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教训——御史的冤屈



崇祯皇帝自杀后七个月，甲申年（1644年）的十月初十，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君主顺治皇帝在北京登基，第一次最高国务会议随即召开，讨论通过了一项影响深远的重大政治决策。

什么样的事情值得他们如此着急？让我们先回到明朝。

干部家属公车私用

据野史记载，大明的监察御史毛羽健，因为闹了点儿生活作风问题，据说捅了天大的娄子，甚至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

崇祯皇帝自缢处——景山，图为19世纪末的景山。

这件糗事发生的时候，离李自成进京只剩16年。此时，崇祯帝从他的哥哥、著名的木匠熹宗手中接过烂摊子刚半年。毛羽健在前朝就是监察御史，因弹劾奸臣被撤了职。新皇上正需要这样的干部，于是让毛羽健官复原职。

本应抓住机遇认真工作，但毛羽健有更重要的事做。

原来，他的太太脾气火暴，一不高兴就摔盘子打碗，还常到单位撒泼耍赖。毛羽健内心非常压抑，暗暗动了纳妾的念头。

在当时，纳妾是成功男士社会地位的象征。御史虽是小小七品，地位却很特殊。向下，对地方官的小问题可以自己做主，大问题能直接向皇上报告；向上，有权以小制大，查办他的上司——都察院的部级干部。而且，御史的政治前途特别好，只要外放，出任四品知府都不算提拔。

因此，纳个妾对毛御史来说，本是小事一桩，何况也不是没有相好的。无奈就是不敢开口。

毛羽健最终决定调虎离山，建议太太衣锦还乡一把。

太太多么聪明，她要看牢这个香饽饽，万一有啥情况呢？于是毛羽健又添上一句：

“你忘了吗，我是专管地方官的，我老婆千里还乡一回，下面能不认真对待吗？”

这句话很给力，第二天，太太就直奔老家湖北公安县。

太太刚上路，毛羽健就动员情人住到家里来。等太太风光够了回京，生米早已做成熟饭，这个妾不纳也得纳。

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外加不少银子表忠心，总算打动了姑奶奶。毛羽健心情好极了，请了三天假来陪新人。

第四天早上，毛羽健正要起床去上班，突然轰的一声，房门开了——竟然是太太大人！

母夜叉先把小妖精揍得鼻青脸肿，又以手指地，喝道：“跪下！”堂堂御史跪了整整一天一夜。

毛羽健死活想不通，她怎么会那么快回京？难道会飞？太太有一天心情好，得意扬扬地揭开了谜底：

“驿站！600里加急！懂吗？”

天哪，她竟敢动用国家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仅仅为了吃醋！

晚上，失去理智的毛御史奋笔疾书，给皇上写了个可行性报告，建议裁撤驿站，越多越好！

崇祯帝大为赞赏，当即指示把全国的驿站裁掉三分之一，遣散富余人员。省下来的60多万两银子，正好救军费之急。

崇祯不会算命，他无论如何想不到，陕西米脂县银川驿站的下岗职工中，有个不起眼的23岁小青年，名叫李自成。

大明的腐败重灾区

在崇祯皇帝上吊320年后，美国气象学家洛伦兹发现了一个奇特的天气现象：巴西的一只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引起美国得克萨斯的一场龙卷风。这就是“蝴蝶效应”。

自明王朝谢幕以来，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许多人认为，可怜的毛羽健就是那只蝴蝶。据他们推论，如果毛羽健没找情人，那他的太太就不会公车私用，他就不会写那份著名的奏章，李自成就不会去当闯王，历史将大大不同。

毛羽健自有他的问题，但这顶大帽子扣到他头上并不公平，因为改革驿站并没有错。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地貌复杂、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没有一个办法把首都与全国各地联系起来，中央的统治一天也不能维持，几千年的大一统局面根本无法形成。聪明的古人发明了水陆驿站，从战国到民国初年，绵延了3000年之久。

