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之围——各怀鬼胎

历史大观园历史教训 2020-06-23 17:34:16 0

渔猎民族的生活与外交

关于女真人的生活，最生动的记述来自马政的儿子马扩的记载。 [1]

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十月末，马政使团来到了金太祖阿骨打的营地。他们停留了大约一个月，正是这时，马扩给我们留下了关于女真最生动的记载。出身武学的马扩也让女真人大开眼界。

之前，渔猎的女真人对文人治国的北宋怀有很深的偏见，认为南朝（即北宋）只会文章，不会武艺。马扩反驳说，宋朝也有会武功的人，文武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阿骨打让人拿来弓箭，想试一试马扩的身手。他指着一处积雪给马扩当目标，马扩立刻张弓搭箭，连续两发，全都射中。金人对这个武学出身的青年开始有了好感。

接下来，宾主双方上马打猎。在打猎途中，阿骨打传令，如果有野兽出没，女真人不得射第一箭，这个权力必须留给北宋使者。

当他们来到森林时，从林子里跳出来一只黄獐，马扩毫不犹豫一箭毙命，阿骨打拍手叫好。马扩由此获得了一个称号“也立麻力”，翻译成汉文，就是“善射之人”。

获得了女真人尊重的马扩也有机会与他们同甘共苦，深入观察他们的生活。

女真人的生活非常简单，就连金太祖也居住在帐篷中，只是偶尔有一两间简陋的屋子，可供皇帝暂时休息。行军时，阿骨打就坐在一张虎皮上。

女真人最喜欢的活动是围猎。他们分成部落，通过抽签决定出发顺序，两骑之间相距五步到七步，整个队伍有一二十里长。作为皇帝，阿骨打总是在队尾殿后的位置。

这条线状的队伍将一片地区围拢起来，逐渐收缩，直到首尾相接组成一个圆圈。在围拢之前，如果有野兽从圈内窜出来，人人都可以争相射杀，但如果有野兽从外面向里面窜，则必须请金太祖先射。

队伍首尾相接后，如同蛇一样继续穿插着形成一条螺旋线，直至密密匝匝二三十圈，随着内部区域的缩小，里面的野兽四散逃窜，被金人射杀。

马扩敏锐地观察到，金人在战场上的排兵布阵也大都是从围猎演化而来 [2] ，这个马上民族之所以善战，在于马背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猎获完毕，阿骨打铺开虎皮坐下，众人将猎物做熟了，开始吃饭。金人的餐食除了粳饭之外，还有盐渍的韭菜、野蒜、长瓜，剩下的都是各种肉食，煮熟的、烤的、生吃的，如猪、羊、鸡、鹿、兔、狼、獐、麂、狐狸、牛、驴、犬、马、鹅、雁、鱼、鸭、蛤蟆等。金人用随身携带的刀子边割肉边吃，显得极其原始。

马扩同时还注意到，虽然阿骨打还保持着极端的朴素作风，女真的子弟们却已经开始追求奢华生活。阿骨打不盖宫殿，不要人伺候，但他已经从辽国上京俘虏了不少乐工，在屋外演奏音乐助兴，那些贵族子弟学着玩乐，阿骨打也不以为意，装作看不见。

阿骨打的最重要的谋臣，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粘没喝。粘没喝的汉名叫作完颜宗翰，而北宋的人们习惯上称他为粘罕。粘罕是国相撒改的儿子，他在金国侵宋的过程中，是最坚决也是功劳最大的，但在接见北宋使节时，他们父子也对马扩赞赏不已，“善射之人”的名号就是撒改提议的。

