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纵横录——罗斯福



发表鼓舞人心的宣战演说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于1882年1月30日出生于美国纽约。1904年6月，罗斯福从哈佛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1930年，罗斯福取得连任纽约州州长的胜利后，又于1932年击败前总统胡佛，当选为美国三十二届总统，入主白宫。

1936年，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又到了。罗斯福再度获胜，他获得了除缅因州和佛蒙特两州的全部选举人票。罗斯福成了门罗总统以来接连两届由本党控制国会两院的第一个总统。

1940年，又是美国总统选举年。针对纳粹希特勒的疯狂进攻，罗斯福激流勇进，第三次连任总统。罗斯福第三次连任美国总统后，立即制订了允许英国无限制地利用美国工业资源的战时决策。1940年12月17日，罗斯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用一个朴素的比喻透露了租借的大概轮廓。他说：

假如我邻居的房子着火，我有一根浇花用的四五百英尺长的软管。如果他能用我的软管接在他家的消防栓上，我可能帮助他把火扑灭。

现在我该怎么做呢？在他借软管之前我不说：“邻居，我花15美元买的这根浇花用的软管出租给你，你得付给我15美元。”

不，我们进行的交易是什么？我不要15美元，我希望在火灾扑灭之后，收回我的软管。

1941年1月6日，在对租借法案建议进行最后润色的时候，罗斯福出席了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了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他宣称，美国不会由于轴心国叫嚣，说我们向盟国提供援助，违反了国际法，是战争行动，而不敢提供援助。

罗斯福认为，提供援助并不是战争行动，即使独裁者片面宣布这是战争行动也无用。当那些独裁者准备向我们发动战争时，他们不会等待我们采取战争行动。他们并没有等待挪威、比利时或者荷兰采取战争行动。如果战胜那些独裁者，那就会出现一个建立在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之上的新世界。

四天以后，决定实行租借的法案提交到了国会。经过两个月的辩论，国会以压倒多数批准了法案，1941年3月11日，罗斯福总统将它签署为法律。

欣喜若狂的丘吉尔为租借法欢呼，说“这是任何国家历史上至为高尚的行为”。租借法中确定最初的拨款为70亿美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实际向盟国提供了大约500亿美元的货物和劳务。

《租借法案》的通过，使美国处于非交战状态，是美国积极干预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里程碑。

1941年12月7日，是美国历史上极具耻辱和黑暗的日子。

这一天，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太平洋舰队18艘舰艇被击沉或受到重创，188架飞机被毁，159架炸坏，美军死亡2403人，重伤和失踪2233人。幸亏当时航空母舰出海执行任务不在港内，而且日本轰炸时还漏掉了海军船坞内的油库和潜艇库，否则损失将更为惨重。

罗斯福弄清珍珠港遭难的确实消息后，表面上虽显得镇静自若，但内心却是满腔怒火。

罗斯福想采取援救行动，同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讨论了军队的部署问题，指示国务卿赫尔随时向拉美国家介绍情况，使他们准备就绪，并命令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海军部长诺克斯在所有的国防工厂和关键设施布置警戒。

然而，总统不允许在白宫周围由军人站岗，因为白宫已经吸引了焦虑的美国人，他们聚集在栅栏外面，寻求新的保证和指导。

1941年12月8日上午，罗斯福身披蓝色海军斗篷，在他儿子搀扶下坚定走向众议院讲台时，台下响起一阵又一阵雷鸣般掌声。

罗斯福一手扶着讲台，一手打开笔记本。在全国各地，美国人都聚集在收音机前，倾听人们熟悉的声音。罗斯福非常郑重地宣布：

昨天，1941年12月7日，这是臭名昭著的日子，美国受到日本帝国海军和空军的突然袭击。

美国和那个国家原本处于和平状态，并应日本的请求仍在和日本政府与天皇对话，期望维护太平洋的和平！这次袭击使美国海军和陆军遭受到严重损失。

许多美国人丧生！既然日本在12月7日星期日卑鄙地发动袭击，我请求美国国会宣布：美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

罗斯福总统的演说结束后，他抬起头，微笑着向人民挥手致意。他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这个简单的演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于1917年要求国会对德宣战的演说，分量重得多，影响深远得多。参议院以82票对0票，众议院以388票对1票通过了罗斯福的宣战要求。

从此，美国正式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年12月8日，英国也宣布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9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在中日战争进行了4年之后才正式对日本宣战，10日又对德国宣战。接着对日本宣战的还有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在珍珠港事件两天以后的星期二晚上，罗斯福向全国人民发表了《我们将打赢这场战争，我们还将赢得战后的和平》的广播讲话。总统在这篇“炉边谈话”中，针对美国人民对这场战争缺乏思想准备的情况，着重说明了法西斯匪徒背信弃义、惯用偷袭的办法发动侵略战争。他说：

日本过去10年中在亚洲所走的道路，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欧洲和非洲所走的道路是极为相似的，他们都是在事先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对他们所要鲸吞的国家发动入侵。因此我们每个美国公民都要对他们保持警惕。

最使美国人和西方人感到震惊的是，日军在袭击珍珠港的同时，对东南亚展开了全面进攻，而且“旗开得胜”。

东京时间1941年12月8日拂晓，山下奉文将军率领的日军在马来半岛靠近边境的东海岸3个地方同时登陆。进攻时，虽然海风剧烈，风浪高达2米，但进展异常顺利。

至天黑时，哥打巴鲁机场已被日军占领。就在这一天，日军还对香港、关岛、菲律宾群岛、威克岛和中途岛等地展开了猛烈进攻。

在马尼拉，麦克阿瑟的远东航空大队遭到毁灭性的轰炸。巨大的“空中堡垒”一架接一架爆炸。机场上到处浓烟滚滚，所有的战斗机以及30架中型轰炸机和观测机都在燃烧。“空中堡垒”只剩下了3架，其余全部被毁。

日本轰炸机全部安全返航，战斗机也仅仅损失了7架。这是美国军队遭受的类似珍珠港的第二次沉重打击。至此，能用以阻止日本在东南亚迅速取胜的三股最强大的威慑力量，一天之内就被消灭了两股——太平洋舰队和麦克阿瑟的空中力量。

那第三股威慑力量是英国海军上将“大拇指汤姆”菲利普斯将军指挥的强大舰队。但时隔不久，35000吨的大型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也被日本鱼雷轰炸机击沉了。

从此，东条英机更加趾高气扬，耀武扬威，他命令海陆军尽快占领东南亚各国和太平洋主要岛屿。为了尽快扭转败局，罗斯福在1942年1月6日的《国情咨文》中说：

我们进行这场战争不能抱着防御的态度。当我们把军事力量和资源充分动员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向敌人进攻——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力所能及，我们就要打击他们，再打击他们。

我们必须在远离我们海岸的地方把敌人挡住，因为我们的意图是把战争带给敌人，带到敌人的本土上去。

为此，罗斯福总统号召青壮年踊跃参军，工人、农民要加紧生产，为早日赢得胜利多生产物资，多生产军火。

在总统的建议下，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国会迅速通过了一项新的征兵法，把要求登记的范围扩大到所有从18岁至65岁的男子。从20岁至44岁的男子有义务服兵役，超过最高年限的男子则有义务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务。

此外，新的兵役法还规定，所有正在武装部队服役的男子均须在整个战争期间服役，另外还要延长6个月。根据选征兵役法，对大约3100万人进行了分类，其中将近1000万人被征召入伍，还有许多人志愿入伍。

至1945年，陆军约有820万人，其中三分之二在海外服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约有390万人，海岸警卫队约有25万人。

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数十万青年妇女也毅然从军，她们在海、陆、空军中担负了医疗救护、文书打字和通讯联络等方面的任务，大大减轻了男子的非战斗任务，提高了战斗力。

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指出：“柏林和东京的军国主义者发动了这场战争。但是，被激怒而团结起来的全人类将结束这场战争”；“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粉碎军阀强加在被奴役人民头上的军国主义——解放被征服的国家——在全世界各地树立和保障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们不达到这些目标绝不罢休”。

罗斯福强调指出：“我们今天进行的斗争是为了安全，为了进步，为了和平，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全人类，不仅是为了一代人，而是为了世世代代的人。我们进行斗争是为了清除世界上的积弊和痼疾。”

罗斯福说：“我们的敌人的指导思想是野蛮的犬儒主义和对人类的极端蔑视。我们则是出于一种信仰，它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的第一章：‘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

“这就是眼前日夜都在深入影响我们生活的一场斗争。”罗斯福说，“这场斗争不可能以任何妥协而结束。善恶之间从来没有过，也永远不可能有成功的妥协。只有彻底胜利才是为宽容、清醒、自由和信仰而战斗的人所应得的报酬。”

