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教训——一把扇子与制度设计

一

清代的山西有个地主，培养干部从娃娃抓起，竟然为六岁的儿子捐了个官。确切地说，捐的这个“官”只是后备干部。这孩子等啊等，等到80岁的时候，终于当上了某地常务副市长——五品同知。这个黑色政治幽默，十分生动地刻画了候补官员等待上岗之苦。

进士出身的福建候补知县黄兰阶，不愿意这样傻等。1881年树叶飘零时节，他风尘仆仆奔到北京，求他父亲的发小儿、当今军机大臣左宗棠写个条子。

当知道黄兰阶的来意后，正直无私的左宗棠拉下了脸：

“你要是真有本事，上面迟早会用你，你搞歪门邪道就不对了。”

这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黄兰阶豁出去了：

“您是中兴名臣，本领够大吧，但是如果没有曾文正公鼎力推荐，您现在一定还在湖南老家种水稻吧！过去我也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现在眼见名字都不会写的捐官都安排工作了，读书人还有指望吗？再来第三次鸦片战争，朝廷还会输！”

左宗棠生气了：

“我看你适合回老家种水稻，看在你爹的分儿上，我送你几十亩水田够了吧！”

黄兰阶心情低落到了极点，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大街上瞎转。转到琉璃厂的时候，他的眼睛突然一亮。

黄兰阶发现，琉璃厂有不少店铺售卖仿冒的名人字画，包括左宗棠的书法。黄兰阶犹豫半晌，胆战心惊地买了一幅“左宗棠”扇面。

不久，闽浙总督何璋召集后备干部谈心，教育大家坚定信念，加强学习，随时准备接受国家挑选。轮到黄兰阶的时候，总督发现这家伙老是使劲扇扇子，弄得哗啦哗啦响。何璋心里烦透了，大声训斥道：

“就你这作风还想进步？现在都快入冬了，至于那么热吗！”

黄兰阶开始背台词：

“不好意思，扇子是北京一个大领导送的，我不敢离身呀。”

何璋拿过扇面一看，竟然是左宗棠亲笔题写的，吃惊不小：

“您认识左大人？”

黄兰阶从容作答：

“左叔叔是我爸爸的老朋友，几十年交情了。”

何璋一听，脸色煞白。下班以后，忙不迭向秘书诉苦：

“我一直以为他是土鳖一个，让人家坐了不少年冷板凳，这下完了！”

秘书却很淡定，轻声献上四字真言：

“特事特办。”

10天之后，黄兰阶揣着任命通知，到一个年年风调雨顺的大县当了县令。

不久，何璋找了个机会，专门拜见了左宗棠，诚恳地做自我批评：

“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像黄兰阶这样德才兼备的好干部，我们直到最近才发现，差点儿把人家耽误了。”

左宗棠哈哈一笑：

“小黄当官了？这小子去年找我写推荐信，让我骂回去了。我就说嘛，哪有领导不爱才的。”

何璋暗自庆幸：看来重用黄兰阶是对的，而且必须进一步培养。

回福建后，何璋不断给中央打报告，反复宣传黄兰阶政绩如何如何突出。“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黄兰阶荣升汀漳道员，领导着汀州、漳州二府，官阶四品，约等于今天的副省级。此时，距离他在闽浙总督府哗啦哗啦扇扇子，仅仅过去两年。

二

一把扇子竟然有这么大的魔力，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何璋突击任命、越级提拔黄兰阶之事，左宗棠心里到底有数没有，是配合默契演双簧呢，还是被蒙在鼓里？

左宗棠收复新疆、维护国家统一有奇功，学历很低（一直没考上进士）却封侯拜相，这样完美而传奇的高干在晚清实在太少，所以许多人宁愿相信，他是稀里糊涂上了当，阴差阳错帮了忙。也有人认为，左宗棠宅心仁厚，机敏过人，利用何璋巴结领导的心理，帮朋友的孩子找份工作，一没收黄家半个铜板，二没对何璋投桃报李，实在无伤大雅。

这些猜测都有一定道理，却非要害。关键的问题是，黄兰阶为什么要跑官、要官、骗官？假如他跟左宗棠八竿子打不着，或者在左家碰了钉子后，没去琉璃厂，没买那把魔扇，结局会怎样？

在封建中国历史上，清朝的政治腐败可谓登峰造极，吏治腐败是其最核心的部分。其中，捐官制度对吏治腐败起了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

清朝的捐官制度始于康熙朝，起初是作为弥补军费不足的临时性措施，名额有限，条件严苛，后来逐步泛滥成灾。从咸丰开始，内乱、外患不断，朝廷试图用大量增加捐官名额的办法，弥补严重的财政赤字；加上像黄兰阶那样，由吏部派到各部、各地等位子的进士源源不绝，后备干部队伍越拉越长。光绪年间仅一个湖北省，就有各级后备干部1 400余人。由于编制所限，萝卜与坑根本不成比例，等个10年、20年才上岗并不为奇；到死没过过一天官瘾的，也大有人在。这样看来，山西那个80岁“老干部”算是幸运的了。因此，当时社会上干脆称他们为“灾官”，意思是当了候补官，简直是活受罪。

尽管这么多干部不好消化，但假使选拔任用的制度设计科学规范，依照客观标准确定使用顺序，那么，即使晚解决甚至不解决，他们也不必想歪点子，继续自我完善就是了。起初，对后备干部实行的是双重管理，选拔任用工作主要由吏部负责，地方总督和巡抚也有考察权和使用建议权，权力既分散又有一定制约，两家画圈才算数。要同时打通吏部和督抚两道关节，难度确实不小。这种制度安排，对于防范用人腐败起了一定作用。

清朝后期中央权力式微，地方势力坐大，后备干部的管理使用权逐渐被地方侵吞。没有了吏部的牵制，督抚如鱼得水，干部是不是金子、要不要发光，全凭他一张嘴。谁送的钱多就用谁，一岗任命多人，今天任命、明天免职再任用他人，这些五花八门的敛财手法，实际上是一顶帽子反复卖，把200年来好不容易形成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破坏得一干二净。这让黄兰阶这样的穷书生心如死灰，假如他始终坚持不变“坏”，一辈子就交待了。

后备干部本来就穷困潦倒，如果上面没人罩着，那就只剩借债、上贡一条道。既然官帽子是花血本买来的，一旦逮着机会，他怎么可能廉洁自律？怎么可能不使劲捞？怎么可能把心思花在工作上？债主还在门口排着队呢！

就这样，买官的跟卖官的构成了一条生物链，环环相扣，各得其所，结果是官僚队伍急剧膨胀，贪污腐败明火执仗，人民负担进一步加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早已陷入泥塘的大清再也支撑不住，终于轰然倒下。说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就在于它能彻底摧毁政治统治的基石，连根消解政权的合法性！

没有制约的权力，是贪污腐败生态系统中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这张牌倒下之后，灾难便会此起彼伏、愈演愈烈，阻止起来成本高、效率低，十分被动。因此，在保持惩治威慑力的同时，腾出一只手来防范第一张牌倒下，是长久之策，也最为经济。不同的预防手段各有其价值，但具有工具性意义的还是制度。王岐山同志之所以强调“加强制度建设、实施制度创新”，道理就在这里。

“加强制度建设、实施制度创新”，意味着不仅要增加制度的“量”，更要提高制度的“质”。只有体现了权力制衡制约的规律和功能，制度才名副其实；权力制衡制约的充分程度，与制度的科学性、有效性成正比——黄兰阶的人生沉浮，为此提供了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