驿站几十公里设一个，职能是传递重要信息、运送军政人员，是今天机要通信、政府接待宾馆、民航铁路高速路的合一。作为帝国的生命中枢，它不以营利为目的，是个大把烧钱的事业单位。

历代对驿站的管理都很严格，基本规矩都一样：非执行公务不得使用、滥用驿站，违者一律严惩。唐玄宗动用驿站为杨贵妃送荔枝的事情，极其罕见。

明朝的法纪也是越往后越松弛。起初，朱元璋的老乡、开国大将唐胜宗，利用职权偷偷讨了驿站的便宜，朱元璋毫不犹疑地革去其侯爵身份，降级使用；吉安侯因私外出，找关系借了回驿站车马，以为领导不知道，结果被公开通报批评。

明中期以后，皇帝普遍不热爱本职工作，有的好几十年不上班，有的天天和女朋友们泡在一起，崇祯的前任则专注于木工活。这么大的家没人管，国家治理混乱不堪，驿站成了腐败重灾区。

一是制度设计本身就有问题，为滋生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明朝的驿站制度十分野蛮，虽说是国家事业单位，却基本依靠民办，驿站的运转经费、驿站产生的额外费用，大都摊派到老百姓头上，巧立名目乱摊派则更多。老百姓还要无偿提供、喂养驿用马匹，自掏腰包给马看病，马死了还得再补上一匹，各项服务苦役也通通由老百姓出力。

所以，老百姓无论如何拼命种田，最后都会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这种把农民当奴隶的制度设计，培育了明火执仗、无休无止的集体腐败，也使得官民矛盾没有半点儿调和余地。驿站实际上就是一座活火山，大明就坐在火山口上。

二是越来越没规矩，驿站成了公费旅游的工具、财政支出的大漏斗。中央政府除了发放通行证，其他都由驿站说了算，谈不上管理和约束。正如毛羽健在他的报告中所说：按规定，介绍信由兵部签发，完成任务后必须按时交回。但是现在却是有去无回，正经出差的反而要等待。介绍信用水洗一洗，填上下一个使用人姓名，如此循环使用。驿站干部也不细看，因为他自己也经常公车私用。

有权有势的人自己公费旅游也就算了，连家属和亲戚朋友也跟着沾光，甚至搞违法行为。毛羽健的太太公车私用，都不需要老公打招呼。在她之后，四川有个大领导去世，他的弟弟违反规定，使用驿递送遗体回乡，其实棺材里装的是他哥哥搜刮的金银珠宝。

明王朝此时已是寅吃卯粮，哪里经得住这样造！

三是来来往往的各级官员，个个要求提高接待标准，伸手要钱要物。如果服侍不好，他们就虐待马匹致死，或者说行李被偷了，逼得驿工花钱消灾。毛羽健说“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丝”，一点儿没夸张。

但是驿站领导对此视而不见，因为岗位就是摇钱树，还能利用职务之便结识贵人。他们喜欢做的是以工作需要为由，一再增加摊派数量，或要求中央追加财政预算。

那李自成这些人为什么不主动离职呢？那是因为，大饥荒之年，驿工有项诱人的“福利”：吃客人的剩饭！

四是根本没有人愿意出头管这事。肩负保土安民职责的地方官本该站出来干预，至少也要向朝廷反映情况吧？多数地方官从克扣驿站经费中得了利，乐得维持现状。个别正直的即使能做到不揩油，但也不愿意得罪人。海瑞是明代最有名的清官，敢说敢管，还批评过前来视察的上级领导，后来也变“成熟”了。

在这件事上，他最大的贡献是留下了几句大实话，描绘了地方官的真实心态：客人嘴大，稍不如意，麻烦就会没完没了，老百姓不高兴又能怎样？反正钱不是我出，“取之百姓之身为之也”！

