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的第十年（1904年），也就在当年的战场上，日俄战争爆发了。两个强盗在中国国土上大打出手，主人却既无奈又无耻地高挂“免战牌”，宣布在这场令国人感到耻辱的战争里“严守中立”。史料里没有记载慈禧太后当时是怎样的心情，但无论谁是这场战争中的赢家，清廷这种夹起尾巴做人的鸵鸟政策都将令后人感到羞愧。
不过，战争的结果却意外地为突破当时新政的瓶颈提供了契机，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国人亲眼目睹这小小的岛国日本，竟然将老牌的沙俄帝国打翻在地，这个令人惊诧的结果，不免让国人又想起了十年前的甲午之役。一向被中国人看不起的东洋小鬼子，究竟是从哪里获得的力量呢？假如说甲午年中日本战胜中国是“以国运相搏”、还有点运气成分的话，这次日本击败强大的沙俄，算是让国人彻底无语，并且心服口服了。
长期积压的危亡意识和变革要求，终于在这场令人蒙羞的战争后得到了宣泄的机会。日本的胜利随后引发了国内的一场大讨论，当时素有清议之名的《大公报》发文称：“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在《大公报》的带动下，国内报刊的舆论情绪极度高涨，当时大多数人士都认为，日本的胜利是立宪政体对专制政体的胜利。
据当时《东方杂志》称，当时上自勋戚大臣，下至校舍学子，无一不争相谈论“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这种万民交议的气氛也影响了朝中大员们，如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等人便在舆论的推动下向朝廷上书，请求实行立宪政体。就连当时的驻外使臣们，也都纷纷奏请清廷仿效英国、德国和日本，成为立宪政体之国。
群情激昂之下，慈禧太后难免也有些动心。1905年7月16日，清廷下发了一道谕旨，其中采纳了这些上书中提出了的一个建议，即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宪政，为中国的立宪做准备。慈禧太后宣布派遣官员出访日本及欧美等国家进行政治考察的表态立刻成为重磅新闻，当时的主要报纸都在显要位置刊登了这道简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上谕全文。不仅如此，各报刊还纷纷组织人手针对“考察政治”一事做了连续的专题报道和评论，各地民众也是翘首以盼，寄予厚望。
对于出国考察的官员名单，慈禧太后也颇费了一番思量，她最终确定了五位官员，分别为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和商部右丞绍英。这五人的身份和官职不一，既有皇室成员，也有地方大员；有负责财政的，也有负责军事的，以求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五大臣出洋的国书
出发之前，慈禧太后还特意召见了端方，让他带上些宫廷御用点心路上充饥。慈禧太后当时很有诚意地问端方：“如今新政已经实行了几年，你看还有什么该办但还没有办的？”端方说：“尚未立宪。”慈禧太后问：“立宪有什么好处？”端方说：“立宪后，皇位可世袭罔替。”慈禧太后听后大感兴趣，于是命其细细说来。端方遵旨讲述，讲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慈禧太后听后连连点头，若有所思。
除考察大臣的人选问题外，出洋经费的筹措也是件难办之事。按说，堂堂一个大清帝国，这点小银子算不了什么，但当时的庚子赔款让清廷财政很是吃紧，而大臣出洋考察是临时派遣，当时又无预算制度，所以经费得由地方上来筹措。不过让人没想到的是，一向对交银子推三阻四的各省督抚们这次表现却异常的积极，直隶、湖北和江苏各认筹十万两出使经费，就连新疆这样的边远穷省都认筹了一万两。两个月后，各省便筹集了考察团的预算费用共计八十余万两银子。
按照最初的计划，考察团在五位大臣的率领下，兵分两路，一路由载泽、戴鸿慈和绍英带队，前往俄美意奥等国，重点考察宪政；另一路则由徐世昌和端方率领，前往英法德等国，主要是各国实业方面上的考察。孰料，正当考察团准备妥当预备出发时，却又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
1905年9月24日，正阳门车站热闹非凡，到处彩旗飞舞，锣鼓喧天，为五大臣特意准备的列车早已准备妥当。当时前来送行的人很多，有各部官员、各国驻外使节，还有一些学校的学生也穿着制服、奏着军乐为五大臣送行。人群中，各大报社的记者忙前忙后，他们拿着最新颖时尚的照相机，精心拍摄着当时的盛况。
在亲朋好友和朝中官员的簇拥下，频频作揖的五位考察大臣不像是出洋考察，倒像是已经凯旋的英雄一般。一行人准点来到京城外正阳门车站后，便准备从这里乘火车前往天津。当时的场面人声鼎沸，五位大臣和前来相送的同僚们说着“一帆风顺、早日归来”的客套话，随从们指挥着仆役搬运行李上车，新闻记者们则抓紧时间拍照和采访，以便回报社后发出最新的报道。
一片喧嚣声中，五位大臣登上火车，载泽、徐世昌、绍英三位大臣坐在前面车厢，戴鸿慈和端方则坐在后面车厢里。正当他们和那些送行的人挥手致意时，火车开始慢慢启动，准备驶离正阳门车站。
