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和捻军等各处乱事被镇压下去后，大清帝国的总体局势发展良好，人心思定，各地争办洋务，开矿建厂，中外相安，国内一时间欣欣向荣，颇有“中兴”之象。不过，在这平静当中，却隐隐有一种不安的气氛，那就是周边地区开始出现危机。
最开始时，是中亚浩罕国的阿古柏乘着回乱之际，于1865年在新疆妄建“哲德沙尔国”（“哲德沙尔”本是“七城”的意思，指的是被阿古柏侵占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库车、乌什七座大城），而此时俄国也趁火打劫，以“代中国守土”的名义，悍然出兵侵占了伊犁。所幸的是，左宗棠在镇压陕甘回乱后率大军西进，并于1876年彻底击败阿古柏势力，一举收复新疆。在清军的压力下，俄国被迫与中国就伊犁问题展开谈判，后经晚清著名外交家曾纪泽（曾国藩长子）的努力，被侵占的大部分领土最终收回。
与此同时，大清帝国最南边的藩属国越南也开始被法国侵扰。19世纪60年代后，法国迫使越南签订了第一次《西贡条约》，越南被迫开港通商，而且南边三省被割让给法国。由此，越南开始逐步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一年后，法国又控制了柬埔寨，整个湄公河下游都落入法国人之手。1867年，法国人再割越南三省，整个越南南部改名为交趾支那，并设立总督进行治理。得寸进尺之下，法国人还不满足，其将侵略的爪子又伸向了越南北部，并试图打开中国西南地区的门户。
1882年后，法国再度加紧蚕食越南并进而威胁广西边境，法军在与中越边境的刘永福黑旗军发生冲突后，法国人悍然发动战争，并攻占了越南都城顺化。1883年，乘着越南阮氏王朝国王阮福时病死、宫廷出现内讧之机，法国人威逼越南签订了《顺化条约》，由此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
在此情况下，清廷按说是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藩属国维护国内稳定和抵抗外来侵略的，但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大清帝国吃尽了西方列强的苦头，如今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面对这些如狼似虎的西方列强，清廷即使有心援手，但未免也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限于实力问题，清廷内部对援越抗法问题也出现两种对立观点：第一种是主张对法国人采取强硬措施，甚至不惜与之一战；其理由是，对法国软弱妥协的话，其他列强也将步法国的后尘，对大清帝国的其他藩属国心存觊觎之心，到时局面更加不可收拾，这派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左宗棠、张之洞、张佩纶等人。
第二种观点是主张不卷入法越矛盾漩涡，甚至干脆放弃越南，如当时的李鸿章就认为，越南对大清早已是离心离德，而且也没有主动求援；既然如此，倒不如放弃算了。朝议中，恭亲王奕訢等人也部分持这种观点。
在法国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后，中国即成为了法国“保护”越南的唯一障碍。为消除这一障碍，法国人于1883年9月提出谈判，要求清廷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鉴于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屏护作用，加上左宗棠、张之洞等主战派的高声疾呼，清廷这次一改以往的消极态度，在敦促李鸿章加强和法国谈判时，也把军队派出镇南关，表示不惜一战的决心。
眼见谈判讹诈不行，法国人便决定使用武力迫使清廷就范，中法战争由此爆发。1884年年初，由于清军准备不足，其在法军的猛烈攻击下全线溃败，广西、云南边境告急。消息传到北京后，慈禧太后大为震怒，满朝文武大感震惊。随后，这次战败的主要责任人广西巡抚徐延旭和云南巡抚唐炯均被革职拿问，前者甚至被判为斩监候，发配新疆。为重整旗鼓，鼓舞士气，清廷又任命了潘鼎新为广西巡抚、张凯嵩为云南巡抚，着其立刻部署前方战事。
徐延旭和唐炯承担这次惨败的责任当然有些冤，事实上，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才应该负主要责任。在危机爆发的开始，慈禧在对法交涉问题上犹豫不决，这使得前方将领也摸不清清廷到底是要战、还是要和，备战由此陷于形式化。而在开战前，慈禧太后将对外交涉的事务交给李鸿章全权处理，对即将爆发的战争明显抱有侥幸心理。
替罪羊虽然找了两个，但这事还没这么快完结。当年三月初八，慈禧在召见军机大臣分析战争失败原因时，其斥责朝中官员因循守旧、应对不力，矛头直指主持军机处的恭亲王奕訢，并为改组军机处制造舆论。
就事论事，身为军机领班的奕訢，当时的表现也的确不佳。在做了二十多年的军机领班后，长期的劳累使得奕訢的身体每况愈下，这几年更是经常生病，动辄请假。战争爆发前，奕訢还曾大病一场，病愈后也是精神不振，远不如前。另外，奕訢深知慈禧太后对权力专断的贪婪，其锐气在这二十多年中也日渐消磨。尤其在慈安太后死后，奕訢更是感到孤立无援，凡事能避则避，即使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也大都不置可否，以揣摩慈禧太后的意向为能事。
由此，奕訢在对法交涉中也是模棱两可，一味应付，但战争的失利最终引发了慈禧和大臣们的极大不满。此时，奕訢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他为了讨好慈禧而急忙费心费力地筹划半年后慈禧的五十寿典，企图以此来博得慈禧太后的好感。
但这一切都已经晚了。这一次，慈禧决心要利用这个机会对军机处大换血，并让奕訢彻底出局。在慈禧的暗示下，清流党人、翰林院左庶子盛昱上折弹劾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李鸿藻和宝鋆等人，要求他们承担战争失败的责任。对此，慈禧太后暗中欣喜，随后即将奕訢打发到东陵主持慈安太后的三周年祭典。在此期间，慈禧更是频频召见亲信宠臣，为政局改换做准备。
三月十三日，慈禧避开军机大臣而直接召见了御前大臣、大学士和六部满汉尚书，随后发布了一道上谕，将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大臣一概以“委蛇保荣，办事不力”的罪名逐出军机处。其中，奕訢被革去一切职务，令家居养疾；奕訢多年的得力助手宝鋆以原品休致（退休）；李鸿藻和景廉降两级调用，翁同龢因是帝师，革职留用但退出军机处。
随后，慈禧太后又宣布组建新的权力班子，其中以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五人为军机大臣，贝勒（后为庆亲王）奕劻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数天后，慈禧太后又再下一谕：“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如此安排，换句话说就是让醇亲王奕譞代替了兄长奕訢的位置。由于这一年是农历甲申年，慈禧太后导演的这次重大人事异动，历史上也称之为“甲申易枢之变”或“甲申政潮”。
●慈禧太后亲笔写下罢免奕訢的朱谕
回头看，慈禧太后的这次行动，下手之迅疾，理由之充分，更换之彻底，着实让人凛然生畏、叹为观止。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垂帘听政后，慈禧的权术已经修炼得炉火纯青，达到了收发自如的境地。不过，权术的成熟并不意味是件好事，特别是没有了恭亲王奕訢的帮衬与牵制后，慈禧太后由此变得更加专制跋扈，这恐怕就不是国家之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