼祝山海作乱，自称护乡公，是李建成率军前往将其平定的；同年四月，安兴贵杀死割据凉州的大凉皇帝李轨，平定河西，也是李建成前往原州接应的；次年，秦王李世民征讨王世充，李渊以李建成镇守蒲州，防备突厥，保障了李世民通过虎牢关一战，击败窦建德，并最终迫降了王世充；武德四年，稽胡大帅刘仚成拥众数万作乱，又是李建成率军前往征讨。武德五年，刘黑闼引突厥军作乱山东，太子中允王圭、太子洗马魏徵认为李建成虽然是太子，但功绩远不如秦王，于是说“秦王功盖天下，内外归心，而殿下不过是因为年长才被立为太子，没有大功可以镇服天下。现在刘黑闼的兵力分散逃亡之后，剩下不足一万人，又缺乏粮食物资，如果用大军进逼，势如摧枯拉朽，殿下应当亲自去攻打以获得功劳名望，趁机结交山东的豪杰，也许就可以保住自己的地位了”。李建成听从了魏徵等人的建议，请缨去征讨刘黑闼，当年十二月，李建成于魏州大获全胜，擒斩刘黑闼，平定山东。

不过，即便是有平定山东之功，但无论是战功，还是在军中威信，李建成皆不及李世民。李建成知道李世民终不肯屈为人臣，而李世民也认为是自己奠下帝国的开国基业，这种情况下，太子与齐王李元吉联合，而秦王也与太子、齐王之间猜忌日深，文官集团与武官集团之间也开始互相倾轧，但总体来说，太子李建成占据着上风，于是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杨文干兵变”。

武德七年六月，庆州总管杨文干于李渊在铜川县北玉华山中的仁智宫避暑时，举兵造反。由于杨文干本是太子李建成的宿卫，故而此事牵扯到太子及许多东宫僚属。李渊命李世民出兵庆州平叛，并许诺废李建成而立其为太子。由于太子听从詹事主簿赵弘智的意见，前往行宫面上，以“自投于地、不能起”方式叩头请死，加之中书令封德彝等人说情，李渊在回到长安后只处罚了太子的幕僚，却没有废掉太子。

此事之后，太子与秦王之间的矛盾完全公开，两者之间各有优势。太子与李渊最宠爱的尹德妃、张婕妤两人关系密切，她们经常在皇帝面前替太子美言，说什么“至尊万岁后，秦王得志，臣妾母子定无孑遗”，又说“东宫慈厚，必能养育臣妾母子”等话语，加上尚书左仆射裴寂等人与太子交厚，使得李建成一直保持皇帝对他的信任，此外，太子还获得齐王李元吉的支持。不过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李渊担心如果“废长立次”，那么以武功见长的秦王李世民会不会如同他的表兄隋炀帝杨广那样穷兵黩武，使得大唐帝国历二世即亡。

其实李渊不是糊涂蛋，杨文干造反，最初是东宫两名卫率统军率先叩报的，一人名叫乔公山，另一人叫尔文焕，本是奉东宫左卫率韦挺之命，给在庆州的杨文干运送一批甲仗军器的。杨文干虽然是拜庆州兵马总管，兼领本州刺史，可李渊消暑的行宫“仁智宫”所在的玉华山却是位于庆州治下的铜川县，也因此，二人没去庆州总管府驻节的庆阳，而是径直跑来了仁智宫，向李渊奏报杨文干要反。而彭原尉杜凤举也跑来告发，说是杨文干叛乱，这才引得李渊大乱。至于两名职不过七品的卫率统军如何能够直入行宫向皇帝面奏机密，杜凤举又是何人，却被人忽略了。此后，前任庆州刺史司农寺卿宇文颖衔敕离宫，去招降杨文干，却是私下向杨文干泄漏了乔公山尔文焕告密的消息，也正是在他的蛊惑下，杨文干方才公开扯旗造反。

虽说杨文干最终是造反了，并且他也不该越过朝廷兵部直接向东宫行文索要甲仗，此外东宫左卫率违背制度私自调运盔甲兵器给庆州总管府也是实有其事，但此事终究是疑点重重，于是李渊最终是下敕夷杨文干三族，同时严词训斥了李建成，却并未废黜其太子之位，而是将东宫中允王珪、太子左卫率韦挺远发邛州、秦王的腹心幕僚天策上将府兵曹参军文学馆学士杜淹流巂州。就这样，李渊以较为高超的手段，处置了这场惊动天下、震撼朝野的大案，但从此之后，李渊对秦王李世民的猜疑也变得越发加重了。

其实李渊对于太子李建成还是比较满意的，在李渊眼里，李建成不仅宅心仁厚，而且治政谨慎，思虑清明，任何时候都不会意气用事，文官们对其是赞赏有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是个很好的继位者。从武德元年开始，这位大唐储君多次以“监国摄政”的名义单独处理朝政事务，不但从不曾出过什么纰漏失误，而且任何事情都是处理得有条不紊，加之儒家本就是主张立嫡以长，故而李建成继位，本是无可厚非。但武德建元以来，民间坊内、朝内朝外，立秦王为太子的呼声就不绝于耳，从那位瓦岗首领自称“魏公”、后入朝被拜为光禄卿、封邢国公，最终被熊州副将盛彦师斩杀于熊耳山的李密，再到曾为前隋晋阳令、天子故交、力劝皇帝晋阳起兵、后为民部尚书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封鲁国公的刘文静，以及曾是雄霸江南、后为太子太保兼行台尚书令、封楚王的杜伏威，还有李氏宗族的淮安郡王李神通，人人都希望皇帝能够立“二郎”为储君。

李渊也知道秦王功高，若不立李世民为太子，仅以一个“功高不赏”，就足以让他在自己“身后”丢了性命。可最终呢，李渊还是选择了李建成，李世民获得了个“天策上将军”的殊荣，但却是与储君之位失之交臂，说到底，李渊还是认为，皇位的继承人无论是用人，还是行政上，都要老成练达，才华固然难得，心性却更加重要，如果李建成的文治和李世民的武功能够集中于一人之身，那就完美了，可是天下哪有这么如意的事情？

不过李渊只看到了一面，满朝王公文武，只是钦服秦王东征西讨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的武略，却少有人知道这位李二郎的抚民治政之能，秦王不仅有尚书右仆射萧瑀、任城郡王李道宗等人的支持，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天策府里聚集了各路人才，文臣有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孔颖达、姚思廉、薛元敬、薛收、杜淹、许敬宗、盖文达、陆德明、蔡允恭、苏勖、颜师古、颜相时、于志宇、苏世长、李守素、阎立本、高士廉、温大雅、刘政会等，而武将则有尉迟敬德、侯君集、段志玄、程咬金、罗士信、长孙顺德、秦叔宝、邱行恭、邱师利、史万宝、刘弘基、柴绍、张亮、刘师立、屈突通、张士贵、独孤彦云、张公瑾、史大奈、公孙武达、杜君卓、郑仁泰、殷开山、长孙安业等人，也正是在这些人的辅佐下，陕东陇西，其经略数年，百姓生计渐有开皇之初的气象。

说到底，太子和秦王，无论文治武功，皆是治理天下的长才，无论谁克承大统，均能振兴社稷开启一代盛世局面，只是李渊无法去选择……就这样，大唐在内有太子、秦王之争，外有突厥威胁的情况下，进入到一个相对动荡的时期，也许注定了武德八年会是一个不平静的年份。

武德八年六月，进入初夏后，随着突厥传统入侵时节的临近，大唐帝国的中枢也开始更为紧张起来，为了能够在原有备御措施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强防御，六月十四日，李渊下诏，遣左翊卫燕郡王大将军李艺率天节军出泾州，大军驻屯于华亭县及弹筝峡，随后又以水部郎中姜行本率军断石岭道，以防止突厥突袭。

