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列强观念的成长

我们已经看到世界一统和人类大同的观念怎样初次进入了人类事务之中，我们也追溯了基督教教会在维持和实现它的创立者的这些概念上的失败是怎样导致了政治事务中的道德崩溃，并导致了利己主义的回复和信仰的缺乏。我们已经看到马基雅弗利式君主政体怎样反对基督教世界的兄弟情谊的精神，以及马基雅弗利式君主政体是怎样在整个欧洲的一大部分发展成17、18世纪的大君主政体和议会君主政体的。但是人类的心思和想象却不停地在活动着，在大君主的权势下，一些观念和传统正如结网一般，结成了一个复合体，抓住并缠住了人们的心思，国际政治的概念不再是作为君主之间来往的事，而是作为一种有类于不朽的东西——列强——之间来往的事了。君主们来来去去；一个路易十四会被一个好色的路易十五所接替，路易十五又会被一个愚钝的业余锁匠路易十六所接替。彼得大帝让位给一连串的女皇；查理五世之后哈布斯堡王室的世系，不管是奥地利的一支还是西班牙的一支，大都是些厚嘴唇、粗下颚和迷信的人；查理二世和蔼的恶棍派头对他自己的矜持会是一种嘲弄。远为稳定持久的却是外交部门的办事人员和阐述国家事务的人们的观念。大臣们当他们的君主“不在朝”时和君主承替之间，维持了政策的连续性。

因此，我们发现在人们心目中，君主比起他作为首领的那个“强国”来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开始越来越少地读到这个或那个国王的阴谋和野心，而是更多地谈到“法兰西的预谋”或“普鲁士的野心”。在一个宗教信仰正在衰微的时代，我们发现人们正在表现出对这些人格化了的实体具有一种新的信仰。这些非常模糊的幽灵，即“列强”，不知不觉地溜进了欧洲的政治思想之中，到了18世纪后半叶和19世纪就完全支配了它。时至今日它们还是支配着欧洲的政治思想。欧洲人的生活名义上固然是基督教的，但是崇拜一个上帝则在精神上和在真理上所有的共同崇拜者应当都属于一个共同体。在实践的现实中，欧洲却不是这样做的，它已经完全拜倒在这个奇异的国家的神话之前了。对这些握有主权的神，对“意大利”的统一，对“普鲁士”的霸权主义，对“法兰西”的光荣和对“俄罗斯”的命运，欧洲好几代以来已经牺牲了可能的统一、和平、繁荣和千百万人的生命。

把一个部落或一个国家看作一种具有人格的东西是人类心理上的一个十分古老的倾向。圣经里充满了这样的人格化的东西。犹大、以东、摩押、亚述等在希伯来圣经中出现时，好像他们是一个个人一样；有时不能分清希伯来作家是在谈到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明显地那是一种原始的天然的倾向。但是以近代欧洲来说，它是一种倒退。欧洲在基督教世界的观念之下已经朝着大一统走得很远了。当这样一些部落像“以色列”或“提尔”作为人称确实代表了某种血缘共同体，某种类型上的一致性和利害上的相同性，而17、18世纪兴起的欧洲列国完全是虚构的统一体。俄国实际上是由最不调和的成分集合而成的，哥萨克人、鞑靼人、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并且，在彼得以后的时代，又加上了爱沙尼亚人和立陶宛人；路易十五的法国包括德属阿尔萨斯及新近被同化了的勃艮第地区；它是被压制的胡格诺派信徒的监狱和榨取农民血汗的地方。在“不列颠”，英格兰代表着汉诺威朝在德国的领地、苏格兰、完全异族的威尔士人和敌对的信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像瑞典、普鲁士，更甚的像波兰和奥地利这样的国家，假如我们在一系列的历史地图中注意观察，就看到它们在缩小、扩大、突出伸张而且在欧洲地图上游动，好像显微镜下的阿米巴那样……

假如我们考虑到国际关系的心理，就这种心理在我们周围的世界中所显示的来看，也就它在近代欧洲“强国”观念的发展中所表示的来看，我们就会理解有关人的本性的某些历史上很重要的事实。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但是政治这个词从我们现代的意义上看，它现在包括了世界政治，那么人就不是那样的动物了。他还有家族部落的本能，此外他还有一种倾向要把自己和他的家族依附于一个更大的东西，即一个部落、一个城市、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但是那种倾向如听其自然的话，它是一种模糊不清和很没有批判力的倾向。他只是有点害怕并嫌恶对这已把他的生活包围起来和他已对之献身的较大的东西的批评，并且躲避这样的批评。也许他还有一种下意识的恐惧，假如这个体系被破坏或失去信用，结果会使他孤立。他把他自己所处的周围社会环境视为当然；他接受他的城市或他的政府，正好像他接受命运赋予他鼻子或消化力那样。但是人们的忠诚，即他们在政治事情上站在哪一边，不是天生的，而是教育的结果。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在这些事情上所受的教育就是他们周围的事物的一种无声的、持续的教育。人们发现他们自己是欢乐的英国或神圣的俄国的一部分，他们在这些忠诚中成长起来，他们把这些忠诚作为他们本性的一部分而接受了下来。

