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不归——喋血督府



总督赵尔丰刚刚把运动中的代表拘捕起来，成千的“民众”就已经包围了总督府，时机契合得就好像是事先排演过的一样。数百人冲进总督府大堂，枪声响起，惨案铸成。全城戒严，“水电报”群发……

众官员簇拥着赵尔丰一起到了大堂。而此时，人群已经冲过了几道警戒线，冲进了仪门。赵尔丰下令警卫发出警告，但是三通警告都无人理睬……

1911年9月7日。小雨淅淅沥沥地笼罩在成都的上空。

已经过了晌午，总督府内外人声鼎沸，一片忙乱。数百人已经冲进了总督府，他们左手持着光绪皇帝牌位，右手拿着香，闹嚷着。警卫部队一退再退，终于退过了仪门，后面就是大堂，退无可退。

65岁的赵尔丰站在大堂门口，全副朝服，花白的胡子在秋风中颤抖，四川省政府的高级干部都站在他的身后。他们本是要在这里接见民众代表的，人群却不理会，毫无秩序地只顾往里冲。

赵尔丰下令军士们喊话：“快举代表，不许冲进牌坊。”这牌坊就在仪门和大堂之间，但人群根本就不听。再度喊话：“不许再冲一步，否则就开枪了！”失控的人群直冲过牌坊，到了大堂的檐下。再度警告：“快退下去，再冲上来，就开枪了！”人群继续冲进大堂，这里已经是总督的办公区域了。赵尔丰长叹一声：“挡不住了，没有法了！”

枪声响起……

商榷书or宣战书

两天前（9月5日）的上午，川路公司股东会开会前，农事试验场场长朱国琛及刘长叔（其父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杨允公等，守在会场门口，向与会的股东代表们分发一份他们撰印的传单。在川路闹事以来，分发传单早已是家常便饭，即使不少人都知道朱国琛的“党人”（革命党）身份，也不惊异。连主席台上的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也取了一份，翻一翻，没说什么。谁都没有料到，这份名为《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是同盟会精心设计的一根导火线，它即将引起一场颠覆整个中国的血雨腥风。

这份商榷书，在描述了国家面临的巨大外患之后，提出了四川的“现在自保条件”和“将来自保条件”。

保路纪念碑，在四川成都人民公园内。

“现在自保条件”有四条：一是保护官长，但怪异的是并非依靠军警保护，而是要由同志会“选定殷实精壮子弟，多至百名”来保护；二是维持治安，也是要依靠同志会力量，一旦因罢市出现“乱民乘机肆扰”，“乃兴大兵弹压，迫令解散”，却含糊地没提“大兵”是政府现有兵力，还是另组兵力；三是一律开市、开课、开工，因为罢市、罢课、罢工损害太大，应该另谋办法；四是各项租税由各州县的议会“妥善存放”。

而“将来自保条件”则多达15条，除了发展铁路、航运、实业、教育等民生事业外，还提出编练国民军、建立兵工厂等敏感建议，直接提出了枪杆子的问题。

至于自保经费，他们估算为2000万两，并且乐观地说，全川7000万人口，若纳税人口在4000万，则每人每年才负担5钱。

更为重要的是，商榷书在最后明确提出，对待反对者“应以义侠赴之，誓不两立于天地”。换言之，就是毫无商榷的杀无赦。

这份商榷书就是脱离中央政府、自备武装的一份“独立宣言”！

当天晚上，藩司尹良将提法司周善培等司道官员及驻军司令、陆军第十七镇统制（师长）朱庆澜请到藩司衙门。尹良激动地说：“大家想必都看见自保商榷书的传单了。我早说争路不只是争路，其间定有文章，大家不相信，今天该明白了，再不想法，我们就要被看管起来了。”

从日后的发展来看，尹良的嗅觉的确十分敏感。这份商榷书，正是加剧官民对抗，火上浇油，给“革命”创造机会的一次策划。后来有史家赞赏这是一种灵活的斗争方法，既激励人民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又保全了革命党的实力。如此一来，保路运动的主角——立宪派们和政府渐渐被逼上了对决的绝路。

根据周善培的回忆，尹良说完这番话后众官员们沉默良久。尹良随即问朱庆澜：“这以后是你的责任了，要你来保护我们了。你的兵能打仗不能打仗，这时候全听你一句话来定办法了。”

朱庆澜在屋里徘徊良久，说：“陆军里的议论都是主张争路的，命令他们打匪，他们一定去打；如果命令他们打同志会，就怕指挥不动。”巡警道徐樾也表示，如果罢市还不结束，警方也就无法继续维持秩序了。

尹良听了，气馁地坐下。周善培于是提出，事到如今，只能再集体致电中央政府，请收回国有成命，让川路继续商办。众人于是公推周善培起草电文，电文中先汇报了商榷书的大概，然后提出，情势至此，“非偿还已用之款、撤换李稷勋所能了事”，要求川路继续商办。电文最后说，考虑到情况危急，如果三天内还收不到中央政府回电指示，省里就将“矫旨办理”，以便先稳定大局。