罗斯福这一鼓舞人心的演说，在珍珠港事件后，在人心动荡恐惧的情况下，为动员全国人民积极投入这一伟大的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美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上留下了鲜艳的一笔。

经受艰苦卓绝的严峻考验

对日宣战后，美国上下同仇敌忾，报复日本及德意法西斯的战争全面打响。

根据达成的协议，罗斯福让陆军和海军集中力量打击德国，同时守住太平洋中部防线。

英国眼前暂时没有遭到入侵，但仍可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使用“群狼战术”的德国潜艇正在咬断大西洋供应线，为此丘吉尔正向美国总统紧急呼救。

在中国南海彼岸的菲律宾，本间将军的另外10000多名日本士兵在拉蒙湾登陆，准备在南部钳形运动的背后增添一支打击力量，这场攻势现在离马尼拉还不到100千米。麦克阿瑟宣布菲律宾首都为不设防城市，日本人不予理睬，出动飞机轰炸美军司令部所在地火星人大厦。美军撤退到巴丹的最后步骤已经做出。

美国亚洲舰队剩下的巡逻艇撤退到吕宋岛西岸的海湾里躲避起来，潜艇已经撤退到婆罗洲和爪哇的港口。遭到轰炸的甲米地军港的弹药和供应品，由于日军的强烈攻势，难以运抵要塞岛屿科雷吉多尔岛，只好就地用炸药炸掉了。

吕宋岛上仅有的4架战斗机，在圣诞前夜，同布里尔顿将军乘坐的最后一架美国运输机一起飞回美国本土。麦克阿瑟向他告别时恳求说：“我希望你能把我们所作的努力告诉美国人民，以便维护我作为一个战士的声誉。”

几个小时之后，麦克阿瑟将军本人最后一个登上“唐埃斯塔班号”轮船，渡过约50千米宽的海峡，来到蝌蚪形的小岛科雷吉多尔岛，这座岛屿扼守着马尼拉湾的门户。

受美英轻视的日本法西斯军队，打乱了同盟国过去的一切估计和推测。日军来势之猛，往往使华盛顿和伦敦的地图室墙上的标针大大落于形势之后。某一地点告急，要赶派生力军去增援，但是被围困的指挥官甚至还没有接到无线电的通知，日军却已先到了。

珍珠港事件后的几个月里，日本所征服的地区好像一把打开的扇子，扇柄就在东京，扇子的半径长约5000千米，向东伸展到中太平洋，向南伸到澳大利亚沿岸，向西直达印度的海岸。其疆土扩张之迅速是史无前例的。

因此，罗斯福的困境是以前历任美国总统所从未经历过的，可以说连做梦都想不到的。

海上运输情况也十分不妙。向苏联输送军需品的整个任务，以及向英国运送军火和支援非洲与中东的作战行动，由于大西洋战争的新发展而严重地复杂化了。

1942年1月中旬，德国向美国发动攻势。德国在这方面唯一适用的武器就是潜水艇，它现在已成为十分令人恐怖的有效武器了；而美国海军却对它束手无策。德国潜水艇竟然钻到可以望见纽约百老汇光芒的地方，在距离东海岸几百米的范围内，击沉了许多船只。损失的数字从这多灾多难的冬季所公布的可怕损失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来。德国潜水艇在两个月内在西大西洋击沉了132艘轮船。

罗斯福对海军不够重视大西洋战争非常生气，并且为之烦恼了很长时间。但是，伤脑筋的事不只这些，恐日病、害怕战争、机构不灵等所引起的混乱也足够使人犯愁的。

在这样的灾难一个接一个、不愉快的事情连续发生的日子里，罗斯福的精神压力是十分沉重的。但是，他决心胜利地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法西斯的重任。

他针对当时全国普遍存在的失败主义情绪、悲观失望情绪，在华盛顿诞辰日——2月23日向全国人民发表了一次重要的广播讲话。他决心用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教育人民，焕发人民的斗志。

罗斯福指出，今天我们进行的这场战争，是一场新型的战争，是一场取决于全世界一切地方保障自由和正义的权利与义务的斗争。他说，纳粹分子和日本人的目的是：分割美国、英国、中国和俄国，把它们互相孤立，以便逐个包围，切断供给和增援部队的来源。这是人们熟悉的“分而胜之”的轴心政策。

罗斯福说，如果听从孤立主义者的意见，我们就要失败，全世界就要遭受法西斯的奴役。因此，必须坚决拒绝采取“乌龟政策”，拿出英雄主义气概，彻底打败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根据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二款，美国总统是美国陆海空军以及现役各州民兵的总司令。美国参战后两个月，华盛顿成立参谋长联席会议，由乔治·马歇尔将军、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和陆军航空队司令阿诺德将军组成。这就是战时军事指挥体制。

战时军事指挥体制是陆海空三军的主要协调机构，直属于总司令。它随时向总司令报告军事战略事宜、武装部队人员需要、军用物资弹药的生产和分配情况及所有三军共存的政策问题。它下设几个重要的附属机构：副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秘书处、参谋长联合计划署、联合情报委员会、心理战联合委员会，其他还有如野战运输、通信、后勤、气象、军需分配等附属机构。

疑难问题一般由这些下属机构解决，专家们常被派往前线出任某一战区指挥官的高级参谋。

罗斯福统领全局，主要精力用于全球战略的筹划、与盟国协调关系，以及制定战时外交政策并构想战后世界格局。

重大战役的制定也要与罗斯福密切磋商，由他审定总政策和总目标后，由参谋长联席会议确定运输供应、装备分配和兵力配置，具体作战方案一般均由当地司令官制订。

鉴于总统本人涉事太多，精力有限，罗斯福特别任命威利斯·李海军上将为总司令的参谋长，即由李上将充当他与参谋长联席会议间的中介。罗斯福很喜欢直接去白宫里警戒最森严的白宫地图室，以详细了解战争进程的最新情况。一批才识过人的年轻军官日夜轮流在这里工作，把接收到的军事电讯及时反映在各类地图上。

为便于罗斯福坐在轮椅上查看，地图室的地图悬挂得很低，不同颜色的小旗和指示针标志出美国三军在全球的位置以及变幻莫测的战局。在地图室里，罗斯福就可以把命令经五角大楼联络中心发布到世界各地。

对于分布在各战区的美军司令官，罗斯福作为总司令有权直接任免或调换。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常向他举荐一些有潜质的军官和军功卓著的老将军，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乔治·巴顿，都是由马歇尔陆军参谋长建议起用的。

至于骄纵自负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现代美军发展史上的特殊人物，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军内就享有独特的地位，战前任菲律宾军事顾问，在珍珠港事件的前四个半月时出任美国陆军远东司令部司令。

在整个大战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职责权限一直没有明确地规定下来。李将军经常代表罗斯福出席联席会议，于是当然地主持会议，制定议程，签署主要文件和决议。

李将军在其回忆录里指出：由于缺乏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职权范围的明文规定，这就使得这一组织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它可以根据战争情况变化的需要而变更其活动范围，这种变更往往同总统的想法有关，总统足智多谋，实际上通过这个机构直接指挥着这场战争。

另外，前所未有的大战为罗斯福扩大总统作为总司令的职能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如他广泛而充分地行使总司令的职能，绕过国会以超龄军舰换取英国海军基地，允许美军开往格陵兰和冰岛，以总司令的身份加强和监控战时生产，发布行政命令划定“军事区”，将10多万日侨和日裔美国公民强行送进“集中营”。

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罗斯福一直敦促他的军事参谋部寻找办法轰炸东京，以此对这场偷袭作一次小小的报复。

1942年3月初，机组人员集中在佛罗里达州埃格林机场，练习在跑道上驾驶经过改装的B-25双引擎轰炸机起飞。这个训练任务交给了陆军航空队第一流的飞行员、当年的飞行速度世界纪录保持者詹姆斯·杜立德中校。

4月2日，新服役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载着杜立德的机组人员从旧金山起航。16架B-25轰炸机改装后增设了油箱和假机尾机关枪，小心谨慎地滑落在飞行甲板上。

为了不被日军发现，“大黄蜂号”穿过北太平洋风暴区，将在阿留申群岛和中途岛之间的一个指定地点同哈尔西海军中将的“企业号”会合。这个被命名为“迈克”的特遣舰队在阴沉的海面上向着九州海岸以西约1000公里的起飞点破浪前进。

4月16日，飞行员到飞行甲板上报到，参加了一次特别的仪式。马克·米切尔上校把日本过去授给美国人的5枚日本勋章交给了杜立德。

拿到勋章的飞行员把它们系在炸弹上后，又用粉笔写了一些讽刺话：“我不是要火烧世界。我只火烧东京！”“请尝尝轰炸的味道吧！”计划杜立德第一个起飞，预定在中午时飞到东京。他说：“你们在以后20分钟或半个小时后起飞，把我炸起的火焰当作指示灯。”