从马扩的记载来看，金人和宋使打成一片，仿佛是一家人那么亲近。但事实却总是让人惊诧。

实际上，马政出使的任务完全没有完成。

马政一行来到金国，他们发现宋徽宗备忘录中列在首要位置的事件都被金人否定了。

比如，阿骨打承认燕地数州已经许诺给北宋，由北宋进行收复。但当马政谈到西京和山后诸州时，阿骨打却表示没有这回事。

阿骨打的否认也让这件事成了千古之谜——女真到底有没有将西京所代表的山后诸州许诺给北宋呢？

如今，支持正方观点的原始文件只有赵良嗣本人所写的《燕云奉使录》，其中记载，当赵良嗣提出燕地也包括了西京和山后诸州时，阿骨打声称只要捉拿了辽国皇帝，就把西京交给北宋。 [3] 其余的文献都是引用他的回忆录，不能算是一手资料。

关于山后诸州，金国与北宋的国书上并没有记载。之后，金国也从来没有承认这一点。那么，当初阿骨打到底是否许诺了西京呢？

最大的可能是双方的确讨论了西京的问题，但由于是非正式场合，阿骨打说完之后并没有当回事，忘记了。赵良嗣反而将这句话记住，写入了回忆录。阿骨打的本意是只还燕京和山前诸州。另外，当时女真刚刚获得了辽国的上京，还没有时机考虑更多的地理问题，也没有理解西京的重要意义。

宋徽宗反而更加注重西京，听赵良嗣汇报后，一定要澄清西京问题。当马政再带着这个问题回到阿骨打处，阿骨打已经更加了解了西京的重要性，加之这个问题并没有写入国书，即便在非正式场合提到过，也可不作数。

阿骨打甚至跟他的手下谈到，女真要想强大，必须占据山后诸州，以及获得燕地的人民。否则怎么制衡北宋？如果达不成协议，连山前诸州也一并拿过来，大兵压境，北宋又有什么办法？

反而是粘罕劝说阿骨打，宋朝之所以疆域如此广阔，一定有足够的军事实力，还是要和它搞好关系为上。

在马扩所写的吃肉饮酒背后，实际上是刀刀见血的国际关系较量。而之所以送他们去打猎，也是不和他们谈实务，只是吃喝玩乐罢了。

这里就有一个国际上的外交问题：在谈判中双方都会做无数的许诺，到底哪些许诺可以当真？哪些许诺说过就需要忘记？

答案是：只有写入正式文件的，才是双方必须遵守的。口头承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可能被赖掉。更何况许多许诺都只是说一下，甚至说的时候都是无意识的。

除了西京和山后诸州，马政的另一个问题是营平滦三州，阿骨打也一口否决了。这样，宋金的协议就变成了只针对燕京和山前诸州。

关于夹攻的日期也没有定下，由于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定论，金国再次派出原来的使者与马政一并去往北宋，继续谈判。

但这时，不仅金国内部对和谈出现了疑虑，就连北宋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夹攻辽国已经不是宋徽宗需要处理的最重要的事情了。两场突如其来的起义震撼了北宋朝廷。宋徽宗一直重用朱勔等声色犬马之人，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太大恶果。但在最关键的时刻，报应来到了。

主动权拱手相让

宣和二年十月，也就在马政到达金国营地时，在东南方的睦州（现浙江淳安），一个叫作方腊的人决定起兵对抗北宋政府。

睦州坐落于山谷之中，物华天宝，是个富裕之地。方腊是当地一个家境不错的商人，拥有自己的漆园，这样的人本来是北宋社会的中流砥柱，却由于朱勔的花石纲受到了骚扰。

由于皇帝将搜刮东南方物的特权授予了朱勔，他的造作局不断地从各地获取皇帝喜爱的东西。从一块石头到一棵树、一个盘子，任何他看上眼的东西都不惜一切代价拿到。不好运输的，就把人家的院墙、大门拆掉，将院子刨空。所谓送给皇帝也只是借口，这些东西只有少部分真的运到了汴京，其余大部分都落入了朱勔父子的腰包。人们送朱勔一个称号：东南小朝廷。 [4]

除了自己受到骚扰，方腊发现周围的受害者也越来越多，对花石纲充满了怨气，于是决定联合民众一同起兵。他自号圣公，建元永乐，带有很强的道教色彩。 [5]

