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入关时，清廷是个异族政权，由此在其政治体制中，“重满抑汉”一直是清朝皇帝坚持的原则。清廷的“重满抑汉”，主要体现在官员的任用上，如中央六部便设立双尚书侍郎，满汉各一，以满为主（如之前的户部，满尚书为肃顺，汉尚书为周祖培，实权掌握在肃顺手中）。这种制度，在中国历朝历代都不曾出现过。
当然，为了巩固政权，清廷也尽可能吸纳汉族士人参政，但一些重要职位如军机大臣（特别是首席军机），一般只能由旗人担任；而各省总督、巡抚也大多为旗人。由此，旗人往往在朝廷和地方上占据重要职位，地位远较汉人要显赫。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曾经精明强干、建功立业的八旗军事贵族相继去世，他们的子孙往往在养尊处优中沦为纨绔子弟，不学无术，旗人的整体素质也大为下降，大多数的政务和军事活动最后还是要依赖汉人，譬如康熙平三藩，最后还得靠汉人的绿营兵才得以成功。更要命的是，这种趋势到晚清更是愈演愈烈，尤其太平军兴后，前去镇压的八旗军队往往不战即溃、闻风而逃，几乎全靠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组织的湘淮军等才得以力挽狂澜，昔日的八旗铁骑早已沦为老爷兵，靠边站了。至于其他八旗子弟，更是成天遛狗斗鸡，出入戏院茶楼，肃顺说“我们旗人混蛋多”，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对于本朝“重满抑汉”的祖制，慈禧不可能不知道，但她垂帘听政后各地军情急如星火，太平军仍旧盘踞江东，捻军和回乱也时时威胁着清廷的心脏地区，这些心腹大患，没有一天不让她悚然心惊，坐卧不安。可是，再看看身边的那些满族亲贵，除了妄自尊大便是颟顸无能，真正有才华、能够治国安邦、统兵作战的旗人官员几乎是凤毛麟角。
想到这里，慈禧不免叹了口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自己丈夫咸丰在时，这天下都治不好，何况自己一个女人呢？但叹气归叹气，该承担的责任还得去承担，慈禧仔细一想，自从太平军兴后、国内战祸绵延达十年之久，而清廷还没有垮台，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各项奏报来看，不是八旗、也不是绿营，而是汉人的团练武装抵挡住了太平军的进攻，而这些汉人将领，如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他们原本都是读书人，但在战乱年代，却将他们锻炼成了军中领袖。这些人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应该是值得信任的。
非常时期自然得用非常之策，也该到了重用他们的时候了。早在咸丰时，像曾国藩这样的优秀人物就该提拔，可由于种种原因，却让这位“湘军”的创始人一直郁郁不得志。据说，民间常有曾国藩是“癞龙转世”的说法，这让他屡屡被猜忌。如野史上说，1854年湘军攻占武汉后，咸丰帝大喜之下，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他一时兴奋，要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结果旁边有个人不咸不淡地插了一句：“曾国藩以侍郎衔在籍丁忧，现在还是个平头百姓。一个平头百姓能够一呼崛起，这恐怕不是国家之福啊。”咸丰听后一个激灵，让曾国藩做巡抚的事就不再提起。
咸丰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这万一曾国藩这些汉人官僚势力坐大，拥兵自重，那清廷岂不是同样危在旦夕？不到万不得已，怕是不能授予汉人过大权力的。对此，慈禧也不是不知道，但中国士大夫最忌讳的是有功不赏、有禁不罚，曾国藩心里憋屈不说，他的门生弟子、亲朋好友也都为他喊冤抱屈：在镇压太平军中，曾国藩作为湘军首创者和精神领袖，他的一些朋友和将领如胡林翼、刘长佑等一个个都封了总督、巡抚，而曾国藩东奔西跑，却只得些钦差大臣之类的虚衔——这说不过去！
慈禧心里清楚，要想树立自己乃至清廷的威信，就必须先平定太平军等各地起义，而要平定这些乱事，就必须要重用以曾国藩为首的那些汉人新秀。慈禧想，既然“八大臣”都扳倒了，难道我还怕用汉人吗？
没过多久，曾国藩便被授命统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的军务，四省的巡抚、提镇以下官员全部归他节制。随后，依照曾国藩等人的建议，一大批汉人官员被任命为封疆大吏和地方大员，如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刘长佑为广西巡抚、郑元善为河南巡抚、李续宜为安徽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毛鸿宾为湖南巡抚、江忠义为贵州巡抚，另有一大批汉人成为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等。
这些任命发出后，朝野一片哗然：这是自清朝开国以来最大的一次人事变动，用“大换血”来形容毫不为过！更重要的是，这次受到重用的，无一例外都是些汉人，有的甚至连进士功名都不具备（如左宗棠只是个举人，凭的是军功出身），同时将这么多省区的军政大权交给汉人，这个手笔也太厉害了！
这下，八旗的亲贵们立刻跳起来了，这还了得！胡闹！这不是要断送祖宗两百多年的江山吗！这也忒冒险了！但是，这些埋怨和抗议都被慈禧一句话给挡回来了：“不用他们，可以啊，那就请你们上前线收拾烂摊子吧！”
听了这话，那些亲贵们就没有声音了。最后的事实证明，慈禧重用以曾国藩为首的那些汉人官员，这是她的无奈之举、冒险之举，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慈禧的神来之笔。这一重大举措，不仅让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武装集团最终剿灭了太平军和捻军等反叛力量，而且将岌岌可危的大清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到同治四年（1865年），当时全国10名总督，除湖广总督官文为旗人外，其余9人全是汉人，而15省的巡抚则是清一色的汉人。慈禧当政，对汉人的重用程度可谓前所未有。
不仅如此，慈禧还利用各种机会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政变成功后，给事中孙楫向两宫太后奉上《帝鉴图说》一书，想以此书作为小皇帝载淳的启蒙教材。《帝鉴图说》是明朝内阁大学士、万历朝首辅张居正为当时10岁的小皇帝朱翊钧编的特殊教材，这个教材很有特点，它根据小皇帝的年龄段，将历代帝王励精图治或胡作非为的案例用一个个小故事并辅以插图的形式编成，十分生动而有趣。慈禧拿到这本图文并茂的儿童读本后，她还没来得及给儿子看，自己倒先被里面的故事迷住了，于是她将图书留下，每天都要仔细研读。诚实地说，对于慈禧当时的文化水平而言，这样的书是最合适不过了。
后来，江南道监察御史徐启文又给慈禧上了一道折子，建议将“列圣实录宝训”和汉唐以来母后临朝的事实经验汇编为一册，以供两宫太后参考。慈禧非常欣赏这个建议，于是让南书房、上书房、翰林院马上进行编写，以备她学习参考。这本书编写好后，慈禧特赐名为《治平宝鉴》，并不时安排学识出众的大臣进行讲解，譬如翁同龢就先后为两宫太后讲解了宋、金、元、明四朝的帝王政治事迹，共15个专题。
在大臣的讲解过程中，恭亲王、醇亲王，还有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等也随同听讲，慈安和慈禧则坐在黄色帷幔内的御座上听课学习，有时慈禧还会就一些问题提问，学习态度十分认真。应该说，年轻时的慈禧还是很热爱学习的，她并不是将书籍作为摆设来附庸风雅，而是要实实在在地从书本中学习到治国的经验教训。平日的闲暇时光，慈禧也会写写大字或者描几笔画，从中陶冶一下自己的情操。慈禧也许并不知道“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但她一定知道汲取各种知识对她提高政治操控和驾驭群臣的能力有帮助，这于国于民于己，倒也不算太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