4月17日下午，“大黄蜂号”上的甲板人员对B-25轰炸机作了最后检查，他们用起货机装上炸弹。当晚雷达发现了日本海上警戒线最外层的哨艇。这时，“迈克特遣舰队”离日本还有近1200公里。

“让杜立德中校和勇敢的中队起飞吧！一路平安，上帝保佑你们！”哈尔西将军向“大黄蜂号”发出信号。

电警笛拉响了，杜立德中校紧紧握了一下米切尔海军上校的手，然后对他的机组喊道：“好，伙计们，就这么着，一起出发吧！”轰炸机咆哮着升上天空。

说来也凑巧，就在最后几架轰炸机飞离“大黄蜂号”的时候，东京开始防空演习。这次演习气氛松懈，连警报也没拉。市民们不理会警防团要他们躲进防空洞的通知，竟有人骂他们是“庸人自扰”。到了中午，演习结束。大部分警报气球已收了下来，3架战斗机在东京上空懒洋洋地盘旋。那天是星期六，天气既晴朗又暖和，警报一解除，街上很快又熙熙攘攘，挤满了买东西和出来游玩的人群。

几分钟后，杜立德飞到日本沿海，比预定航线往北偏了100多公里。他折向左方。在飞机后部的领航员怀尔德纳开始观察有无迎击的战斗机，但是只发现了几架在上下翻腾的教练机。

当飞机掠过乡村田野时，他发现谁也没有在意这架飞机，照样干着自己的事。在经过一个兵营时飞得很低，可以看见那里的一群军官，身边的军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那天中午，恰好日本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正乘着一架飞机去视察水户航空学校回来，准备切过美机飞来的航线在附近一个机场降落。

这时从右方来了一架双引擎飞机，东条英机的秘书西浦大佐觉得这架飞机“样子挺怪”。飞机飞近了，连飞行员的脸都可以看见了，他猛然醒悟，大喊：“美国飞机！美国飞机！”东条英机大惊失色，不觉出了一身冷汗。

12时30分，杜立德到达了目标上空。在进行低飞轰炸时，弗里德·布里梅用瞄准器投下了第一颗炸弹。随后，飞机一架接着一架飞过东京市上空，把炸弹扔了下去。杜立德曾下了明确的命令，除了不炸医院和学校外，对皇宫也不要炸。

东京的市民都以为美机这场空袭不过是东京逼真的防空演习的高潮。学校操场上的孩子和闹市街上的市民还向头顶的飞机招手，他们错把美机上红、白、蓝三色的圆形标志当成了旭日标志。

直到东京北部的工厂区传来一阵阵剧烈的爆炸声，浓烟和尘雾笼罩了半个天空，人们才发现这些飞机的机翼上不是他们看惯了的旭日图案。

这次空袭摧毁了90座建筑物，就物质破坏而言，虽然价值不大，但对这个世世代代以为日本本土不会遭受攻击的民族在心理上引起了难以言状的震动。

日本报纸声称，这次空袭“彻底失败”，可是却把杜立德等人描绘成魔鬼模样，说他们“鬼鬼祟祟地进行非人道的、嗜杀的狂轰滥炸”，残酷地对居民和非战斗人员进行扫射，表现出十足的“魔鬼行径”。实际上，这是对日本侵略暴行的绝妙的讽刺。

美国轰炸机“光顾”东京，使日本举国上下极为惊恐。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对海陆军未能加以防范大发脾气，他认为这是“皇军的耻辱”。

山本大将对此又惊又愧，他把追击美舰的任务交给参谋长宇垣去指挥，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肯出来。侍从从未见过他脸色如此苍白，精神颓丧。宇垣将军当晚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必须查明敌机的型号和数量，从而改善未来对付敌人攻击的反措施。总之，今天胜利属于敌人。”

这次空袭东京成功，使珍珠港事件以来感到颓丧的美军士气为之一振。这个行动好像在保证美国即将采取进攻姿态了。各个战场上的盟军，以及每个俘虏营里的俘虏们都感到了新的希望。

轰炸东京最深远的影响是对日本帝国参谋本部的巨大心理冲击。在这当中，日本在中途岛之战的失败就是一例。

中途岛位于火奴鲁鲁，即檀香山西北约1900公里，地处太平洋东西两岸的中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途岛是美国海、空军的重要前进基地。如果没有该岛作为前方观察哨所，美国的珍珠港将无法固守，太平洋也会随之沦入日军之手。

美国对东京的空袭震动日本朝野。1942年5月5日，东京帝国参谋本部发布作战命令，并以天皇名义谕令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实施他的“中途岛战役”计划。

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栗田少将的重型巡洋舰支援大队的炮火掩护下，对沙岛和东岛同时发起猛攻，并强行登陆。尽管日本人玩弄诡计，想迷惑美国人，但是美国海军司令部对日军暗中进行的一切，却了解得一清二楚。

在中途岛战役中，美军击沉了日本半数的大型航空母舰，使其技术熟练的舰载机驾驶员损失大半。日本海军舰队虽然在战列舰和巡洋舰方面仍占优势，但已难以远离岸基航空兵的掩护进行远洋作战了。

中途岛一战，日军丧失了在战争初期夺得的海空控制权，也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在美国，中途岛之战已家喻户晓，人们把这一仗当作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来加以庆祝。尼米兹将军在公报中声称：“珍珠港之耻已得到部分洗雪，必须将日本海上力量打得再无行动能力，否则不算完全报仇雪恨。”

罗斯福自1943年起，俨然就是盟国陆海军司令，他“愈益成为全球战争的中心人物”。大多数职业军人都钦佩他的领袖才能。史汀生认为美国陆军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比他更优秀的统帅。

艾森豪威尔写道：“罗斯福先生的某些政治措施，我是永远不会赞成的。但是他是战时国家统帅，我完全是从他这个身份认识他的，而且从这个身份来看，我觉得他完全满足了大家对他的期望。”

敦促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1941年6月22日凌晨3时30分，希特勒采取了不宣而战的强盗惯伎，突然对苏联发动进攻。德国的仆从国意大利、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也一道参加了侵略苏联的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具有决定性的大战，在苏联国土上展开了。

法西斯侵略军的来势异常凶猛，总共出动了190个师的兵力，其中有153个德国师、19个装甲师和14个摩托化师，3700多辆坦克，4900多架飞机，47000多门大炮和193艘舰艇。

在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2000多千米的战线上，向苏联发起大规模进攻。希特勒妄想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在6个星期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打垮苏联，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战争。

希特勒夸大其辞地说：“我们只要在门上踢一脚，整个破房子就会倒下。”

希特勒背信弃义地向苏联发动进攻，在西方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认为希特勒进攻苏联，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带来了根本性的转折，只有紧密地和苏联联合，才能取得这次战争的彻底胜利。丘吉尔和罗斯福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6月24日，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

美国准备在可能的范围内，全力援助苏联。

然而苏军在战争初期连连失利，这在美国决策层中引起对援苏是否明智的争论。

军事专家们普遍很悲观，认为“俄国军队将土崩瓦解”，“希特勒将在6个星期之内拿下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共产党政府将要垮台”。

他们预言，如果把军火运往俄国，只能白白浪费掉。只有前驻苏大使乔·戴维斯是乐观的，他告诉罗斯福：“俄国人手里的货色比任何人所知道的都要多，他们是了不起的战士，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被战胜的。”

战争前途未卜，罗斯福进退两难。他决定派霍普金斯去苏联摸摸底。

哈里·霍普金斯身材修长而瘦削，一副不修边幅的仪容，但举止洒脱，思想敏锐，当时负责《租借法案》的实施，并无明确的官职。他自1940年德国进攻西欧时住进白宫，和罗斯福亲密无间，深受罗斯福的信任。

此时苏联正处在艰难时期，急切渴望得到外界援助，因此他们对这位总统特使的到来，自然格外重视。

7月27日，霍普金斯抵达莫斯科，当即受到苏联最高统帅的接见。斯大林坦率地向霍普金斯亮了家底，把苏联的兵员、坦克、枪炮和飞机的数字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这些数字远远超出了西方人士的估计。

斯大林表示，苏联完全能够守住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但苏军急需高射机枪、高射炮、重机枪、步枪以及铝，尤其需要飞机、坦克和高射炮。

访苏期间，霍普金斯还亲自到前线进行了考察，苏联人民的英勇斗争精神和必胜信念，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致后来每当驻莫斯科的军事观察员发回悲观的报告时，霍普金斯便表现出极端的愤怒，认为他们依据的只能是受偏见影响而歪曲了的猜想。