一个多月后，起义军已经占领了杭州，郡守赵霆弃城逃走，制置使陈建、廉访使赵约被杀，起义军纵火六日。由于有着明确的仇恨目标，方腊的军队将所有能抓住的官吏都折磨致死，要么乱箭齐射，要么肢解、掏出肥肠，要么将人熬油。第二年春天，又攻陷了婺州、衢州、处州，骚扰了秀州。

北宋为了镇压方腊，已经无力进行北伐，于是，联金攻辽的事情退居二线了。皇帝原本派出童贯准备北伐事宜，从西北与西夏接壤的环庆路和鄜延路（现陕西和甘肃一带）调来了更加善战的士兵。但这些士兵来到中原，并没有北上，而是突然被调到了南方，在童贯的率领下去镇压方腊了。

方腊起义，一共破了六个州、五十二个县，平民死亡二百万以上。

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四月，方腊事件终于平息。抓住方腊的就是后来的名将韩世忠。他当时只是参与镇压的将军王渊的一名裨将。但方腊事件中获益最多的，却是宦官童贯，他的名声更加响亮了。

在宣和三年二月，北方的宋江也起兵反对朝廷，在海州（现江苏连云港）被张叔夜击败。

这两次起义的时间都不长，却由于发生的时间太敏感，直接打乱了宋朝的经济计划。本来北宋的财政就捉襟见肘，不断靠加税筹集北伐资金。皇帝却不得不把钱重新分配到镇压起义上，影响了北伐。另外，北宋灭亡后，当南宋高宗逃到东南，那儿正是方腊曾经起兵的地方，原本储存着大量的粮草，却由于镇压方腊耗光了，让原本孱弱的新政权更是举步维艰。

同样是宣和三年二月，在二月二十七这一天，金国使臣锡剌曷鲁与大迪乌高随，随着出使金国的使节马政等人，在登州登陆，准备前往汴京去完成外交使命。但在登州，他们却被守将滞留了下来。原来，守将知道掌管与金人和议事宜的童贯已经调往了南方，如果这时将金使送往京城，只会让他们看到朝廷的一片混乱景象，不如等童贯结束了征讨，再安排他们进京。

金使并不知道北宋的情况有了变化，对他们来说，滞留使臣就意味着对和约的背叛，他们非常愤怒，甚至想不经过守将的安排，徒步到京师去。

宋徽宗迫不得已，才下诏让马政等人引金使到京师等待。

五月初一，金使到了京师国门，由于童贯还没回来，接待金使的是国子司业权邦彦，以及观察使童师礼。对于如何处理金使，大家意见也不一致。由于北伐与谈判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了，童师礼认为应该以辽国知道了他们的和约为借口，将金使打发回去，不再理睬。但权邦彦却认为这样是北宋违背了和约，给金国留下了把柄。既然事情由童贯负责，不如就等童贯回来再做决定。于是，金使又在京师等了三个多月。 [6]

八月份，童贯终于回来了，但童贯的意见又和当时的宰相王黼不合。经过一番争议之后，宋徽宗终于采纳了宰相的意见，用一封模棱两可的信将金使打发了。这封信充分体现了汉语的博大精深，它几乎什么都没说，但也没有否定和约，等于将皮球踢回了女真一方。 [7]

不过，这招看似不错的棋，却留了一个死穴。宋徽宗含糊地应承说同意最初的讨论，而没有指出双方的矛盾之处。在女真人看来，就是大宋皇帝同意了阿骨打的意见，即北宋只谋求燕京和山前数州。如果和约从此失效，宋金再也不联系了，倒也无所谓。可一旦和约重启，北宋有求于金国，就意味着自己已经理亏了八分，再想争取利益就难了。

