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历史悠久，其创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发展于宋朝，鼎盛于明朝，而清朝科举依旧是仿照前朝八股取士，但更注重对士人思想的防范。古代读书人的科考之路是异常艰难的，以清朝为例，当时考试分三级：第一级为童子试，三年举行两次，须经过县试、府试并经院考（由各省学政复试）合格后，方能成为生员，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秀才。每次科考，全国范围内的秀才名额大约在二万五千名。二万五千名听起来不少，但分到每个县也无非二三十人（赋税低、人口少的偏远县只有十人左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考上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当年洪秀全洪天王可就是因为考不上秀才而大病一场，最后才撕了圣贤书去造反的。
乡试是科考路上的第二级，通常在各省省城举行，三年一次，一次三场，也就是通常说的考举人。举人的名额也有限定，全国每次约录取一千四百名。举人的含金量比秀才要高出许多，但这关相当难过。如康有为这样的“圣人”算是有才吧，他老人家考秀才考了三次，举人足足考了七次！难怪《儒林外史》中说，范进同志中举后兴奋得一时得了失心疯。
不过，要真正靠科班出身去做官的话，还得参加第三级的考试，这便是会试。会试是全国性考试，参加者都是举人，不算恩科的话，通常三年一次，一般在京师礼部举行。一般来说，会试录取名额为三百名左右，录取者称为贡士。会试过关的，随后便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也叫廷试），一场定终身，或金榜题名、名满天下，或功亏一篑、名落孙山，就看皇帝的取舍和自己的运气了。殿试考中的又分三甲，一甲就是通常说的状元、榜眼和探花，只有三名；二甲为进士出身，三甲为同进士出身，录取人数在二百至三百名上下。进士名单确定后，在经过一次朝考就分配工作，优秀者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或留在中央为六部主事、内阁中书，差一点的就直接分到地方上去做知县。
古代做官何其难，那时的官不是学出来而是考出来的。可惜的是，这种机会三年一次，名额有限，粥少僧多，能够金榜题名的幸运儿毕竟少之又少。对于大部分读书人来说，“学而优则仕”不过是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多少人青灯黄卷，最后也不过熬白了少年头。
最要命的是，让那些读书人苦读终生的那些经史诗文，在实际生活乃至为官事务上都没有什么用处，更不要说促进近代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年同文馆招生就难以招到合适的优秀人才，因为在当时人的眼中，同文馆不算正途出身，做官无望。朝廷主办的同文馆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其他学习西方技艺的学堂了。当年沈葆桢办福州船政学堂时，招的也大都是贫苦子弟，因为读这些学堂要签契约，保证今后不参加科举，也就是不能去做官。客观地说，中国并不缺人才，但在科举制度有意无意的指引下，那些优秀的读书人都重仕途，轻技艺，近代工业化社会当然发展不起来。由此看来，沿袭千年的科举制的确到了不得不废之时了，科举一日不废，中国的振兴便无从谈起。
但是，科举制的复杂性还在于，它不仅关系到国人的教育内容，而且还是朝廷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这事关数百万读书人的出身和仕途，如说要废除，可以想象其阻力是何等之大。如1898年戊戌变法时，维新派提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停止武举并开设经济特科等改革措施，康有为差点儿被人暗杀；而变法失败后，一切照旧，武举考试甚至又搞起了他们的传统科目“刀、弓、石”，全然不顾当时的世界早已是长枪大炮。如此一来，清军在八国联军的炮火下一败涂地，一点儿都不冤枉。
战争的失利让停止武举成为最容易突破的口子。1901年8月，清廷下诏永远停考武科，而且乡试和会试等均改试策论，不再用八股程式命题；同时，清廷决定在考试中增加政治、历史、地理、军事等适应时代需要的科目。1904年1月，负责修订新学制的张之洞和学务大臣张百熙、荣庆上折提出，由于科举未停，由此新学堂的设立受到阻碍；而新学堂未能普遍设立，又使得科举不能立刻停止。因此，朝廷应该确立一个过渡期，使科举和学堂教育归于一途。奏折上去后，得到了清廷的认可。此后，科举便开始逐渐减少录取名额而转向学堂选拔人才了。
有意思的是，某些时候历史的发展往往会超越人们的预期。1905年9月，在日俄战争的重大刺激下，国人要求立即废除科举的呼声大为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端方等地方督抚大员一起上奏朝廷，称“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民间更相率观望”，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时势危迫之下，慈禧太后也觉得递减科举名额的办法缓不济急，终于接受了立刻停止科举的意见。