其实从这两道命令来看，帝国中枢很显然是希望通过一系列的举措来加强关内道和河东道这两个方向上的防御部署，毕竟这两个方向实在太重要了，关内道是京畿所在，而河东道则是龙兴之地晋阳所在，对于大唐来说，无论如何，也要确保这两个方向，可偏偏这两个方向也是历年突厥进犯的主要方向。

根据《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长安西通凉州的北道”中的记载“（原州）平凉又西北行三十五里至胡谷堡，即彰信堡，堡西道入弹筝峡，约尽三十五里。自邠州以西皆略循泾水河谷而上，至此峡，近水源，群山怒起，路随峰转，绕行涧底”，“形势奇险，为戍守要地”，可以看出，弹筝峡是原州西入豳州、进而到达京师长安的咽喉要道，而对于关内道和京畿的防御部署来说，此峡谷显然是有着很大的军事意义。而华亭县，行政上则属于陇州，不过和弹筝峡一样，这里也是长安西北方向最为重要的军事要点。

在用人方面，李渊选择左翊卫大将军燕郡王李艺，他出镇长安西北的两个要点，也是用心良苦。李艺，本名罗艺，襄州襄阳县人，他的父亲罗荣本是隋代的监门将军，按照史书上的记载，罗艺这个人是“生性刚愎残酷”，使得一手好槊，几乎就是一个天生的将才，加之他作战勇猛，故而很快便是在军中崭露头角，至隋炀帝大业间，便以战功升至虎贲郎将。隋炀帝大业八年发兵征讨高句丽时，曾经敕命罗艺督军北平郡，归属右武卫大将军李景节度。由于罗艺自幼掌军，故而是号令严整，加之辖下所部战力颇强，因此他深受李景所器重。

后来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罗艺也开始在这乱世中进一步得以施展自己的统帅之才。由于罗艺当时率军所驻守的涿郡不仅物产丰富，战略地理位置也很重要，加之在隋炀帝征讨高句丽时，出征辽东的隋军有大批的器械资储都是留存在涿郡的，可以说是仓廪殷实，大业年间在蓟城所营造的临朔宫也是藏有颇多的珍宝，故而引得涿郡附近的义军蜂拥而来，竞相抢掠，而涿郡留守官虎贲郎将赵什住、贺兰谊、晋文衍等人又都不能抵抗这些前来抢掠的乱军。

这种情况下，罗艺丝毫不惧，他独自出战，却是连战连捷，一时间是威名远扬，以至于附近义军居然没有人胆敢觊觎涿郡。可是罗艺的赫赫战功却也是让赵什住等人产生了嫉妒，很快便企图暗中加害罗艺，而得到信报后的罗艺则索性趁机自立。于是在大业十二年，罗艺公开宣布誓师起兵，他对士卒道：“吾辈讨贼，甚有功效，城中仓库山积，制在留守之官，而无心济贫，此岂存恤之意也！”此话一出，将士纷纷响应。随即罗艺便率军杀回涿郡，面对滚滚而来的虎狼之师，涿郡郡丞慌忙出城相迎，而罗艺在扣押了郡丞之后，随即率军入城。赵什住等人见大势已去，大惧之下，纷纷请求投降，就这样，罗艺夺取了涿郡。

夺取了涿郡之后，罗艺将库存的财物分发给了众将士，并且又开仓赈济饥民，广揽民心，继而又杀了拒不降顺的渤海太守唐祎等数人，这种恩威并施的手段很快取得了成效，在攻占涿郡不久之后，柳城、 怀远相继归附罗艺。此后，罗艺又罢柳城太守杨林甫，并且改郡为营州，任命原来的襄平太守邓皓为营州总管，而他自己则自称“幽州总管”，统辖幽、营二州，拥兵十万，俨然成为了北方一大割据势力。

大业十四年，宇文化及等人于江都谋逆，杀死隋炀帝杨广后，曾经派人去招降罗艺，可是罗艺却回答说：“我是大隋旧臣，今大行颠覆，义不辱于贼。”说完之后，让人斩杀使者，并公开为隋炀帝发丧三日。此后，窦建德、高开道等人也都曾经遣使招降罗艺，但罗艺都拒绝了。当然了，对于前路，他不是没有打算，罗艺曾经对自己属下的文官部将们说：“建德等皆剧贼，不足共功名，唐公起兵据关中，民望所系，王业必成，吾决归之，敢异议者戮！”

果然当李渊派张道源抚辑山东时，罗艺丝毫不拒，当即奉表归降。武德元年十二月十三日，尚书省正式敕书，任命罗艺为幽州总管。次年，李渊又下诏，将罗艺封为燕郡王，并赐姓李，可见皇帝之恩宠。从此罗艺便改名为李艺，成了大唐在北方镇守边疆的一员大将。

武德五年，刘黑闼引突厥入寇、作乱山东之时，太子李建成出师讨伐，李艺也奉诏出兵，最终二人会师于洺州，并肩大破刘黑闼军。此战之后，李艺忽然主动请求入朝，李渊不仅应允，而且还待其颇厚，拜他为左翊卫大将军，居家于长安。也就从那之后，李艺卷入了大唐皇室的储位之争中。

李艺向来自负其功，为人傲慢，但自洺州之战后，这位桀骜不驯的燕郡王却是与太子李建成交好，卷入储位之争倒也没什么可指责的，毕竟当时朝中文武官员，没有参与到其中的寥寥无几，可这位左翊卫大将军干得也太离谱了，秦王天策府的亲信张士贵到他营中公干，不但被他轻慢对待，而且还给找了个理由，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顿，李渊闻知此事后，大怒不已，敕命将李艺立即逮捕，并关在了大理寺天牢之中，让他好好反思，以警告他不要参与到储位之争中。

再怎么样，太子、秦王之争终究是帝家的私事，李渊不希望有过多的外臣来干涉自家的私事，虽说天子无私事，可无论是太子李建成继续为东宫，还是改立秦王李世民为储君，那终究是李渊自己心里衡量的事情，不过此时李渊还不想杀了这个能征善战的统兵将才。

此时突厥强横，李渊在慎重考虑之后，认为李艺素有威名，为突厥所惮，故而希望借其威名以使那些突厥人能够有所顾忌，于是这才下诏，让李艺以本官领天节军将，出镇泾州。在让李艺率领天节军进驻弹筝峡、华亭县的同时，以水部郎中姜行本率军断石岭道，则是李渊为了加强河东道一线的防御，而采取的措施。石岭，位于河东道境内，也是突厥大军南入太原的重要通道，根据《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太原北塞交通诸道”的记载“太原北行至石岭镇岭上或逾岭置关，隶忻州定襄县……石岭关山势回报，号为险阻，其路仅容单车，故为太原府北之重要屏障，安史之乱后，且置军以镇之”，可以看出，这是太原北部的门户屏障，同时也是咽喉之地。

所谓“断道”，其实也就是通过破坏道路的方式，来切断突厥入侵的道路。其实“石岭断道”这个方略是检校并州大总管窦静所提出的，窦静是根据太原的地理位置和石岭的地形，经过考察之后，认为如果在石岭实施断道，则很显然能够有效地阻滞突厥人南下。自武德初年，窦静受命任并州大总管府长史以来，很是注重北方的军事防御问题，由于北边的突厥多次侵袭并州，加之当时军队粮草供应又是一大难题，为了能够有效地防御突厥南下，并解决军粮问题，窦静曾经多次向皇帝上表，请求在太原附近实行屯田，就地耕种粮食，也正是他的这一主张使得并州驻军通过屯田垦荒的方式，一年收获粮食达十万斛，而他也因功而被升为检校并州大总管，可以说，窦静是很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的。当他在太原附近组织屯田的同时，便一直注重防范突厥南下，窦静以突厥频来入寇为由，请断石岭以为障塞，也是出于战略的考虑，此番姜行本在石岭断道，便是李渊对他的这一建议所给予的肯定。