霍普金斯访苏，是战时美国对苏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建立过程中的重大事件。

罗斯福由此获得了有关苏联实力和前途的大量可靠情报，加深了对苏联的了解，从而坚定了他援助苏联的信心。9月底，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召开会议，签订了10亿美元的援苏议定书。据此，美、英每月将向苏联提供400架飞机、500辆坦克和其他军火。

11月7日，罗斯福宣布苏联为《租借法案》受援国，美将向苏提供10亿美元的无息贷款。

在援助和支持苏联抗击德国的同时，罗斯福也注意了美英两国战略合作关系的加强。自《租借法案》实施以来，美国实际上已同英国站在一起。

罗斯福出于对反法西斯事业正义性所抱有的信念，独自承担了援助英国的全部责任。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把金钱、武器源源不断地出借给英国，甚至还命令年轻的士兵们驾着飞机投入战斗，或许还要牺牲生命。但是，他一直没有就这一事业的原则和目标发表过宣言。

而德国进攻苏联后，斯大林就立即在广播演说中明确宣布，他们所从事的卫国战争，“不仅要消除我国面临的危险，而且还要帮助那些呻吟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枷锁下的欧洲各国人民”。

罗斯福深感自己在政治宣传方面落后了，他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他曾试图在一篇关于“四大自由”的演说中公开表明美国政府对这场战争的原则立场，但又觉得那仅是单方面承担义务，只对美国有约束力，而对盟国却没有。

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由美英两国作出一个关于战争目的与理想的联合声明，借以向全世界宣告自己为之战斗的崇高目标。

在罗斯福于7月底的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息之后，8月初，在一支舰队的护航下，总统率领有关军政人员乘坐“奥古斯塔号”，秘密来到纽芬兰附近的大西洋海面上，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举行了战时第一次首脑会议，史称“大西洋会谈”。

在以后的几天里，两位政治家纵谈世界局势，商讨共同的战略方针。在最后一天，8月12日，他们在“奥古斯塔号”的方形大舱内起草了有关战争目的联合声明——《大西洋宪章》。

宪章提出了8点主张，包括不进行扩张，反对违背人民意愿的领土变更，各国人民拥有主权和自治权，在获得原料和贸易方面机会均等，消除人类的恐惧和匮乏，公海航行自由，建立广泛持久的普遍安全体制，解除侵略者武装等。

其中第四点和第八点有关国际贸易和维护战后和平的声明曾有很大争议。

美国希望消除世界贸易中的人为限制，英国则不愿放弃帝国特惠制，于是在自由贸易之前，加上了“适当考虑各国目前义务”一语。

在第八条中，罗斯福则删去了丘吉尔提出的“有效的国际组织”一词，代之以“普遍安全体制”，以免英国公众联想起国际联盟。

《大西洋宪章》是一篇反法西斯侵略的宣言。它体现出一种抽象的道义力量，拥有广泛的宣传价值，从中既可以看出美国传统外交的影子，如自由贸易和航海自由，也能找到罗斯福新政的印记，如免于恐惧的自由，公平的社会保障等。

几乎所有反法西斯国家都立刻接受了它。

至9月15日，已有14个国家附议了宪章，它的基本原则成为反法西斯国家团结合作的政治基础，并为后来的《联合国宪章》所采纳。

在大西洋会议上，罗斯福拒绝了丘吉尔要美国参战的请求，但他的言行使丘吉尔相信，美国将为介入战争寻找一个合理的借口，这正是罗斯福从威尔逊那里学来的“历史观念”。

9月4日，德国潜艇在冰岛海面袭击了美国驱逐舰“格里尔号”，罗斯福立即抓住这一机会，告诉美国人民说，这一事件“不是北大西洋上的局部军事行动”，而是“为了在武力、恐怖和屠杀的基础上制造一种永久性世界体制的既定步骤”。

接着罗斯福又一次显示了他的比喻才能，称德国的潜艇是“大西洋上的响尾蛇”，必须“见了就打”。这被认为是“不宣而战”的声明，赢得了美国很多公众的支持。

10月，又有两艘美国军舰被德国潜艇击伤和击沉。罗斯福宣布，“射击已经开始，历史将记住是谁放的第一枪”。

罗斯福的这些慷慨陈词，没能创造出一种适宜的宣战条件，只是促使国会在11月再次修改了《中立法》，允许武装商船，恢复美国船只开赴战区进行贸易的权利。然而一个月后，太平洋珍珠港的隆隆炮声终于帮助罗斯福实现了参战的愿望。

美国参战后，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摆在了罗斯福的眼前。现在已经有26个国家对轴心国作战，但是他们既未结成同盟，目标也互不一致。人们仅仅是为了保存自己或为了自身的自由而战，这是不够的。要证明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就需要确立一个庄严的道德观念。

他清楚地记得，威尔逊的理想是如何鼓舞了上次大战中的盟国，也记得威尔逊由于未能使其他国家对他的原则承担义务而带来不幸的后果。

他建议所有对轴心国作战的国家都把《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作为从事这场战争的目标和未来世界的基础，发表一个共同的原则宣言，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各国的赞同。唯一的实际困难是给这个大同盟起个什么名字才好。

他觉得“同盟”这一名称太容易使人回想起过去的失败，而“联盟”会使人对美国人产生偏见，对丘吉尔提出的“合作国家”他也不中意。后来他终于找到了十分满意的名称——“联合国家”。

1942年1月1日，以美、英、苏、中为首的26个反法西斯国家的代表齐集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庄严宣布：各国政府完全赞同《大西洋宪章》各项原则，“保证使用其全部军事和经济的资源”，打败法西斯主义，“并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

这一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建立起来。就罗斯福个人而言，这一同盟的形成充分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是他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做出的独特贡献。

美、英、苏三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进行了有效的合作，但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上存有分歧。

早在1941年，苏联政府就要求英国向法国北部登陆。可是英方一直未给予明确的答复，只是笼统地说，英国政府在对德战争中“必将给予苏联一切可能的援助”。

美、英领导集团推迟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后，罗斯福就召集军政会议，着手制订实施在法属北非登陆的“火炬”计划。

1942年7月15日，即霍普金斯等赴伦敦前夕，罗斯福对这位心腹交底说，如果进攻西欧的计划不能实现，那么可供考虑的是北非和中东。在这里，美国的目的，就是趁法兰西帝国之危来扩大美国的影响。关于这一点罗斯福的儿子埃利奥特有很好的记录。

7月下旬，美、英两国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开始在伦敦拟制“火炬”的具体作战方案。经过反复磋商，9月20日经罗斯福和丘吉尔最后批准，确定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利亚的奥兰、阿尔及尔三处同时登陆。

参加“火炬”作战的美、英远征军共有13个师，650艘军舰和运输船。首批登陆的部队为7个师，共约11万人。此外还有几个空降营将参加这次行动，其任务是占领敌防御纵深内的机场和要地。这次登陆的空中保障，将使用1700架飞机，其中绝大部分都驻守在直布罗陀要塞。

在北非登陆是西方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进攻性的战役。它既有战略意义，又有道义上的意义。

1943年4月19日，盟军集中优势兵力发起总攻。英国第八集团军自南向北实施突击，美、英远征军自西向东发起进攻，经过18天的战斗，于5月7日分别攻占了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25万德、意军队由于没有运输船只可供撤退，便于5月13日宣告投降。

至此，盟军在北非已全部肃清德、意军队，从根本上改变了地中海的形势，并为尔后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登陆创造了良好条件。北非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美国军民的斗志，运筹帷幄的罗斯福总统尤为高兴。他对指挥这一战役的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称赞不已。他在白宫对记者说：

艾森豪威尔将军已经完成了一件多么漂亮、多么艰巨的工作，他现在是多么细心、多么巧妙地在指挥着他手下的士兵。我今晚要对你们说——也对他说——我们完全信任他的领导。对他作为一名军人的品格高度奖赏。

此次战役后，由英国首相丘吉尔提名，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多国部队的最高统帅。

关于太平洋战争局势，罗斯福说：“我们不指望浪费时间，慢慢地、一个岛一个岛地越过广阔的太平洋前进，直至最后打败日本。直接通往东京的道路比比皆是。我们对所有这些道路都会加以考虑。”

当时的太平洋形势令人欣喜，继中途岛大捷之后，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日本大本营又向联合舰队和第八方面军下达从瓜达尔卡纳尔岛（以下简称瓜岛）撤退的命令。

