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不归——“不顶不是四川人”



地方行政长官首鼠两端，火上浇油；黑白两道通吃的富家子弟一呼百应，新成立的同志会会场里声震屋瓦、群情亢奋。时人将这场运动比喻为“大波”，但在汹涌的集体无意识波浪中，大多数的人只是盲从而已。

郭沫若日后在回忆这次大会时，深深钦佩罗纶有本事，把在场的股东“捏成了一团粘土”。当谈到借款危害到国家存亡时，“坐在后面的多伏案而泣，巡警道派去维持秩序的警察亦相视流泪。会场几无一人不骂盛宣怀，无一人不骂邮传部”。

岳府街简直快成集市了，水泄不通。那道又厚又宽又高的砖砌影壁后足有七八丈见方的小广场上，也黑压压地挤满了人。

这里位于成都市中心，离总督府只隔了几条街，本是雍正、乾隆年间名将岳钟琪的府第，闹中取静，是一个“肃静、回避”的所在。文武全才的岳钟琪是整个清代官位最高、功勋最重的四川人，乾隆皇帝称之为“三朝武臣巨擘”，也是成都茶馆摆龙门阵时“格老子”们最为自豪的老乡。

川汉铁路建设之初，岳家后代顾全大局，将这座府第卖给了川汉铁路公司（也有说是捐出来的），这里就成了川路公司的总部——巍峨堂皇，倒也符合川路公司“二政府”的身份。

这一天，1911年6月17日下午，川路公司在此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商讨如何应对铁路收归国有。

哭场

岳府是老式建筑，并没有大会堂，便在一个以前演戏的天井内搭了一个大棚。戏台子则正好做了讲坛，各色人等便在这里粉墨登场。台上摆了张案桌，两旁和靠壁则是太师椅，端坐着川路公司的主要领导人。天井周边的廊下、台阶上也满是人，足有300多，虽然闹哄哄的，却秩序井然。

中国北方铁路护卫队（摄于1909年）。

主持人摇铃后，全场肃静了下来。

首先发言的是41岁的董事邓孝可。邓孝可刚刚因为一篇充满激情的《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而闻名全川。他是重庆奉节人，曾经留学日本，其父是重庆“洋火”（火柴）富豪邓命辰，这些都注定了邓董事与台下张着嘴巴傻看的股民们有着巨大的区别。

邓孝可显然很擅长调动情绪。他通报的是川路收归国有的基本情况，但他讲到一半便开始抽泣，边哭边讲，边讲边哭，会场气氛逐渐凝重起来。

邓孝可完成了会场气氛的预热，随后一位“很白皙的胖子”登上讲坛，向满场的人行了一礼。胖子用洪亮的声音说道：“各位股东！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盛宣怀给我们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一字一顿地，随后便号啕大哭起来。这一下子，人们被邓孝可的前戏撩拨得早已按捺不住的情绪，也开始全面释放出来。

这胖子名叫罗纶，南充人，34岁，四川省谘议局副议长，也是富家子弟，其父精医道，而且是哥老会的大哥，黑白两道通吃，与台下的草民兼股民自然不同。

人群中，18岁的嘉州（乐山）少年郭开贞也在兴奋地听着。日后，他以“郭沫若”的笔名记录下了全场痛哭的高潮细节：

（罗纶号啕大哭后）满场也都号啕大哭起来——真真是在号啕……

——“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汪……”

——“我们要反对，我们誓死反对！汪汪汪……”

——“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

连哭带叫的声音把满场都哄动起来了。罗纶在坛上哭，一切的股东在坛下哭，连在场的警察、公司里跑动着的杂役都在哭，不消说我们在旁边参观的人也在哭。已经不是演说，不是开会的事了，会场怕足足动摇了二三十分钟。

接着还是罗纶，以他那很宏大的声音叫出，在他看见会场稍稍在镇定的时候：

——“我们的父老伯叔！我们，我们，我们，要誓死反对！”

——“我们要誓死反对！”砰的一声在桌上一拳，坛下也同声的反响了一声，大家也在自己的席上砰的一拳。

——“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方面我们要联络本省的人，另一方面我们要连络外省的、全国的同胞，我们要一致反抗，反抗到底！达不到目的，我们四川人要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

——“赞成！”

两三百人同声叫出的这“赞成”的一声，要用古式的修辞来形容，说它是“声震瓦屋”。

就这样，铁路总公司的第七次股东大会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川汉铁路的“保路同志会”……