^{唐代武士图}

不得不说的是，武德八年的上半年，大唐帝国在备御突厥南下入侵的问题上，是比较重视的，而且也的确采取了很多措施，无论是派遣大将军右武侯将军桑显和前去北方挖掘堑壕隔断北方要路，还是征募江南习水之士在灵武、五原设舟师、造战舰，又或者是遣燕郡王左翊卫大将军李艺率天节军出泾州，屯于华亭县及弹筝峡，或者是以水部郎中姜行本率军断石岭道，都是一系列的备战手段和措施，效果如何呢？恐怕只有经过战争的检验，才能发现是否有效。而随着夏季的到来，突厥人开始南下了。

武德八年六月二十四日，随着颉利可汗率军南下进攻灵州，武德八年唐与突厥之间的战争也由此正式拉开了大幕。灵州位于如今的甘肃灵武地区，由于最靠近突厥所在地，故而往往也是每年突厥南下，首先遭到进攻的州。武德八年六月二十四日，颉利率军南下，首先进攻的目标依然是灵州，而突厥人所面对的对手，并不是一个“善茬儿”，而是时任灵州总管的任城郡王李道宗。

李道宗为李渊的堂侄，西魏八大柱国之一的陇西郡公李虎在北周受魏禅后，因录佐命功居第一，故而被追封为唐国公，他的第三个儿子李昞，因为上面的两个哥哥很早就夭折了，故而承袭了唐国公爵位。李昞死后，幼年丧父的李渊七岁便承袭了父亲的爵位，也正是因为唐国公的爵位，因此李渊才在登基称帝后，将国号定为“唐”。李虎的第四个儿子是为李璋，北周时，曾官居梁州刺史，但因为与赵王宇文祐合谋试图谋杀把持朝政，后被隋文帝的北周大丞相杨坚所杀，不过杨坚倒也没有诛其族，于是李璋的后代得以存活了下来。李璋生有两个儿子，一为李韶，一为李孝基，大唐初立时，皇帝大封宗室，很早便将去世了的李韶被追封为东平王，赠户部尚书，而他的长子李道宗则被封了略阳郡公。

武德二年十一月，秦王李世民自龙门关渡过了黄河，去征讨割据河北的刘武周，当时大军屯于柏壁，与刘武周部将宋金刚军对峙，并同固守绛州的唐军形成掎角之势，共同进逼宋金刚军。时年不过十九岁的李道宗随李世民出征，跟着这位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秦王殿下共同登上柏壁城观察敌军之势时，李道宗开始崭露头角。当时，李世民随口询问身侧的李道宗道“贼人恃众想邀我决战，来邀我战，汝谓如何”，李道宗给自己的堂兄做出的回答是：“刘武周乘胜，其兵锋势不可当，正好应当用计加以摧败。况且乌合之众不能持久，如能坚守壁垒以挫折其锐气，待其粮尽力屈，可以不战而擒获其众。”对于李道宗的这个回答，秦王颇为惊奇，赞到“汝意暗与我合”。

当唐军诸将皆请求出击时，李世民尽皆不许，他对众将说：“金刚悬军深入，精兵猛将，咸聚于是，武周据太原，倚金刚为捍蔽。军无蓄积，以掳掠为资，利在速战。我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分兵汾、隰，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待此机，未宜速战。”他的这番分析几乎与李道宗的意见如出一辙。而后正如李道宗所说的那样，宋金刚所部在与唐军对峙一段时间后，因为粮草不济，只能连夜退却，而此时，李世民趁机指挥唐军迅速出击，追至介州，一战而胜，从而夺回河东要地，巩固了关中。这一年，李世民年仅二十三岁，而李道宗比这位后来的李世民还要小上三岁。

然而李道宗可不是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之流，这位年轻的大唐宗室自李渊登基以来，已是屡历战火，他曾经先后在武德三年、四年多次随同秦王李世民进兵洛阳、虎牢关，击破郑帝王世充、夏王窦建德，并参与了征讨刘黑闼之战，可谓多次经历沙场，而且是战功赫赫。武德五年，在李道宗出镇灵州、任灵州总管之初，盘踞朔方的梁师都从夏州南下，派其弟梁洛仁率领几万突厥兵进攻灵州，结果李道宗统军据城固守，然后“待敌懈怠”之际“寻隙出击”，一举大败梁洛仁数万大军。

此后梁师都又勾结突厥人再次南下，军进占五原故地时，年轻气盛的李道宗没有选择固守灵州观望，而是主动率军讨伐，一战将对手赶出了五原，振耀威武，并为大唐向北开拓疆土千余里，而此时的李道宗，其年不过二十二岁。李渊听到露报时，称道不已，并对左仆射裴寂、中书令萧瑀言道：“道宗今能守边，以寡制众。昔魏任城王彰临戎却敌，道宗勇敢，有同于彼。” 遂封李道宗为任城郡王。

此后李道宗一直镇守灵州，而之所以将他一直被放在灵州，除了在军事武略方面之外，一个很大的原因便是宗室内的问题，确切地说，还是太子与秦王的储君之争。自武德二年随秦王出征讨伐刘武周以来，李道宗在心里便只存在一个“神”，那就是仅比他年长三岁的秦王，和多数帝国的统兵将领一样，对秦王，李道宗充满了崇敬，因为这位大唐的秦王的身上不仅有着“天策上将军、尚书令兼左右十二卫大将军、雍州牧”一系列的封号，还有着“累累战功”所编织起来的夺目光环，谁人不知道，天策上将军、秦王李世民一出，那就是天下震动，秦王就是胜利的象征。

正是因为对于“战无不胜”的秦王殿下的崇敬，李道宗便如同那位桀骜不驯的燕郡王李艺与太子李建成交好那番，心里只认一个秦王殿下，他甚至和淮安郡王李神通、楚王杜伏威三人曾一同焚香洒酒立誓追随秦王，以至于被人称作是“三王拱秦”，而当时李渊正为太子、秦王之争而苦恼不已，“三王拱秦”自然没有什么好结果了，于是楚王杜伏威吃了不是宗室的亏，被诛满门，而李道宗则是被皇帝留置在灵州，以让他远离京师长安。

突厥大军南下，进攻的第一个目标便是灵州，而李道宗也丝毫不敢大意，他立即派人将情况上奏朝廷，同时命令部下做好应战准备。对于此番颉利可汗率军南下，再次犯境，李渊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不过这位皇帝做出的一个决定却是立即下令对突厥降格对待。帝国最初与突厥之间的所有外交往来，都是使用平等国家之间的“敌国礼”，而现在皇帝在盛怒之下发出了“往吾以天下未定，厚于虏以纾吾边。今卒败约，朕将击灭之，毋须姑息”吼声时，将对突厥的文书改为“敕诏”，这也就是意味着不再视突厥为平等国家，而当作是帝国的属国来看待。

不过这个政治举措显然是没有什么大用的，毕竟在弱肉强食的年代里，谁具有力量，谁便是强者，故而对于颉利可汗亲自率军进攻灵州，无论是李渊本人，还是中央省部台司都丝毫不敢怠慢。除了要求灵州总管、任城郡王李道宗率兵抵抗之外，李渊还迅速做出了一系列的应对部署。在考虑到关内道发生战事的可能性很大，而武德七年的入侵所留下的阴影还在，李渊又以淮安郡王李神通、秉钺将军刘弘基率步骑一万，在豳州以北宁州境内的子午岭以及泾州境内的临泾一线实施布防。

也许发现帝国重点加强了关内道的防御，或许是因为在灵州未占到便宜，又或者是突厥在灵州方面的行动本就是虚晃一枪，总之突厥人并未立即在关内道的方向继续展开进攻，而是转而将主攻方向转移到了河东道的方向。武德八年七月十七日，突厥颉利可汗先是以大军进攻朔州，接着又在二十四日与代州都督蔺謩战于新城，此战的结果是蔺謩大败而回。

新城之战失利后，河东道的情况更加危急，于是李渊诏以右卫大将军张瑾为并州道行军总管，以中书侍郎温彦博为长史，率大军进入河东道，并布防在石岭一线防御突厥，同时以右骁卫大将军李高迁率军前往大谷一线布防。次日，考虑到情况危急，李渊又遣秦王出长安，以天策上将身份屯兵于蒲州道，提调诸军。一时间，大唐帝国全面进入战争状态，数路大军云集河东之地，大有和突厥决战于太原以北之架势。

