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897年“曹州教案”后，鲁西北一带便不太平，当地闹起来大刀会、梅花拳、神拳和义和拳之类的组织，他们号称自己有天神帮助、刀枪不入，并专门与教会及教民为敌，弄得外国公使们经常跑到总理衙门向清廷抗议，要求对这些拳民严行镇压。一直到袁世凯带着他编练的“新建陆军”进入山东，当地拳民们的活动才告平息。
但山东是安静了，可一些拳民又转移到了直隶（今河北）一带，使得事态反而进一步恶化。到1900年后，民、教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外国公使们联合向清廷提交抗议，要求清廷下发镇压义和拳的上谕，但由于荣禄因病请假，当时的朝政问题掌握在刚毅、载漪等人手中，这下中外沟通便成了大问题——外国公使越是说要剿杀义和拳，这些人就偏偏说义和拳是义民，并试图利用义和拳来牵制洋人。
在外国公使们与清廷闹得不可开交时，直隶一带的义和拳活动已经风云初现。当年5月底，义和拳进入涿州，并进而破坏铁路逼近到丰台后，近畿形势陡然紧张了起来。在观察了几天后，局势仍未有平息的迹象，于是慈禧太后命大臣赵舒翘与何乃莹前往涿州进行实地调查并进行招抚，劝导拳民们“一起解散，各安生业”。
随着局势的恶化，荣禄再也坐不住了，他在5月底销假回朝。尽管他在上朝后一日连上七道奏折，但力挽狂澜的最好时机已经失去了。6月6日，在荣禄的再三恳求下，慈禧太后召集各王公大臣来讨论当时的紧急形势。会上，端王载漪、刚毅等人声称义和拳是忠心于国的义民，如果给予上等军械并好生操练，即可成为有用的劲旅，正好可以用来抵御洋人。
载漪等人出于自己集团利益的考虑，他们的强烈表态和众口一词基本把持了会议。尽管一些大臣明知义和拳都是些骗人的把戏，但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敢表达自己的看法，比如为人圆滑的军机大臣、大学士王文韶便在会上未置一词，而荣禄稍表异议，便立刻遭到载漪等人攻击，这次会议几乎被仇洋的一派所控制。
尽管如此，荣禄的立场对慈禧太后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再加上赵舒翘前往涿州实地调查尚未回来，因此，她暂时未能在剿和抚之间做出决断。颇为讽刺的是，军机大臣、大学士刚毅担心赵舒翘会得出不同于自己的调查意见，于是他主动请缨，要求前去涿州、保定一带招抚拳众，并乘机在赵舒翘回报朝廷之前将他的嘴堵上。
事实上，赵舒翘到了涿州后，看到义和拳都是些市井无赖、乞丐穷民，本已经灰心丧气。但刚毅来后，义和拳在他面前表演神功，刚毅上当受骗还深信不疑，殊不知这只是义和拳早已设好的骗局。等到刚毅和赵舒翘等人会合，刚毅强烈主张“拳民可恃”，而何乃莹则唯唯从命，赵舒翘虽然心里反对，但因为自己进入军机处是靠刚毅的推荐，于是也只好听从了刚毅的意见，回京后含糊其辞地复命了事。
●义和拳拳民
对于涿州一带局势的恶化，外国公使们也很紧张，特别是在长辛店、丰台等车站被义和拳烧毁后，其更是不顾清廷的反对而从天津调入约450人的使馆卫队。进入6月后，混乱的局势没有丝毫的好转，华北地区的传教士、教民甚至外国铁路工程师被拳民所杀的事件屡有发生。6月10日，西摩尔率各国联军两千多人从天津乘火车强行进京。而在同一天，端王载漪、启秀等四人进入总理衙门，更是加强了清廷中仇洋派的势力。
西摩尔联军进军北京的消息传开后，以端王载漪为首的仇洋派彻底控制了朝政。在他们的鼓励之下，大批的义和拳从6月中旬开始相继涌入北京和天津。而在此之前，深州、通州、静海县城等地也已在不同程度上被义和拳所占据或控制。在直隶省城保定，5月底城中便已是团民充斥，局面失控。