众人都赞同，尹良只是一个劲地叹息。此时已经晚上10点半，众人便打电话给总督府，请求面见赵尔丰。睡梦中的赵尔丰被叫醒，尹良问他是否看到了商榷书，赵尔丰不屑地说：“这不过是在罢市之外又添一个捣乱的办法，都是办不到的事，不必管它。”

司道们把电报稿给他看，他看到“矫旨”二字便大皱眉头，说：“这可不是随便玩的。”周善培就讲了些历史上矫旨的故事，劝说道：如果能把大局定下来，中央政府是能理解矫旨并且还会嘉奖；如果中央政府不采纳这个电文则大局必坏，那时也无所谓什么个人利害得失了。赵尔丰沉思之后，终于点头同意。

此时，赵尔丰已经接受了尹良对商榷书的看法，认为这是一份彻头彻尾的叛逆宣言，并且怀疑是蒲殿俊等人在背后策划。

逼上绝路

次日，一切都出奇地风平浪静。平静的后面，暗流涌动。

9月7日上午8点，各司道及川路公司高管们冒雨到藩司衙门开会，这是他们自从罢市以来每天的例会。但尹良却没出现，下属们说他生病了，在上房忌风。

众人闲扯了一个多小时，正准备散去，尹良忽然派人来通知，说是接到了邮传部的回电，请大家一同到总督府看电报去。

9点半钟，众人赶到了总督府，结果在客厅里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尹良和赵尔丰都没露面，问警卫，警卫则说总督正在开会。众人无聊，有的打瞌睡，有的抱怨，有的干脆走出总督府到街上买烧饼油条。

中午12点，门外传来了军队跑步前进的整齐步伐声，众人都觉得惊慌和奇怪。十几分钟后，警卫来请司道官员先入内晋见。众官员在另一间客厅里见到了朝服整齐的赵尔丰和尹良，赵尔丰劈头宣布：“天天请你们设法请大家开市，你们不肯帮忙，市不能久罢下去，我不得已，已经把闹事的几个人扣留了，以后不劳诸位了。”说完，也不等司道们说话就送客。官员们莫名其妙地退出客厅，正想各自散去，却又听说总督府已经被闻讯前来请愿的人群围堵，出不去，只好耐心等待。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此时，留在原客厅里的保路派们已经被赵尔丰的卫队看管起来。现场被拘禁的有蒲殿俊、罗纶、颜楷、邓孝可、王铭新、江三乘、叶秉诚、彭芬等人。另外，胡嵘则在督练公所被捕，而蒙裁成、阎一士则稍晚自请逮捕，分别押于巡警道署和华阳县署。

彭芬日后写下了详细的回忆，说当时“步枪、手枪、砍刀环绕目前，有不枪决即刀劈之势”。就在他们几人要血溅当场的关键时刻，成都将军玉崑应邀赶到。赵尔丰征求玉崑意见，欲将所逮捕人众一律处决。玉崑则问赵尔丰：“诸被逮者，均系士绅，非匪人，徒以政见不合，责任难卸，非叛逆也。季翁何弗请旨？”赵尔丰说：“有奏无批。”玉崑便说：“此事非请旨不可，弟不能任此责也。”遂不肯签字，告辞而去。他这样一说，弄得赵尔丰也不敢下手了。

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了蒲殿俊、罗纶等保路运动领袖，并查封了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图为当时报刊发表的成都惨案图。

遗憾的是，这段惊心动魄的刀下留人的故事，极有可能是彭芬事后杜撰的。据其他更为可靠的史料（秦枏《蜀辛》）显示，玉崑当日根本就未到总督府开会，在玉崑当天晚上发给北京的家书中也丝毫没有提到刀下留人的惊险故事。玉崑恰恰是对这些保路者们最无好感的少数省领导之一，在次日的家信中，他认为：“此次肇乱之根由，实因劣绅数十名暗中煽惑愚氓，心藏谋为不轨；加之行政诸公，胆识庸暗，题目未看清楚，所以乱萌忽起。幸蒙朝廷密旨，令赵严拿首要。”他完全赞同赵尔丰采取强硬手段。在这封家信中，玉崑说赵尔丰“将十一人留署花厅，饬军队周围严守，仍备饭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赵尔丰想将他们置之死地。

其实，朝廷早已多次发电，要求赵尔丰缉拿保路运动首要，先行正法。如果赵尔丰真要痛下杀手，既不需要玉崑的同意，也不存在什么请旨的必要。从日后赵尔丰与这些人并不恶劣的关系看，他此时只是软禁了他们而已。