世界只是缓慢地开始认识到，处境无言的教育能够多么深刻地被积极的教导，被文学、讨论和恰当的批判的经验所补充、修改或纠正。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就是他的日常生活，他的小圈子里的爱情、恐惧、饥饿、欲望和想象的冲动。只有当他注意到仿佛有什么生命攸关地影响他个人的圈子的政治事务时，他才使他那不情愿的头脑去正视它们。普通人关于政治的事情能少想就少想，能不想它就尽量不想，这样说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至今只有那种好奇和特殊的头脑，或是通过实例或良好教育而获得愿意知道为什么的科学习惯的头脑，或是被什么公众大灾难所震惊和苦恼而唤起对危险的广泛忧虑的头脑，才不肯承认一个不管是多么不合理的但却未曾直接烦扰过他们的政府和制度是满意的。普通人直到他是这样被唤醒以前，对他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中正在进行的任何集体活动，或是对任何适合他模糊感到的需要——他个人的事务和个人小圈子得以寄托于一个更大的东西——的词汇或象征，他一概予以默认。

假如我们记住我们本性的这些明显的限制，以下的事实就不再是不可思议的了，随着基督教作为世上人类兄弟情谊的观念，由于它一方面同僧侣政略和教皇政治，另一方面同君主的权威致命地纠缠在一起，而使它丧尽了信用，并且信仰的时代已经转到我们今天的怀疑和不信仰的时代，人们如何把他们生活的寄托从上帝的王国和人类的兄弟情谊，转移到那些表面上更有生气的实体，如法国和英国、神圣的俄国、西班牙、普鲁士。这些实体至少具体表现在活跃的朝廷上，这些朝廷维护法律，通过陆军和海军行使权力，以肃然起敬的庄严挥舞着国旗，并且以一种完全合乎人情和可以理解的方式一意孤行和贪得无厌。

肯定地，像红衣主教黎塞留和马扎兰这样的人，自认为他们是在为比他们自身的或比他们的君主的更为远大的目标而服务；他们是在为他们想象中的半神圣性的法国服务。并且同样肯定的是这些心理习惯会从他们渗透到他们的属下和广大民众之中。13、14世纪时，欧洲的一般人民是信教的并只是模模糊糊地爱国的，到了19世纪就变得完全是爱国的了。19世纪晚期，在一节拥挤的英国或法国或德国的火车车厢里，讽嘲上帝比嘲弄那些奇异的存在物中的一个，英国或法国或德国，会引起少得多的敌意。人们的心思依恋这些东西，因为在整个世界上似乎没有别的事物可使人依恋得这样满意。它们是欧洲真正活着的神。

政府和外交部门的这个理想化，“列强”及其爱憎与冲突的这个神话，是如此的困扰着欧洲和西亚的想象，以至为它提供了它的“思想的形式”。几乎所有历史、所有过去二百年来的欧洲政治文学，都是用它的词语写成的。但是这样一种时刻正在到来，当眼光敏锐的一代人读到这段历史和文学时将会感到困惑不解，在西欧的共同体里，既然到处都是由诺迪克人、伊比利亚人和移入的闪米特人、蒙古利亚人的成分这一共同的混血种的细小变种所组成，几乎到处都说同一雅利安语的各种变形，有着在罗马帝国时的共同的过去、共同的宗教形式、共同的社会习俗以及共同的艺术和科学，并且相互间是如此自由地通婚，以致没有一个人能够确知他的曾孙的“国籍”，人们怎么竟会对“法国”的优势、“德国”的兴起和统一、“俄国”和“希腊”对占有君士坦丁堡的争夺的问题激动欲狂呢。那时这些冲突看上去将和那一度以喊叫和流血来拥塞拜占庭街道的，已埋没无闻和现在已无法理解的，“绿党”和“蓝党”之间的世代斗争一样，也是毫无道理的和疯狂的。

今天这些幽灵——列强——仍在可怕地统治着我们的思想和生活，但正像这段历史清楚地指出的，它们只是最近几个世纪的事，在人浩瀚漫长的历史上，它们只是一个小时，一个偶然的方面。它们标志着一个倒退的阶段，一股逆流，正如马基雅弗利式君主政体的兴起标志着一股逆流一样；它们是人类道德的和思想的重新结合的过程中，动摇着的信仰的那一个旋流的一部分，从整个过程来说它的一般趋势是广大得多而且是完全不同的。一时人们退回到他们的那些民族的或帝国的神，但那只是一时的。世界国家的观念——一个普天之下的正义王国，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应该是它的公民——两千多年前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也绝不会再抛弃它了。人们知道即使他们拒不承认，它还是存在的。在人们关于今天的国际事务的著述和谈话中，在史学家和政治记者当前的讨论中，总有一种像一个醉汉正在清醒，但又非常害怕正在清醒的神气。他们仍在大声谈论他们对法国的“爱”、对德国的“恨”、“英国在海上的传统优势”等等，等等，就像那些尽管已经逐渐清醒尚感头痛而还在吟颂酒杯的人。他们崇奉的是那些死了的神。人们不愿列强在海上或陆上称霸，而只要法律和服务。那个无声的、不可避免的挑战就在我们所有人的心坎里，好像渐渐破晓的晨光，从百叶窗隙射进一间杂乱的屋子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