瓜岛是个有着一个奇怪的西班牙文名字的小岛，位于死火山山脉形成的所罗门群岛的南部。该岛的南海岸虽有一条很窄的平川，但紧挨着的就是山地。在该岛的北部有一片可供修建机场的平地，这块平地几乎全被热带森林覆盖，到处都是椰子林和茂盛的野草，一下雨，交通便被无数的河川沟壑阻断。这片平川就是盟军夺取的主要目标。经过艰苦的战斗，瓜岛战役，盟军击毙日军1．5万人，俘虏日军1000余人。

罗斯福多次强调，要乘胜前进，向敌人发起更猛烈的冲击。

为了推动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展，在“火炬”战役期间，罗斯福总统又以病残的身体，跋山涉水，远渡重洋，在1943年1月14日至23日，前往北非卡萨布兰卡与丘吉尔首相举行了为期8天的会谈，并在这里会见了戴高乐将军和法国其他有影响的人物。

美、英两国的三军参谋长们在罗斯福到达之前已经开了3天会议，并对最后击败突尼斯的德、意法西斯军队之后可能发动的几次战役进行了审议。打算进攻的目标包括撒丁、西西里、克里特、罗得岛、多德卡尼斯群岛和希腊本土。

在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参加会议之前，就已进行过许多争论，此后因马歇尔一直力促在1943年进攻法国北部，争论更加热烈。

在美国，不仅海军极力主张加强太平洋战场，人民也有强烈的对日复仇情绪，舆论中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美国在欧洲是为拯救英国而战，亚洲战争才真正与美国切身利益有关。

经过反复讨论、磋商，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并没有改变以欧洲为主战场的战略总方针，但对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仍未作出明确的保证。

斡旋召开美中英苏四国会议

1943年，各条反法西斯战线捷报频传，尤其是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使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实现了根本的转折。

在历时200多天的整个战役中，法西斯军队在顿河、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总损失大约是150万人，35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12000门大炮和迫击炮，3000架飞机和大量的其他技术兵器。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最终地粉碎和制止了德军在苏德战场上的战略攻势，迫使它转入战略防御和退却。苏军夺取了战略主动权，开始了战略反攻，希特勒的军队已被赶出了顿巴斯和左岸的乌克兰。

1943年11月6日，红军解放了基辅。苏联战场的胜利，有力地鼓舞了苏联军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斯大林格勒战役刚刚结束，罗斯福就致电斯大林，热烈祝贺苏联红军取得的这一伟大的胜利。

在非洲，在地中海地区，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已经完成了对最后几股轴心国军队的包围；非洲敌军被迫投降，仅突尼斯一役，敌人就损失30万人。

“火炬”战役胜利结束后，美英远征军正向意大利本土进军。

1943年7月25日，当巴顿的新七军和蒙哥马利的老八军席卷西西里时，墨索里尼终于遭废黜，巴多格里奥元帅在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领导下，出来接管了意大利政府。

罗斯福兴奋地向美国人民宣告：“轴心上已裂开第一道口子。”“但是，”总统补充说，“我们对意大利提出的条件仍旧跟对德国和日本一样：无条件投降。”

1943年9月8日，在艾森豪威尔军队的强大攻势压力下，意大利政府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太平洋战场，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也正在把两支进攻的箭头一步步地向不可一世的日本逼进。美军继在瓜岛取胜之后，又击毙珍珠港事件的罪魁祸首、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美国太平洋舰队正向所罗门群岛一带进逼。

为了促进胜利形势的发展，研讨盟国协同作战问题，1943年11月22日至11月26日，12月2日至7日，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分两段举行美、英、中三国会议。

罗斯福的本意是召开有斯大林参加的美、英、苏、中四国首脑会议。可是斯大林拒绝参加有蒋介石参加的国际会议，因为苏联对太平洋战争持“中立”态度，他不愿参加讨论对日作战的国际会议。

因此，罗斯福和丘吉尔就决定把一个会分成两个来举行：中国人参加、苏联人不参加的开罗会议，然后是苏联人参加、中国人不参加的德黑兰会议。

两次会议都是在盟国的胜利已成必然的情况下召开的。

开罗会议举行前，罗斯福曾经踌躇满志地对儿子埃利奥特透露他对国际局势的看法。

他说：“世界局势的发展不得不使美国站出来担任领导角色，领导并运用我们的斡旋进行调解，帮助解决其他国家之间必将产生的分歧：俄国和英国在欧洲，英国与中国、中国与俄国在远东。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是大国，是强国，而且我们不妄求。

“英国在走下坡路，中国仍在18世纪状态中，俄国猜疑我们，而且使得我们也猜疑它。美国是能在世局中缔造和平的唯一大国。这是一项巨大的职责，我们实现它的唯一办法是面对面地与这样的人会谈。”

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满怀热情，丘吉尔半心半意，蒋介石则是抱着讨价还价的目的要求罗斯福增加军援。整个会议是关于远东战略问题的辩论。

罗斯福、马歇尔、史迪威极力主张把日本驱逐出缅甸，保证中国陆上国际交道线，加强中国军队力量，作为最终打败日本陆上主力的重要战场。

丘吉尔否定缅甸有重要战略价值，他更不希望由中国人和美国人收复缅甸。他认为打败日本靠海上力量就够了。但是他和蒋介石不便过于反对罗斯福的意见，因此有条件地同意进行缅甸战役。

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还同蒋介石秘密讨论了远东战后统治安排问题。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在国际保证下，使大连成为苏联可以使用的自由港。根据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向斯大林作出的暗示，蒋介石同意了这一安排。

罗斯福总统认为，要中国继续作战来牵制日本部队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机场对轰炸日本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罗斯福一再试图说服蒋介石改组他的政府，结果毫无成效。罗斯福召回了在中国的美国军事指挥官史迪威将军，满足了蒋介石对史迪威的不满，并试图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来对待，以便提高蒋介石的斗志，使中国继续抗战。开罗会议最主要的成果是美、英、中三国联合发表的《开罗宣言》。它宣布：

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谋求利益，也无意于扩张领土。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

此外，日本也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我三大盟国抱定上述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家目标一致，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

为商讨加建战争进程和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德里兰举行会晤。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在“三巨头”会谈之前，1943年10月底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外长预备会议。

美国国务卿赫尔在进行他在战争期间唯一的这一次重要外交活动时，以顽强的意志争取说服苏联人发表一项四国宣言，保证成立一个维护战后和平与安全的组织。

斯大林向赫尔保证，一打败德国，苏联就将参加对日本的战争。罗斯福心想，这次会议就以上问题能达成协议，就算取得“重大成果”了。

德黑兰会议于11月28日至12月1日召开。当罗斯福一行抵达德黑兰时，斯大林为了罗斯福的安全而友好地建议他移住苏联大使馆。丘吉尔则住在附近的英国使馆。

罗斯福总统的车子驶进使馆大院的绿色大门，在一幢大而无挡的建筑物前面刹住。这幢建筑物很像一所百万富翁的豪华住宅，但已年久失修，不复有昔日的光彩。它那富丽堂皇的门框上的油漆显出裂纹，墙上的灰泥大块大块地剥落，里面的泥草露在外面，活像一个从破洋娃娃肚子里漏出的木屑。纳粹分子离去前在墙上到处乱涂的“卐”字，给人一种讽刺味儿。

罗斯福的安全由苏联警卫和便衣人员负责。他们个个都是两米以上的彪形大汉。斯大林前来拜访罗斯福时，后者故意不让美方翻译在场，只让斯大林的翻译帕夫洛夫担任翻译。

罗斯福对他儿子说：“这是表示我的信任和毫不猜疑的一个姿态。”

罗斯福和斯大林握手时说：“见到你，我很高兴。我早就想同你见面了。”

斯大林说由于军务繁忙，迟迟未能实现，感到抱歉。罗斯福感谢斯大林把主要客房让给他住，并向斯大林祝贺苏联红军取得的伟大胜利。

他们在正式开会之前举行了一个赠剑仪式：丘吉尔从伦敦给斯大林带来了一柄“斯大林格勒”之剑。仪式简短而动人。

一位年轻的英国上尉高擎着那柄修长笔直的宝剑，丘吉尔作了一席感情充沛的简短发言，斯大林用俄语致答词。接着，丘吉尔庄严地双手托剑，把它赠交斯大林。

斯大林接过宝剑，俯首吻了一下精美的剑柄。他缓慢地把剑从鞘中抽出一段来，然后又迅速插入，把它交给伏罗希洛夫。仪式到此结束。

“我想看一下宝剑。”罗斯福说。他右手握住剑柄，试试它是否平衡称手。这把剑的制作实在精美绝伦，拿在手里简直感觉不到它的重量，倒像是自己手臂的延伸。

罗斯福高兴得笑起来：“真是登峰造极的杰作！”他把剑高高举起，从空中猛劈下来，雪亮的钢刃发出一道寒光。

第一次会议于16时举行。出席会议的除“三巨头”外，还有霍普金斯、艾登和莫洛托夫，以及三国的参谋部的负责人。斯大林和丘吉尔共推罗斯福总统主持第一次会议。

罗斯福总统在会议开幕时说，他很高兴把苏联人作为“家庭小圈子里的新成员”来欢迎，并向他们保证说，这次会议将始终像朋友们的聚会那样，在各方面都充满着完全坦率的气氛。他相信三国的代表会紧密协作，不仅在战争的整个期间，而且将继续到子孙后代。

