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乱事渐渐平息后，大清王朝再次站稳脚跟并有了一定的发展，历史上将之称为“同光中兴”。这其中说的“同”，指的是同治皇帝载淳；“光”则指的是光绪皇帝载湉。不过，这“同光中兴”的大业和前者似乎关系不太大。
载淳是咸丰唯一的儿子，在其父亲驾崩时，载淳只有6岁，离他亲政至少还有近十年的时间。由此，如何教育培养这个小皇帝并让他以后能够顺利地执掌朝政，也就成为清廷事务中的重中之重。
作为大清女主和载淳的亲生母亲，慈禧对小皇帝的成长教育当然十分关心与重视。为更好地实施小皇帝的培养计划，慈禧特别委派惠亲王绵愉专门负责同治的学习事宜。惠亲王绵愉是嘉庆皇帝第五子，是皇族中辈分最高的亲王（比载淳足足高出三辈），其为人品行端正，是当时负责小皇帝学习与生活最佳人选。另外，绵愉的两个儿子奕祥和奕询被也安排为同治的伴读，以起到督促的作用。
和以往朝代相比，清朝皇子的教育非常严格，他们很小便要进上书房读书；等到成年后，必须要精通四书五经、狩猎骑射，即使在诗文书画方面，也要有相当的造诣。譬如康熙，其从5岁开始读书，13岁就能下笔成文，而他培养的皇子如雍正等人更是出类拔萃，以至于爆发康熙晚年激烈的储位之争。
从教育内容来看，清朝皇子们注重全面发展，文武兼备，比如语言，他们既要学习汉语，也要学习满语（有时甚至要学蒙古语）；在学习之余，他们还要练习骑马、射箭，后来引进西洋火器后，还须掌握放枪的技能，以便能参加围猎甚至作战。而且，皇子们也不像现在的学生一样有寒、暑假，他们除了年假、寿诞、中秋、端午等极少数几个节日可以休息外，一年到头几乎天天要进上书房学习。因此，清朝两百余年基本不出昏君，这也是对前朝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
对于载淳，慈禧从一开始就报以极高的期望。在她的心目中，载淳就是年幼的康熙，而她则是孝庄太后，假如能培养出像康熙一样英明睿智的帝王，那将是她无上的光荣。于是，在载淳即位不久后，慈禧便精心挑选，最终为载淳延请了四位名师，就是祁寯藻、李鸿藻、翁心存和倭仁四位鸿儒。
祁寯藻是嘉庆朝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他之前已经做过道光、咸丰的老师，这次再负教诲载淳之责，可谓三朝帝师、德高望重；李鸿藻，出生于一个知名的官宦世家，祖上有多人在朝为官，他本人也是才华出众，咸丰在世时便被选为载淳的老师；翁心存，道光朝进士，曾任内阁学士、兵部尚书等职（在其去世后，其子翁同龢继续为帝师）；倭仁前面介绍过，他也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大师。这四位帝师的学问都十分渊博，而且各有所长，称之为名师，并不为过。
●同治皇帝读书像
和以前的皇子相比，同治的情况要特殊一点儿，因为同治当时已经是皇帝，所以他除了读书之外，还须跟着两宫太后早朝并接见大臣，虽然他在此过程中不需要说话，但得像一个泥塑木雕一样地坐在那里，也不是件好差使。在8岁之前，同治只需读半天书，到8岁后，就要全天读书，而且学习内容非常之多，小皇帝几乎没有任何自由的时间，实在有些不堪重负、苦不堪言。
世上人有千千万，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譬如有人爱读书、会读书；有的人则讨厌读书、不会读书，有时还真有些天注定，非人所愿。让慈禧尴尬无奈的是，同治偏偏是后一种人，他从小就不爱读书，虽然有几个好老师，但都拿他没办法。譬如，老师要他背书，他往往背不了几行就把书扔了；要他写字，没写几个就把笔也给丢了。事实上，同治并不是不聪明，而是天生不爱学习，不是个读书的料儿。
在翁同龢的记载中，小皇帝读书时经常注意力不集中，听讲时打蔫，回答问题时则故意嬉闹。有一次，同治又在课堂上和师傅闹别扭，师傅看这小皇帝不争气，又不敢打骂，急得眼泪都出来了。这时，载淳正好读到《论语·为政》中的“君子不器”这一句，于是小皇帝用手遮住“器”字下面的两个“口”，然后向师傅招手问：“师傅，你看这句何解？”师傅过来一看，“君子不器”变成了“君子不哭”，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说来有趣的是，载淳满周岁时，宫中按习俗给他行“抓周”礼。当时盘里放了很多东西，有笔墨纸砚、玩具弓矢、各种食物等，载淳被抱来后，“先抓书，次抓弧矢，后抓笔”，咸丰和慈禧（时为懿贵妃）见后喜不自胜，以为儿子今后肯定是个喜欢读书、文武兼备的好苗子，孰料其长大后的结果却正好相反。有一次，李鸿藻在教习时，同治想请假逃课，师傅不准，他就气得把书本扔到地上。为了师道尊严，李鸿藻坚持要同治把书捡起来，双方为此僵持良久，最后同治抗不过，这才勉强捡起重新上课。
倭仁做同治师傅时，对这个顽劣的学生也很是头疼。同治读书经常偷懒，倭仁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只得拿出撒手锏，说要上奏慈禧太后加以训责。碰到这种时候，同治往往拉着倭仁的衣袖，大哭说：“师傅饶过我这次吧，以后我再也不敢了！”看到小皇帝有后悔的诚意，倭仁又心一软，放他一马。可到了下次，小皇帝仍旧是屡错屡犯，倭仁其实也拿他没办法——谁让他是皇帝呢。