清廷随后发布谕旨，宣布从光绪三十二年（1905年）开始，停止各级科举考试。由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在清末新政进行到第四年即被彻底废止。废除是废除了，但停止科举考试之后，那些读书人的出路问题怎么解决呢？
所幸的是，新政的决策者们比康有为那些维新派要成熟老练许多。在废除科举的同时，他们也及时采取了逐步替代的补救措施，那就是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来解决教育内容的更新和读书人的出路问题。在1901年开始改革科举的同时，清廷便决定选派人员出国游学，重开京师大学堂，并在原有书院的基础上改建西式学堂，以逐步取代旧的教育体系。
当时发展新教育的困难当然很多，譬如合格的师资、教学设备和经费都极其缺乏，其中尤以师资问题最令人头疼。据后来的统计，当时大学及高等、专门学堂的教师，留学日本的占三分之一，出身科举的占四分之一；而中等学堂里出身科举的教师则占到三分之一，小学堂更是占到一半左右。师资教育背景的限制，加上大多数学堂都是在原先的书院基础上建立的，新政时期的教育也就难免带有传统教育的颇多痕迹了。
为解决西学人才的匮乏问题，清廷随之大力提倡留学教育，并对学成回国经考核合格的留学生分别赐给进士、举人、贡生等相应出身，在用人时予以优先任用，一时间使得海外留学掀起了热潮。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也极口称赞留学外国的作用大，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十年”“留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因为“路近费省，文字易晓，西书多已删繁存要；中日情势风俗相似，不难仿行”。在张之洞的影响下，当时的人出国留学的首选地便是日本。由此，留学日本的人逐年激增，1905年在日留学生达到数千人，第二年甚至接近一万，因为人数增加过快，有三千多人甚至无法正常入学。当时留学西洋的也有，但人数远不如日本。19世纪60年代，中国本来选派了数批幼童前往美国留学，后因各种原因撤回，此后去欧美留学的大都为自费或教会选派，人数有限。清末新政后，朝廷和各省也选派了一些留学生前往英、法、德、俄、比等国学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减收庚子赔款后，将退款用于资助中国选派的留美学生，平均每年60名。为此，清廷外务部还在北京西郊清华园设立了游学肄业馆（后改名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前身），专门负责选派赴美留学生。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留学欧美的人数虽少，但质量远高于留日学生，他们大都完成了大学教育甚至拿到更高的学位，而留日学生参加的大都为速成班，鱼龙混杂，参加革命的倒为数不少。有例为证，1906年清廷举行归国留学生考试，参加考试者大多为留日学生，却无一及格，而及格的前五名均为留美学生。
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新式学堂与出洋游学还是让新政时期的教育有了飞速的发展。据学部统计，1904年全国学堂总数为4千多所，学生总数为9万多人。到1909年，学堂总数增长为5万多所，而学生总数扩展到156万名，其发展速度不可不谓惊人。
新政推行者本以为废除科举会遭到那些传统士绅们（特别是已获得一定功名的）的强烈反对，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意料地顺利，根本没有发生决策者所担心的事情。相反，那些有钱有势的士绅们非但没有阻挠，反而极为热心地加入到兴办学堂甚至留学海外的热潮中去。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在废除科举、推行新教育的同时，清廷决策者注意到新旧的衔接，采取了逐步替代的战略，这其中主要采取了这么几个措施：一是在1906年颁布《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六条，广开门路，尽量安排原有的贡员、举人和生员，以稳定那些上了年龄又难以接受新式学堂的那部分士人；二是在兴办新学堂时，各级毕业生，从高小到大学，都分别授予附生、举人、贡生和进士的相应功名。这些举措使得那些士绅们得到些许安慰的同时也机敏地停止了抵抗，反而积极投身于新学堂的建设中去，以此来弥补他们在功名上的损失。另外，从1905年开始，学部每年举行一次游学毕业生考试，通过者分别授予进士和举人功名，这也是让很多士绅及其子女对留学趋之若鹜的原因之一。
以历史的长镜头而言，废除科举不仅仅是人才选拔方式和教育制度的变化，它更是一种社会的变革和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科举和教育本身。因此，也有人说，清廷并非亡于革命，而是亡于废科举，因为后者等于抽心一烂，原本支持朝廷的中坚力量（各级士绅）被推到了边缘地位甚至加入了革命者的队伍，这大概是当时的决策者所没有想到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