另外，宋廷也没有再派使者，只是将皇帝的书信交给金使，就把他们打发走了，这让女真人感到北宋的悠忽不定，不像是诚实的人该做的。

八月二十，金使离开了京城，宋徽宗可以松一口气了。但他不知道，就在他忙于镇压方腊叛乱时，战争的天平已经再次倒向了阿骨打。

突然加速的灭辽竞赛

天祚帝保大元年二月，辽国的宫廷斗争达到了高峰。辽国天祚帝一共有四个儿子，长子习泥烈是昭容所生，次子晋王敖卢斡出自文妃，剩下两子（秦王定和许王宁）出自元妃。

在四个儿子中，最贤能的是次子晋王，文妃也深受爱戴。这引起了更受宠的元妃的猜忌。元妃和哥哥枢密使萧奉先污蔑文妃和姐夫达曷里、妹夫耶律余睹谋反，天祚帝于是杀死了文妃和达曷里，一年后又赐死了亲生儿子晋王。只有耶律余睹逃走了。

耶律余睹逃到了金国，受到了皇帝阿骨打的重用，成了金国重要的谋臣。在耶律余睹的帮助下，金国进攻辽国的计划更加清晰。

但即便到了这时，金国仍然没有发起进攻。阿骨打等待的是北宋的消息。他没有违背与北宋夹击辽国的誓言。

十一月，出使北宋的使臣终于回来了，他们带来了宋徽宗的信件，却没有带来新的使臣。阿骨打一看就明白：北宋又爽约了。

他立刻下令对辽国的中京发动进攻。在耶律余睹的引路下，由阿骨打的弟弟国论勃极烈吴乞买（后来的金太宗），以及将军粘罕、兀室率领，进攻中京。第二年正月十三，辽中京陷落。 [8] 到这时，金国已经占领了辽的上京、东京和中京，掘了辽国皇帝的祖坟，接下来，就是向辽国仅剩的两京，也是燕云十六州的核心区——南京和西京——前进了。

对于金国更有利的是，辽国的天祚帝并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就在失去中京的同时，天祚帝首先想到的是逃跑。如果他留在南京（燕京），等阿骨打打过来，他连逃跑的地方都没有，辽国的疆域本来就是一块疆界不甚清晰的区域，只有西北方才有更广阔的部落区域供他隐藏。于是，天祚帝将南京事务交给了燕王耶律淳，宰相张琳、李处温，自己则逃往了燕山以北的鸳鸯泺（现河北省张北县西北安固里淖）。听说耶律余睹成了带路人，他杀掉了亲儿子晋王，随后在白水泺（现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东北黄旗海）被金人击溃，又逃往了西北部的云中地区（即大同附近），又从云中逃往一个叫作夹山的地方（可能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面大青山）。金人一直尾随他，将云中、朔州、蔚州等地都拿下，西京也在四月份被拿下，金国获得了辽国的西部地区。

在燕京留守的李处温见天祚帝只知道逃跑，与诸位大臣商量另立皇帝，参与的人有都统萧干，以及大臣耶律大石（后来西辽的建立者）、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康公弼等人，他们一同来到耶律淳的府邸，请耶律淳即位。

耶律淳并不情愿当皇帝，但在众人的哀求下，勉为其难登上了宝座，号称天锡皇帝，将远方的天祚帝降为湘阴王。

此时的辽国实际上分裂为两部分，分别是天锡帝控制的燕云地区，以及天祚帝名义上控制的西部、西北、西南，但这些地区主要是各个蕃部，并不是直属领地。至于上京、中京和东京地区，大都已经陷入女真之手。

四月，即天锡帝即位一个月后，首先想到要和北宋搞好关系，毕竟宋辽已经维持了百年的和平，他们也并不知道宋金的外交情况。天锡帝派出宣徽南院事萧挞勃也、枢密副承旨王居元，到宋辽边界的白沟，希望得到北宋的承认。但北宋以天祚帝还活着为由，拒绝承认天锡帝的政权，将辽使赶了回去。 [9]

宋徽宗之所以不承认天锡帝，是因为他也在准备进攻辽国。金国迅速进攻时，宋徽宗首要的任务是润色他的御制《艮岳记》。随着艮岳接近完工，需要一篇特别的文章来纪念它。就在辽中京即将陷落时，即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正月初一，宋徽宗完成了《艮岳记》，将这片皇家园林吹嘘得天花乱坠。 [10]