其实在这之前，河东之地的唐军势力主要是归属于三个都督府的指挥，分别是代州都督府、并州都督府和潞州都督府。这三个都督府统辖指挥着众多的府兵、州兵，防卫着太原这一大唐龙兴之地为核心的河东道。但问题是，在右卫大将军张瑾、右骁卫大将军李高迁分别赶来之前，河东道驻军已经是遭到了惨重的损失，位于北部的代州都督府在突厥南下时，首当其冲，而位于河东道中部的并州都督府则是防御太原的核心，并州都督府虽然是由齐王李元吉为都督，但实际主持军务的却是检校并州大总管窦静，突厥人击破了代州都督府之后，南下并州方向，也就使得并州还有至于河东道东南部的以黄君汉为都督的潞州都督府，成了抵御突厥大军的直面力量。

所谓“都督府”其实是初唐时期的一种行政编制，李渊建立大唐后，为了能够加强对地方的统治，不仅改郡为州，对地方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还逐步确立起了适合于当时情况的军事制度。由于隋制从周，而唐初又沿袭隋制，故而李渊登基之后，在边要之地广置“总管”以统军，并加号使持节，总管除了需要指挥驻军之外，一般还兼任着治所州的刺史。武德七年，李渊下诏恢复旧制，改总管府为都督府，所以“都督”实际上是掌督诸州兵马、甲械、城隍、镇戍、粮禀，总判府事。所谓的代州都督府、并州都督府和潞州都督府，事实上也就是统领着代州、并州、潞州兵马，并主持当地事务的行政、军事机构。

当蔺謩率领的代州兵马在新城战败与突厥之后，事实上，此时唐军在代州地区的力量已经是比较空虚了，这种情况下，也就自然是根本无力继续阻挡突厥大军的南下，而突厥人自代州向南，必然要进攻并州，唐军要保卫并州，肯定是不会轻视石岭关这个位于并州北部的军事要塞了，此时，石岭关的军事价值更是被凸显了出来。虽然在六月十四日，水部郎中姜行本就奉命在石岭断道，但显然大唐帝国对于这个重要的关隘要塞的防御部署还是做得不够，直到代州都督蔺謩于新城战败之后，才匆忙以右卫大将军张瑾率军驻屯石岭关，以进一步加强在这个方向抵御突厥的兵力，

从地图上来看，李渊命令右骁卫大将军李高迁率军进入太谷一线，是属于一个无奈之举，也是大唐帝国在以右卫大将军张瑾率军前往石岭关实施部署之后，所做的一项补救措施。太谷虽然是在河东道的并州境内，但确切的位置却是在并州的南部，这个的位置很重要，因为自太谷向东南而行，可至洛阳，而自太谷向西南，则可至京师长安。李渊以右骁卫大将军李高迁率军守卫太谷，无非是想在并州以南地区建立起第二道防线，如果并州一旦有失，则李高迁的大军能够卡住太谷，阻击突厥大军往东南或者西南方向席卷，继而达到保卫洛阳和京师长安的目的。

^{唐金花银盘，内蒙古喀喇沁旗出土}

至于李渊以李世民出屯蒲州，那用意更明显了。一来，秦王一出，在很大程度上是显示出了帝国对这次突厥入侵的重视，二则因为蒲州位于河东道的西南部，是掩护长安东北方向的重要军事要地。李渊以秦王李世民防守蒲州，显然是加强兵力部署，以构筑抵御突厥的第三道防线，即在太谷有失的情况下，能够依托蒲州方向的防线，来保卫长安，同时在蒲州方向，还能够指挥河东方向的作战。

然而部署虽然看起来完美，可情况并不是这样，在并州道行军总管右卫大将军张瑾所率大军还没有赶到石岭时，突厥人的大军就已于八月初一攻破了石岭，并随即入寇并州。

石岭失守之后，唐军在并州境内未能组织起有效的防御，毕竟检校并州大总管窦静手下的兵马并不多，仅够用来固守城池，而根本没有和突厥大军实施野战的能力，于是在没有遭到太大抵抗的情况下，八月初六，突厥向南攻入潞州、沁州和韩州，潞州都督黄君汉不得不率军与突厥大军展开鏖兵。

在接到潞、沁、韩诸州遭到进攻的消息后，为了加强洛阳方向的防御，武德皇帝又在八月初六日下诏，以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并以邢州都督任瑰为太行道行军总管，屯兵太行，以御突厥。这两个部署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为了挽回局面，夺回因为石岭失守后而丢失的主动权。

以太行道行军总管的身份率军屯于太行一线的邢州都督任瑰，此番被李渊寄予了厚望，少年丧父的任瑰自幼为叔父任蛮奴收养，而任蛮奴本是南陈的镇东大将军，因为这层关系，故而任瑰也是少读兵书，且知兵，十九岁时，就担任了衡州司马一职，而且还受到了都督王勇的重用。后来王勇降隋，任瑰便是罢官回家。李渊于晋阳起兵时，任瑰便投入其幕下，从此平步青云，一度为招抚大使、左光禄大夫、谷州刺史。和多数军中宿将一样，任瑰对于秦王也很是信服，他曾随秦王李世民率军征讨王世充，此战中，任瑰见识到了这位大唐天策上将军的统兵水平和指挥能力。在平定辅公祏后，任瑰被皇帝拜为邢州都督，主持邢州一线的防务。此番李渊让其屯兵太行，主要是为了防止突厥大军自太行道东进，从而使得河北之地免遭战火。

而以安州大都督李靖统兵出潞州道，很明显是皇帝为了应对突厥对潞州一带的进攻。按照李渊的诏令，李靖率江淮兵一万自潞州向北，匆匆而行，但李靖大军却并在潞州以北地带没有构筑防线，而是继续马不停蹄地北上，赶赴太谷增援并州道行军总管右卫大将军张瑾。之所以急着要增援屯兵于太谷方向的张瑾，是因为此时在该方向上，张瑾所率的唐军已经情况很危急了。

并州道行军总管右卫大将军张瑾所率大军之所以急需要增援，是因为此时在太谷这个方向上，战局已经恶化，而事情还得从八月初说起。当李渊在八月初六前后，接连下诏实施了一系列的部署调整的时候，突厥大军在大掠朔州、继而突破石岭之后，已经开始集中主力继续南下，并展开了对驻守太谷的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所部的进攻。

史料中关于太谷之战的记录并不详细，仅有《资治通鉴》记载“武德八年八月，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与突厥战于太谷，全军皆没，瑾脱身奔李靖，行军长史温彦博为虏所执”，又有《唐文拾遗》卷十四“大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温公（彦博）墓志”记载如下：“久之，出为行军长史。属胡骑蚁集，穹庐猬起，合围过于百重，在危侔于七日，类回溪之垂翅，若肴陵之丧师。”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所谓“胡骑蚁集，穹庐猬起”，也就是说驻守太谷的张瑾所部先是被突厥骑兵重重包围，继而双方激战数日，最终唐军全军覆灭。

由于史料的语焉不详，故而对于太谷之战的具体情况已经很难了解了，而关于此战中唐军的参战兵力，也同样是史书记载不详，但“大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温公（彦博）墓志”，却能够提供一点线索，从该碑文记载中的“属猃狁纵慝，疆场受骇……乃以（阙三字）军长史，十万之师，方绝大汉，五饵之术，必系单于”来看，似乎有十万之师，但其实根据当时的兵力结构来看，再考虑到七月二十四日，张瑾赶赴石岭的同时，右骁卫大将军李高迁也率军前往太谷，而张瑾除了右卫大将军的职务外，还兼羽林军将，此外结合“行军长史、中书侍郎温彦博被俘，郓州都督张德政战死，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几乎是只身逃出重围，投奔李靖”这一战局结果来看，张瑾麾下至少还有郓州都督张德政所部，故而大概可以估算唐军参战兵力至少有数万之多。