同志会

郭沫若回忆这次大会时，深深钦佩罗纶有本事，把在场的股东“捏成了一团粘土”。当谈到借款危害到国家存亡时，“坐在后面的多伏案而泣，巡警道派去维持秩序的警察亦相视流泪。会场几无一人不骂盛宣怀，无一人不骂邮传部”。一种集体无意识已经被有意识地调动起来了。

群情亢奋之下，立即宣布成立同志会，选举领导人。刚才还在痛哭的罗纶推举川路公司的董事、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担任会长，自荐为副会长。其下成立了总务股、文书股、交际股、游说股四个部门，也都有人自告奋勇出任部门负责人，显见是早有计划的。

游说股也就是同志会的宣传部，由罗纶亲自担任负责人，当场招募分赴四川各地的游说员。四川谘议局机关报《蜀报》主笔朱山是宜宾江安人，被称为“蜀中报界之巨擘”，此时自告奋勇担任川东游说员。

朱山健步登上讲坛，也学其他人的样子，在桌子上猛击一拳，却不小心打到了一只茶碗里，顿时鲜血直流。这是小小的意外事故，后来同志会将此细节宣传为朱山刺破手指表示决心，其立意、高度就完全不同了。

在汹涌的集体无意识波浪中，大多数的人只是盲从而已。图为四川嘉定民工打架（摄于1910年）。

郭沫若记载道：“这朱先生竟有这样的热烈，真是有点出人意料。不过就是这位自荐为川东游说员的朱先生，走到重庆，竟跑到督办铁路大臣、带着剿办四川使命而来的端午帅那里儿去当幕府去了。这虽然是后事，但也后得并不久，这真是使我有点怀疑，怀疑当时从事于运动的指导者究竟有多少是出自诚意。”

这位朱先生，当时已经是同盟会的秘密会员，在民国建立后曾担任江安县首任知事，但随即被川督胡景伊以“测量成都五担山，企图炮轰都督府”罪名斩首，终年仅26岁。

组建了领导机构，每个大萝卜都找到自己的坑之后，同志会就开始招募会员及各部门的志愿者。

人群中的另一少年、19岁的成都人李劼人，后来在著名的纪实体小说《大波》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

入会签名处人山人海，主人公站了好一会，才在第三本簿子眼前拾到一管毛笔，但前头一个穿绸衫、拿折扇、约莫四十年纪的人，一条指头粗细的发辫歪搭在肩头上，躬着腰俯在簿子上，还在写，居然一人就把剩余的三页白纸全写满了，都是狂草单名，细细一看，居然都是“赵龙、钱虎、孙彪、李豹”一类《施公案》《彭公案》上面的名字。

主人公愤然道：“这搞的啥名堂！”

那人回头说：“啥名堂？签名嗯！”

“为啥签了这么多？”

“亲戚朋友都托我签一个，难道不应该？”

后头排队排得不耐烦的人挤拢来，都愤愤然叫道：“这耍的啥子把戏？……他龟儿，哪有这么多朋友亲戚？叫他龟儿说清楚！不准他龟儿走！”但一回头，人已不见了。

请愿

川路公司临时股东会议的会场里，长时间痛哭达到三十分钟时，列席会议的四川省商业厅厅长（劝业道）周善培坐不住了。他站起来说：“诸位在会场大哭是无济于事的，要保路就得请护院电奏才有办法。”

这“护院”就是护理四川总督的王人文，四川总督虽然已经宣布了是赵尔丰，但赵尔丰远在西藏，便由四川藩司王人文先行护理兼任。总督衙门都称“院”，于是王人文就成了“护院”。

周善培又说：“诸位且等几分钟，待我先去报告护院，把接见的地方预备一下，立刻来电话请诸位再去，比现在就去适当一点。”

周善培立即赶到了总督衙门，汇报了同志会的成立情况。王人文同意接见，周善培就从总督府打电话给川路公司。

从岳府街到总督府约有三四里路。浩浩荡荡的人群穿街走巷，高呼口号，煞是热闹。

据李劼人记载，请愿队伍由八旬老人、翰林院编修伍肇龄领头，“缓缓走出的是一大群气派十足的绅士们。穿公服的确实不少，但也有只穿一双薄底青缎官靴，戴顶有品级顶子的红缨纬帽或玉草帽，而一裹园的蓝绸长袍上，仅套了一件对门襟、大袖口的铁线纱马褂的……好些都是谘议局议员兼租股股东……后面又是潮涌的人。大约都是没有资格的，只管穿着各种各色长衫，偏没有一件马褂，也没有一顶纬帽和玉草凉帽，但声势却大，把站在两旁专看热闹的人都裹去了不少”。