丘吉尔说，这里所体现的是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权力的最高集中，而人类幸福的未来就掌握在这些与会者手中；他祈望这些人将不致辜负上帝所赐予的时机。

斯大林说，这次兄弟般的集会的确体现了一个伟大的时机的到来，而这个时机极需与会者明智地使用各国人民所赋予他们的权力。

德黑兰会议大部分时间是讨论军事问题。“三巨头”在介绍了各自战场的情况后，便集中开始讨论斯大林所要求的迅速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

丘吉尔虽然口头上不反对“霸王”行动，但以种种理由为借口极力避免与德军主力正面作战。他要进行地中海战役，在意大利迅速北进的同时进军巴尔干。

丘吉尔称他的主张是“四面包围战略”。

斯大林要求美英军队于1944年5月间在法国北部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说他不能作此保证。

双方争执十分激烈，以致斯大林愤然站了起来，对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说：“我们走吧！我们在这里没有事好干了，我们前线还有许多事要做呢！”后来在罗斯福的调解和参与下，会议才得以进行下去。

斯大林对丘吉尔说，他想问一个颇为欠妥的问题，就是英国人是不是真正相信“霸王”行动，或者他们仅仅是把这作为一种给苏联人鼓气的手段而才表示同意的？

丘吉尔虽然使尽了辩论家的艺术，辞令动听，委婉得体，这是他拿手的本领，但是斯大林却挥舞大棒，对他老练的对手的躲躲闪闪毫不留情。在此情况下，罗斯福则居中调解，充当公认的会议主持人。

经过反复协商，终于确定在1944年5月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这是德黑兰会议关于军事问题的一个重要决定。罗斯福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斯大林的意见。

斯大林告诉他们，苏联将配合这次战役发动一场攻势。斯大林还重申了向国务卿赫尔作出的保证，打败希特勒之后，苏联将参加对日本的战争。

在斯大林做主人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斯大林“一直取笑丘吉尔”，说他对德国人怀有“某种神秘的喜爱”，不愿对德国采取严厉措施。

据埃利奥特叙述，罗斯福夫妇对丘吉尔的私下评论更为直截了当，说“丘吉尔先生总是赞成不要对德国采取严厉的态度”，而且“他的情绪是随着对俄国人的恐惧感的增加而加剧的”。

斯大林所暗讽的也正是丘吉尔内心的隐秘，那就是他想在战后利用德国来制约苏联。

在忙忙碌碌的德黑兰四天会议里，罗斯福同丘吉尔和斯大林在会议桌上和吃饭时都进行着磋商，又单独同斯大林会谈过几次。

罗斯福发现这位穿着米色军装、戴着元帅的大金质肩章的苏联领导人信心十足，意志坚强，他给人的印象是“端庄，倔强，严肃，没有一丝笑容，令人难以捉摸”。

德黑兰会议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更为复杂。对战后德国的处置问题，罗斯福主张把德国肢解成五个相互分离的国家，斯大林也明确表示他希望有一个软弱的德国和强大的欧洲。

在会谈中，“三巨头”就战后要控制的战略基地问题进行讨论时，丘吉尔说，英国不想取得任何新领土，但希望保持它原有的领土和重新要回从它手中被拿走的领土，具体是指新加坡和香港。他说，尽管他可能最终要自愿让出帝国的一些疆土，但他不会不经过一场战斗而被迫放弃任何东西。罗斯福多次主张英国应把香港归还中国，印度应当独立，但丘吉尔的回答是：“我不愿葬送大英帝国。”罗斯福看到在战后要维持旧殖民帝国是不可能的，他希望在太平洋上建立美国领导下的新格局。

1943年11月30日，“三巨头”午餐会谈。当三方就苏联取得欧洲不冻港的问题在原则上达成协议后，斯大林问罗斯福和丘吉尔：“在远东能够为俄国做些什么？”

丘吉尔立即反问斯大林对前不久签订的《开罗宣言》有什么看法，并且表示有兴趣弄清楚苏联对远东和那里的不冻港问题的看法。

斯大林表示苏联在远东没有一个完全的不冻港口。罗斯福说，自由港的主张也可以适用于远东，而且大连就有这种可能性。斯大林立即发表意见说，中国人会反对这个提议的。

但罗斯福说，他认为他们会同意在国际保证下把大连作为一个自由港的。

接着，斯大林在远东方面作了两个口头承诺：第一，赞成《开罗宣言》的全部内容；第二，打败德国后，苏联红军将增援东部，协同盟军共同对日作战。后面这一点，对美国军方和罗斯福的战略布局都有很大影响。

会上，罗斯福对战后国际组织的构成作了很具体的设计。他在一张纸上画了三个圈：当中的一个圈标明“执委会”，右边一个圈标上“四个警察”，左边圈上写着“四十个联合国家”。这一构思，就是以后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四个常任理事国和联合国大会。

斯大林对罗斯福提出的监视和平的“四个警察”概念表示感兴趣。斯大林还赞成他提出的不准法国人重返印度支那和他们的殖民帝国的其他地区的建议。这些地区将成为联合国托管地。

在星期二的晚餐会上，丘吉尔把罗斯福描绘成一个“把毕生贡献给弱者和无援者的事业的人”，这个人凭借他的勇气和在1933年的预见性行动，“坚定地引导着他的国家在激烈的民主自由气氛中，顺着国内政治和党派倾轧的惊涛骇浪前进”。

在向斯大林祝酒时，丘吉尔说斯大林堪与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并驾齐驱，堪称“斯大林大帝”。

根据记录，在答话时，斯大林元帅说，授予他的荣誉其实是属于苏联人民的，要成为一名英雄或伟大的领导人并不太难，如果你不怕同苏联人这样的人民相处的话。他说，红军的确是在英勇作战，因为苏联人民不许可他们的军队里有别的品格。

德黑兰会议标志着苏联和西方合作的高峰。尤其是丘吉尔69岁寿辰之夜，会上的气氛更出现了一番新的景象。在英国使馆的大餐桌边，苏联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亲密无间地坐在一起，生日宴会使大家显得无忧无虑。

和其他任何生日宴会一样，这里也有一块蛋糕以及蜡烛、礼物、祝酒和赤诚的感情。罗斯福还亲自配制了马丁尼酒，更增添了随意的气氛。所不同的是，客人是三个大国的首脑，而他们的诚意则对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前途有重大影响。

正如“三巨头”签发的《德黑兰宣言》所说的：

我们充分认识到我们以及所有国家负有创造和平的无上责任，这种和平将获得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拥护，并在未来的许多世代中排除战争的祸患和恐怖。

我们将寻求所有致力于消灭暴政的人民的国家之合作和积极参加……我们随时欢迎它们自愿加入到这个民主国家的世界大家庭中来。

建立维护和平的联合国组织

政治年轮又转到了1944年大选年。罗斯福清楚地记得四年前自己在克利夫兰的那次演说。这一次罗斯福确实渴望停下来休息。他写信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汉尼根说：“我的灵魂总在呼唤我回到哈得孙河畔的老家去。”在大选来临之际，一份有着6000多名炼钢工人签名的请愿书这样写道：

我们知道您很累，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能让您退职。

另一封信更深深地震动了罗斯福的内心：

当前世界忧患重重，请不要把我们撇下不管。上帝将您放在世上这个地方，就是要您做我们的北斗星。

罗斯福的内心波澜难平：险恶的战争已是曙光在前，但战后国际风云必将诡谲莫测，所有同时代的人都远不及他那般洞悉美国政府或世界政治的才能，军事策略和盟国外交都是他经手操办的，何况那个寄托着威尔逊式的梦想的联合国尚在未定之天，历史将在他身后对他作出怎样的评价呢？

1944年7月11日，罗斯福在致汉尼根的信中说：

假如人民命令我继续担任这项职务，进行这场战争，我就像一个在火线不能离开岗位的士兵一样无权退下来。就我自己来说，我不想再竞选了。到明年春天，我就做了12年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了。

一周后，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罗斯福此时正在圣迭戈，欲从那里乘船到珍珠港。罗斯福在圣迭戈海军基地的一节火车车厢里广播了接受提名的演说，提出了他的竞选主题。“1944年我们的任务是什么？”他说道：