十三天后，辽中京陷落，宋徽宗才想起来，必须尽快出兵燕京，才能避免落在金国后面。一旦金国首先攻克了燕京，北宋想要拿回来就困难了。

三月十七，金国从西北方给北宋代州的守军发来了军牒，声称金国已经占据了山后地区。由于辽国的居民纷纷从金国占领地区逃往北宋境内，金军发牒，要求北宋边境守军不得收留难民，否则后果自负。 [11]

军牒传到皇帝处，更增加了出兵的急迫性。

四月，就在天锡帝派遣使臣前来时，宋徽宗却派遣童贯任宣抚使，率领十五万兵马北上收复燕京。这一仗，是北宋能否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关键。

大军定于十四出兵。宋徽宗从斋宫的端圣园中出来观看出兵仪式，他给童贯的命令分为上中下三策。所谓上策，指的是如果燕京人民列队欢迎北宋的军队，宋军就乘机顺利拿下，恢复旧疆土；中策是，如果辽国天锡帝再识趣一点，向大宋称臣，就保留他的藩王地位，这等于是收复了旧土，但燕京还是交给契丹人统治，只是恢复了名义统治权；所谓下策，就是燕京人民不想回来，天锡帝也不想称臣，那很可能就陷入僵持局面了。 [12]

四月二十三，童贯驻军前线的高阳关。

五月初九，宋徽宗任命蔡京的儿子蔡攸作为童贯副手。蔡攸显然是去分功的，因为他认为这次战役只是一次走过场，大宋必胜无疑。五月十二，在辞别皇帝时，正好有两个貌美的侍女站在皇帝身边，蔡攸请求说：“等臣得胜归来，希望陛下将她们赏赐给我。”如果在平时，索要皇帝的女人是死罪，但宋徽宗却笑了起来，没有责备的意思。 [13]

五月十三，童贯将前线大军分成了两路，东路军的中心在雄州，由名将种师道指挥，屯扎在前线附近的白沟；西路军的中心在广信军（现河北保定徐水区西），由另一位著名将领辛兴宗指挥，屯扎在范村。

在所有的将领中，最著名也最有经验的是老将种师道。 [14] 种师道长期在西北方与西夏对峙，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他并不赞成与辽国作战，认为宋辽已经息兵上百年，不应该挑起战端。但他仍然遵从了童贯的调遣，率兵上阵。他名义上是指挥官，却处处受到童贯的节制，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图指挥军队作战。

雄州知州和诜向童贯献策，他认为燕京人民早就欢迎宋军驾到了，应该以攻心为原则，降下黄榜和大旗，告诉人们攻打辽国是不得已，并严明军纪，不准抢杀，如果辽国守军能够率城投降，就授予节度使的官职。

童贯听后大喜。为了贯彻这条计策，童贯派了张宝 [15] 、赵忠两位使臣前往燕京，劝说天锡帝投降。天锡帝将两人砍了头。另一位使臣赵翊被派往了易州，希望劝说那儿的守军史成投降，被史成抓起来送往燕京，随后也被砍了头。

既然天锡帝不识趣，就只有兵戎相见了。

五月，童贯派遣名将种师道率兵逼近。辽国开始感到恐慌。但童贯仍然没有做好出兵的心理准备，宋军也没有越过两国边界。童贯还是希望通过压迫，让天锡帝投降。他再次派遣了一位使臣前往燕京。童贯选择了数次出使金国的马扩，希望借助他的视野劝说辽国服从。鉴于前面几位使臣刚刚被斩杀，使臣已经成了高危职业，但马扩还是欣然前往。

马扩这次出使充满了惊险。在离开前，他已经预感到了危险，对童贯请求了三件事：第一，严肃军纪，不要让士兵抢财物，也不要接受下属的供奉；第二，不要杀降，攻心为上；第三，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要在乎使者的安危。

