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文学上的文艺复兴

与西欧智慧的普遍再觉醒相关联的是创造性文学的勃兴。我们已经提到在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倡导下出现了用意大利语写作的文学。同时法国北部和普罗凡斯两地的行吟诗人也正引导人们用北方和南方的方言写诗、写情歌、写叙事诗等等。可以说，这些东西是在一般好用拉丁文写作和诵读的下面破土而出的。它们是出自群众的智慧和消遣的心情而不是出于文人学士的手笔。1265年，但丁·阿利格埃里诞生于佛罗伦萨，他在参与激烈的政治活动后成了一个流亡者，并且写了一些作品，其中有用意大利文的韵文精心写成的诗篇《神曲》，它是一幅隐喻的零星事件和宗教探究的绣帷。它叙述了到地狱、炼狱和天堂的一次旅行。它和拉丁文学渊源的关系可由但丁在阴间的向导是维吉尔这件事上暗示出来。它的各种英译本读起来都极为沉闷，而在这上面最有发言权的人也不常能说出他们对原书中的细腻、优美、风趣和智慧之处的体会。但丁也用拉丁文写有关政治的问题和提出用意大利语作为文学语言的要求。他因为使用意大利文受到严厉的批评，并被指责为不会用拉丁文写诗。

稍后佩脱拉克（1304～1374年）也用意大利文写十四行诗和颂诗，引起了凡是有足够教养而能对它作出反应的人们的热烈欢迎。例如，约翰·阿丁顿·西蒙兹写道：“这首《在劳拉夫人的一生之诗》是不会过时的，因为那种完美的韵律形式已和最精选的、最纯正的语言结合在一起了。”这些诗歌使我们怀疑劳拉夫人是否确有其人。佩脱拉克是那一群极力想恢复拉丁文学的光荣的意大利人中的一个。在一部“史纲”里，对这些光荣也许不会像刚觉醒到文学之美的魅力和激动的那一代意大利人那样觉得其至高无上。在恢复用拉丁文写作面前用意大利文写作暂时衰微了。佩脱拉克用拉丁文写了一篇史诗《阿非利加》。当时产生了大量仿拟古典的作品，用拉丁文写的史诗和模仿的悲剧和喜剧，这些作品无疑地很像我们从有才气的年轻印度人那里得到的用英文写的诗和散文。只是到了后来的博雅多和阿里奥斯托（1475～1533年），意大利的诗才再度显扬起来。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兰多》是受到文艺复兴时期不太渊博的读者欢迎的大量浪漫叙事诗中唯一的最高的标本。这些叙事诗对维吉尔式虚拟史诗的那种多少是暗讽与模仿的传统一直表示赞赏，而维吉尔式史诗的本身是一种模仿和学究气的成就。喜剧和叙事诗、各种形式的短诗构成了这种文学的大部分。散文在文采和风格上还够不上批评者的赞许。

在讲法语的社会里文学生活的再觉醒也受着对拉丁文学怀念的支配。在法国已有一种用中世纪拉丁文写成的笑闹歌曲的文学，这是一种在酒店里和马路上所唱的歌曲（13世纪的歌利亚尔德诗），这种真实有据的写作精神仍存留在像维龙（1431～1463年）那样的写实的和乡土本色的诗中，但是拉丁文研究的复兴从意大利涌了进来，把矫揉造作强加在除了最坚强不屈者之外的一切人的身上。一种推敲雕琢的风格树立了起来，带着几分石造的纪念碑式的庄严，堂皇华丽的诗歌和古典戏剧树立起来是为了博得后人的赞赏而不是为了他们的欢乐。但是法国生活的天才并没有完全局限在这些高雅的磨炼里，而出现了一种优美而柔和的散文。第一个论文作家蒙泰涅（1533～1592年）把生活写得很可爱，而把有学问的人写得很可厌；拉伯雷（1490？～1553年）像一股熔岩的洪流，燃烧着、狂喊着、大笑着，冲开了腐儒们的一切高贵气派和繁文缛节。

在德国和荷兰，新的思想冲动几乎更是同宗教改革的巨大政治和宗教压力同时发生的，它们产生了一些不那么纯粹的艺术形式。约·阿丁顿·西蒙兹说，艾拉兹姆是荷兰文艺复兴的伟大代表，有如路德在德国那样，但是他不用荷兰文而用拉丁文写作。

早在14世纪，英国就爆发了一次文学活动。杰弗里·乔叟（1340？～1400年）写出了可喜的叙事诗，这些诗显然是出于意大利样板，而且在他以前英国已有大量的浪漫叙事诗了。但是内战即玫瑰战争、瘟疫和宗教冲突把这最早的开端压抑住了，只是在16世纪和亨利八世在位之后，英国文学才生气勃勃地爆发出来。最初是古典学问的迅速传播和从大量拉丁文、希腊文及意大利文作品的译文里吸取养料，然后突然地收获到一批优美的英文作品。英文被玩弄着、考验着、推敲着。斯宾塞写出了他的《仙后》，那是一篇辞藻华丽的乏味的寓言作品，但是在女王伊丽莎白时代，英国人的天才在戏剧上才得到最充分的表现。它从来没有屈服于古典传统，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是一种新的、更完满、更松散、更有生气和完全是更自然的文学形式。它以莎士比亚（1564～1616年）为其杰出的代表，他是一个幸亏“拉丁文懂得不多，希腊文知道得更少”的人，他的最浓郁、最精妙的章句都取材于家常的甚至俚俗的生活。他是一个具有敏锐幽默感和心地十分甜柔的人，他把他所写的每一个句子都变成了美妙的音乐。密尔顿（1608～1674年）诞生于莎士比亚逝世前八年。他早年钻研古典作品，使他的散文和诗歌得到了那种高傲和华而不实的调子，而且从来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他去过意大利，看到了文艺复兴时的绘画的光荣。他在他的伟大的史诗《失乐园》和《复乐园》中，把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的绘画适译成绝妙的英文诗。有莎士比亚来弥补密尔顿的不足，并从古典成见中挽救出那么多文学的基本精神，这对英国文学来说是很幸运的。

葡萄牙在接触到文学上的文艺复兴时产生了一篇史诗，卡蒙斯（1524～1580年）的《卢西亚德》；但是西班牙和英国一样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天才绝伦的人物来表现出它的精神，这个人物没有受过博学的拘束。塞万提斯（1547～1616年）抓住了存在于以一个瘦削、贫穷、半疯的绅士的幻想中的中世纪骑士精神的传统为一方，以一般大众生活的需要和冲动为另一方之间的冲突所表现的种种幽默而荒诞的事迹来进行写作。他笔下的堂吉诃德和桑科·潘扎，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约翰·法耳斯塔夫爵士、乔叟笔下的巴思的妻子、拉伯雷笔下的加尔冈屠阿那样，冲破了古板文学的尊严和夸张，迎来了自由和欢笑。他们突破这些正像罗吉尔·培根和有科学头脑的人们突破文人学士们的书本科学，也正像我们下面就要讲到的绘图家和雕刻家们突破中世纪艺术的装潢的束缚和宗教的礼仪一样。文艺复兴的基本事实不是古典崇拜而是解放人的思想。拉丁和希腊学问的复兴对于文艺复兴的积极价值作出的贡献只在于它们对天主教的、哥特式的和帝国的传统所起的腐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