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极少数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在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但这种认识直到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才为人所重视。由此，中国开始了一场持续近三十年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是恭亲王奕訢等人。在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奕訢发现清军的武器和战法已远远落后于洋人，而更令他羞愧难当的是，与洋人谈判时竟然找不到一个中国人能说洋文，最后只好请洋人自己来翻译，谈判的被动可想而知。由此，奕訢算是深刻认识到中西方之间的巨大鸿沟，也坚定了他主政后要向西方学习的决心。
同样，在剿灭太平军的合作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也发现洋人的枪炮兵轮着实厉害，加上清军在英法联军的入侵中遭到史无前例的惨败，更是激起了他们御敌自强的忧患之心。在各地乱事最终被平息、局势日渐稳定后，这些封疆大吏纷纷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仿造西方的“坚船利炮”，这也和朝廷的奕訢等人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浪潮。
对于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奕訢等人搞的洋务运动，慈禧并不完全了解，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她在当时书本上所见不到的。不过，经过英法联军之役的浩劫后，慈禧也知道这些洋鬼子的厉害。既然奕訢他们认为搞洋务运动能够富国强兵、抵御外侮，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随后，在慈禧的支持下，一场大规模地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学习西方文化的运动在国内展开，如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建马尾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等新式企业，都如同雨后春笋般地突然兴起。另外，购买外国的洋枪洋炮和军舰、建立外语学校和翻译馆、送学生出国留学等，也都逐渐施行。
但是，在面临这样一个“数千年所未有之变局”时，很多封建士大夫仍然没有被“打”醒，他们对奕訢、曾国藩等人搞的洋务运动很不以为然，只要有机会，这些人就要跳出来大加指责，如京师同文馆的设立纠纷便是一例。
京师同文馆当时主要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这与以科考为目的的传统书院大不相同，由此也遭到那些守旧士大夫们的强烈反对。这不，没开馆呢，京师上下便谣言四起，当时流传一个对联说：“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也有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更有士大夫们危言耸听地说，“未同而言，斯文将丧”（暗嵌“同文”二字）；“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种种谰言，目的就是想把京师同文馆给打下去。在一片反对声浪中，奕訢也得了一个“鬼子六”的绰号（奕訢排行老六，又常与洋鬼子打交道，故得此名）。
在封建士大夫们的眼中，设立同文馆是在“以末求本，以夷变夏”，简直多此一举，纯粹胡闹。当时反对声最为激烈的是大学士倭仁，当他听说要设立京师同文馆后，立刻上奏说天文算学这些东西没什么用处，反是西方人充当教习危害甚大。倭仁当时发表了一句名言，叫“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以他的帝师地位和儒学声望，加上貌似有理且文采飞扬的两句话，立刻被那些守旧的士大夫们广为传诵，见人便吟哦一番，反弄得洋务派有些人招架不住。
不过，倭仁的奏折里也有漏洞，这点就被恭亲王奕訢给抓住了。原来，倭仁在折中说：“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奕訢于是反唇相讥说，倭仁既然认为不必师事夷人，想必自己有这样的洋务人才推荐，于是他上奏慈禧太后，让倭仁保荐精于西学的中国教师，并请倭仁来主持同文馆。
倭仁没有想到的是，慈禧当时是站在洋务派的一边，她为了杀杀守旧派的威风，便有意同奕訢一起捉弄下这个老学究。于是，慈禧便很快采纳了奕訢的建议，让倭仁来主持设立京师同文馆。
这下好了，老夫子反被弄得狼狈不堪，十分被动。说实话，倭仁作为理学大师固然不假，但他不过随口空话说惯了，哪里懂得什么洋务，又哪有什么人才可以推荐呢？
有趣的是，同为帝师的翁同龢在日记里记述了倭仁当时的尴尬境地，说倭仁被委任筹办京师同文馆后，第二天他就去辞职，但未获批准；过了两天，倭仁又去辞职，仍未被批准；于是他去找奕訢，两人谈了几句，倭仁几至拂衣而起；由于屡次辞职不能，倭仁在给小皇帝同治上课时急得老泪横流，把同治弄得惊愕了半天；又过了几天，倭仁从马上摔了下来，回家后便痰迷心窍，几至不语；大概是用了这个“苦肉计”，倭仁才算是摆脱了这个任命并“为之额手称庆”。
倭仁虽然被弄得狼狈不堪，但同文馆的风波却没有因此而结束。在守旧派士大夫的鼓噪下，很多有意投考同文馆的官员，最后都打了退堂鼓。结果同文馆在98个报名者中只录取了30人，后来因被录取者的素质太低，很快又淘汰了20人，剩下的10人，最后也只有5人毕业。洋务派本希望通过同文馆培养一批精通西学的中高层官员，这个计划却几乎夭折。
同样是饱读诗书的儒学大家，与倭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个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他却是力主推行洋务“新政”的。据野史上说，有一次，广东同文馆的学生毕业后，被选送到京师同文馆学习，到馆门口正要下车卸行李，突然来了一个长髯老翁，满脸欢喜地将他们迎入，慰劳备至，随后又带他们到馆舍各处一一参观。有趣的是，每到一处，老翁就告诉他们说：此斋舍也，此讲堂也，此饭厅也，把所有地方都指示了个遍，言语和蔼，态度热忱。当时，这些广东学生不知道这人是谁，只觉得好生奇怪。参观完后，老翁又问他们：“吃午餐了吗？”学生们答道：“还没有。”老翁随即喊来提调官，这时很快来了个红顶花翎者，恭恭敬敬地在旁听候命令。到这时，学生才知道这老翁非同一般，后来一打听，此乃当朝宰相文祥文中堂也。
两年后，同文馆聘用美国人丁韪良为总教习，在之后几年里又邀请了一些外国专家来中国任教，并逐步开设了算学、化学、天文、物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外国史地等课程。由此，同文馆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近代教育机构，并培养了一大批翻译人才、外交人才和科技人才。
但可惜的是，慈禧毕竟是一个久居深宫且文化程度不高的女人，她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有限而且缺乏基本的战略眼光，她支持洋务事业的发展也大都局限于器物层面，一旦新事物影响到朝廷赖以生存的专制统治时，慈禧便不再是学习西方的支持者而是终结者了。
留美幼童计划的夭折便是典型的案例。同治十一年（1872年），清廷在洋务派的倡议下派出首批幼童赴美留学，以此作为学习西方的捷径。首批幼童共30名，他们出去时都拖着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由于年龄小，他们没有受到传统观念和文化的束缚而很快适应了美国生活。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首批和随后派来的幼童们表现出很强的自主性，他们后来换下长袍马褂而改穿美式服装，有的人甚至剪掉了脑后难看的辫子。
剪辫易服的事情发生后，负责留美学生事务的封建守旧官员大为惶恐，于是将情况汇报给了国内。慈禧得知后，对这些学生公然抛弃传统的行为大为恼怒，于是在1881年决定召回全部的留美幼童，结果导致这些人被迫中断学业并遣送回国，其中大多数人的学业尚未完成，只有两人真正完成了大学学业。尽管如此，这批人在各种洋务如铁路、电报、外交等领域仍出了一些优秀的人才，如设计建造京张铁路的詹天佑、担任民国时期总理的唐绍仪和曾任民国外长的梁敦彦等。
慈禧初掌权力时，正值西风东渐、洋务兴起的关键时期，尽管她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洋务运动的发展，但一旦新事物的发展影响其统治时，她就不再具有真正宽容的气度和雄伟的魄力了。当然，造成这种遗憾的原因，既是深宫中的女人气质所致，也是时代的局限性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