不过虽然突厥在太谷方向对唐军实施了毁灭性的打击，让唐人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但突厥人的攻势也到此为止了，因为他们在歼灭张瑾所部的同时，潞州方向增援而来的永康县公安州大都督李靖所部、曹国公节度齐州总管李勣所部也陆续进入战场，至于李靖、李勣两部在太谷方向的作战是在张瑾所部覆灭前赶到的，还是战后进入太谷的，由于史料记载不详，现在就不得而知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河东道的防御体系到了几乎崩溃的地步时，唐军在付出了重大伤亡之后，终于遏制了突厥的攻势，史载“（唐军）出师拒战，颉利不得进，屯于并州”。此后，大批的唐军源源不断涌来，增援到太谷方向，而面对唐军的陆续集中，见已无隙可乘，于是颉利不得不放弃选择这次南下进攻，转而请和。

请和，这是突厥人的常用手段，而唐军虽然在太谷方向阻滞了突厥大军的前进，但也无力将之歼灭，于是李渊只能同意颉利的请和。不过在颉利请和撤退以后，武德八年的战事并没有结束，唐与突厥在这一年内还发生过多次战事，据《资治通鉴》记载，在当年九月初二，突厥没贺咄设攻陷并州一县，但在初五日，被代州都督蔺謩率军击破。同时突厥再寇灵州，结果被灵州都督任城郡王李道宗所击破。

让人不安的武德八年，是在皇帝的愤怒、大唐丧师数万于太谷的惨败中过去了。转眼一年便是又过去了，面对北方的突厥，大唐帝国依然无法采取攻势，只能采取相对较为被动的防御部署。武德九年刚刚开年，突厥大举南下的消息就在长安城内传开了。最初的时候，这个令人感到不安的消息还只是在省部台司间传动，但随着朝廷不断发出兵马调动符令，而灵州西南几个州郡南下躲避战火荼毒的流民又涌入京师长安城，一时间流言纷纷。数个月之前，丧师数万于太谷的那一幕，依然让人记忆深刻，此时京师之内自然是人心不稳了。

由于突厥声言入寇，于是帝国中枢在正月二十二日正式命令各州县修城堡的同时，也开始做积极备战准备。果然，在二月二十八日，突厥大军南下进攻了原州。原州属关内道，是突厥入侵关内道频繁经过的地方。面对突厥入侵，李渊下令遣折威将军杨毛率宁州道折威军出兵迎战，同时加强兵力向太谷集中兵力，并遣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作为统帅，准备应对突厥人的大举进攻。

此番面对突厥人的再次南下，李渊显然是吸取了去年的惨痛教训，虽然突厥首先进攻的方向是关内道的原州，而现在的河东道方向并没有敌情，但李渊却下诏提前先在河东道集结并部署兵力，于是除了河东道当地的各都督府所属驻军进入戒备外，还向太谷集中兵力，以防止武德八年的被动局面再次上演，具体主持并州方向军事防御的是接替张瑾出任并州道行军总管的李勣。

与此同时李渊还以军功卓著的李世民提调河东兵马，而关内道方向则由太子李建成所负责。当然了，这只是纸面上的计划，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该计划的最后结果却是“后竟不行”，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突厥此后并没有在河东道、关内道采取大规模行动，倒是北方的梁师都却蠢蠢欲动，他攻占了静难镇，随后又进攻了灵州方向。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那就是奉命出使突厥的南海公欧阳胤本是去和颉利可汗和谈的，可这位仁兄却打算率领自己的五十名随从铤而走险，密谋趁夜黑风高，突袭颉利牙帐，斩杀颉利，可结果突厥人防备森严，欧阳胤率队还未抵达牙帐，就被执失思力擒获。颉利大怒，命人囚了欧阳胤，随后以大军进攻凉州，不过却被凉州都督长乐郡王李幼良所败。到了在四月初九，突厥又以部分兵力入侵了朔州，结果被朔州行军总管王孝德、朔州刺史姜世师率军给击退了。

进入四月中旬后，突厥人再次南下，虽然只是莫贺咄设的一路偏师，但却是攻势凌厉，这股突厥人先是在四月十二日进攻了原州，随后又于十五日攻击了泾州。对于突厥对原州、泾州发起的进攻，长安城内可谓是一时震动，因为原州、泾州的位置太过于重要了。

^{西方人笔下的唐代军队}

在武德年间，自长安通往灵州方向，总共有两驿道，史载“南取庆州路，经宁州、豳州至长安，此一道也。南取原州路，又东经泾州，亦至豳州，达长安，此一道也”，故而从突厥人先是进攻原州，继而进攻泾州的行动来看，这次突厥大军进攻的路线其实沿着灵州、原州、泾州这条线向西安展开向心突击。

按照史料中的记载，灵州在京师西北一千二百五十里，原州在京师西北八百里，泾州在京师西北四百九十三里，而通过一个简单的计算可以看出，莫贺咄设的人马不仅已经深入到了距离长安不足五百里的泾州，而且其行动速度也很快，十二日还在距离京师八百里之外的原州，但三天之后的十五日，却已经到了泾州，如此计算下去，再有一两日，这股突厥人便是可以长驱直入到长安城下了。

李渊在震怒之余，迅速做出了部署，下诏以安州大都督永康县公李靖为灵州道行军总管，立即对当面的突厥人展开拦截。不过当李渊征召李靖为行军总管率军迎敌的时候，突厥可汗颉利在得知莫贺咄设一支偏师居然已经是孤军深入原州和泾州以后，立即采取了行动，他亲自率其主力南下，四月二十日，双方在灵州境内爆发大战。

灵州一战，唐军统帅为一代名将、时为安州大都督、灵州道行军总管的永康县公李靖。因用兵神妙，撰有多部兵法著作的李靖，字药师，所以人也称其为“李药师”，他本是雍州三原人，出自陇西李氏定著四房之一的丹阳房，是东晋东莞太守李雍长子李伦的后代。李靖的祖父李崇义在北魏时期担任过殷州刺史，北周时又被封为永康县公，而他的父李诠，在前隋时，曾为赵郡太守、封临汾襄公。至于他的舅父那就更了不起了，乃是前隋文帝时的一代名将，官至上柱国大将军、封寿光县公、食邑一千户，名间传闻死后为十殿阎王之“阎罗”的韩擒虎。

赫赫家世自然让李靖自幼便是耳濡目染官场之事，而舅父的威名又使得他对统兵之事充满了兴趣，因为常常与舅父谈讨兵家之事，并获指点，故而李靖也是受益匪浅，韩擒虎也很看重自己的这个外甥，他曾经感慨“可与我讨论孙吴兵法的人，只有李靖一人了”。但从他的人生轨迹来看，李靖早年的仕途并不顺利。炀帝年间，李靖先任长安功曹，三十岁，擢升兵部驾部员外郎，吏部尚书牛弘称赞为是“王佐之才”，甚至就连司徒尚书令楚国公杨素也对他很是赏识，甚至有了“红拂夜奔”的野史逸闻。

据说杨素身边有一侍妓，因常执红拂立于杨素身旁，故而得名“红拂”，此女生得是“肌肤仪状、言词气佳，真天人也”。红拂很有见识，识得英雄，而根据《旧唐书》所载，李靖年轻时是“姿貌瑰伟”，对这个翩翩美少年，红拂一眼便是相中，于是她竟趁着李靖再次拜访杨素之机，相约私奔了。得知此事后，杨素非但不追究此事，反而推荐李靖出任马邑的郡丞，从而成全造就了一段才子佳人的爱情佳话。