五月十八，马扩过了宋辽分界的白沟，到了新城（现河北高碑店），辽国派接伴使迎接。也是在同一天，辽国大将耶律大石率领两千骑兵屯驻新城。

马扩出使的路上有上百燕京父老询问他情况，其中有一个人叫作刘宗吉。

刘宗吉夜间求见马扩，告诉他辽国看似嚣张，但其实军力有限。比如这次出军，号称两千骑兵，实际上只有四军大王（统帅契丹、渤海、奚、汉四军）萧干的三百多骑兵是经过战争考验的，其余还有六七百军马，但都是纨绔子弟，没有打过仗。这些军队都在白沟北岸结营，士兵很懒散，马也是散放的。如果宋军得到消息，能够迅速掩杀过来，就能把这部分辽军精锐打败。

刘宗吉希望马扩给他写几个字，好到宋军阵营将消息传递过去，立一大功。马扩立刻照办，不仅写了字，还将童贯送的新鞋分出一只来交给刘宗吉做信物。

由于刘宗吉的情报，马扩更有了底气，前往燕京也更加理直气壮。他在燕京城内和辽国大臣们激烈地辩论着，甚至告诉他们，大军压境，只在旦夕，一定要认清形势。

但这种说法最初还管用，后来似乎辽国人不在乎他的恐吓了。马扩这才听说，原来宋军已经吃了败仗，刘宗吉已经死了。

回溯到五月二十六，种师道的部队遭到了耶律大石的袭击。之前，他在白沟之南驻扎，当童贯得到了刘宗吉的情报，听说辽军非常弱小之后，逼迫种师道赶快过河侵入辽国的领土。

种师道迫不得已，只好在蓝沟甸过河。但他的军队刚刚过了一小部分，就遭到了耶律大石的袭击。裨将杨可世的部队是损失最严重的，其余的部队只好回到了白沟之南。刘宗吉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被杀的。 [16]

五月二十九，耶律大石和萧干派遣使者责备种师道毁约。种师道自知理亏，便向童贯请示该怎么办。童贯慌了神不做指示，北军越过边界杀来，南军向雄州且战且退，由于风雨大作，士卒惊走，互相践踏死者也不少。 [17] 另外，西路军在范村方向也吃了败仗。

这两场败仗，将宋军的无能展现给了辽军。

马扩在燕京恰逢种师道（杨可世部）的第一次失败，他感到了性命之忧。他立刻强词夺理告诉辽人：我是为了和平目的来的，刘宗吉找我，是想投降大宋，作为大宋的使臣，我自应该为他牵线搭桥写封信，有什么错？杨可世的军队是来纳降的，不是来打仗的，在渡河过国界之时就已经领受了不可作战的命令，所以才会被不明就里的辽军打败。辽军自以为得胜，实际上是杀了不少为和平目的而来的宋人。

马扩自以为必死，他在忐忑中等了三天。五月二十九，突然来了一位叫作王介儒的官员，宣布将他放回，并一路陪同他前往宋境。

在路上，王介儒和马扩的谈话成了解读边境地区人民心理的一把钥匙。 [18]

王介儒看到路边村庄一片兵荒马乱，感慨说：“两国太平了上百年，白发老人都没有见过战争，一旦兵戈再起，能不悲伤？！你们总是说燕京父老都在怀念大宋，殊不知自从契丹获得了燕云十六州，已经过去了近两百年，燕京父老对辽国难道没有感情？”

马扩争论说：“大宋之所以夺燕京，是因为金人打过来了，皇帝为了救燕京父老，不得不收复它。”他把大宋比作燕人的亲爹，大辽比作燕人的养父，责备燕人不能只看养父，不顾亲爹。

虽然离开了燕京，但马扩的危险还没有过去。当晚在新城住下，王介儒突然告诉马扩，在白沟的四军大王萧干突然要求见他。于是，马扩最危险的时候来到了。萧干已经知道了是马扩推荐刘宗吉来攻打自己的，这下报仇的时候到了。

