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启示录——艺术和文学

19世纪的艺术家和作家视新颖原创为最大价值。他们都认为，即便有高超技艺，但风格沿袭从前，也不能算是艺术天才。在这种态度的指引下，结果不言自明。随着时间流逝，人们发现脱俗反叛越来越难。原因是，没有一个既定的标准可以去衡量艺术家的独特风格。

从历史学家视角来看，19世纪艺术生活的这种特点让人很难评判国别、时代和艺术家的高下优劣。这一时期杰出艺术家荟萃，不便一一摘举。不过，我们大致可以19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为界。上半叶，“浪漫主义”艺术蓬勃发展；下半叶，“现实主义”占据主流。但浪漫主义态度贯通整个世纪。此处我们所称的“浪漫主义”是指，艺术家努力表达内心深处的个人情感，有强烈欲望探索遥远的时空、幻想、民间传说、奇情怪事、新鲜主题、神秘事物。现实主义者更多关注贫穷卑微之人的生活，以更加坦诚的姿态观照前人不愿关注的、人类生活种种丑陋残忍之处。但这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因为，被丑陋不堪、令人反感的事物吸引的现实主义者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诠释了浪漫主义。他们和浪漫主义者一样，也把内心情感投射到外部世界上。他们描述欧洲新工业城市中出现的贫民窟，也是在找寻奇异神秘的主题。

新科技的影响

改变19世纪艺术形式的一大因素是新技术和新材料。建筑方面，钢筋混凝土创造出了比以前更高的建筑。1889年为举办巴黎世博会而建的埃菲尔铁塔高达300米，展现了钢材的惊人力量。19世纪80年代，商用摩天大楼在芝加哥首次落成。钢筋混凝土建造技术具备实际用途。音乐家用新乐器创造新曲新调。画家借化学新发现之功调制新色调。还有一些画家应用光线和视觉科学理论，在画面上挥洒色彩斑斓的小点，让观察者在远处洞察生趣盎然。纯色画面无法做到这一点。文学局限于已知词汇里，因此语言在19世纪发展缓慢。从这一角度来说，文学是当时最保守的艺术形式。

绘画和音乐

与文学相反，绘画是最激进的艺术形式。1875年前，人们一直将15世纪40年代意大利创设的画法奉为圭臬。根据这种传统，绘画应该看起来像“真人真物”。画家应严格遵循三维错觉规则在二维平面上创作。但在19世纪下半叶，以法国为主要创作地的部分画家开始排斥这种思想。他们希望自己的作品不再是让人们观看的“假窗子”，而是被观察的事物本身。为此，他们使用与自然色彩迥异的鲜艳色彩，用扭曲失真的图案模糊表达常见物体。其代表人物保罗·塞尚（1839年—1906年）、文森特·凡·高（1853年—1890年）和保罗·高更（1848年—1903年）斩断旧规则、旧限制羁绊，探索二维空间作画的种种可能性。

一战爆发前十年，新一代艺术家抛弃熟悉的形状，以俏皮新颖的方式扭曲视觉体验。亨利·马蒂斯（1869年—1954年）和巴勃罗·毕加索（1881年—1973年）是此类创新的佼佼者。他们扭曲日常形状、形式，抽取片段放在画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如果在不同时间、不同角度观察，这些画似乎预见了欧洲传统文化行将在两次世界大战冲击下断裂。艺术常常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在两次大战爆发前的岁月里，欧洲画家以异乎寻常的敏锐观察力洞见社会全景。这种独具一格的个人化表达方式，以及孜孜求索的态度对欧洲社会和欧洲文明具有普遍意义。

音乐家对十二音阶等新奇概念开展实验，但成效甚微。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1685年—1750年）和路德维希·范·贝多芬（1770年—1827年）创造的经典音乐范式无人撼动。理查德·瓦格纳（1813年—1883年）尝试创作融汇音乐、诗歌、戏剧场景为一体的最高艺术形式。他从德国民间故事和异教神话中搜寻歌剧主题，坚信歌剧可以瞥见、表达德意志民族精神。崇拜敬慕瓦格纳者不少。但他的观念——歌剧应扮演牧师角色也让很多人难以接受。秉持传统古典思想的音乐家有约翰内斯·勃拉姆斯（1833年—1897年）。在一定程度上，古斯塔夫·马勒（1860年—1911年）也是这种思想的捍卫者。