第一，赢得战争，迅速赢得战争，以压倒优势赢得战争。第二，成立世界性的国际组织。第三，为我们即将回国的战士和为所有的美国人建立一种经济体系，它将提供就业机会，带来像样的生活水平。

为此，罗斯福在着手制定的一项新的经济权利法案中提出了这样的蓝图：

人们有权从事有益的有报酬的职业；人们有权挣得足够的收入，以便提供充分的衣食以及娱乐；每个农民都有权种植和出售农作物，其收益足以使他和他的家庭过着像样的生活；每个商人，不论大小，都有权在不受国内外不公平的竞争和

垄断者控制的气氛中进行贸易；每个家庭都有权拥有像样的住宅；人们有权享受适当的医疗；人们有权得到适当的保护，在经济上不必担心年老、疾病、事故和失业；

人们有权接受良好的教育；所有这些权利意味着安全。战争胜利后，我们必须准备落实这些权利，去实现使人民过幸福美满生活的新目标。

在从圣迭戈海军基地乘船到珍珠港的途中，罗斯福同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商讨今后太平洋的战略。

大会首轮投票就通过了对罗斯福的提名，但在副总统候选人上争夺激烈。鉴于罗斯福的健康问题已是有目共睹，许多代表认为选择一个竞选伙伴就等于选择一个下届总统。

由于广泛的反对，罗斯福才勉强地舍弃了现任副总统华莱士，尔后艰难而让人意外地从三名人选中择定来自密苏里州的参议员、谦逊朴实而又性情暴躁的哈里·杜鲁门。

罗斯福总统与杜鲁门关系一般，杜鲁门在主持参议院军事调查委员会工作时，显示了精明强干的领导才能。总统打消了几乎没有思想准备的杜鲁门的顾忌和畏难情绪。

共和党选出了一名温和而富有才智的人，他就是年仅42岁却已有10年纽约州州长资历的托马斯·杜威。麦克阿瑟将军经慎重考虑已于5月间自行宣布退出竞争。

杜威在全国巡回演说，发表的基本上是经过仔细推敲的、一般来说又是无懈可击的演说，以便多方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争取共和党的选票，同时又不引起战时特别的震荡。他不攻击政府的外交政策，也不攻击罗斯福的竞选目标。

他反复强调现政府是一群“累坏了的老头子”，他还提到罗斯福政府和临时机构中经常发生的口角、争吵和不合体统的勾心斗角。这两点确难反驳。

关于罗斯福的身体状况，一时有许多难听的谣传，无稽的和难以置信的恶意中伤层出不穷，但又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

一张罗斯福在太平洋旅行前被人拍摄的照片，面容枯槁、有气无力、目光呆滞而又容易发怒的样子，被报刊和共和党广为散播。

8月，他在西雅图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当时他穿戴着腿部支架，阵阵剧痛迫使他要用手臂的全部力量抓住演讲台来支撑住自己，这使得他在翻转讲稿时十分吃力。同时也使得他通篇演讲显得结结巴巴和主意不定，而听众以前听惯了的那种由言语表达出来的镇定、自信和愉快的信念没有了。

自此，民意测验出现了波动。《纽约每日新闻》每期都一成不变地向读者强调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罗斯福已经62岁，而杜威比他年轻20岁。《纽约太阳报》甚至毫无忌讳地谈论副总统有可能在罗斯福任内接任的问题。罗斯福为了使选民安心，请他的医生罗斯·麦金太尔给他开具一张公开的健康证明书。证明书宣称：

他的器官毫无毛病，完全健康。他每天担任非常繁重的工作，但他能担负起来，精力过人。

为了证明麦金太尔所言非虚，罗斯福在天气酷寒、朔风凛冽、骤雨刺肌的10月21日，乘敞篷汽车横贯纽约市四个辖区，行程80多公里，历时4小时。

雨水淋透了罗斯福全身，黑色的海军斗篷闪闪发亮，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亲眼目睹了总统保持着他的微笑，罗斯福一路坚持着让大家看到他。在随后的两周里，罗斯福又前往费城、芝加哥、波士顿，最后是在海德公园作了演说。其中在费城又逢大雨。总之，在1944年的大选中，罗斯福的健康情况成了一个学术问题。在整个竞选中，细心的听众不难发现，总统确实苍老了：拿着演说稿的手不时颤抖，机智与诙谐明显地少了些，有时还出现了意外的停顿或含混。不过在答复共和党对“我的小狗法拉”的诽谤时，面对卡车司机工会的听众，罗斯福作了被许多撰稿专家认为是他政治生涯中最精彩的演说：

好啦！我们又在一起了。这是在4年之后，这4年是什么样的年头啊！我的确老了4岁，这似乎使某些人感到恼火。其实，自从1933年我们开始清除堆在我们身上的烂摊子的那个时候算起，我们千百万人都老了11岁。

平易近人的话语引起听众深深的共鸣，一下子把大家拉回到大萧条与新政的年代，轻便有效地打发了对他是个“累坏了的老头子”的谴责。罗斯福进而说道：

在共和党中有着开明的心胸宽阔的分子，他们为使该党现代化和跟上美国进步的步伐，一直很努力而又体面地战斗着。不过共和党中这些开明分子却不能够把老保守派共和党人从他们所盘踞的地盘上赶跑。在我们绝不动摇地建立牢固的和平基础的决心中，全国千百万共和党人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

他们同样讨厌由这样的人作出的这种竞选演讲，这些人只是在短短几个月前才第一次认识到国际生活的事实，当时他们才开始研究民意测验的记录。

以这种气势讲出带有超越党派局限和这次竞争本身的话，也只有罗斯福才真正具备这种资格，因而具有极大的统摄力和强烈的感召力。值得一提的是，总统夫人埃莉诺在这次竞选中再次充当了总统了解国情的窗口。她力劝罗斯福把国内问题放在他心目中的首要位置。她觉得，如果总统不能始终坚持竞选中有关国内方面的诺言，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就有失去美国舆论拥护的真正危险。

埃莉诺不仅出色地尽了一位妻子的责任，而且充当了“自己丈夫的良心的保持者和经常的代言人”，而且在他死后仍然保持着这一令人尊敬的姿态。

1944年11月7日，罗斯福以多数票获胜。1945年1月20日，罗斯福第四任总统就职典礼仪式在白宫举行。公开的理由是，战时不应搞铺张排场。但不少人心里明白，总统已经衰弱得没有力气经过宾夕法尼亚大街这条长长的游行路线去参加就职典礼了。罗斯福总统对这次就职仪式似乎只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让远在海外的詹姆斯回来，他可以像前三次那样搀扶着儿子站立着；二是让他那散居各地的孙儿女们都在场。不久，蝉联四届的罗斯福总统向第七十九届国会提交了1945年度《国情咨文》，为那倾注了他极大心血的联合国组织呼吁支持和理解。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就建立世界和平组织说：

持久和平赖以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并不是单行道。1945年这新的一年可以成为人类历史上成就最大的一年。1945年可以看到纳粹法西斯恐怖统治在欧洲的告终。

1945年可以看到讨伐大军紧缩对帝国主义日本邪恶势力中心的包围。最重要的1945年可以看到而且必然看到世界和平组织的实质开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筹划一个更加符合美国利益的战后世界是罗斯福一直在思考的工作，同时他也谨记着威尔逊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随着美国的参战，原先一直充斥于美国政坛的孤立主义一扫而光，连比较保守的共和党也一致主张“美国有责任参加主权国家间的战后合作组织来防止军事侵略，在一个自由世界里用有组织的公平原则来维持永久的和平”。

美国参议院也以85票对5票公开表示赞成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共同建立一个“有力量防止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国家权力机构”。而且丘吉尔和斯大林也多次表示，希望建立维持战后和平的国际组织。

在此情况下，罗斯福于1942年提出了他最初的“四警察”设想，打算采取“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办法，由美、英、苏、中四大国分管美洲、西欧、东欧和亚洲的地区安全，在此基础上，再组成区域组织的国际联合。

但国务院等机构经过深入研究以后认为，此设想未能体现美国理应承担的“世界领导”责任。

1943年，美国实力空前壮大，不仅拥有与苏联不相上下的武装力量，而且作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很自然地成为“联合国家”的核心。

罗斯福感到，此时正是实现他的伟大抱负的良机，他不仅具备过去多年担任总统的丰富经验以及头脑里有着对世界和平问题毕生研究所获得的思想精华，而且还赢得了行将与之合作的许多外国政治家的友谊和信任。

此外，他在世界各国享有无与伦比的个人威望，有世界舆论的广泛支持。他深信，他拥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定能为美国和世界和平创造一项千秋功业。

罗斯福重新设计了他的未来世界的蓝图，这就是把原来的“四警察”设想和国际安全组织糅合起来，在已有的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常设的国际安全组织——联合国。