幸运的是，萧干为了准备与种师道的战事，抽不出时间来，只好让耶律大石代替他见了见马扩。耶律大石也指责宋军不守信义，但没有加害马扩，将他放走了。

马扩一路上最想不通的地方就是，根据观察，辽国的军事力量并不强，宋军又有十几万大军，只要掩杀过来就势如破竹直捣燕京。但为什么宋军的军事行动一直犹犹豫豫，没有全力而上呢？到了童贯处，他发现了真相。

在童贯处，当马扩向他汇报时，他的属下都站在周围咬牙切齿，恨不能立刻杀了马扩，比契丹人都激动。

原来，当种师道遇到抵抗之后，童贯及其属下立刻害怕了，责怪马扩传递了错误情报，才死了这么多人。他们以为辽军还很强大，不敢出兵攻击，只一味采取拖延战术。又为了推卸责任，向皇帝上报，说契丹人很强大，所以才吃了败仗。

替罪羊也都找好了。根据童贯命令，种师道于六月初三退守雄州。他是一位合格的将军，虽然吃了败仗，却尽量保持了军队的完整，不至于大败。所谓败仗也只是因为受到了童贯的干扰，无法按照自己意图作战导致的。但种师道成了替罪羊，被迫退休。受到处罚的还有雄州知州和诜，以及高阳关守侯益，因为他们不断地宣称辽军很弱小。这和童贯的论调正好相反，童贯吃了败仗之后一直宣称辽军很强大。

在一片汹汹声中，马扩保全了性命。童贯没有指责他，反而偷偷安慰他，但让他保持沉默，不要再拿辽军弱小的说辞来迷惑人。

六月初六，童贯将辽使王介儒送回。临走前王介儒还耿耿于怀指责北宋出尔反尔，燕京人民已经习惯了在大辽生活。

六月十二，皇帝下令班师。宋军第一次收复燕京之战在一片乱糟糟中落幕。这场战争没有达到收复燕京的目的，反而产生了两个后果。第一，宋徽宗的财政又不够用了，只好加了酒税和买卖田宅的契税， [19] 北宋人民的负担加重了。

第二个更加危险。当宋军出征的消息传到了女真耳中时，皇帝阿骨打已经占领了西京。在燕京的问题上，阿骨打却犹豫不决。由于宋徽宗送回了他的使者，却并没有指定夹攻的日期，那么，金军是否应该进攻燕京呢？

如果不进攻燕京，一旦北宋军队拿下了燕京，就有可能以燕京是他们自己打下来的，金军没有提供帮助为借口，不再支付岁币。如果金军抢先攻下了燕京，把宋军排除在外，就占领了整个辽国。阿骨打的眼中看到的是北宋的岁币，他更愿意用燕京去换取众多的金银、布帛和奢侈品。

他决定再派一个使团到北宋询问情况。这个使团于五月十八从金军营地出发，使团成员包括徒孤旦乌歇、高庆裔等人。 [20] 阿骨打给宋朝皇帝的书信中专门强调了大金的武功，并说明燕京的天锡帝耶律淳已经派人去请和，大金只是碍于与北宋的和约在先，才没有同意，他希望北宋皇帝告诉夹攻的日期。

使臣需要先到高阳关去见童贯，再去京师见皇帝。也因为这样，路上行程花了更长的时间，直到九月初三，他们才进入国门见到了宋徽宗。

就在女真使团在路上时，传来了另一个消息：大辽天锡帝耶律淳在南京去世了。

天锡帝即位不久，在六月就得了病。 [21] 恰好这时，天祚帝在西北方突然决定召集人马返攻燕京，他收复了朔州、应州等西北州县，天锡帝听说后，病情加重。但天祚帝的攻势并没有维持太久，金军就夺回了朔州和应州，将他再次打回了西北的夹山。不过天祚帝再次远离并没有给天锡帝帮上忙，他六月二十四就去世了。