文学和新闻学

从16世纪开始，欧洲文学分裂为几大语言板块。19世纪，法语丧失通用语言地位。而在路易十四时代，凡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会说法语。欧洲文学更加多元化。作家自觉朝这一方向创作，向读者呈现个性化作品。这意味着，文学批评家不可能按照一个标准评价欧洲文学。但有一个因素对各地作家产生了影响。在欧洲各国，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公立教育，有阅读能力的人越来越多。从1850年起，西欧大国又设立了公共图书馆和借阅图书馆，实现了人人有书可读。

阅读普及的结果是，实用书籍、宗教论著、爱情故事、探险小说、儿童文学和其他通俗读物如洪流一般滚滚而来。靠写作小说、剧本、诗歌能够衣食无忧。著名作家尽人皆知，少数作家甚至成为民族政治英雄。比如，法国诗人、小说家维克多·雨果（1802年—1885年）。小说家将人类创造力发挥到极致。当时，小说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文学形式，致力于细致入微地探索人类境况复杂性。这个时代的小说巨匠有英格兰的查尔斯·狄更斯（1812年—1870年）、法国的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年—1880年）和维克多·雨果，俄罗斯的伊万·屠格涅夫（1818年—1883年）、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1881年）和列夫·托尔斯泰（1828年—1910年）。这些作家使用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的语言，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但作家也会朝相反方向追寻独创性。19世纪末，一群法国诗人，即象征主义者，将日常语法措辞用到极限，与同时期力破常规的巴黎画家如出一辙。

和伟大小说家一样，新闻记者也力求简洁明了。19世纪，报纸发行量剧增，周刊、季刊互为补充，政治、学术和文学问题得到广泛讨论，新闻记者作用日显。这些出版物塑造了公众舆论，并从1853年至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起开始左右政府政策和外交局势。19世纪末，欧洲政府和新闻记者互相施加影响，手段不外乎以下几种：透露小道消息、秘密赞助、以法律诉讼相威胁。除此之外，各大报纸为赢得发行量之争，采编低级趣味、耸人听闻的“黄色新闻”，专以揭露名人桃色事件和贪腐勾当为乐，并随意将公共事务诠释为个人和国家竞赛。

体育和大众娱乐

1850年后，体育赛事引起新闻记者关注。报纸发布比赛结果，公众对几项新运动产生兴趣。19世纪70年代，足球比赛规则确定，英格兰成立了全国性组织，自此风靡世界。足球有如此大热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设备简单，推广成本几乎为零。19世纪70年代，英格兰发明网球。最初，网球运动和同时期发明的美国大学足球一样，参与者以中产阶级和社会上层为主。19世纪60年代，自行车赛车风靡法国，流行程度和棒球在美国内战后的地位相当。借新闻报道之力，赛马、拳击、保龄球、板球等古老运动也壮大了观众队伍。1896年，奥林匹克运动复苏。各国以业余爱好、个人参与这一奥林匹克运动精神开展体育竞技。

其他大众娱乐形式也在欧洲工业城市繁荣发展。歌舞杂耍表演在各省巡回上演，为乏味单调的小城镇带去了一丝繁华都市气息。神父牧师和奋兴派人士往返各地布道，激烈声讨现代社会种种腐坏堕落之处，捍卫基督教真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许多合唱团、文学俱乐部、慈善组织和互助性教育联合会，给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增添了色彩。

1850年后，西欧传统乡村文化全线撤退。义务教育实施，农家子弟和城里孩子一起学习城市标准的语言和行为。有人倡议回归乡村旧俗，得到部分响应。比如，少数苏格兰人开始在庆典场合穿着褶裥短裙。但这是人为刻意举止。只有经济发展落后的东欧和南欧才将乡村生活范式完整传承到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