其实许多官员也明白，真到了老百姓有苦没处说、国家积重难返的境地，就来不及了。早在驿站弊端还不是很明显的明初，监察御史方孝孺就提出相关意见。

在毛羽健提建议的20多年前，张居正的改革曾让人眼前一亮。

张居正深知，改革和反腐都要趁早。不从根子上改革弊政，腐败就会按下葫芦浮起瓢；不严惩寄生在弊政里的蛀虫，改革就推不动。他试图推行驿站官办，让农民交赋税了事。

然而，改革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拼命抵制，再加上后来他自己屁股也不干净，不久一切又回到起点。

从方孝孺到毛羽健，200多年就这样过去了。到毛御史写报告的时候，无论是改革弊政还是惩治贪官，都已失去时机。

此时的明王朝，内外交困，财源枯竭，所有官员混一天算一天，只为腐败忙活。清军虎视眈眈，逼近山海关。饥荒严重到人们不敢外出，出门就可能活活被吃掉。陕西本来土地贫瘠，饥荒最为严重，人们不是易子而食，而是直接吃亲人的尸体。

朝廷认为外敌威胁更大，不但舍不得拿钱赈灾救命，反而加征战争税。于是陕西就成了农民起义最多的省份，规模比较大的就有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马守应等农民起义军，小股的不可胜数。陕西驿站系全国最多，太迟的改革不但引起了贪官污吏的愤怒，还将许多下岗职工推入绝境，扩大了农民军的兵源。

也就是说，在东西夹击、天灾人祸之下，腐败不堪的明王朝具备了垮台的所有条件，不是亡于陕西的农民军，就是亡于东北的清军，迟一天早一天而已。

至于不是别人，而是李自成攻入了北京，则完全是历史的偶然，跟毛羽健没有一毛关系。“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顺治抓的第一件大事

明朝拖了200多年的事，清朝立马就办。

爱新觉罗家族一直在研究明朝的政治得失。他们发现，腐朽不堪的驿站制度伤害了太多的底层百姓，是造成明末内乱不止的重要原因。如果没有紧迫感，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根本性改变，老百姓会认为大清和大明是一路货，大清没准就是第二个李自成。何况作为少数民族政权，想在汉人的海洋中立足，本来就没什么优势。

这就是顺治皇帝上台第一天，首先解决驿站问题的动力。驿站新政的基本思路是改革、反腐两手抓：

一是驿站改民办为官办，老百姓由承担一切，变为依法缴纳驿站税了事。喂养马匹、提供粮草和人力服务事宜，政府拿钱来买。二是收税之后，不得再向百姓摊派费用；经费不够的，由中央政府拨付。三是对于抵制改革、继续从中渔利的，一律严惩不贷。

新朝刚开张就做出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此前半年，李自成临走时一把火烧了崇祯皇帝的办公室。由于没钱修整，顺治的登基大典和这次重要会议，都是挤在一个小房子里进行的。国家百孔千疮，全国尚未统一，各地反清复明活动方兴未艾，军费支出有增无减，财政状况朝不保夕，自己却把钱袋子扔了，这日子还过不过？

清政府算的是政治账。新政堵住了驿站这个无底洞，迅速而有效地缓解了社会矛盾，无数家庭欢呼雀跃：终于有时间种地了，能给孩子盖房子娶媳妇了。据《清会典事例》记载，基层干部收购粮草的时候，还会压价讨便宜，但老百姓毫不在乎，因为最要命的负担没有了。

为了体现坚定的政治决心，清政府以铁腕保障改革。直隶肃宁县令阳奉阴违，继续乱摊派。事情败露后，竟谎称因为驿站经费困难，地方大户看不下去，主动捐献的。县令和帮他说话的直隶总督、保定巡抚一起坐牢法办。

从那次会议开始，直到康熙朝前期，清政府常抓不懈20多年，基本解决了困扰明朝的一大祸害，再也没有反弹。清朝入关后迅速获得了群众支持，还做到了长期执政，连退场也退得体面，与可怜的崇祯完全不同，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