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的新经济政策

武帝的开拓事业，论范围，论时间，都比秦始皇的加倍，费用自然也加倍。军需和边事有关的种种工程费，募民实边费（徙民衣食仰给县官数年，政府假与产业），犒赏和给养降胡费，使节所携和来朝蛮夷所受的遗赂——这些就不用说了，光是在元朔五、六年（前124年至前123年）间对匈奴的两次胜利，“斩捕首虏”的酬赏就用去黄金二十余万斤。武帝又厉行水利的建设。他先后在关中凿渠六系，其中重要的是从长安引渭水傍南山下至黄河的长三百余里的运渠、为郑国渠支派的“六辅渠”和连接泾渭长二百余里的白公渠。又尝凿渠通褒水和斜水长五百余里，以联络关中和汉中，可惜渠成而水多湍石，不能供漕运之用。这些水渠和其他不可胜述的水利工程，又是财政上一大例外的支出。加以武帝笃信幽冥，有神必祭，大礼盛典，几无虚岁。又学始皇，喜出外巡行，却比始皇使用更豪爽。元封元年第一次出巡，并登封泰山，所过赏赐，就用去帛百余万匹，钱以“巨万（万万）”计。可是武帝时代的人民，除商贾外，并不曾感觉赋税负担的重增，这真仿佛是一件奇迹。

汉朝的赋税是格外轻的，在武帝以前只有四项。一是田租：自景帝以后确定为三十税一。二是算赋和口赋：每人从十五岁至五十六岁年纳百二十钱，商人与奴婢加倍，这叫作算赋；每人从三岁至十四岁的，年纳二十钱，这叫作口赋。三是郡国收来贡给皇帝的献费：每人年纳六十三钱。四是市租：这一项是专为工商人而设的。这些赋税当中，只有口赋武帝加增了三钱，其余的他不曾加增过分文。此外他只添了两种新税。一是舟车税：民有的轺（小车）车纳一算（百二十钱），商人加倍；船五丈以上一算。二是工商的货物税：商家的货品，抽价值的百分之六（缗钱二千而一算），手工业者的货品征税减半，这叫作“算缗钱”（货物的价值听纳税者自己报告，报不实或匿不报的，罚戍边一年，财产没收，告发的赏给没收财产的一半，这叫作“告缗”）。无论当时悭吝的商人怎样叫苦连天（据说当时中产以上的商人大抵因“告缗”而破家），这两种新税总不能算什么“横征暴敛”。

那么武帝开边的巨费大部分从何而出呢？除了增税，除了鬻爵（民买爵可以免役除罪，武帝前已然，武帝更设“武功爵”，买至五级的可以补官），除了募民入财为“郎”、入奴婢免役，除了没收违犯新税法的商人的财产（据说政府因“告缗”所得的财产以亿计，奴婢以万计；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多顷；宅亦如之）外，武帝的生财大道有二：新货币政策的施行和国营工商业的创立。

武帝最初的货币政策，是发行成本低而定价高的新币。以白鹿皮方尺，边加绘绣为皮币，当四十万钱，限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须用此作礼物。又创铸银锡合金的货币大小凡三种：龙文，圆形，重八两三的当三千；马文，方形的当五百；龟文，椭圆形的当三百。又把钱改轻，令县官镕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后因三铢钱轻小易假，令更铸“五铢钱”。又由中央发行一种“赤仄钱”（赤铜做边的），以一当五，限赋税非赤仄钱不收。但银币和赤仄钱因为低折太甚，终于废弃，而其他的钱币因为盗铸者众，量增价贱。针对这些问题，武帝实行了币制的彻底改革。一方面他集中货币发行权，禁各地方政府铸钱；另一方面他也统一法币，由中央另铸新钱，把之前各地方所造质量参差的旧钱收回镕销。因为新钱的质量均高，小规模的盗铸无利可图，盗铸之风遂息。汉朝的币制到这时才达到健全的地步。集中货币发行权和统一法币的主张是贾谊首先提出的。

武帝一朝所创的国家企业可分为两类：一是国营专利的实业；二是国营非专利的商业。

国营专利的实业，包括盐、铁和酒。酒的专利办法是由政府开店制造出售，这叫作“榷酤”。盐的专利办法是由“盐官”备“牢盆”等煮盐器具给盐商使用，并抽很重的税，同时严禁民私造煮盐器具。铁的专利办法是由政府在各地设“铁官”主办铁矿的采冶及铁器的铸造和售卖。盐铁官多用旧日的盐铁大贾充当。

国营非专利的商业有两种。其一是行于各地方的。以前郡国每年对皇帝各要贡献若干土产，这些贡品有的因为道路遥远，其本身的价值还不够抵偿运费，有的则是在半途就坏损了。有人给武帝出了一条妙计：让这些贡品不要直运京师，而是拿来做货本，设官经理，运去行市最高的地方卖了，得钱归公。这叫作“均输”。其二是行于京师的。武帝在长安设了一所可以叫作“国立贸易局”的机构，网罗天下货物，“贱则买，贵则卖”。这叫作“平准”。当时许多商人都被这贸易局打倒，这是可想见的。

均输、平准和盐铁专利终西汉之世不变，唯榷酤罢于武帝死后六年（前81年）。是年郡国所举的“贤良文学”议并罢盐铁专卖，主持这些国营实业的桑弘羊和他们做了一次大辩论，这辩论的记录便是现存的《盐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