一路游行到了藩司衙门，又把衙门口挤得水泄不通。为首的罗纶先进去，众人便在外边候着。不一会儿，见罗纶出来，后头居然跟着全套官服披挂的王人文，惊诧的人群开始热烈鼓掌。郭沫若日后感慨说：“一省总督部堂，尽管是署理，要出来和群众见面，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事体。”

藩司衙门的一个师爷搬来了一张太师椅，王人文就站在太师椅上向民众发表演说。“他真是再温和也没有，满脸都堆有笑容，很心平气和地说。他说，大家的来意由罗副议长已经传达了给他，他始终是表示同情的。他自己虽是贵州人，但是四川是他的祖籍，所以四川实际上是他的桑梓之邦。只要于国计民生有关休戚的事情，在他的职责上，无论怎样是要力争的，更何况是关于桑梓的利害。所以这次的问题，他对于朝廷要力争到底，在他在任的一天，他总决不负桑梓的希望。他希望大家安心。这真是从古以来所未有的奇事，以一个官僚而能和民众接近……素来是怕官怕惯了的百姓，得到了官府的这一道护符，他们还有什么顾忌呢？于是乎保路同志会的气势便真好像是在火上加油了……”

蔓延

清末，京汉铁路李家寨车站的铁路警察。铁路的巨大的运输能力打乱了地方原有运输市场的格局和工商秩序，反对修筑铁路的声浪也大了起来，保护铁路运输及其设施的巡警随之诞生。

扯起了大旗之后，保路同志会的“大波”便开始蔓延。“诸君子奔走狂呼，夜以继日，其热潮不可谓不烈也。”成都各街道、学校，省城外各州县纷纷挂牌，同志会迅速遍布全川。入会者，“一日之间，署名已几及万人，至三日则逾数万人……故旬日以来，分会成立，由总会报告者，实繁有徒。四川百四十余州县，虽协会尚未普立，然调查该会逐日报告书，盖已达于大多数矣”。（《西顾报》）

自成立之后20天，“观近日会员名册不下十万众”，可见“平日号为爱国者，当无不入其彀中”。自然，其中亦不乏“赵龙、钱虎、孙彪、李豹一类《施公案》《彭公案》上面的名字”。两个月后，“各地同志会之成立十已八九，全川人民联络一气”。

同志会的宣传造势能力很强，《西顾报》说：“吾川七千万人，省垣实为聚处人文之薮，平时最讲服从，素乏政治思想，独于是日同志会开幕，一呼而万人响应，及闻罗（纶）、程（莹度）、邓（孝可）诸君沉痛之演说，而万众皆泪不可仰（抑），均曰起起起！均曰死死死！甚有拂衣而起，似欲即吮仇人之血者。”

同志会在各地陆续开会者不止十次，每次不止数千人，激昂悲壮，热血愤涌，“而能整而有理，秩而有序”。而且，一开会就哭诉以调动会场情绪，这成为同志会的标准模式。民众也被感染，“抱有此路存亡，匹夫有责之义，可以一触即发矣”，“争起入会，犹若狂”。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称：“蜀人振臂一呼，集者数万……会中万众血男子，指不胜屈，有先死誓众者，有破指示决者……有官者弃官，有产者捐产……如欲一一数之，将穷白纸莫罄，此犹狂热之已表著者。”“无日无会，无会不数千人。报名者十五日内，无不纷至沓来，近方未艾。无男无女，无老无少，无富贵贫贱，无智愚贤不肖，无客籍西籍，莫不万众一心，心唯一的，惟知合同失利，惟知破约保路，直提出其灵魂于躯壳之外，以赴破约之一的。”

这有效地形成了示范效应，在从众心理驱使下，民众纷纷加入，唯恐人后。早在一年前，《国风报》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而争回路矿也，哄起应者千万人。明日而曰商办铁路也，哄而应者亦千万人。彼其所主张者，固非谬误也，然应声而来，盲从而去，能深察此事之真相与其所主张之理由者，则士无二三焉。”

一场大波浪中，大多数人随波逐流，一种“不顶不是四川人”的气氛俨然已经形成。