一个是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一个是后来的大唐肱骨，于是李靖与红拂女的故事成为了千古佳话。其实历史真相是这样的：文帝仁寿元年，突厥达头可汗犯塞，文帝以代州总管甘棠县公韩洪率蔚州刺史刘隆、大将军李药王出征，然而大军在恒安却是遭遇突厥主力，此战隋军大败，将士死伤大半，突围回来的韩洪与李药王被免官，除爵为民，而刘隆坐罪被处死，时年三十一岁的李靖因为李药王是他的哥哥，自然受到牵连，被降为汲县（下县）县令。隋炀帝继位后，三十五岁的李靖才因政绩升安阳（中县）县令，大业六年已经是四十岁的李靖因功迁三原（上县）县令，而杨素早在大业二年就死了。

大业十一年，隋炀帝以卫尉少卿李渊为河东抚慰大使，当年八月，隋炀帝巡幸北塞，被突厥围困于雁门，诏天下郡守县令勤王。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与年仅十六岁的李世民在马邑知遇，这一年，李靖四十五岁。由于雁门解围有功，故而李靖被升迁为马邑郡丞、鹰扬郎将，也算是他初步实现将兵愿望。不过就在李靖在边塞练兵以备突厥的时候，天下大乱，而在与李渊、马邑太守王仁恭、郡丞李靖抗击突厥的时候，李靖察觉到了一丝不祥。

时为唐国公太原留守的李渊此时正在暗中招兵买马，伺机而动，在察觉到了李渊有“四方之志”后，李靖当即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将自己伪装成囚徒，秘密潜逃，准备前往江都，去向隋炀帝密告。可当他才走到了京城长安时，关中就已经大乱，因道路阻塞，故而他的南下告密之行也就未能成行。不久之后，李渊于太原起兵，随后大军迅速攻占了长安，李靖真的成了阶下之囚。

按照李渊的心思，李靖自是留不得的，可在临斩前，这位后世名将不甘如此而死，故而大呼：“您兴起义兵，本是为了天下，除去暴乱，怎么不欲完成大事，而以私人恩怨斩杀壮士呢？”此话倒是说得有些道理，加之秦王李世民从中斡旋，李渊便赦免了他。

人生的轨迹到了这个时候，似乎对于李靖来说，都并不算顺利，但从他被派往赵郡王李孝恭麾下任长史时，他的各将之路却悄然开始了。当时割据江南的萧铣试图派舟师溯江而上，以攻取峡州、巴、蜀等地，但却被峡州刺史许绍击退，于是后梁大军遂退守安蜀城及荆门城。为了能够削平后梁，李渊调李靖赴夔州至信州经略萧铣。仅率数骑赴任的李靖在途经金州时，刚好遇上了庐江郡王李瑗进讨蛮人邓世洛，当时这股蛮兵虽不过只有数万人，但却因为屯居山谷间，故而唐军接连败北，于是李靖主动为庐江郡王出谋划策，一举击败了蛮兵，且俘虏甚多，这是李靖第一次在军事指挥上崭露头角。

在抵达峡州之后，李靖再一次遇上了危机，因为他却发现当面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由于后梁军控制着险塞，故而唐军进攻道路受阻，因此迟迟不能前进，但李渊却误以为李靖是滞留不前，贻误军机，于是秘密诏令峡州刺史许绍将李靖处死。不过由于许绍爱惜李靖的才干，悄然压下了密令，李靖才免于一死。

正当李靖苦恼于该如何突破后梁军控制的险隘时，开州蛮夷冉肇则叛唐起兵，率众进犯夔州，赵郡王李孝恭率唐军初战失利，此时李靖却是趁叛军骄横之时，独率八百精骑冲其营垒，并大破之，后又于险隘处布设伏兵，斩杀冉肇则，俘获五千多人。此战之时，李靖已是五十之龄了，此战让他一战成名。捷报传到京师时，李渊高兴地对公卿说：“朕闻使功不如使过，李靖果展其效。”立即颁下玺书，慰劳李靖，并称“卿竭诚尽力，功效特彰。远览至诚，极以嘉赏，勿忧富贵也”，并亲笔写敕于李靖“既往不咎，旧事我久忘之矣”。

武德四年正月，李靖献上平灭萧铣的十策，被采纳，当年二月，李渊在以赵郡王李孝恭为夔州总管的同时，授李靖夔州行军总管，兼任行军长史。李渊很清楚李孝恭的能力，于是以其不太精通军旅之事为由，明敕“三军之任，一以委靖”。正是正在李靖辅佐下，唐军开始组织人力和物力大造舟舰，训练士卒练习水战，做好下江陵的准备。

此后，李靖又建议李孝恭将巴蜀子弟召入幕府为官，这是因为李靖发现巴、蜀之地归附不久，情势还不太稳定，而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只要将当地权贵豪族子弟都召集到夔州，根据才能的优劣分别授以官职，安置在左右，“外示引擢，实以为质”，便能够稳固巴、蜀。

当年九月，李渊诏令调发巴、蜀兵士，集结于夔州，以李孝恭为荆湘道行军总管，李靖兼行军长史，统辖十二总管，自夔州顺流东进，又以庐江王李瑗为荆郢道行军元帅，出襄州道，为北路军，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为南路军，黄州总管周法明出夏口道，为东路军，四路大军分头并进，直扑江陵。

时则雨季，江水暴涨，萧铣满以为水势汹涌，加之路险难行，唐军必然不能东下，遂休养士兵，不加防备，而多数唐将是纷纷请求待洪水退后再进兵。但李靖却是力排众议，他说：“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今兵始集，铣尚未知，若乘水涨之势，倏忽至城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纵彼知我，仓卒征兵，无以应敌，此必成擒也。”随后亲率舟师，趁江水暴涨之际沿三峡顺水东进，以实击虚，连破荆门、宜都，月余即进抵夷陵城下。

驻守在夷陵附近的是后梁骁将文士弘所率的数万精兵，李孝恭试图迅速进击，以夺取夷陵，但李靖却并不同意，他说：“士弘，铣之健将，士卒骁勇，今新失荆门，尽兵出战，此是救败之师，恐不可当也，宜且泊南岸，勿与争锋，待其气衰，然后奋击，破之必矣。”这个意思是避其兵锋，挫其锐气，然后一战可擒。然而李孝恭由于连战告捷，轻敌大意，并没有听从李靖的劝告，自己亲自率兵出战进击，结果是“孝恭军大败，即逃奔南岸，损失极大”。、

^李靖

然而就在此时，李靖见文士弘获胜以后正纵兵四出抢掠，于是趁后梁军忙于劫掠之际率军从侧进击，文士弘一时难以收拢所部，于是大败，被杀及溺水而死者将近一万人，唐军获舟舰四百余艘，夷陵也被攻占。在攻下夷陵之后，李靖又马不停蹄，率轻骑五千，直袭江陵，先克外城，复收水城。然而在缴获千余舟舰后，他却命将士弃之江流，诸将对此做法都困惑不解，认为缴获敌船，正好充当军舰，为何却遗弃江中，以资敌用？李靖解释说：“萧铣之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吾悬军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军四集，吾表里受敌，进退不获，虽有舟楫，将安用之？今弃舟舰，使塞江下，援兵见之，必谓江陵已破，未敢轻进，往来觇伺，动淹旬月，吾取之必矣。”

果然如他所料，舟舰顺流漂下，来援江陵的梁军见之，以为江陵已破，都疑惧不前。交州刺史丘和、长史高士廉等人在赴江陵的途中听说萧铣已败，便都到孝恭营中投降，而割据东南、自称“梁王”的萧铣的坐守孤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只得自缚请降。

大军进入江陵之后，诸将都以为萧铣将帅抗拒官军，罪大恶极，建议赵郡王籍没其家财产，用以犒赏官军将士，但李靖立即出面劝止，晓以大义，他说：“王者之兵，吊人而取有罪，彼其胁驱以来，借以拒师，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宽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坚城剧屯，驱之死守，非计之善也。”由于李靖的这一做法颇得人心，于是江、汉纷纷望风归降。

