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的吊诡，戊戌年还扼杀变法、庚子年还仇视洋人的慈禧太后到西安后却忽然转向了。在《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一度受宠的小县令吴永曾听慈禧太后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述说呢？”
看来，两度被洋人们赶出紫禁城并大吃苦头的慈禧太后，这一次是真的见识了西方文明的厉害，也由此真心真意地想要“雪耻自强”，而且是“其心甚切”。经此巨变后，慈禧太后明显开明了很多，朝中各大臣争着谈论新政，慈禧太后也不再刻意反对。
甲午战争后，这大清国也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庚子年慈禧太后逃出北京后更是天下大乱，人心汹涌，几乎国将不国。不过，慈禧太后也不想这大清的江山社稷最后败落在自己手里，为免日后无脸去见列祖列宗，这时也得想点儿新花样了。
1901年1月29日，为了平息因义和团错误政策而带来的民愤，同时也向洋人们讨好，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谕旨，其出人意料地打出了一张“新政”牌。次年1月1日，尚且在返京中途的慈禧太后再次发布上谕，其中又特别强调了“联固邦交，修明内政，兴利革弊”的重要性。或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三年前慈禧太后还亲手扼杀了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等人发起的维新变法，这时为何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变得如此开通了呢？
这点，慈禧太后当然也想到了，她虽然在事实上接过了维新变法的旗帜，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其又借光绪皇帝的口在谕旨中与康梁等人撇开关系，称康有为等人的新法“乃乱法，非变法也”。这一下，就把她在戊戌年干的那些破事给推了个一干二净，还倒打维新派一耙，说“变法自变法，康有为谋逆自谋逆”，这次新政没他们什么事。对此，英国人庄士敦（即后来溥仪的老师）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也说，“慈禧不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她从不认错，也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来补偿她的过失。‘康党’（康有为的派别）仍然列在黑名单上，对康有为缺席判处的死刑也没有取消。”
慈禧太后也很清楚，杀了几个维新派不是什么大事，关键还在于义和团的事闹得太大了，几乎让大清帝国彻底玩儿完。要不是她老人家还有点儿威信，这大清还不早东南互保、分崩离析了？如今是此一时、彼一时，老太后仓皇出奔到西安，惶惶然如同丧家之犬，若再用老一套的手腕恐怕是吃不开了。
好在慈禧太后是个聪明人，虽然她当时已经66岁了，但脑筋还转得过去，不像后来的几年每况愈下。为了挽回民心，慈禧太后带领她的流亡政府不断地下罪己诏、保荐人才诏，最后干脆在内外压力下宣布变法，以示开明。
对于慈禧太后提出的“新政”，地方官员和士绅们大都持观望态度，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慈禧太后此举似乎更像是一种政治作秀。毕竟，三年前戊戌政变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消散，这时慈禧太后提出的是真变法还是假维新，下面的人不得不仔细揣测其用意了。不然，万一马屁拍到马脚上，头上乌纱帽不保，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在一片猜疑的气氛中，地方督抚大员们在上谕规定的两个月内居然无一字回奏。这个结果，让慈禧太后颇为始料未及——她本以为自己的华丽转身会赢得满堂的喝彩呢。无奈之下，慈禧太后再次发出通知，催促那些地方督抚大员们赶紧上奏，不要再延逾观望。
为了表明朝廷的决心和诚意，慈禧太后随后宣布成立了督办政务处，当时被委为政务处督办大臣的包括庆亲王奕劻、王文韶、鹿传霖、瞿鸿玑等重要大臣，另外还包括地方实力派督抚大员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三人，为新政出谋划策。
在朝廷的督促下，各省督抚也只得勉强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首先打破僵局的是山东巡抚袁世凯，其在督办政务处成立后没几天便上奏朝廷，提出整顿吏治、改革财政、整修武备、遣派留学生等十项建议。随后，其他地方大员如闽浙总督许应骙、两广总督陶模和安徽巡抚王之春等人也都纷纷上奏，提出自己对新政的看法和具体建议。
李鸿章去世后，当时名望最大的地方督抚当数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于是张之洞便邀请刘坤一联名上个折子，讨论讨论。经商议后，两人决定各自先拟个初稿，然后再合并修订上奏。由于当时刘坤一年事已高，奏稿的事情主要由张之洞来负责。
经过多年的官场历练，此时的张之洞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在朝廷里激扬文字的“清流”了。在其他督抚大员已经交稿、朝廷一再催促之下，张之洞仍旧不慌不忙，他在揣度朝廷用意的同时，也不断派人打听各地的动静，以保持与其他督抚大致接近的论调，避免自己走得太远，伤了大家的和气。