当时某士大夫记载了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说拳民们“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大都是一些年轻的“乡间业农粗笨之人”“以大红粗布包头，正中掖藏关帝神马，大红粗布兜肚，穿于汗衫之外。黄裹腿，红布腿带，手持大刀长矛、腰刀宝剑等”；至6月18日更是达到高潮，“不分昼夜，鱼贯而来……通衢大街，尽是大兵，团民滔滔而行”；等到6月21日清廷发布宣战上谕时，进京的拳民已经达到十几万人甚至更多。值得注意的是，进京的拳民大都没有组织性，只是以各自的家乡为标识，其中大多来自直隶中部地区和顺天府各州县。
令人疑惑的是，作为京畿重地，义和拳是如何顺利进入的呢？从当时情况来说，义和拳绝没有攻取北京的政治意图和军事实力，他们的进入，完全是一种和平的方式。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毫无疑问，京畿地区向来是清军重兵驻扎之地，其中包括董福祥武卫后军二十营、荣禄的武军中军三十营、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二十营、宋庆的武卫左军二十五营，步军统领辖下的警备部队以及八旗的火器营、健锐营、虎神营、神机营等，当时的总兵力在10万左右。但奇怪的是，守城清军（主要由步军统领负责）却大开城门，任由义和拳随意进入。
据记载，义和拳入城之时无人阻拦，甚至晚上城门已经关闭了，只要到城下叫门，守城兵并不拦阻，即刻开城放入。京师重地，大批拳民武装进入，如入无人之境。进城后，拳民们在街市来来往往，砍杀不绝，而地面上的官兵也不敢阻止。当时有人记载说，“五月以来，团民三五为群，手持刀剑，逍遥城市，官兵不敢谁何，遂至无庙不设坛。于是焚教堂、杀教民，无日无之。”
从下面的一段记载或许能看出此中的端倪，“有拳匪数万人到京，某城门守者坚不肯纳。方争持间，忽有人持辅国公载澜令箭，令开门，守者不敢违。由是风声所播，相继而来者，日以千计。”
载澜是谁？神机营长官是也。当时的京城九门谁负责？步兵统领庄亲王载勋。加上负责虎神营的载漪，这几个人在导入义和拳问题上起到了重大作用，而这也是导致北京局势失控的最关键一步。从以上的过程可以看出，军机大臣刚毅在与载漪等人勾结后，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要利用义和拳，刚毅招抚在前，载漪等人放入在后，“大阿哥党”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不惜绑架了整个清廷乃至中国的命运。
在载勋等人的招抚下，义和拳大批涌进了北京城，拳民们在城内随处设立拳场，并竖起“保清灭洋”的旗帜，“义和拳”一时成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也是最让人惊恐的事情。大量拳民涌入京城后，很快便开始了反教行动，他们不分清红皂白地滥杀教民，焚烧教民房产和各种洋物，这不仅严重破坏了京城的社会秩序，也将引发更大的中外冲突。
对义和拳表现最为积极亲善的当属以端王载漪为首的“大阿哥党”，当时载漪不仅在邸中设坛立团，朝夕虔拜，而且经常召义和拳首领等赴端王府议事；刚毅、载澜改穿义和拳装束，徐桐、崇绮也是笃信有加。就连宫中太监、侍卫和部分清军也纷纷加入义和拳，董福祥还与义和拳首领李来中结为义兄弟。
天津的情况也不乐观。天津是华北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洋人聚居较多的城市，当时被义和拳认为是洋人的大本营和洋教的黑风口，因此也成为义和拳要重点打击的地区。1900年6月初，以曹福田、王德成、张德成等人为首的义和拳进入天津，到处焚烧教堂，拆毁铁路、电报局甚至毁坏海关、衙门，局势极为混乱。自6月中旬起，天津各洋行一律罢市，招商局除米粮外其他各种货物一律停运，信件、通讯停止，连老龙头火车站也被焚毁。
内忧外患，一时俱起。在义和拳反教活动不断扩大的同时，八国联军攻陷了大沽炮台并开始进逼天津，整个天津城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