考虑到眼前美、英、苏三家鼎立局面，为保证美国在未来的联合国中的优势地位，罗斯福认为有必要预做安排，即为美国寻找一个可靠的支持者。他选中了中国，因为中国国民党政府向来奉行亲美政策。

当1943年莫斯科外长会议讨论《普遍安全宣言》时，美国国务卿赫尔对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说：“我的政府认为，中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四大国之一进行战争。对中国来说，现在如果俄国、大不列颠和美国在宣言中把它抛在一边，那在太平洋地区很可能要造成可怕的政治和军事反响。”

莫洛托夫承认赫尔言之有理，于是通过外交途径商定，由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傅秉常受权与三国外长一起在宣言上签了字。

一个多月后，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又作为大国首脑与罗斯福、丘吉尔举行了开罗会议。这样，中国在名义上就成为“四大盟国”之一。

罗斯福关于建立联合国的构想很快取得了英、苏两国的赞同，并且出现了最初的联合国组织，这就是1943年11月由美牵头建立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它的任务是“向受战争破坏地区的人民提供衣、食、住、行、医疗”等方面的援助和服务，以创建一个“更加稳定的世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成立及其活动，为以后联合国的建立提供了经验。美国很快就控制了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显露出世界霸主之相。

罗斯福甚至未与各成员国商量，就任命美国人赫伯特·莱曼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首脑，各国只好接受既成事实。

实际上，尽管英、苏赞成建立联合国，但在这个国际组织的某些细节上并未取得完全一致。罗斯福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1943年12月，“三巨头”在德黑兰聚会，主要商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罗斯福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先争取三大国在原则问题上达成协议，而把具体分歧留待以后去解决。

他知道，一旦涉及具体问题，丘吉尔和斯大林都不好对付，但如果他能诱劝他们表态支持某些基本的原则，那么一旦签订和约，现在他们所作的那些笼统含糊的承诺，到时候就会发挥某种杠杆作用。

这些基本原则是：新的国际组织以各国人民自由平等为基础，将比过去的国际联盟更具备强制性的有效手段，它要像警察部队那样，迅猛地扑灭战争的星星之火。

斯大林和丘吉尔热烈赞同这样一个联合组织，大家一致同意罗斯福竭力坚持的基本原则。

德黑兰会议后，美国加紧为联合国的成立作具体准备。此时，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向罗斯福提交了一份意义深远的计划，建议成立国际金融组织，促进美国外贸，避免1929年经济大危机重演。

罗斯福看到该计划使他的战后世界蓝图更加完善，欣然接受。

在美国的积极倡导下，1944年7月1日至22日，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

会议通过的《最后决议书》规定，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即各国货币直接与美元挂钩，保持固定汇率，可按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的比价，随时在美国兑换黄金。

为此，会议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附属机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又称世界银行）。由于美国认购了世界银行91亿美元资本中的31．75亿，并拥有基金组织中三分之一的表决权，因而从一开始，美国人就从人事和资金上完全控制了这两个机构。

接下来，四大国的外交代表于1944年8月至10月在华盛顿的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会议，讨论建立联合国的具体组织事宜。

美国国会两院也已分别通过了《康纳利决议案》和《富布莱特决议案》，保证支持美国参加战后国际组织。

为了营造四大国亲密和谐的会议气氛，罗斯福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了即席讲话。

他说：“这种会议常使我想起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史密斯的先生的老话。此人当过纽约州州长。他对解决劳资之间的问题是非常得心应手的……他说，如果你能把各方请进摆着一张大桌子的房间，让他们脱去上装，把脚跷到桌子上，再给他们每人一支上等雪茄，那么你总能使他们谈到一块去的……你对熟悉的人怎么恨得起来？……我知道你们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工作的。”

他希望四大国成为朋友，“把脚跷到桌子上”。

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四国就联合国组织的总形式和许多具体细节都达成了一致。

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规定了联合国组织的宗旨与原则，以及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秘书处等重要机构的组织权限。

但在安理会的否决权问题上，美苏发生了严重分歧。

苏联坚持要求保证常任理事国的绝对否决权，美国则认为，作为当事一方的常任理事国不能否决有关讨论和行动。

苏联还担心联合国大会中会形成美国为首的美洲集团和英联邦集团，因而提出接纳苏联16个加盟共和国同时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对此，美国以自己有50个州也应有50个席位予以反驳。

这两个问题最后未能达成协议。

1945年2月，美英联军和苏联红军开始从东西两翼向德国腹地进攻，德国法西斯覆灭在即。随着军事胜利的到来，三大国尽快达成战后安排显得格外重要。

作为联合国组织的“总设计师”，罗斯福的心情更为迫切。然而现实的问题是，他必须找到排除最后障碍的办法。他仔细分析了他的两个对手，觉得他们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民族利益。

由此他意识到，绝不可能把旧世界的一切推倒重来，用全新的材料建筑国际大厦。

相反，只能在一个被毁坏的文明世界的废墟上动工，清除那些无用而碍事的瓦砾，利用留存下来的完好结构，这里补上一些砖瓦，那里安上一个新拱门。

想通了这个道理，他决定作出必要的妥协。

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三巨头”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再次聚首。

这次会议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在下述问题上达成一致：

关于大国否决权问题，三国同意，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论是否当事国，对实质性问题均有否决权；

关于代表席位问题，苏联撤回在联大拥有16个席位的要求，美英则同意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拥有联大的正式代表权；

关于托管地问题，美国同意，联合国托管范围仅限于战败国的殖民地，国联的委任统治地和自愿交由联合国托管的地区，不再坚持原来的所有殖民地都交联合国托管的主张，从而满足了英国的要求。

会议还决定于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至此，有关联合国组织的问题终于得以妥善解决。然而就在旧金山会议召开前夕，1945年4月12日，一代伟人罗斯福却因心血耗尽而猝然长逝，他终于未能亲眼看到他精心设计的联合国组织的诞生。

罗斯福总统的遗体运回华盛顿后，并没有像以前的林肯总统和后来的肯尼迪总统的遗体那样，停放在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供人瞻仰。他生前不希望那样做，他的遗愿得到了尊重。

4月12日19时9分，白宫外聚集着黑压压的人群，他们只是默然伫立。其实这时在白宫内阁会议室，哈里·杜鲁门正由首席大法官哈兰·斯通主持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三十三任总统。

白宫外的人们觉得那没什么可看的，也没打算看到什么，大家的脑子空洞而又茫然。许多人在哭泣，泣不成声的人们不仅是在为引导了他们12年之久的总统哭泣，更是在为他们自己失却了这种依托后无法预期和把握的前途哭泣。罗斯福是在战争的最高潮的时刻，而且正当最需要他的权威来指导美国政策的时候死去的。罗斯福逝世的消息，迅速地传遍了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人民都沉痛地悼念他。

在英国唐宁街10号，丘吉尔首相感到“挨了一记重击”，感到一种深重的无法置换的损失降临了。几天后，首相在圣保罗大教堂的追悼仪式上失声痛哭。

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关于罗斯福总统，我们可以说如果他当时没有采取他实际上采取的行动；如果他心中没有感受到自由的汹涌波涛；如果在我们亲身经历过的极端危难时刻，他没有下定决心援助英国和欧洲；那么人类就会陷于可怕的境地，在若干世纪之内人类的整个前途就将沉沦于屈辱和灾难之中。

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神情黯然，他默默地“紧握着哈里曼大使的手约有30秒之久还没有请他坐下”。随后，极度悲伤的元帅凝重而细致地询问总统去世前的情况。莫斯科红场下了半旗，旗帜围上了黑边。

中国共产党《新华日报》以“民主巨星的陨落，悼罗斯福总统之丧”为题，发表了悼念社论。

一代伟人罗斯福猝然长逝。载着灵柩的总统专列缓缓北行，沿途露宿等候瞻仰灵车的人无以数计。车过亚特兰大，一群黑人女佃农跪在棉田里，双手紧攥，伸向灵车致哀。

14日10时，海军陆战队、坦克部队、陆军和各兵种的女兵护卫覆盖着黑丝绒和星条旗的灵车穿过华盛顿的街道。六匹白马拉着载有灵柩的炮车，车后是一匹孤独的乘马，戴着眼罩，马镫倒悬，垂挂着一把剑和马靴象征勇士已撒手尘寰。肃穆的人群立在街道两旁。

当晚，灵柩由专列送往海德公园。次日上午10时许，罗斯福复归大地。哈得孙河水呜咽地流淌。

罗斯福虽然没有看到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但他足可以为身后的一切欣慰：在他逝世25天后，作恶多端的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他逝世3个多月后，日本法西斯也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