有一次，倭仁见太监鬼鬼祟祟地扛了一个箱子进宫来，便问里面是什么东西。太监见是帝师，只得如实回答说，这是小皇帝要的梨园戏具。倭仁素来看不惯梨园优伶，便责骂道：“皇上尚未成年，你们这些奴才胆大包天，竟敢以此淫物相引诱！”
说完，倭仁便上疏切谏，两宫太后听说后也很难堪，只得命同治立刻将那些戏具销毁。不过话说回来，同治之所以会迷恋戏曲，主要原因还是他经常陪伴慈禧太后听戏，而当时又没有什么娱乐，十来岁的小孩子迷上这个，和现在的未成年人喜欢流行歌曲其实是一回事儿。但是，倭仁作为帝师，负有教导之责，在这个问题上，慈禧太后也得让他几分，同治少年时除了怕慈禧太后外，最怕的也就是师傅倭仁了。
从天性来说，同治更像一个顽童，最爱嬉戏玩闹，宫里的游戏如蹴鞠、弄舟、演剧等，他几乎是无所不能。后来，同治还发明了一个新玩法，名曰“掼交”，初学时让小太监横卧在一板凳上，慢慢按下去，形如环状，有点儿类似于空翻。练得差不多了，就不用板凳垫底，而可以直接弯下去，还可以连翻几下。同治对此乐此不疲，经常带着小太监们来玩这个，有的人腰不够灵活，同治就上前强按，被他弄伤的也不在少数。但这种东西，玩久了也没劲，同治后来也觉得厌倦。
●大阿哥（同治）大公主庭院游戏图
在负责小皇帝培养事务的惠亲王绵愉去世后，少年同治也换了个新的伴读，那就是恭亲王的长子载澄。载澄和同治的年龄相仿，人也聪敏机灵，所以慈禧选了他来做同治的伴读。但慈禧不知道的是，载澄这个人在外面走马斗鸡，行为放荡，他去给同治做伴读，那两人真叫作臭味相投，玩乐起来就更没边儿了。
说起玩乐，载澄比同治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他行动自由，可以经常到街上游逛，见识的各类声色犬马也比身处深宫的小皇帝要多得多。有一次，载澄见同治还在和小太监们玩掼交，于是颇为不屑地对同治说：“掼交劳神费力，有什么好玩的。这么大的北京城，好玩的地方多得很，何不去看看？人家一般的富贵之家，有点儿钱便可随便吃喝玩乐，自由自在。你身为至尊，待在宫中，犹如牢囚，还不是白来这世界一趟？”
鱼对鱼，虾对虾，乌龟对王八，载澄这话算说到同治心里去了。同治和载澄当时毕竟只有十几岁，这个年纪的孩子，胆子大又叛逆，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据野史上说，这两人后来便偷偷地策划出游，同治开始还怕慈禧太后发现，载澄则说：“我们穿着黑衣出去，到时候不会有人认出的。”于是，两人便换装出宫，开始还只是到街上闲逛，后来胆子大了，进酒馆，入妓院，到处游玩，乐不思蜀。
认真说，作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同治也有同治的苦处。毕竟，同治并非常人，他从小就必须同时扮演皇帝、学生还有儿子这三重角色，而且每个角色都要尽责尽力，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这时间久了，谁都受不了。而且，同治从六七岁开始，学习和工作（上朝）的任务都非常重，内有母亲慈禧的殷切期望，外有师傅们的谆谆教诲；上有朝廷祖业的重负，下有臣民百姓的热盼，其压力可想而知。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眼看同治就快到16岁亲政的年龄了，可这个少年皇帝的学业却实在不敢恭维。据翁同龢的记载，同治读满书极吃力，汉文不能成篇，作诗也是一塌糊涂。尽管有几位名师的教导，但同治学了近十年竟然读个奏折都磕磕巴巴，连句读到哪里都不知道，批起折子来更是白话连篇，让人笑掉大牙。
眼看同治一点儿都不成器，一向争强好胜的慈禧也觉得颜面无光，心急如焚。她无法想象，就同治这个样子，不要说和康熙比，就是当个普通的皇上恐怕也够呛！如此下去，这还了得？为此，她把气都撒在师傅们身上，其不断责备他们督责不严，一味搪塞，没有严格要求小皇帝。说得急了，慈禧甚至说出这样的气话：“让你们这么放松教育，倒不如我自己来亲自教！”可惜的是，慈禧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她又如何教得来呢？
有人也许会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载淳同学如此不成器？这恐怕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同治的天性喜好玩乐，加上他的皇帝身份，师傅们无法对他进行过度的约束；二是同治所处的环境，当时整个宫中只有同治一个小男孩，他不但得到慈禧的关怀，同时也得到了慈安太后的宠爱，在父亲权威缺位且没有竞争关系的情况下，同治无拘无束、恣意妄为并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三是慈禧自己也是教子无方，她本人性格急躁，在教子方面缺乏长期规划和原则，没事时什么都迁就着小皇帝，并不严加管教，还经常带着同治看戏听戏；等到急时，又恨不得让同治一口吃成大胖子。这样的教育方法，自然会很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