天锡帝死后，燕京政权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宰相李处温想投降北宋，并事先做了准备，但另一个权臣萧干捷足先登，抢先立了天锡帝的皇后萧氏为皇太后，天祚帝的次子秦王为皇帝，权力掌握在萧后和萧干之手。他们杀掉了李处温，继续与北宋对抗。

萧后和萧干对汉人不信任，这让辽国上下更加离心离德。宋朝也乘机让童贯和蔡攸重新治兵，由于种师道已经辞退，这次带兵的是河阳三城节度使刘延庆。 [22]

虽然天锡帝去世带来了好机会。可是，宋朝国内却弥漫着浓厚的机会主义色彩。比如，刘延庆虽然接受了带兵的命令，可是他私下以为，最好稳重一点，不要进军，干脆让女真的兵马进入居庸关，攻克了燕京，我们再用岁币把燕京买回来，这样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收复失地，才是万全之策。 [23]

在这种论调的笼罩下，宋徽宗和大臣们与金国使臣相周旋，他们达成了互不追究以前失约的共识，决定将和约继续推行下去。皇帝和大臣们对金国使节大献殷勤，允许他们在皇帝的宫殿里享宴。九月十八，宋徽宗下令由赵良嗣担任正使，马扩担任副使，从登州海道出发，与女真使者一道启程，履行最后的约定。

宋徽宗在国书中仍然采用了模糊战术，继续表示一切都依照前约。但在事目中，却有了不少变化。首先，他仍然强调要燕云所有州县（包括山前、山后诸州）都一并收复；其次，他解释道，宋军已经打了不少胜仗，只是为了守约，才没有占据燕京；最后，宋徽宗又在进军次序上让了一步，以前是让金军必须在关外等待宋军收复燕京，不准入关，但现在表示只要是双方夹攻，谁先进攻燕京都可以，不管谁攻下来，北宋都照样会向金国缴纳岁币，隐藏的意思是，哪怕金国收复了燕京，也必须卖给北宋。

这些观点放在一起是矛盾的，一方面宣称自己大胜，另一方面又指望金军收复燕京。马扩看完大吃一惊，大叫大事去矣。

宋徽宗更画蛇添足的是，在事目中还尽力诋毁西夏，说西夏帮助了辽国的天祚帝对抗金国，希望将战火引到西夏去。这种做法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让金国更看不起。

不管怎么说，皇帝这次看上去是想尊重和约精神。但实际上，九月十八，皇帝刚把金使和宋使送上路，几天之后他又改变主意，决定依靠宋军自己的力量完成收复。促使皇帝做出改变的，是另一件事：九月二十三，也就是使臣出发五天后，突然传来了辽国大将郭药师投降北宋的消息。 [24]

【注释】

[1] 《茅斋自叙》，原出于《三朝北盟会编》，但现在《奉使辽金行程录》做了一个很好的辑本，本书首先参考该书的记录。

[2] 《茅斋自叙》：“其行军布阵，大概出此。”

[3] 《燕云奉使录》：“良嗣问阿骨打：‘燕京一带旧汉地汉州，则并西京是也？’阿骨打云：‘西京地本不要，止为去拿阿适，须索一到，若拿了阿适，也待与南朝。’”原注：阿适，天祚小字。

[4] 参考《宋史·佞幸传》。

[5]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方腊之乱》。

[6] 《三朝北盟会编》引《北征纪实》：“时童贯捕方腊，宣抚东南未归，而女真使人同马政等复至。时上深悔前举，意欲罢结约，有旨谕女真使人可复回也。”

[7] 《三朝北盟会编》：“八月，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皇帝阙下：远勤专使，荐示华缄，具承契好之修，深悉封疆之谕。惟夙惇于大信，已备载于前书。所有汉地等事，并如初议。俟闻举兵到西京的期，以凭夹攻。顺履清秋，倍膺纯福。今孛堇曷鲁、大迪乌回，有少礼物，具诸别幅。专奉书陈谢，不宣。谨白。”

[8]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徽宗·宣和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