有人失望了，他们本希望赵尔丰大开杀戒的。既然赵尔丰不开枪，逼他开枪的第二步棋开始启动了——赵尔丰刚刚把人拘捕起来，成千的“民众”就包围了总督府，时机契合得就好像是事先排演过的一样。

下午1点钟，赵尔丰再度召集被困在总督府的司道们，愤怒地说：“他们消息真灵通，又聚众起来，要求释放被扣的人。一天不开市，这些人就得扣留一天。”众人正说着，警卫进来禀报，人群已经冲进了总督府。

赵尔丰说：“让他们派代表，我有话对他们说。”警卫出去，不久即回：“他们不举代表，要一齐见大帅。”赵尔丰说：“好吧，我们到大堂上去见他们。”

于是，众官员簇拥着赵尔丰一起到了大堂。此时人群已经冲过了几道警戒线，冲进了仪门。赵尔丰下令警卫发出警告，但是三通警告都无人理睬；人群冲进了大堂，赵尔丰下令开枪。

枪响之后，人们扔掉手中的光绪皇帝灵牌和香，掉头往外跑。根据周善培的回忆，死者共七人，五人是冲进来的民众，两人则是总督府的轿班。而同志会的报告宣称共有三十多人被打死。

这就是辛亥革命史上著名的“成都惨案”。开枪之后，赵尔丰立即发出告示：“朝廷旨意，只拿数人，均系首要，不问平民。首要诸人，业已就擒，即速开市，守分营生。聚众入署，格杀勿论。”并迅速派兵查封了保路运动的几处宣传基地。

美女失踪

冲击总督府的民众，据说本来聚集在提法司门前示威，早上10点就聚集了，听说总督抓捕川路高层后，才冲入总督府。但这一巧合，与其他一系列巧合一起，令惨案的真相至今还蒙着一层层的面纱。

人群是从西辕门冲进总督府的，而守卫这一侧的是同情保路运动的朱庆澜的新军部队。士兵们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连退四条防线，始终一枪未放，开枪的实际上是赵尔丰的卫队。后来有人问朱庆澜为何不下令开枪，他说：“就算我下令了，新军也绝对不会开枪的。”

守卫总督府另一侧的是田征葵统辖的老式城防军。田征葵是对保路运动极为痛恨的，事后的很多平乱行动，城防军都坚定地服从赵尔丰的指挥，表现了远高于新军的对政府的忠诚。

说起田征葵对保路运动的痛恨，除了对“劣绅”裹挟和煽动百姓闹事看不顺眼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的女儿曾被暴民掳走三天。

那是一周前的七月初七，彭县在萧曹庙举行庆祝土地会社戏——萧曹庙就是纪念西汉名相萧何、曹参而建的庙宇。散戏时，人群从县署前络绎而过，正好与一名华贵美女迎面而过，众人为其美色大惊，便停下来围观美女，估计也有不少起哄的。美女进了县衙紧邻的征收局（征收租股的办事机构），人群却依然拥在门口不肯退去，纷纷议论着，这个标致的女人应该就是局长夫人。

群众的“色眼”也是雪亮的，美女果然是征收局局长唐豫桐之妻、田征葵的千金。堂堂局长夫人被人公开骚扰，而且居然围堵不去，看热闹，说“咸”话。唐豫桐愤怒之下，命令保安驱散人群，但无效。他一发急，下令开枪警告。但在保路运动几个月的荡涤下，官府的地位已十分低下，人们根本就不在乎，依然哄闹着并不散去。如此，开枪警告数番无效，唐豫桐竟然下令平射。

枪声过后，人群中倒下了一批起哄者。这下激起了众怒，正在兴头上的民众没想到近来很窝囊的官府居然还敢动硬的，群情汹汹，立时就把征收局给砸了。混乱之中，护花失败的唐局长躲进了隔壁的县署，逃过一劫，但他那美女夫人却宣告失踪，三天后才被找回。这三天中，田美女究竟有着怎样的遭遇，史无记载，其父田征葵本是政府中主张强势立场的官员之一，从此添加了“家仇”，更是恨透了保路运动，成为日后镇压保路运动的主力。

彭县的突发事件，半夜传到了成都，赵尔丰立即召见川路公司的高层彭芬等人，商议对策。田征葵“愤恨不可遏”，要求当场逮捕川路公司这些煽风点火的领导人。彭芬辩解说县署与征收局紧邻，闹事者只砸了征收局而没有砸县署，且所有公款都安然，其中必然另有隐情，非派人实地调查后不能下论断。赵尔丰听了觉得有理，就让彭芬等人离去。各个阵营的回忆录都认为，这一事件令田征葵成为保路运动“最凶恶的敌人”。辛亥革命后，田征葵带着女儿、女婿试图逃回湖南老家，半道上在九层岩江面上被重庆的蜀军政府抓获，未经审讯就直接枪杀在督军大院内，传首城中。至于美女被骚扰乃至被掳三天的幕后真相，亦成了一个永远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