慢工出细活。张之洞的谨慎和精明对这个奏折的出炉还是颇有帮助的。为将这个奏折写好，张之洞还特意将刘坤一的幕僚请到武汉，一起商议细节问题。据参与拟稿的人说，当时张之洞荟萃众说，每天只写一条，写了一个多月才写成。这个联名奏折，就是后来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并非一般的泛泛而谈，而是通观全局后提出的系统变革方案，称之为整个清末新政的路线图，也不为过。折中，张之洞、刘坤一提出了科举、教育、内政、军事、经济、司法狱政、地方治安等体制性的改革倡议。折子上去后，慈禧太后反复读了多遍并表示十分满意，认为“事多可行”，于是便将这个折子下发给各省督抚大员，让他们好好学习、认真体会，以收群策群力之效。随后，清廷在“江楚会奏三折”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政令和措施，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就这点而言，张之洞和刘坤一为清末新政开了个好头，也为近代中国走向现代的文明国家开了个好头。
●张之洞
难能可贵的是，《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包含了大量的可行性建议并调和了各利益中人的矛盾冲突，这比当年康有为等人搞的维新变法来得更加全面且具有可操作性，而这也许是清末新政能够得到顺利推行而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了。
以历史的长镜头看，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派、维新派和清末的新政派其实是同根所生，一脉相承，他们在晚清历史上的相继登场，也不断推动着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以波浪式前进，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的深入。作为大清的掌舵者，慈禧太后支持了洋务新政，但也因为个人利害关系扼杀了戊戌变法，好在新世纪之初又重新实施新政，倒也算亡羊补牢，未为晚矣。
当然，清末新政也与列强的压力有着莫大的关系。为改善与洋人的关系并展示自己的开明新面貌，慈禧太后回京后很快又接见了外国使节和他们的夫人们，以修补与外国的关系。据说，慈禧太后在接见公使夫人们时，她“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泪，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不过，慈禧太后的眼泪究竟是为公使夫人们还是为自己西逃中的苦难而流呢，这大概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不管怎么说，庚子年后，慈禧太后对洋人的态度明显大变，对于洋人的要求也大都曲意逢迎。由此，各国公使夫人也经常获准进宫觐见，譬如日本内田公使夫人，她的汉语很好，往来尤为频繁。不过，据赫德兰在《权谋档案：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中的记载，有个别公使夫人们并不体面，她们甚至随手拿走宫中用品。
1903年8月，美国女画师凯瑟琳·卡尔在美国公使康格夫人的推荐下前往清宫为慈禧太后画像，以向世界展示慈禧太后的真实形象（庚子年的慈禧太后被国际舆论过度妖魔化）。此后，凯瑟琳·卡尔在宫中呆了近九个月，期间完成了四幅肖像画和一些宫廷生活的素描。其中，一幅最好的肖像画被选中，并由贝子溥沦护送前往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展览，而这大概也是慈禧太后第一次以真实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
●慈禧太后与外国公使夫人们
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凯瑟琳·卡尔记叙了很多在清宫中有趣的见闻。如其所说，慈禧太后在自己的起坐间里悬挂了两幅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画像，她还听说慈禧太后十分钦佩女王，并认为她俩的统治期里有许多共同之处，她俩都守了大半辈子的寡，都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帝国。不过，维多利亚女王对此却并不太认同，她说：“慈禧比我强多了，我只是一个既不伟大，也不渺小的人。”
曾随父亲裕庚出使法国的德龄、容龄姐妹回国后，更是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极大宠幸。据德龄的记载，慈禧太后还专门要求姐妹俩穿欧洲服装进见，后来德龄更是成为慈禧太后接见外国公使夫人们的翻译官，并曾为慈禧太后翻译日俄战争的报讯。不过据德龄所说，慈禧太后对外国女人的印象并不太好：“怎么那些外国夫人都有那么大的一双脚，她们的鞋子就像条船，走路的样子也实在不敢恭维。我没有看到一位夫人的手是漂亮的，尽管她们的皮肤都很白，但她们的脸上都长着一层白色细毛。……不管她们长得多么漂亮，都生着一双难看的眼睛。我看不得那些蓝色的眼珠，它们让我想起了猫！”
对于慈禧太后的新政，当时的西方评论则说，“这个奇妙而可怕的女人，在其老迈的灵魂驱动下，跟现代世界展开了一次悲剧性的决战，但在悲剧结束后，她又以足够的勇气开启了新政的改革之门。”这个评论倒也还算中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