就在此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将尚未完全启动的火车震得左右乱摆，随后一团浓烟和烈焰从车厢中冲出——一颗炸弹爆炸了！顿时，车站送行的人乱成一团，大家都惊慌得四处奔走，太太小姐们的尖叫声似乎比炸弹爆炸的声音来得更加骇人。
好在没有听到第二声爆炸。正当大家惊魂未定之时，车站巡警匆忙赶来，他们登上车厢后发现，五大臣中除了绍英伤势较重，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外，戴鸿慈和端方由于坐在后面的车厢中，故而毫发无损，安然躲过一劫。据戴鸿慈后来在《出使九国日记》中的记载，载泽“眉际破损，馀有小伤”，绍英“受伤五处，较重，幸非要害”；徐世昌“亦略受火灼，均幸安全”。可叹绍英原本不是考察大臣之选，后来清廷考虑到载泽年少，所以加派绍英同行，不料还没出行就遭此大祸！
后来查明，这是一次精心策划好的暗杀活动。弥漫的硝烟散去之后，巡警在车厢中部发现一具尸体，一身皂隶的装扮，尸体上有个名片，上书“吴樾”二字，由于此人距离炸弹最近，当场便被炸身亡。
要说起来，吴樾原本也是个寒窗苦读的士子，但在目睹了清军在甲午之役、庚子之役乃至日俄战争中的一败涂地之后，吴樾终于由一个温文尔雅的读书人变成了积极排满的革命者。对清廷的新政，吴樾一向嗤之以鼻，他认为，这不过是清廷苟延残喘的一种手段罢了。这时，正好清廷大张旗鼓地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吴樾便决定要利用这次大好机会，给清廷一个狠狠的打击。
于是，吴樾在开车前改换了皂隶的衣服，怀里揣着自制的炸弹，趁着送行的混乱当口悄悄地摸上了火车。吴樾此行，原本就抱着玉石俱焚的目的，只希望能将这五位大臣一并炸死。然而，事情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顺利，正当他准备投弹时，由于火车启动，车厢和机车挂钩接合导致车身发生猛然震动。当时的火车尚未达到现在列车的稳定要求，而更要命的是，吴樾自己造的炸弹更加不稳定。结果车厢一震动，吴樾还没来得及向大臣们投弹，炸弹便“轰”的一声被引爆了。这次爆炸，当场炸死三人，吴樾即为其中之一。
慈禧太后闻讯后，急忙召见了受伤的大臣们，大加抚慰。接见时，老太后面对大臣，也不免凄然泪下，谓如今世事之艰难。而正阳门车站刺杀事件发生后，仇满排满之风日盛，京城中也是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说革命党人即将在城中造反，炸弹已经运进城中，即将进攻紫禁城云云。谣言之下，京城中人被吓得一惊一乍的，满族亲贵们的王公官邸特别是万寿山附近的都纷纷加强了戒备，大臣们出门也是时刻提防，免得有人向轿中扔炸弹。
恐慌气氛之下，就连慈禧太后都有点儿慌了手脚。据说，紫禁城中挖有地道可以通往外面，里面有室有户，有床有凳，有椅有灯，如遇紧急情况，皇帝便可带领众多宫人躲进地道。地道外面，则安排了一个最忠实的太监，给里面的人报打拿（满语“平安”的意思）。吴樾炸弹事件后的几天里，慈禧太后也不时地带着光绪和后妃躲进地道中，俨然已是惊弓之鸟。
不过，当时的主流报刊舆论对这次暗杀事件评价不高。相反，他们大都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做预备，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凡稍具爱国之心者应郑重其事，以祝其行，因而对吴樾的暗杀恐怖活动一般持谴责态度。不仅如此，舆论还深恐这次炸弹事件会影响到大臣出洋考察，进而影响到宪政的实施，于是他们纷纷撰文敦促清廷要不畏艰难，奋勇前行。民间对出洋考察大臣挨炸一事也大都表示同情，他们纷纷发来慰问电，如南洋公学等32所学校就联合发了慰问电。
出了这事后，清廷一度主张缓行出洋考察。地方上听到这个消息大为不满，纷纷致电清廷不可因此而拖延宪政考察，而五大臣也纷纷表态要继续出洋。考察大臣之一的端方态度更为积极，他上奏朝廷说各国均有来电，对中国考察团表示欢迎并已做了妥善的接待安排，如果因为一颗炸弹就取消出洋考察的话，恐怕会有损国家信誉。另外，刚战败的俄国也宣布要推行宪政，这事对国人震动很大，也令国人更加的焦灼，唯恐落在俄国人的后面。
慈禧太后得此消息后，态度又发生转变，随后便召见载泽，询问何时可以再次出洋。数日后，报纸上便登载新闻说载泽伤愈，并已向光绪皇帝销假请安。10月底，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再次召见军机大臣，表明考察政治是当务之急，务必饬令各考察大臣速即前往，不可任意延误。当年12月，清廷决定再次派遣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由于绍英受伤未愈、徐世昌另有任用，后来由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二人替换。
回头想想，五大臣也是出师不利，未出国门先挨炸。中国的事情，即便是好事，有时候也的确不好办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