虽是辅佐赵郡王李孝恭，但伐梁两月，便是功成灭梁，此功让李渊颇为惊喜，于是诏封李靖为上柱国、永康县公，赐物两千五百段，并擢其为检校荆州刺史，后又为岭南道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李渊特敕许承制拜受，以安抚岭南诸州。在招抚了岭南九十六州，将长江中游及岭南地区尽为唐之所有后，李靖又平定了辅公祏的反叛，江南之地尽皆归属大唐。

因李靖功高，李渊专设东南道行尚书台，授李靖为行台兵部尚书，并极口赞叹：“靖乃铣、公祏之膏肓也，古韩白卫霍何以加？”又在宴赏群臣时感叹：“大河上下，二郎征讨，江南半壁，药师涤荡；得将如此，朕复何憾？”事实也确如李渊所言，长江以北之所以能够在短短数年内平定，主要得益于秦王李世民的征讨，而大唐帝国之所以能够获得江南大地则是依靠这个差点被皇帝砍掉脑袋的李药师在几年内的东征南伐。

自武德八年，大唐帝国开始对突厥备战，李渊特命让坐镇江南的李靖调到北方，以对突厥作战，此前太谷之战，李靖便是已有与突厥人交手的经验，而此番，以安州大都督灵州道行军总管的身份出阵迎敌，李靖更是早有准备，面对突厥大军，他已经选好了理想的战场，而这个战场就是灵州的硖石。

硖石位于灵州治所以南，此处两山相夹，黄河经其中，地势比较险要，李靖选中这里为战场，很显然是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地形的优势，在灵州地域，缺乏骑兵的唐军想要在野外击败突厥人，实在太难了。关于灵州之战，记载并不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双方激战彻日，“自旦至申”，突厥人在遭到了顽强抵抗之后，最终不得不选择了退却。

虽然此番颉利可汗在关内道，从灵州方向展开的大举进攻，在李靖的反击下，被暂时地遏制住了，但很显然他们并未就此善罢甘休，突厥人在这一年的入侵中尝到了甜头，特别是莫贺咄设这支偏师居然能够孤军深入原州和泾州一线，更是让颉利对南下长安充满了渴望，开始寻找其他的入侵途径，他们先后对西会州、秦州、兰州、陇州一线连续发起了多次进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武德九年的五月，朝内和边塞却是先后发生了两件大事，而这两件大事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随后的“玄武门之变”。这两件事，便是 “太白经天”和“突厥入塞围乌城”。

史载：“武德九年五月，太白昼见；六月丁巳，经天；己未，又经天。在秦分。”所谓“太白”就是金星，按照天文学的解释，金星的运行轨道是位于地球运行轨道的内侧，也因此通常会在清晨太阳未完全升起前，或者傍晚太阳未完全落下时，才能够观测到金星，这主要是因为太阳自身的光芒遮盖了金星反射的太阳光，故而在白天，肉眼无法看到金星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古人才将在白天看到金星的天文景象称之为“太白昼见”，如果白天在午位（正南方）看到金星，则称之为“太白经天”。而一旦出现“太白经天”的现象，通常是被认为不正常的，甚至是改朝换代、权力更迭的征兆。

史料中所载 “太白昼见，天子有丧，天下更王，大乱，是谓经天，有亡国，百姓皆流亡”，又有“经天则昼见，其占为兵丧，为不臣，为更王，强国弱，小国强”等说法，故而武德九年三次出现太白经天这一天文现象时候，皇帝李渊自然会异常震惊了。

偏偏此时太史令傅奕又向皇帝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即太白出现在秦地的分野，预示着秦王将获得天下。太史令的这份奏折让李渊当即勃然大怒，《资治通鉴》记载“上以其状授世民”，而为什么李渊让人将傅奕密奏的“秦王当有天下”的奏状送给李世民，至今是个谜团，李渊的用意是什么？至今都让人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李世民即位后，曾对傅奕说“汝前所奏，几累于我”。由此可见，“太白经天”及傅奕密奏“秦王当有天下”这两件事的确很严重。

且不说李渊让人将傅奕密奏的“秦王当有天下”的奏状给李世民看的用意是什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经历了“太白经天”和傅奕密奏这两件事以后，李渊对李世民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已是不再信任李世民了，这件事从“突厥入塞围乌城”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史载“突厥郁射设将数万骑屯河南，入塞，围乌城，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上从之，命元吉督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救乌城”，这就是所谓的“突厥入塞围乌城”一事。根据《大唐故右屯卫翊府右郎将阿史那勿施墓志》中“父阿史那侦末，单于郁射设，处罗可汗嫡子”的记载，郁射设是突厥处罗可汗的嫡子，郁射设原本有可能继承突厥汗位，但是没有成功，原因是因为“义成公主以其丑弱，废不立之，遂立处罗之弟咄苾，是为颉利可汗”。也就说，处罗可汗的嫡子郁射设亲率数万骑南下，包围了乌城。

关于乌城所在，现在已是不得而知，史载“乌城，盖在盐州五原县乌盐池；或曰，在朔方乌水上。杜佑曰：武威郡南二（百）里有乌城守捉”，也就是说是夏州的朔方乌水、盐州五原、凉州（武威郡）的乌城，都有可能是这个“乌城”。

但不管乌城究竟在哪里，有一点是肯定的，郁射设这次围乌城，其实威胁并不大，任城郡王李道宗、安州大都督灵州道行军总管李靖，还有秦州都督霍国公平阳君柴绍，足以应付，但这个时候，太子李建成却推荐齐王李元吉代替秦王李世民去都督各路军马北征以抵抗突厥入侵，而李渊也应允了这一奏请。于是以齐王督率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人援救乌城，而齐王元吉又趁机奏请以秦王天策府大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以及秦王府右三统军秦琼等随行，李渊亦无不可。

武德九年五月二十六，尚书省连续发布了两道明敕，明确宣示废山东道行台，设河东道大行台领洛阳以东北至长城南至扬州广大地域内的军政全权，罢天策上将秦王李世民所兼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和陇西道行台尚书令二职，由齐王接任，召原灵州都督任城郡王李道宗回京述职。这道敕旨由中书省草拟，经门下省审核副署，加盖皇帝玉玺后由尚书省发往朝廷六部九卿十二卫御史台大理寺，抄件快马呈送天下四十一郡。这一番也就等于是原本掌军令任征伐的秦王此番不仅未得挂帅，还被削去了陕东陇西两地实权，而齐王李元吉却被委以重任。

数日之后，武德九年六月初一，李渊在太极殿亲自主持中朝，宣布正式拜四皇子齐王李元吉为扫北行军元帅，当场授以金印、节、符、绶及天子剑，允其节制长安以北的诸州郡驻军及天纪、天节两军，同时宣布调尉迟恭、段志玄、程知节、秦叔宝、刘师立、庞卿恽、公孙武达、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十将于元帅府听调，另敕左骁卫大将军薛国公长孙顺德率三府禁军出武功卫戍京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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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是釜底抽薪，抽空了李世民的秦王府中的力量，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太子对齐王说“汝已得秦王骁将，拥数万精兵，来日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汝使壮士拉杀之，天下事可定”这段话来。然而隔墙有耳，这段话被太子率更丞王晊听到了，偏偏这个王晊是李世民在太子东宫中所布下的眼线，听到太子与齐王之间这番对话后，王晊立即驰告秦王。李世民当即与秦王府长史比部郎中长孙无忌等近臣商议此事，于是众人纷纷劝李世民先发制人，不能让太子、齐王趁着出兵抗击突厥的机会，瓦解秦王府的力量，更不能让昆明池成为秦王人头落地的地方。

虽然李世民说什么“骨肉相残，古今之大恶。我诚知大祸只在朝夕之间，但我打算在祸事发生以后，再举义讨伐他们，这不也是可以的吗”，但其实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位后来的太宗皇帝对于至高无上的权力也是充满渴望的，否则也就不会有了武德年间的“太子、秦王之争”了。

