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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的学术

不论什么事情,都有创业和守成的时代。创业时代,诸家并起,竞向前途,开辟新路径;到守成时代,就只是咀嚼,消化前人所已发明的东西了。两汉时代的学术,正是如此。

当战国时代,百家并起,而秦是用商鞅而强国,用李斯而得天下的。秦始皇又力主任法为治,这时候,法家之学,自然盛行。楚、汉纷争之时,纵横家颇为活跃。然而天下已定,其技即无所用之。不久,也就渐即消沉了。在汉初,最急切的要求,便是休养生息,黄老清静无为之学,当然要见重于时。所以虽有一个叔孙通,制朝仪,定法律,然而只是个庙堂上的事,至于政治主义,则自萧何、曹参,以至于文帝、景帝,都是一贯的。

但是在汉初,还有一个振兴教化、改良风俗的要求。这种要求,也是君臣上下同感其必要的。汉人教化的手段,一种是设立庠序,改善民间的风俗。一种便是改正朔、易服色等。前者始终未能实行,后者则未免迂而不切于务,而且行起来多所劳费。所以汉文帝等都谦让未遑。武帝是个好大喜功之主,什么兴辟雍、行巡守、封禅等,在他都是不惮劳费的。于是儒家之学,就于此时兴起了。

自秦人焚书以来,博士一官,在朝廷上,始终是学问家的根据地。武帝既听董仲舒的话,表彰六艺,罢黜百家。又听公孙弘的话专为通五经的博士置弟子。于是在教育、选举两途,儒家都占了优胜的位置。天下总是为学问而学问的人少,为利禄而学问的人多。于是“一经说至百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儒家之学遂臻于极盛了。

汉代儒家之学,后来又分为两派:便是所谓今古文,为学术界上聚讼的一个问题。所谓今古文者,今文便是秦以后通行的隶书,古文则指前此的篆书。古人学问,多由口耳相传,不必皆有书本。汉初经师,亦系如此。及其著之竹帛,自然即用当时通行的文字。这本是自然之理,无待于言,也不必别立名目的。然而后来,又有一派人,说前此经师所传的书有缺误。问其何以知之?他说:别有古书为据。古书自然是古字写的。人家称这一派为古文家,就称前此的经师为今文家。所以今文之名,是古文既兴之后才有的。话虽如此说,然而古文家自称多得到的书,现在都没有了。其所传的经,文字和今文家所传的,相异者极少,且多与意义无关。所以今古文的异同,实不在文字上而在经说上。所谓经说,则今文家大略相一致;而古文则诸家之中,自有违异的。大约今文家所守的是先师相传之说;古文家则由逐渐研究所得,所以如此。

西汉最早的经师,便是《史记·儒林传》所列八家,这都是今文。东汉分为十四博士。其中《春秋》和《谷梁》是古文。《易经》的京氏,也有古文的嫌疑。其余亦都是今文。古文家说《书》有逸十六篇,但绝无师说,所以马融、郑玄等注《书经》,亦只以伏生所传二十八篇为限。而逸十六篇,今亦已亡。礼有《逸礼》三十九篇,今亦无存。《春秋》有《左氏》,未得立。今古文之学,本来各守师传,不相掺杂。到后汉末年,郑玄出来,遍注群经。虽大体偏于古学,而于古文无所专主,都是本于己意,择善而从。适会汉末之乱,学校废绝,经学衰歇。前此专门之家多亡。郑说几于独行。三国时,出了一个与郑玄争名的王肃。其学糅杂今古,亦与郑同。而又喜造伪书。造作《伪古今文尚书》和《伪孔安国传》《孔子家语》《孔丛子》等,托于孔子之言以自重。于是今古文之别混淆。后人欲借其分别,以考见古代学术真相的,不得不重劳考证,而分别真伪,也成为一个问题。

学术之兴替,总是因于时势的。在汉代,儒学虽然强盛,然而在后汉时,贵戚专权,政治腐败,实有讲“督责之术”的必要。所以像王符、仲长统、崔寔等一班人,其思想颇近于法家。后来魏武帝、诸葛亮,也都是用法家之学致治的。在思想上,则有王充,著《论衡》一书,极能破除迷信和驳斥世俗的议论却不谈政治。这是其所研究的对象有异。至其论事的精神,则仍是法家综核名实的方法,不过推而广之,及于政治以外罢了。

在汉代,史学颇为发达。古代史官所记,可分为记事、记言两体。现今所传的《尚书》是记言体,《春秋》是记事体。又有一种《帝系》及《世本》,专记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系的,这大约是《周官·小史》所职。《左氏》《国语》,大约是《尚书》的支流余裔。此外便是私家的记录和民间的传说了。在当时,是只有国别史,而没有世界史;只有片段记载,而没有贯串古今的通史的。孔子因《鲁史》修《春秋》,兼及各国的事,似乎又世界史的规模,然而仍只限于一时代。到汉时,司马谈、迁父子,才合古今的史料,而著成《太史公书》,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体。后人去其世家,而改书之名为志,所以称此体的历史,为“表志纪传体”。班固便是用此体以修《汉书》的。但其所载,以前汉一朝为限,于是“通史体”变为“断代体”了。兼详制度和一人的始末,自以表志纪传体为佳;而通览一时代的大势,则实以编年体为便。所以后汉末年,又有荀悦因班固之书而作《汉纪》。从此以后,编年和表志纪传两体,颇有并称正史的趋势。

文学:在古代本是韵文先发达的。春秋战国时,可称为散文发达的时代。秦及汉初,还继续着这个趋势。其时如贾、晁、董、司马、匡、刘等,都以散文见长。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等,则别擅长于词赋。西汉末年,做文章的,渐求句调的整齐、词类的美丽,遂开东汉以后骈文的先声。诗则古代三百篇,本可入乐。汉代雅乐渐亡,而吟诵的声调亦变。于是四言改为五言。而武帝立新声乐府,采赵、代、秦之讴,命李延年协其律,司马相如等为之辞。其后文学家亦有按其音调,制成作品的,于是又开出乐府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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