何况“功高不赏，唯有赏死”也是不少功臣的最终下场，以秦王的性情，他不是那种坐以待毙之人，不过既然“李二郎”说出了“骨肉相残，古今之大恶”这样道貌岸然的话语来，这个时候，秦王府幕僚们的意见和态度也就变得极为重要的，时为秦王府左二副护军的尉迟恭对李世民及众人说：“大王是久历兵事的人，当知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人情谁不爱其死！而今众人以死奉大王，乃天授大位于大王。而今塌天大祸就在眼前，而大王犹自犹豫不以为忧，大王纵然不以己身为重，又将宗庙社稷置于何地？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只能辞去，归隐山林再为草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还望大王善纳众人之言！”

在尉迟恭这个粗人开口之后，作为李二郎大舅子的长孙无忌也慢条斯理地开口说道：“大王若不从敬德之言，这一场征战不用算也知其败！东宫待大王如寇仇，大王待东宫以手足。如此态势不均，而大王之心又不能定，明知必败之战，敬德等众将岂肯为之？再由于彷徨下去，众将必不复为王所有，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复事大王矣！”

显然，这个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儒生就是比那个只会打打杀杀的武将说话有水平，长孙的这番话自然要比尉迟恭的话语更让李世民颇为受用。不过受用归受用，但在这个时候，李世民还是要做出一种姿态来，于是他说：“你们应当知晓，此番我们所面对之敌，不仅有太子和齐王。只要我们在长安城内动起刀兵，便是父皇之敌，朝廷之敌，社稷宗庙之敌。于天下人眼中，父皇是君，我是臣；父皇是父，我是子，太子是兄我是弟。若不能取得陛下的支持，我们在长安城内所冒风险就是万世之险，故而我才提议待太子不道，我们再起而讨之，这样不仅无亏臣道，也无亏孝道。故而本王所言，未可全弃，其他的诸公再计议一下吧。”

秦王的这番话至少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是没有任何瑕疵的，起兵造反乃为不忠，而与父凶为敌，又是不孝，不忠不孝之徒是儒家主导的社会所难以容忍的。然而尉迟恭这个粗人却是以一番慷慨激昂的话语对二殿下的话语给与了全盘否定，他说：“大王在战场上何等智勇，如今临大事怎么这等糊涂？大王今处事有疑，是为不智；临难不决，是为不勇。况且大王麾下三府军士，凡是在外面的，现在都已经进入宫中，人人擐甲执兵，起事的形势已经形成，此事关乎多少人的身家性命，已经不是大王一人之事了！”

这话说得一众人等是血脉贲张，于是众人纷纷劝说秦王应该当机立断，见李世民还在犹豫，左虞侯天策府骠骑将军侯君集直截了当地问道：“大王认为舜是什么样的人呢？”李世民答道：“是圣人。”于是侯君集说：“这就是了，使舜浚落井不出，则不过井中之泥罢了；涂廪不下，则不过廪上之灰罢了，安能泽被天下，法施后世乎！是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只有留得有用之身，方可全忠义，尽孝道，施友爱。大王今日被逼无奈先发制人，正是为了日后能于社稷尽忠，于陛下尽孝，于天下子民广施仁爱！”

一旁的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马上接口道：“侯君集此言不确，何须待得日后？大王今日之行，本身就是于社稷尽忠，于陛下尽孝，施天下子民以仁爱！”听取众人意见的李世民这一次没有再犹豫，于是他命人算卦以卜吉凶，可此时恰好秦王府的幕僚张公谨从外面进来，见到这一幕，张公谨便将占卜的龟壳夺过来扔在地上，大声喊道：“占卜是为了决定疑难之事的，现在事情并无疑难，还占卜什么呢！如果占卜的结果是不吉利的，难道就能够停止行动了吗？”于是便订下了行动计划。

随后，李世民连夜入宫密奏李渊，告发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与后宫的嫔妃淫乱，并说：“臣于兄弟无丝毫亏负，今欲杀臣，似为王世充、窦建德辈报仇，臣虽死，实耻见诸贼！”对于秦王的这番密告，李渊颇为愕然，他在震惊之余，说出了“明日朕当鞫问，汝可早至”。说这番话语的时候，显然李渊绝对没有想到自己面前的这个儿子会起兵叛乱。

而此时，太子李建成虽然因为与之交好的张婕妤从宫中给他捎来的口信，而已经得到了秦王入宫密报的消息，但他并没有多想，只是连夜召齐王李元吉商议此事，齐王认为“应该布置东宫宿卫、长林军和齐王府军，继而托称有病不去上朝，以便观察形势”。太子李建成在犹豫了一番之后，认为“布置就绪，明日应当入朝参见，打听消息”。而太子之所以如此淡然，是因为他认为大局已定，根本没有想到秦王会在长安起兵。

的确，在长安城中造反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自武李渊登基，大唐建政长安以来，当今皇帝陛下便是一改前隋宫城宿卫重南轻北的布置，而是建禁军屯卫于玄武门内，由三万太原元从禁军负责宿卫内宫，这三万元从禁军后虽屡经裁抑，也仍有一万八千之数，而且这支宿卫宫城的禁军在编制上并不属南衙十二卫统辖，尚书省也无权节制。也就是说，秦王虽然是天策上将军、领十二卫大将军，但却根本无权调动这屯于北门的左右二营的皇帝私兵。

再从地形上来看，玄武门为禁宫北门，紧倚着太极宫的后宫和东宫，加之又是负责内宫宿卫职责的禁军屯署所在地，战略地位极为冲要。虽然禁军统领虽职不过五品，却直接听命于皇帝，而又由于禁军屯署设在北门内，久而久之，形成了与南衙相对的“北衙”之称，一旦控制了玄武门，就相当于打开了内宫的门户，同时也等于是控制了禁军，若是控制不了玄武门，即便有数万军马也只能是望宫门兴叹。

武德九年时，在玄武门禁军屯署之下，编制有左、右二屯营，其中左屯营统领为黔昌侯云麾将军敬君弘，而右屯营统领为中郎将吕世衡，只不过此二人与身任左右监门卫左翊中郎将和玄武门禁军屯署左右屯营将军二职的常何，却早已经是秦王李世民的人，这一点无论是皇帝李渊，还是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都不知道。此外，尚书右丞雍州司马左金吾卫大将军领监察御史任国公刘弘基也早和秦王李世民关系暧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刘弘基的态度很重要，这一点从他的职务可以看出，尚书右丞是省官，在尚书省内位列第五，仅在令、左右仆射和尚书左丞之后，居于六部尚书之上；其次他还是雍州司马，而雍州又为京兆，雍州牧自李渊建元武德以来，便由太子建成和秦王世民先后兼领，但二人都并非实任，于是一州钱粮刑狱等庶务均由别驾代理，防务则是委诸司马，因而雍州司马一职虽是外官，但却是京兆实质上的最高军事长官；第三左金吾卫大将军，虽然是隶属十二卫府，且在各卫府中位列第七，然则若论职权，却是极大，因为左右金吾卫府司掌宫中、京城巡警及烽候、道路、水草之宜，而凡是京城内的翊府、外府、夷兵番迎，都是隶属于其管辖统领之下，以至于长安城内除了太极宫内皇城是由玄武门禁军屯署负责之外，外宫城宿卫、南衙宿卫、兴庆宫宿卫、宏义宫宿卫，还有其他各亲郡王府、各公爵府、三司、六部、九寺、京师各衙署及长安十二门城防均在其掌控之中；至于监察御史，虽然是台官，品秩不高，但地位却颇为超然，因为其职在巡视纠察京城百官错失，总朝廷风宪，官位虽列在从八品下，然而其职责行止，虽是政事堂宰辅王公贵戚也不得过问，这样一番来看，刘弘基才是长安城内握有军政实权的关键人物，可就是这样一个关键人物，此时却是选择了秦王李世民的阵营，而不是皇帝李渊或者太子李建成，颇耐人寻味。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凌晨，在做了一番谋划之后，秦王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恭、侯君集、张公谨等十二将及两百亲兵自宏义门出了宏义宫，并在玄武门禁军屯署左右屯营将常何亲自率领的北门禁军的接应下，顺利进入了玄武门，并埋下了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